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江万春园:宁波商人的商业活动的探究以及与龙游商帮的比较

宁波商人的商业活动的探究以及与龙游商帮的比较

商帮是商人以地缘为纽带组合而成的的松散群体，明清时期，在中国有十大商帮，晋商、徽商、闽商、粤商、洞庭商、龙游商、宁波商、江右商、陕西商帮、山东商帮。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属鄞县、慈溪、镇海、定海、奉化、象山、宁海七县的商人。宁波府地处沿海，山多田少。如镇海县“滨大海，居斥卤之中，其土瘠而无灌溉之源，故耕者无终岁之给”，故“宁波之民半游食于四方”。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宁波处于全国海岸线的中端，南北船只在宁波交汇、贸易、周转、集散的，且可利用大洋环流的影响借助风力往来于南北；又可循甬江、余姚江、曹娥江及浙东运河直达杭州，进入京杭大运河。

宁波商人经营范围虽然广泛，但大体分四类，且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体系。一是船运业。这是宁波帮主要的、也是最擅长的行业。早在明代宁波商人已是东南沿海贸易中的主要力量。到清代，宁波船商有发展为航行北洋的北帮和行驶南洋的南帮。“南船常运糖、靛、板果、胡椒、药材、海蛰、尺板”，“北船常运蜀楚、山东、南直棉花、牛骨、桃枣诸果、矿砂”。宁波商船的活动已遍及内河、沿海和外洋。道光年间宁波商人又打入以上海、崇明为中心的沙船业，逐渐排斥江苏沿海的沙船主，继而控制了上海商船会馆的大部分事务。二是钱庄业。宁波商人经营钱庄业始于乾隆年间，道光年间宁波商人开始在上海创办钱庄并迅速获得发展。据《上海钱庄史》记载，清季上海钱庄业中宁波商人的领袖“初有赵朴斋、张宝楚、庄尔芗、冯泽夫诸君，继有袁联清、李默军”等人，都是“一时人选，备孚人望”。后来，上海形成了九家著名钱庄资本家，其中宁波人就占了五家，基本上控制了晚清上海的钱庄业。此外，汉口、杭州、天津等地，宁波商人也开设了不少钱庄，影响也较大。三是民信业。民心局是一种以承递银信包裹为主的民间邮递机构。据《中国海关与邮政》载，民信业“在长江南北洋，自乾隆朝创始”。《鄞县通志》说乾隆嘉庆以后“全国大小信局无虑数千家，其营业范围内各都会市镇外，且远及南洋诸岛，而无甬帮实执其牛耳”。这与宁波商号遍布各地、实力雄厚、信誉昭著是相关的。上海兴起后，民信局活动中心转向上海，但仍为宁波人所控制。宁波的永利、正和、广大、福润、全盛、协兴、靔顺、正大等八大信局在上海都有联号。俗谓：“票号是山西人特有，信局为宁波人独占”，形象的说明宁波人在民信业中的地位。四是鱼盐海产、南北货、药材、绸布、服装、木材、粮食、明席、草帽等行业，这些行业均为宁波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领域。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上述四个方面的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船运业提供便利的交通，并成为宁波商人的主干商业，钱庄业提供融通资金的方便，民信业提供信息，其他各业则展开长短途的购销活动，各业之间渗透中促进，从而使宁波商帮的发展有了内在的维系力量。其中钱庄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宁波钱业会馆碑记.》的作者忻江明指出：“吾闻之故老，距今百余年前，俗纤俭，工废著，拥巨资者率起家于商。人习踔远，营运遍诸路，钱重不可赍，有钱肆以为周转。钱肆必富者主之，气力达于诸路。”钱庄为长途贸易提供资金周转的便利，以致“气力达于诸路”。同时，钱庄业还有为同乡提供借贷资本的功能。可以说任何一个商帮，如果没有自己的金融业，就难以长期维持商业的繁荣。一度十分有名的龙游商帮之所以到清代便销声匿迹，主要的原因是其内部鲜有从事金融业的，也没有形成自己的主干商业。

