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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部党組工作检查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上午

周 揚

文化部的检查情况，我看了汇报。你们自己不满意，我也不满意。工作落后于形势，很被动。现在已经被动、落后，继续被动、落后下去，就要继续犯错误。不改变这种情况，就要瓦解領导。

要改变这种情况。不管党组，还是下边看法有多大距离，对工农兵的看法，对主席的批评，有距离是很自然的，不一致是难免的。问題是不清除认识上的距离，就不可能領导好这个运动。首先是領导有没有一致起来? 照现在这种作法开党组会，党组书记检查，然后一个一个过，在这里能检查的好吗? 检查不好，下不了楼。

出路只有一条：彻底发动群众，揭露问題，下决心引火烧身。象现在你们在这里检查讨论，下面还是搞下面的，如何能深入?

问題的性质，中央已经讲的很清楚。应该教育大家，发动大家揭露更多的问題。在烈火中求新生，要烧透。除了这个办法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是采取革命的方法，还是老一套的方法；是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还是书生的方法。只能采取革命的方法。有人说文化部党组是反革命，是修正主义集团，也好嘛！让他说嘛！就怕群众的意见出不来。

现在谈谈知与行的问題。

一、知的問題。

知不容易，知道了，行动了沒有呢? 都是问題。知，就是认识，那么究竟认识到问題的严重性没有呢? 我的认识也很迟，我们的文艺方向是离开了工农兵的方向，走了资本主义方向。主要问題是在1961和1962年这一段。我有责任，默涵同志也有责任，难道你们没有责任。

严重的考验有两次。一次是右派分子的进攻。反右斗争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反右以后，形势很好，党中央提出了总路线、三面红旗。1958年后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以后出现了一个低潮。由于我们没有总结经验教训，使文艺工作又离开了总路线。在1961和1962年是很大的动摇，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事后才看清楚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次社会主义革命，时间更长，更加激烈。

1957年右派进攻时问较短，我们反复的也短，1961年、1962年里风刮的时间长，我们反复的时间也长。因此，我们的“四清”、“五反”要搞彻底，时间更长，这是个大革命。中央说，农村三分之一的人不在我们手里，恐怕我们文艺部门不只三分之一。农村有的地方就是有反革命，国民党、地主、富农在向我们进攻。这是总的形势，事后才看清楚了。我是在去年下牛年才感到文艺部门问題很严重，就已经很落后了，可是有的同志比我还落后。我曾数次向文化部提出路线问題方向问題，但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甚至连主席讲的话，也重视不够。主席的话不是开玩笑的，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不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为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再不改变就要换牌子。这还不严重吗? 现在要纠正过来，要清算。

《文艺八条》没有强调作品要表现工农兵，没有强调作家要深入工农兵。思想改造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也不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强调的也不够，是有问題的。因此有的人说要给《文艺八条》立碑。1962年开广州会议，纠正缺点是对的，但对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没有警惕。

戏曲问題，1960年开了会。我也批评过“传统戏与现代戏不能平起平坐”的说法，还批评了以现代戏为綱，说应以现代戏为主。实际在1961年就用京剧演了《白毛女》《智取威虎山》。演现代戏不是題材问題，而是要不要反映工农兵的问題。由于过去思想不明确，结果搞得话剧也不演工农兵的戏了。如青年艺术剧院计划75％演现代戏，我们却批评了吴雪同志，这个批评是不对的，以后他们排演了《费加罗的婚礼》，这是放弃了青年艺术剧院的革命阵地。不仅文化部有责任，中宣部也有很大的责任。中宣部有错误，难道文化部就没有错误? 工作长期严重落后，难道你们不承认? 究竟有那几个话剧是中央搞出来的? 我不是批评文化部，而是大家都有责任。方向不明，工作自然落后。我们在文艺战线上打了败仗。要正视这些问題，才不会泄气。要奋发图强，“失败者成功之母”。《霓虹灯下的哨兵》、《兵临城下》是军队搞出来的。军队不落后，地方也不落后，我们落后了。那一个好剧本是我们搞出来的? 而地方搞出来了不少，而你总应当有一个吗！一个也沒有。不只是话剧落后，其他剧种也是如此。我们这里有专家，有权威，但没有产品。下面有时顶，顶得对。过去我们是过份相信权威了。

