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情报处

　　战斗在古城西安的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的——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简称西情处）曾得到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贺龙、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等的高度称赞。 　　中央直属西安情报处于1945年经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任副处长。 　　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频频电示，要求西情处收集有关情报。西情处的同志们，特别是情报组的蔡茂林、吴宗鲁、文稚青、屈伸及机要组的王惠今、高秀芳、杨碧桃等，共同努力，在宜川战役前后几次把关于胡宗南军事动态、军力部署电告中央，提供了500多字的胡宗南在陕北的兵力部署情况。 　　毛主席在看到西情处情报后说：“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宜川大捷后，1948年7月12日，中央给西情处来电说：“一年来，你们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颇大，今后战争将继续向南发展，望继续努力，多加搜集西北蒋胡匪帮军事情报。”为此周恩来副主席还批给了西情处一大笔活动经费。 　　为了从各方面搜集敌人的情报，西情处先后利用各种手段，与敌人斗智斗勇，在西安地区先后共掌握了8部电台供西情处使用。最早的一部电台就设在西北行营主任熊斌的住处“止园”。其中还有两台分别设在大莲花池街7号院后院王超北家里和东柳巷一号李满堂的后院楼上。而第八部电台也是最后一部电台，建立在陕西省电政管理局的250瓦特大型国际电台上，一直与中央联系到西安解放。 　　从1939年到1949年，西情处（西情处虽然正式成立于1945年，但其实际工作从1939年即开始）共向中央发电报2400多份，约30万字。在白色恐怖的极端恶劣环境中，西情处一直坚持与中央电台的联系，这些电台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一靠中央的正确领导，二靠群众的掩护，三靠情报工作者的机智勇敢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国民党加剧了反共摩擦活动，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制造了150多起摩擦事件，其中属于军事进攻的就有20多起。西安市内的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派在火车站看守仓库的4位同志，先后“失踪”。国民党在全国同样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杀害八路军、共产党的惨案。其中有1939年6月，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全部惨遭杀害；同时，河北省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400余人遇害；同年11月，国民党特务和军队，制造了闻名的“确山惨案”。国民党的这些法西斯血腥暴行告诉我们，胡宗南完全有可能在一天早晨，奉蒋密令，突然包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再制造一起惨案。 　　1940年冬，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伍云甫找到王超北，对王说：鉴于全国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通讯联络机构，不断遭受国民党的突然袭击而发生流血事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同样受到胡宗南的严重威胁，办事处又不允许设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为了防止意外事变，亟需在西安建立一部秘密电台，一旦遇到胡宗南突然袭击西安“八办”时，我们可以用秘密电台同中央联系。 　　王超北面对伍云甫同志的重托，欣然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迫切的任务，他经过精心策划设法从上海搞到一部电台，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番安排，第一部秘密电台建立起来了，电台就设在原杨虎城将军公馆“止园”的内院，开始了和延安的电台联系。 　　1946年，国民党积极发动全面内战，陕西和全国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西安市内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军、警、宪、特、团虎视眈眈。西情处直接支持和平民主的力量，并将西安的情况电告中央。 　　毛泽东主席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西安的《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态度鲜明，为欢迎毛主席到重庆而写的社论，非常精彩，社论的题目是《团结在望，国家之光——欣闻毛泽东先生抵达重庆》。社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热烈讴歌，受到全国进步舆论的一致好评。反动派如坐针毡，暴跳如雷，祝绍周、谷正鼎、杨尔瑛等反动头子，说它比共产党还可恨，特务立即写黑信，将子弹装在信中进行恐吓。 　　西情处当即给中央发电报，报告了恐吓黑信的内容，又将收到的新华社的广播稿及新华社的新闻电讯，全部供给《联合版》，使《联合版》在西安的影响不断增大。