大多数的商帮是以其主要的主干商业破产为标志的，道光年间两淮盐业改纲为票，意味着徽商的没落；辛亥革命后十年左右里票号纷纷倒闭，标志着紧上的崩溃。而此时仅有的几个商帮跟上时代的潮流，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帮。典型的例子就是宁波商帮。他与官府没有密切关系，依靠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而壮大的，代表着商帮发展的另一种方向，其结局固然不同。宁波商帮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仍活跃于世界各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宁波帮商人移居到港、澳、台、或转向日本、朝鲜、东南亚、泰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及西欧各国。他们在各地建立了乡帮、业帮，形成了海外宁波帮。据统计，先海外宁波帮有7300多户，其中在台湾17800多户，港澳42500余户，海外12700余户，分布在50国家和地区。

宁波商人是幸运的，但同在浙江的龙游商帮则是悲哀的。

在中国历史上，这批从浙西山区走出来的商人，龙游商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埋头苦干，不露声色，却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上一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鼎盛于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的龙游商帮，自光绪以后其活力之源竟宿命般逐渐枯竭，只剩下龙游境内的300多座明清建筑的残瓦断垣。在这大起大落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操纵呢？

　　后人在叹惋龙游商帮如此行色匆匆地消失于历史舞台时，多把原因归结为当时的交通变化及战乱。然而外在的条件变化并非根本，二战后的德、日仍然能于满目疮夷中复兴；温台地区的商业传统虽几经抑制却是春风吹又生。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归根到底靠的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底蕴。儒学氛围中崛起的龙游商帮，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是与当时众多商帮的最大区别。明代与唐伯虎、文征明齐名的一代名士李维桢，即专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题为《赠李汝衡序》；龙游商人童佩、胡贸也与一代名士王世贞、归有光等成莫逆之交。龙游商人“贾而好儒”之风可见一斑。然而文化优势能助龙游商帮成就一个个奇迹，但传统文化的桎梏却注定龙游商帮走不了太远。浙西人从内心深处鄙视商业和商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农抑商，二是重仕轻商。在这样具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儒文化观念的支配下，龙游商人大多始终未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龙游商人中从商而终的极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一些富有的商人或把精力和财产投入官场竞逐；或如龙游叶氏家族将经商所得巨资悉数投入叶氏建筑群，而很少有人去投资产业扩大再生产，更不用说建立金融体系，最终连主干商业都没建立起来。而值得深思的是，同样受南宗儒学滋养的温州、金华、宁波等浙东南地区，却批判地继承了朱子理学，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区域文化 “永嘉学派”和“金华吕学”、“永康之学”等流派。文化传统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永嘉学派”“金华吕学”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金华等地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而衢州、龙游虽有柯山、清献、凤梧等大书院，但这些书院因循守旧，也无一流名家学者，因此即便历史上因缘际会出现了龙游商帮这样大规模的商人群体，也未能与之结合，产生充满活力的重商文化，反而使浙西地区承受了太多儒家思想中庸保守文化传统的沉重负荷，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了限制，以至几次与经济腾飞的契机错失交臂。

同在浙江，龙游商只不过在外在条件略逊于宁波帮，但宁波上却后来居上，长久繁荣，龙游商却如昙花一现。与时俱进，把握机遇，接受先进的商业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龙游商过于封建，而宁波商谨慎却不保守，毅然转向资本主义产业，获得了另一个春天。

令人奇怪的是宁波商人经商后是不会忘记教育的。很多家谱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中，常常说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社会动荡，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了，只能去从商，然后经商成功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比如买办杨坊的家谱，他们家以前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读书，去经商。李氏是宁波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家族里边有很多学者，到近代也是这样，家道中落后就出去做生意了。所以宁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小时候肯定念过书，或者说经商成功以后又继续从事教育、募捐，或者让后代继续念书。这不正说明教育、知识、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吗？直到今天，江浙一带的教育水平在全国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商帮背后的教育理念方面也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参考文献：《中国传统经济与近代化》 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讲义

         《商人与近代社会》 商务印书馆出版  唐立行著

         《宁波帮的形成与初探》 葛国培刊《宁波师院学报》1990年第二期

         《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与发展》 张守广刊《南京师大学报》1991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