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黄华著，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相继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哀思之中。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人妖颠倒，鬼魅横行。生产停滞，百业凋敝，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加紧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政治局常委征得政治局许多委员和老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及部分骨干实行隔离审查。这一行动代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凶险阴谋，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一公布，举国欢庆，全国几百个大小城市和各地农村的亿万人民自动走上街头，连续三天举行庆祝游行。我们在纽约代表团里也聚餐饮酒，庆祝打倒四人帮的胜利。

　　12月1日，我接到中央的调令，要我在十天内完成辞行拜会并回国。当时我的下腰椎病急性发作，只好用电话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常驻代表、各友好国家大使、美国朋友和华人朋友道别，于12日回到北京。

　　我抵达北京机场后，一下飞机，就看到外交部全体副部长如徐以新、韩念龙、何英、仲曦东、王海容等都来接机。我还没有来得及询问，王海容告诉我说，中央决定让我担任外交部长。乔冠华因投靠四人帮，已被撤职。外交部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长期领导的重要部门，绝大多数干部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始终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有抵制和斗争。江青一伙为抢班夺权，自然不能放过这一要害部门，对外交部的文化革命插手很深，使外交部成了文革的重灾区，文革一开始几乎所有驻外使馆的大使和参赞被调回国，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整被斗。四人帮使用卑鄙的手段蒙骗广大群众，企图打倒周恩来和陈毅，再次打倒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外交部曾开会批判周总理，诬蔑他执行“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消灭民族解放斗争”)的外交路线。江青掌握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曾派员到外交部，煽动夺权。随后，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夺权，部领导瘫痪，使外交大权旁落达一个多月之久。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发生了万人围攻人民大会堂、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事件，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1975年夏，外交部内一小撮人贴出大字报批判邓小平搞卖国外交。文革后期，江青把乔冠华进一步拉拢过去。据后来查出的四人帮拟定的名单，乔被定为副总理兼外长。

　　我回京后第二天，应邀去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他对我说：“乔冠华太不像话，陷入四人帮的泥潭，已经没到了这里了，”他举起手来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上面，接着说，“政治局要你回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过后，我去看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简单地介绍了打倒四人帮的过程。这时我才知道，为革命多次建功立业的叶剑英同志在我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采取果断措施，又一次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叶帅一贯抵制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倒行逆施，因此被四人帮视为眼中钉，对叶帅横加迫害，监视他的一言一行。记得1976年6月，我从纽约回国述职，去看望叶帅，他为防止窃听，把客厅的收音机的声音放得很大，但我们两人的交谈也无法进行了。于是叶帅建议我们到当时奉江青之命不对群众开放的北海公园去。我们在仿膳饭店门前的湖边，坐在两把椅子上喝着一壶清茶谈话，他的秘书警卫则四散去附近钓鱼。叶帅对国内局势异常担忧和不满，不过他对老干部和军队很有信心，并认为广大群众也只是对四人帮敢怒不敢言而已。果然，不到半年之后，四人帮垮台，全国欢腾，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

　　对于乔冠华，人们并不缺乏了解。根据张颖同志（章文晋副部长的夫人）在她著的《外交风云亲历记》一书中回忆，1974年冬天，她陪同时任驻加拿大大使的章文晋回国述职，向乔冠华部长汇报工作。乔冠华和章含之请他夫妇俩到家里坐。乔冠华对张颖谈起国内文革状况，重点是谈江青。乔冠华说江青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称赞重用。又说江青认为张颖很能干，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张颖去文化组负责工作。乔冠华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章含之则对章文晋说，江青对他有好感，很欣赏他。显然，乔冠华、章含之认为时机已到，直接抬出江青的旗帜，为江青收罗人才，拉帮结伙。这段回忆十分深刻鲜明地展示出乔冠华、章含之的丑恶心态。

　　1977年，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进一步揭露他们的罪行。外交部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追随江青和反对周总理的乔冠华和章含之愤怒揭发谴责，开了两次外交部全体大会对他们进行批判。

　　我与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他的前妻龚澎同志是我在燕大的校友。龚澎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业务能力和政治思想都很强，是女干部中的杰出人才。在重庆时期，外事工作方面她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我对她一向敬重，可惜她在文革中过于紧张劳累，英年早逝。我在干校劳动时闻此噩耗，深为痛惜。乔冠华颇有文采，所写时事述评受到读者欢迎，得到组织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点也非常突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不思改造，反而怨天尤人，这严重地阻碍了他的进步，也影响了他同领导和同志的关系，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和李克农同志多次的严肃批评。文革后期，他参加了对周总理的无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广大干部的非议，他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观支配下终于投靠江青一伙。

　　因为看到文革时期外交部的工作严重耽误，我深感目前应抓紧恢复工作，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这也是外交部同志们普遍的急切心愿，故对批乔适可而止。但是，外交部内部的极左残余和派性仍表现顽固，工作秩序还没有走上正轨。

　　1978年，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精神上取得解放。为了切实拨乱反正，全党全国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和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外交部也以这种精神对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清理，使正气上升，整个集体走上团结奋力的轨道。

　　正确的干部政策是外交工作的重要保证。我回部不久即陆续恢复了那些被无端地靠边站的德才兼备的干部的职务，调整了部和司的建制，并把分散在五个省的五七干校劳动的四千多名干部陆续调回外交部和部属单位，充实了国内和各驻外使领馆的干部队伍。

　　外交部长的工作是繁重的。首先作为中央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执行机构和参谋部，外交部各地区司和业务司忙于办案、调研，上呈请示、建议和对策，组团出访和出席国际会议，接待各国官方代表团的访问，参加有关重大问题的谈判和交涉，向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重要外交事务作出报告。在我任职期间，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美建交、处理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联合公报的谈判和发表，就香港回归问题做前期准备，开始改善同印度和苏联的关系，陪同中央领导同志或率团对亚、非、拉、欧、美五十二个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参与和同多位来访的外交部长或国家领导人会谈。

　　在办公室和住所，每天要阅批大量的文件。周总理生前常教育我们说，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外事无小事。我理解，凡是政策性和对外表态的口径，甚至说词，负责人应亲自过目。我们尤其注意请示报告，主动取得中央的领导和指示，避免发生任何差错。外交部工作的特点是急电多，尤其是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来的急电或特急提前电报多，而且往往是傍晚发来，限在午夜之前批复，以便我常驻代表团能在纽约时间次日上午及时发言表态或投票。好在纽约和北京有十二小时的时差，这为代表团的请示赢得时间。有时一些特急电报从纽约发到外交部送到我住处阅批，有的由机要通信员立等并即刻送请小平同志审批。那时小平同志听力还好，有时就在电话里向他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