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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之糟粕

    纵观史册，持德者寡；展望当前，持术者多；人心失衡，患难不断。

    历史上的历朝历代，如果文恬武嬉，文官贪财又怕死，武官怕死又贪财。在上者昏庸信谗，宦官、外戚、藩镇专权，官场中贿赂成风，乡里中恶霸横行，这就是败亡的前兆。如同大厦、桥梁的朽腐尚可修复，而地基的颓圮，则将导致覆复。

    中国文化为西方文化迄今尚没有的专讲做人做事要遵守本分的哲学。这种理论，达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程度。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行，是其高度的概括。这就是中国文化之独到之处、可悲之处。而其最大的危害，则在于：官可不守，专为民备；上可不遵，下必履行。历代的官吏与现代的“公仆”们，均以此为枷锁，要黎民百姓或其下级俯首贴耳。

    中西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

    中国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胜古；中国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方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中国重节流，西方人重开源；中国人夸多识，而西方人重新知；中国人侧重于向内探索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取自由的手段，西方人侧重于向外探求，以发现世界和改造世界为达到自由的途径；中国人致力于变化自身，以适应外界环境，西方人则努力改变客体以满足主体的需要；中国人由于注重身心内外的谐调，而将道德作为文化体系的中心，西方人把知识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范畴；中国文化以人论为本位，西方文化以认识为本位。

    在社会伦理观上，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承认每个人有独立的人格，不相隶属。由于这种个性自由的肯定，便发展为民主与法治的政体。在西方个人是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中国以家族、集体、团体为本位。家族、集体、团体有如一个小型的社会，个人只能隶属于这个小型社会，必需把国家和这个小型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并且无条件地服从之。而个人的自由则是相对的、次要的，在两者间发生矛盾时，就得牺牲个人利益。这就是建立集权整治和人治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西方人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图极力研究事物构成的各个环节；中国人以伦理眼光看世界，往往从物象上面找到人自身的投影。西方人富于冒险精神，好作浪漫的奇想。中国人更多于守成的心理，以稳定压发展，以安定取代冒险。

    真权神授（政权神授）乃中国几千年来，虽经历次革命，仍未动摇过的文化传统。权力只集中在某一权威神授者身上，而成为“真命天子”、“英明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不论自我标榜什么主义，也难能例外。

    这种权力，不受人民大众的约束，不受政治集团的约束，而由这个集团的首脑人物来决定一切，统帅一切，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否定一切。

    政权的合法性，由执政党自我标榜，而不需人民大众来确认。法律的制定，也是由当政者自己的视野及观念作为本位的，从不顾及人民大众的尊严、人格、人权，更不承认国际公认的判断准则。在意识形态上，很难将不同价值观念包容进来。

    中国迄今，仍未走出一姓一家之国的文化典藉。国即是家，臣僚乃一家扈从，黎民乃一家之奴仆，家主即君主。虽雄才大略不乏其人，然昏庸无能之辈也常常玩弄权柄。而臣僚之升降、荣辱，仅仅取决于家主眉梢之一敛一放，口角之一喜一怒。而家主眉梢之敛放，口角之喜怒，又以他私家之利害得失为转移。乃天下为私之害也。也是中国迄今走不出贫穷、落后这一怪圈之根本原因。

    中国文化，大致分为君道、臣道和师道。君道是领导的哲学艺术；臣道也含领导艺术，不过有乘上启下的哲学与艺术；至于师道，则有：“用师者王，用友者霸，有徒者亡”之分。这里指：君王领导者以知识分子为师者，则可称王，如周文王称姜子牙为尚父，尊为师，而称王天下。汉高祖刘备用张良，诸葛亮为友，称霸于世。而以知识分子为徒，只能听命、服从，乖乖的作人，那必然会失败而亡。此乃历史是上兴衰成败之纪实。

    几千年来，人格化的权威崇拜，对中国老百姓而言，如同穿衣、吃饭、排便般地当为自然。其所派生的长幼尊卑，长官意志，人身依附等给中华民族所酿成的危害，迄今尚未被人们所共识。此乃国人之大不幸也。最可虑者，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所形成的堕性－－逆来顺守，因循苟且；推诿，附就。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并为我国历代统治者所完善和强化的儒教学说，造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弱点－－过分自省、自责的性格。这在老一代人们的身上犹为明显。这一代人太善良，思维方式太落后了。对决策者的过失、无能而酿成的苦果，既甘心情愿地承受之，也宽宏大量地对这些老交学费，而什么也学不会的“公仆”们之过失容忍之。甘愿作前进大道上坑坑洼洼的填充物。在吃尽这些“公仆”们决策过失带来的苦头之后，往往被什么“书记”、什么“长”的一通官话、空话、屁话蒙骗之后，立即忘乎其受骗、受辱之苦难，而又天真地恢复了轻信，反而痛哭流涕地自责、自省地检讨自己起来，说自己太没良心，错怪了人民的好“公仆”。

    真是太笨了，太愚不可及了，太悲哀了。为什么不首先想到让那些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绊脚石者们去填坑洼呢？正是我们民族被统治者熏陶的这种弱点，历史才能有此惊人的相似的面貌出现。

    几千年的旧传统，几十年的旧体制，构成了多少无形所绳索！比如：那过了时的红头文件，你敢不敢超越？那无所不在的关系网，你敢不敢破？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土地庙”，你敢不敢抗？在那“反修、防修”中熏陶出来的目光和调门，你敢不敢顶？这些东西组成了一种有形无形的强大阵容。难办的是：那强大的“阵容”里，有你的亲人、同仁和好友，他们都是你的同志。

