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高清大图英文版:对知青上山下乡相关问题的一些思考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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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懂新中国的历史，不能忘了共和国于1966年~1976年间、历经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而在这场文革浩劫中的红卫兵，即后来又蜕变成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问题，同样是文革历史中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环。 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知青问题的由来，知青的蹉跎岁月，和知青问题的解决；以及“后知青”时代的状况，有些已经清楚了，有些则依然让人感到迷惑不解。为了不致于淡忘由于岁月的久远而模糊了事实的真相，本文试图就一些知青的相关问题作一些探索和作一点思考。 一、知青上山下乡的由来 众所周知，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现象，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那么，当年的知识青年倒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山下乡的？以及倒底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从最近《老年生活报》刊登的冯都同志的文章得知，原来：（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起苏联！ 冯都同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广大农村长期落后，经济不景气，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基础薄弱，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深感‘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１９５５年４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１９５４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２７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在困难局面下，在‘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１９５５年８月，北京６０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大荒原上举行了垦荒仪式，在白桦林中支起了帐篷。半个月后，他们开垦出１２００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１３．５万公斤粮食、３０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２０００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 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毛泽东知道后，考虑再三，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写信说：‘淮北的条件太差，还是去江西为好，那里气候与上海接近，吃的也是大米饭。’于是上海挑选了９６名男女共青团员和青年，由一名副市长亲自送到江西德安县的九仙岭下。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1955年4月，中共中央还批转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注1：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 下面是该批件相关内容的节录： 这一大批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互助合作、农业生产上，已显露出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和后备力量。社会舆论对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也开始表示欢迎，说“毛主席的办法对”。 “组织高小毕业生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不但是农村中进行各项活动的需要，而且可以发挥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有助于促使他们安于农村生活，热爱农业劳动。事实上，当前高小毕业生在农村大众文化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上是最活跃的。各地冬学和常年民校的教师中，高小毕业生一般均占三分之二以上。有许多毕业生在农村图书室、俱乐部、业余剧团等组织中都起了骨干的作用。有些几年来听不到歌声的地方，现在红火起来了。老年人说：‘这才像个办社会主义的样子！’在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统购统销、征集兵员中，许多高小毕业生都积极地进行学习和宣传。不少地方办广播筒、黑板报和搞读报组的工作，简直被他们‘包干’了。他们确是一支农村的文化大军。我们和各地同志研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留乡的高小毕业生将达一千几百万人，如果我们能组织他们每个人平均在三年之中扫除十个文盲，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目前主要是要把这些工作进一步有计划地大量地组织起来，积极地给以领导和支持。又如河南郾城县有一个区的联合诊所曾为该区每个合作社训练了一名卫生员，在开展公共卫生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各级团组织只要多加注意，在这方面可作的事情是很多的。” 根据以上的材料和目前可查证的资料确实可以证实：共和国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1955年8月！ 共和国的第一批知青就是当年北京的60名青年，率先组织了志愿垦荒队，直奔赴北大荒的萝北县，并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 他们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大荒原上还举行了庄重的垦荒仪式。另外，在出发前的八月三十日，胡耀邦同志曾把一面“北京市志愿恳荒队”的锦旗授给了这个志愿垦荒队。（注2：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 同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专题，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最高指示”，在文革中，曾进行了大肆的宣传鼓动，在当时的确是知青到农村去的动力源泉之一。 后来，陆续有“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从以上这些材料可以充分说明： 1、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的封锁；以及缺乏对治理一个有着近六亿人口的大国的执政经验，向苏联“一面倒”，一切向苏联学习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所以，当年组织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向苏联学习的，或者说是受苏联的启发而实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组织、促进、实施、和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未名曾在《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一文中写道：“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3、当时的共和国刚从连年的战争环境中走出来，工业、手工业、商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城市的就业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面对每年大量毕业的高小生、初中生，要全部解决他们的就业，的确是勉为其难。而动员暂时不能就业的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不失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4、知青上山下乡初期的目的。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固然有解决城市就业难题的一面，或者是说解决当时的“粮食困难”问题，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时的决策者急于要加快改变当时农村的落后面貌，解决农村缺少文化的现实问题，争取“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 5、当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员，总体上来说是维持在当年中的一个较小的数量级，更多的从小学、中学里毕业出来的青年学生则是参军入伍，或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或就业在工矿、手工业领域、商业等各种渠道中。 所以，当年假使已到了农村去的知青，在生活上有困难，或有问题，也只能是点上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与文革中老三届学生全部下放，以及后来连续几年大规模的下放青年学生，数量达到了几千万人之巨，所能产生的社会性问题暴发出来的能量，远远所不能比拟的。 6、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维持了不长的一段时间，随着“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兴起，尤其是大炼钢铁运动的开展而暂时堰旗息鼓。 直到三年自然灾害，中央对经济政策作出了果断而大刀阔斧的调正后，才又出现了一个工厂工人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的高潮。 关于五十年代和文革后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多少年后的1981年，国务院的知青办有一个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看法，主要内容为： “十月　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５０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１０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摘自未名《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这个经验教训是国家花了巨额的资金，知青们则是付出了宝贵的十年青春而换来的沉痛的教训 2009-4-1文章来源：大巴山-知青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