但是西安的法西斯采取了种种暴行和恶劣手段，使《联合版》被迫停刊。 　　胡宗南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一个更加罪恶的阴谋计划正在进行之中，他们决定暗杀《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并拟定了逮捕名单，还要特别处置杜斌丞。西情处紧急电告中央，同时设法告知有关人员。由于李敷仁对敌人的凶恶本性估计不足，不幸惨遭毒手。 　　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西情处即向中央发电，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工委统战部长吕剑人、组织部长王俊、西安市工委书记韩夏存等，立即千方百计，不惜代价进行组织营救，好在敌人的罪恶子弹未击中李敷仁要害，关中地委派人将李敷仁送到延安，伤愈后，毛主席接见了李敷仁，高度赞扬了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怕牺牲，为老百姓办报的革命精神。 　　1947年8月10日凌晨，全城的人们还在熟睡之中，建立在国民党陕西盐务局的西安电台仍在紧张的工作——向延安发电报，发电报者就是西情处四号秘密电台台长胡家兆，电报的内容是关于胡宗南新的作战计划。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一片寂静，一群凶神恶煞的特务踢开门闯进了发报室，正在全神贯注发电报的胡家兆手中的密码被夺走，一副冰冷的手拷戴在了胡家兆的手上。特务将胡家兆押入位于太阳庙门街至善巷13号——西北特种拘留所秘密监狱。 　　两天以后，西情处的机要科长王释奇也在梆子市街杂货铺门口被特务逮捕，一同关在秘密监狱。 　　胡家兆、王释奇两人被捕后，军统特务即对他们严刑逼供，酷刑用遍，胡家兆、王释奇始终坚贞不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情报工作的机密。党组织一直在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加之李茂堂的特殊关系，最后军统判处胡家兆有期徒刑12年，王释奇10年，后来被捕的西情处保卫科长梅永和判刑5年。西情处将三人被判刑的情况电告中央，中央来电表示深切慰问，并资助救护费用。胡家兆同志因受刑过重，不久牺牲于狱中，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杜斌丞是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是我党的忠诚朋友。蒋胡集团曾用高官厚禄拉拢他，被他严辞拒绝，因此，蒋胡集团对他恨之入骨，把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西情处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杜先生的个人安危非常关切，不断加强情报工作，并及时报告中央。 　　据李茂堂获悉，军统将陕西名流及教育界进步人士和十七路军退休军人张翔初、杜斌丞、成柏仁、杨子廉、李虎臣、王菊人、杨明轩等百人列入要加害的黑名单。 　　中央电示，西情处设法告知杜老，让其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并提供必要的帮助。在西情处获得了祝绍周的“杜斌丞、向柏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据，速即查办”的情报后。西情处处长王超北设法当面告诉杜先生上述情报，但杜先生并未完全看透胡宗南和祝绍周的凶狠本质，认为他是有一定地位的知名人士，蒋胡不至于马上对他下毒手。 　　1947年3月20日，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古城西安，乌云翻滚，寒风瑟瑟。就在胡宗南侵占延安的第二天，敌人采取了极其卑鄙的栽赃诬陷手段，逮捕了杜斌丞先生，同时被捕的还有王菊人先生。西情处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中央：“杜斌丞先生和他的侍从杜良民与王菊人均被逮捕。”中央回电：指示西情处注意敌迫害杜的进一步阴谋，随即电告，并让西情处注意自身安全。 　　1947年10月7日，敌人以捏造诬陷的贩毒罪，把杜斌丞先生等多位革命者杀害于西安古城的玉祥门外，古城西安被血雨腥风所笼罩。 　　情报的重要性表现在军事上显得尤其突出，西情处在军事情报工作中，也作出卓越贡献。邯郸战役是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前发生的，在战役发生的前两个多星期，当国民党军队出动后，西情处就向中央发出了“酉江电”，及时地向中央报告了国民党军的数量，进攻路线，进攻时间，使我军为取得战争的胜利，争取了主动。 　　1946年11月18日，在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起草了《关于暂时放弃延安的指示》。而早在1月1日，西情处的“子东电”就向中央反映了胡宗南叫嚣进攻延安的动向。1946年5月1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进行督促动员，西情处又把蒋胡企图打延安的新动向于6月21日向中央发出了 “已马电”。中央接到西情处的几份电报后，于5月22日回电，认为西情处的军事情报质量很好，对了解敌情很有帮助，这使西情处的同志们深感欣慰。 　　1947年8月10日夜，夜深人静，西情处打入胡宗南总部的情报员吴宗鲁送来紧急情报：我军攻榆林，榆林向蒋介石告急。蒋闻讯大为震惊，于8月7日亲自飞抵西安，命令胡宗南率部北上，并命整编36师师长钟松率该师123、165旅轻装组成快速兵团，沿咸榆公路增援榆林。西情处立即将此电告中央。而钟松到达榆林后，自以为援榆有功，误认为我军闻讯逃跑，掉头南下追击我军。我军佯作东渡黄河之态，钟松贪功冒进，陷入彭总设下的包围圈，大部被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家店战役。8月20日中央来电通告西情处：“西北战局已根本改变，解放军已开始反攻。”事实上肯定了西情处沙家店战役前的情报工作，同时也对西情处的工作予以鼓励。 　　