    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阴魂不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家”、“天行常道”这些国粹，是压在我们民族身上过于沉重的梦魇。从王安石到毛泽东、邓小平迄今，中国经历了种种劫难，革新、革命与改革开放，可却始终摆脱不了落后与贫困，又常常演出愚不可及的、有辱国格的闹剧、笑剧、悲剧。这引起了无数志士仁人的反思、寻根。

    唯瞻马是首，上命难违乃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成法，也是目前法治的一大障碍。此辛亥革命迄今近百年来该清除而仍未清除的恶习。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

    几千年来，一直都是老百姓的是非曲直是相对的，而官老爷们的利害得失才是绝对的。中国为什么多灾多难？从历史中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怪那些决策者及执行者，他们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只考虑个人利害得失的官儿们。

    法无定法，吏非其人，乃根源也。

    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引进世界上先进的民主与法制，彻底地废除人治，是其出路。－－今天社会精神文明所面临的课题。

    回顾中国历史，魏、晋以讲门阀而著称，盛唐亦不免此结。马列主义的中国，作为封建文化的沉淀，却又浮渣再起，浮在社会各个层面，使人有今胜昔之感。衣、食、住、行、乐皆有级别之分。就是看电影、电视也得讲官衔。号称最先进的共产主义，竟然将封建文化发扬光大到一个新高度。

    长城是中国农业文化的象征，中国农业文化的特征，就是怕搬家。说得好听些，那叫“乐土重迁”，一动不如一静。为提防其子民乱搬家，因而筑了长城，一围就围了两千年。两千年来，生活在这个圈子面的人们并不富裕，也不快乐。但中国的子民却颇知命乐天。只要能凑凑合合地过日子，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个圈子里的大家长－－皇帝或总统或主席什么的，却走马灯地换来换去，可却没有能耐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实。

    这就是我们近代以前的那段历史。可是近世就变了，生活在城墙里的人，不仅想爬上城墙头向外看看，并且还想进一步到城墙外面去走走。当然，从城墙里走到城墙外，最好的办法，就是拆墙。不过拆墙这个词不雅，于上就美其名曰“现代化”。纵然学者专家对所谓现代化，有千言万语的诠释，归纳起来就是那么一句话：把墙外的喧嚣引进墙里来，将筑墙和拆墙合在一前，就是我们的整个历史。但从筑墙到拆墙我们的确跋涉了一段艰辛难言的历程

    如今，那道墙已拆得只剩断砖残垣。往日宁静的日子，真的变成旧梦不堪记了。

    既然无墙，就可以任意搬家了。虽然日子还是不好过，但人却像南来北往的飞鸿，处处无家处处家了。但情势虽变，景物已非，仍有许多人无所适从搬来搬去的生活，还遥想当年墙里的岁月。于是，万般无奈，只好四人凑合在一起，做一种把此情留待成追忆的运动“打麻将”。坐在那里不停地筑墙拆墙。

    国以官为本位，官以权为本位，权以私为本位。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根本制度。任何革命都无法解决的一个头疼而又棘手问题。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信誓旦旦，要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一旦取得了政权，就忘乎所以，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的维护者。执政后，大大小小的官员，运用手中之权，独裁、专制、以权谋私，权力私有化、权力资源化，已是家常便饭，举不胜举。其根本原因，是我们这个党，原封不动地继承了独裁、专制的封建主义衣钵。

    民以服从为本，民以为忍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迫上梁山，以暴力手段来结束这种统治，即改朝换代。可这种改朝换代，付出的代价是太惨重了，而结果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历史轮回。封建这个幽灵，不被彻底清除，我们这个民族永无出头之日。

    官贵民贱，为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化之糟粕，时至今日，仍无例外。昔日，人民称官为“老爷”、“大人”；而称民为“小人”、“小民”、“草民”。今日，虽不称“大人”、“老爷”，却必称“什么长”、“什么主任”、“什么书记”、“什么委员”，而副职也不能称“副什么长”。民虽然在口头上被捧为主人，官为“公仆”。但仆人训主人（官训民、斥民），处处可见，家常便饭。而民反驳或申诉，则视之为大逆不道，必遭不幸。以“三个代表”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所任命的各级官员，均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们的欺压、鱼肉人民，比去封建时代的“官老爷”，有过之而为不及。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和先进技术，一打就垮，但是如果没有优秀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精神，不打自垮。人生中很多事情要学着放松，但也有很多东西必须要抓紧 ,人在该吃苦不去吃苦，到不该吃苦时必定吃苦！

    中世纪中国向来有崇圣拜经的传统。满清诸帝都好自命“今圣”。雍正、乾隆尤其警惕人们非议时弊，一概斥作“狂吠”。于是百年社会基本稳定，造就的经济繁荣，反而成为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的屏风。二者的巨大反差，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越发剧烈。乾隆生前已出现蔓延川楚七省的白莲教造反，他刚死又因满洲权贵内閧而闹出“和审案”，正是映照“盛世”实相的两面。

国内的一种流行说法，“我们国情决定了”——就好像全球只有中国才有国情一样。其实，哪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情？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向别人学习。中国必须要把眼光放到国际上，尽可能把握大的趋势，研判哪些政策、体制、方法、组织形态能产生可持续的好效果。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更让人叹息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走出传统文化的误区，难道对英雄人物的奖励只有让其升官一条路？这样的做法，与古代社会给官员赏赐顶戴并无本质的区别。而且这样的做法只能加重现如今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从而将英雄人物的高尚和纯真庸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