方向不对头，工作严重落后了。中宣部有错误，文化部党组有错误。一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二是自己就喜欢，自己在提倡。三十年代的问題，不是三十年代本身的问題，而是如何对待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的问題。瞿白音的文章就是说“今不如昔”，说三十年代比现在好。有一段时期，是走了资产阶级方向，工作严重落后，没有为工农兵服务。党组知道了沒有? 群众知道了沒有? 听说你们的团代会上，有的人听了传达报告哭了，这是好的。证明下面有好人，也有好的单位。把是非划清楚，不能说所有的问題，所有的人都错了，但现在主要是批判错误。下边也有是非，要把是非、敌我划清楚。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是为工农兵服务，还是脱离工农兵。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这些都是大是大非问題。大量的还是人民内部问題、但大是大非。关系到路线、方向的问題要检查清楚。不从这方面检查，不和群众见面，检查两个月也不行。

知道是知道了。但经过运动，各级領导要有个变化，把坚持搞社会主义的人提拔上来。不是做不做部长问題，是还革命不革命、还做不做共产党员的问題，是搞社会主义的先锋队，还是搞资本主义先锋队。要起来革我们自己的命。农村的阶级斗争早已感觉到了，现在文化部门的阶级斗争也感觉到了。不自觉革命，民主革命时期的左翼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会转化为右翼。

文化部首先要带头引火烧身，大力发动群众揭发问題。对革命有抵触的領导人可以撤换嘛！谁眞正革命谁就可以做領导。自己关门谈，问題谈不清，要认识自己的错误没有群众的帮助是不行的。你根本脱离群众，怎么能把问題谈清楚，要照自己的镜子，就要靠别人照，没有群众的帮助不可能看清问題，认识问題。好象照鏡子一样，不照鏡子看不清自己的脸，就是脏也不知道脏在那里。

过去群众不满意，现在这样做更难叫群众满意。现在主要是启发群众、发动群众。不要怕乱。各种意见都可以谈。要准备它乱，乱也不会搞暴动，最多不过是说些难听的话，那有什么关系呢。

问題的性质，中央已经指示的很清楚了，就是方向错误。现在就是要揭露、批判。自己批判自己，人家也批判自己。先批划自己，再批判别人。让大家都起来为工农兵方向奋斗。

二、行动問題。

要有实际行动。除有一、二人应付门市外，大多数同志要以检查工作为主、除必须做的少量工作以外，必须全力投入检查。自己的命都没有革，怎么能領导革命。只有革命以后，才能贯彻党的方针。

检查的方法要重新考虑。文化部人多、问題多、战线长，要有步骤。首先整党组本身和自己管理的直属单位。在这两个月内集中力量检查，国庆以后再考虑下去的问題。戏曲方面问題很多，但通过京剧会演，问題已经清楚了。过去是错了，演了鬼戏、坏戏要承认错误，把材料印行出来就行了。让大家批判。

怎么搞法：分门别类，一条战线一条战线搞。首先揭发问題，揭发文艺方向、文艺路线问題，即是否执行了工农兵的方向问題。是党的路线呢，还是别的什么路线? 电影，可以组织一条战线，先进行，把所有的材料都拿出来，請大家讨论。现在这种搞法很分散不行。像电影学院究竟搞些什么? 也要查清。上海比我们高明，先不必去管，先搞好我们自己的单位。

我同荒煤同志讲过，电影剧本由那里审查，要重新订出制度。如上海的剧本，我们有意见，主送上海市委宣传部，抄送上海电影局和电影厂。否则你指挥，他也指挥，不好办。

我们工作做坏了，就要請大家帮助。要印发材料，要组织人写文章，要投入战斗。报纸上已在写文章批评《北国江南》，你们不参加，不管，怎么能領导呢?