在沙家店大捷鼓舞下，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中央多次电示西情处，注意搜集胡宗南军动态及军事意图。1947年11月15日又来电问：“胡军最近动态如何？胡宗南现在何处？”西情处很快了解到胡宗南部的董钊整一军，从陕北出潼关去河南对付陈谢兵图，陕北只剩刘勘部的整29军，守宜川的只有何文鼎的76师24旅约5000人。西情处把这一情报电告中央。并在宜川战役前先后几次把关于胡宗南的军事动态、军力部署电告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2月27日500多字的“丑感电”。 　　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阎揆要等领导在获悉重要情报后，率领指挥西北野战军，于2月28日，对宜川发起进攻，至3月3日，宜川战役胜利结束。1948年7月12日，中央来电说：一年来，你们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颇大。今后我军将继续向南发展，望继续努力，加紧搜集西北蒋胡匪帮的军事情报。 　　这些潜伏在西安国民党敌特机关的西情处的同志们，用自己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壮歌，为党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情报搜集到以后，传递情报也要及时，当时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一是电报，一是靠交通员传送。电台的优势是迅速及时。但是有些文字太长，如军政会议的记录、成册的机密文件资料图表、成册的武器弹药统计等材料，就必须由地下交通员输送。为此，西情处先后建立了东路、南路、北路三条秘密交通线，人称红色交通线。比如，东路地下秘密交通线是沿陇海铁路到华阴车站，渡过渭河，北经朝邑、澄城两县，过黄龙山至洛川旧县，偷越封锁线，进入边区富县、茶坊。秘密交通线，除运送秘密情报外，还负责护送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及进步人士。西情处这条交通线先后护送了潘自力、张瑞华（聂帅夫人）、张琴抚等百余人去延安解放区。 　　为了加强同重庆方面的联系，西情处又建立了南路地下交通线。南路交通线最早是共产党员武志平开辟的，武志平当时是活跃于川陕的著名老交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杨虎城部孙蔚如的38军少校联络参谋。1933年，他通过大巴山历尽艰难险阻，完成了川北红军与杨虎城部孙蔚如38军签订共同抗日反蒋的“巴山之盟”。事后被蒋介石觉察，因此，武志平受到蒋介石的通缉。 　　荔北战役以后，西北地区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大好，为了保证西情处的安全和迎接西安市的解放，地下党组织认为应该组织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此时，西情处从西安绥署方面获得情报，胡宗南要扩编西安市民众自卫队。 　　由于胡宗南的主力已受到歼灭性的打击，不仅野战军没有力量，城防也很空虚，他想把西安市原来的民众基干队扩编为民众自卫总队。自卫总队是西安市的武装，当时西安市是院属直辖市，因此，胡宗南便以中央行政院名义，电令西安市政府，把原基干队扩编为12个大队，辖23个中队的西安市民众自卫总队，共有官兵2000余人，总队长由西安市长兼任，设立专职副总队长一人，以掌握领导自卫总队的全面工作。各大队长由各区区长兼任，另设专职副大队长。主要任务是协助正规军防守西安城和维护社会“治安”。王超北决定将这支自卫总队控制在党的手里，以迎接解放军入城和保卫西安市。西情处将此情报电告中央，中央同意，并指示要慎重行事。 　　王超北要控制自卫总队，关键一点是把专职副总队长争取到手。西情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最后决定将闵继骞派去做这个专职副总队长。 　　闵继骞是陕西渭南人，1930年在中共陕西省委和王超北一起工作过，时任胡宗南的中央党校第七分校驻西安办事处少将主任，本人和胡宗南的高级幕僚都有关系。经中央同意后，王超北做闵继骞的工作，闵表示很愿意争取这个职位，愿意为党做工作。 　　王超北经过艰苦细致、曲折复杂的工作，使胡宗南下手令任命了闵继骞为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 　　西安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7日，解放军逼近渭河北岸，西安警备司令见势不妙，准备逃跑，便命令自卫总队接替西安城防。18日，西安城已可以听到解放军的炮声，西安城内的军警宪特一片惊慌，秩序大乱。胡宗南下令炸工厂、机器，破坏西安市的市政设施，王超北以地下党组织的名义，向闵继骞提出，自卫总队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主要机关、工厂和档案，加强岗哨巡逻，防止敌人破坏捣乱。由于解放大军的迅速入城，胡宗南企图炸毁西安城这一阴谋没有得逞。 　　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率部进入西安市。自卫总队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的行列，王超北、李茂堂和闵继骞等人一同去见罗元发，向他介绍西安地下党组织和自卫总队的情况。罗元发指示自卫总队开赴指定地点，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几天后，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奉命改编为第六军第十六师的补充团，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行列。 　　西安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西情处也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