夏衍同志是电影界的老同志，是“老头子”了。有人说“祖师爷”，这是指话剧界的田汉、电影界的夏衍等。当然夏衍同志同田汉不一样，夏历来工作做得很多，但要注意电影界有的人听夏衍的话，却不听党的话，上海就感到有这个问題嘛！好像邦会，領袖【「邦会，領袖」，原文如此。 】。是无形的还是有形的領袖。夏衍同志一定要头脑清楚，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題，人家把你搞成这个地位，对自己很不利。1962年《文汇报》刊登了访问阳翰笙、于伶的访问记(连登了六天)，鼓吹自己三十年代的作品怎么对、怎么好。为什么这样鼓吹呢? 即使有功劳，将来由搞历史的人来写嘛！说那时好的很，就是暗示现在的电影不行。瞿白音的文章和信是突出的典型，就是说三十年代好，否定现在。瞿白音的信里说袁文殊带海气(出国刚回)，什么海气，还不是说资产阶级电影好！还提出搞皮包公司。你们可以加按语，印发这个材料。挑选那些听了传达“哭”的人来写文章批判。要革命，要搞彻底。革命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彻底改变现状。不要怕乱，不要一级又一级的搞。你在北京，中央批评了你，却不告诉大家，一个多月了还不知道消息，这怎么能行呢？来不及作检查报告，先告诉人家一声嘛！怕乱，还是要乱，越怕越乱。要把材料一个一个的打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

电影，批评三十年代是对的。荒煤同志批评夏衍三十年代的问題也对，但电影多是荒煤同志具体領导的，也有责任。也应当检查。审查片子要重新订制度。那些片子文化部党组审查。不行，可以提到中宣部。我们这些人有多大错误总不会是反革命嘛！有缺点、错误都讲出来，怕什么！ 

电影、出了许多片子，是谁批准的，花了多少钱?《北国江南》为什么印八百多个拷贝，为什么《二月》要输送到外国去? 这些问題要查清。《二月》、《北国江南》是典型，人性论、人道主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间人物问題都有。中宣部打算請示中央公开放映这两部片子，进行讨论批判。文化部要首先想这些问題。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或在会上反对，或在文章上反对，在烈火中求新生，彻底划清界线。不是抽象地检查，要印发材料，要在报上印发文章。

电影完了接着搞音乐、舞蹈、话剧。音乐方面的材料要排列一下，找些年青人整理出来，看看文化部有哪些责任。像李凌等人的一些有问題的文章也要印发给大家讨论。不管谁写的，有问題的都要印。把戏曲、音乐、话剧这条战线组织好，直属单位一起来搞。艺术院校单独由教育司搞不行，整不了。不采取革命的办法，按行政的一套搞不行。电影学院要完全归电影局搞。有权管的不管，不需要管的却拚命去管，象上海就不用多管嘛！过去有个架子，中央文化部的牌子大，你去了，人家谁不重视。我过去对你们批评得少。抓创作，怎么抓，思想不明确，自己的问題没有解决，抓不出好作品，只能抓出个《二月》来，抓不出《霓虹灯下的哨兵》那样的作品。

十几年了，问題大致上清楚了。离开了群众，怎么能够搞清楚呢！把材料印发出来，组织大家讨论。《二月》、《北国江南》、音乐方面讨论的问題，都印出来，有意见就提，一讨论就清楚了。现在是官僚主义的方法，不行。我是官僚主义，你们也是官僚主义，彼此，彼此。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来改，采取革命的办法，群众路线的办法。自己写的文章、讲的话不好，也可以印发交给大家讨论嘛！

我主张成立办公室的目的，就是要整理材料，印发给大家，讨论批判，要革命。检讨也可以印发出来讨论。要作战斗的安排，要作战。文物方面也可以传达，只是准备，提意见。

要分战线一环一环地搞。可分为：

电影(包括电影学院)。

艺术(戏剧、音乐、舞蹈)艺术教育。

出版。

把问題先揭露出来，看出有什么问題，然后考虑组织整顿。要革命，要領导好，不管资格多么老，搞不好宁肯调个青年来接替。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你们实在不行，只好請示中央解散文化部，我们請求处分。

以上《在文化部党組工作检查會議上的講話》，是以西元1967年7月「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組织联絡站」、「紅代会北京师大井岡山公社中文系联合大队」合编之《彻底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揚在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供内部批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