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鱼批发价格表:吴新文：理解邓小平(2)

吴新文：理解邓小平(2)

　　在邓小平的战略筹划中，开放是策略、是手段，而自主是前提、是目的。只有坚持自主性的开放，才能做到“洋为中用”，而避免全盘西化。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强调在处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既要合作又要斗争，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既要讲利益又要讲道义，颇有“义利双行，王霸杂用”的味道。事实证明，这一策略为中国争取到了最大的国际空间，较好地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目前国内外的流行看法中，邓小平似乎是一个不问“姓资姓社”，而只是一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庸俗经验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仔细回顾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历程及其思想，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看法是对邓小平的极大误解或曲解。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时集中论述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文选卷三，页111）因为国内外确实有人想把中国的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文选卷三，页297）邓小平在此区分了两种改革，因此也承认了“姓资姓社”问题的存在。

　　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为此他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文选卷三，页372）

　　根据这一标准，邓小平坚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而且也绝不能允许它姓“资”。“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年谱下，页1340）由此可见，邓小平认为“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改革者没有必要与那些怀疑改革的人陷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要用行动和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解除一些人对改革的疑虑。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的思想，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改革开放的定位是分不开的。他首先把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一种初步的，需要完善的社会主义，其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而且认为这一阶段将在中国持续相当长时间，有可能是100年。其次，他区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和策略、主体和方法、目标和手段、主干和“补充”。围绕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邓小平不厌其烦，多次做出说明。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文选卷二，页250），“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年谱下，页1317）“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文选卷三，页142）“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文选卷三，页266）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原则、前提、目标和主干来看待的，而改革开放只是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策略、方法、手段。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是为了加强前者，而不是为了削弱、动摇甚至推翻前者而存在的。因此，他对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是非常警惕的。“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文选卷三，页229）这在邓小平那儿是决不能允许的。

　　那么在邓小平心目中，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很多人看到了邓小平以否定的方式对社会主义的各种论述，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平均主义、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等。诚然，邓小平是这样谈论过社会主义，但这些论断是以他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性论断为前提的。而这种肯定性论断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要素的规定：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制度框架。在中国，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中除了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三个“坚持”。在邓小平那儿，这三个“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规定，是“政体”和“国本”，是前提性的、框架性的，一刻也不能放松要求，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其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基本原则中的核心原则，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有其活生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表现，如发达的生产力、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小康社会、精神文明等。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上述肯定论述，邓小平才能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对立、对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根据邓小平的论述，资本主义在政治层面意味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邓多次讽刺美国有三个“政府”，相互掣肘）；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意味着大资本统治和贫富两极分化；在社会和文化层面，资本主义意味着混乱、动荡、严重的贪婪、腐败和精神堕落。因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将导致灾难。针对有人把改革开放等同于搞资本主义的误解或“期待”，邓小平一直在做出澄清。“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文选卷三，241）因此，邓小平赞同在修改宪法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主张“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了80年代后期，经过“六四”政治风波，邓小平对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入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文选卷三，311）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邓小平那儿不是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抉择。邓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去苏联学习，后来又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深刻的体认。邓小平深刻意识到，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仅在历史上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现实中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导致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地域间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地方矛盾都会随之激化，就可能发生混乱或动荡，使国家四分五裂，产生世界性的灾难。因此不能被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蛊惑，要对他们弱化、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邓小平相信，只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也是主张“不争论”的。具体说来，他认为这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而是前提性的，是国家的根本。如果要讨论，只能讨论如何更好地坚持。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年谱下，1363）

　　但是邓小平同时强调，在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不能满足于重复几句死板的口号，而要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特别是在发展经济方面。为了破除传统社会主义对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僵化理解，邓小平像毛泽东把商品生产从资本主义中分离出来那样，也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分离开来：“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文选卷三，页203）“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文选卷三，页373）邓小平的这一提法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破除了市场经济必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教条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利用、学习和吸纳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开辟了更为广阔空间。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基本思路是，只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稳定的，只要政权在中国共产党手里，只要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大的，只要宏观层面控制好，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放开一点、搞活一点，利用一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和社会时的做法，翻不了天，动摇不了国本。“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文选卷三，页139）

　　邓小平相信，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于经济领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框架中，经济不是脱嵌的，而是受政治制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年谱下，页1363）很多发展经济的做法或安排，只是方法或手段，而不是目的或原则，它们是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服务的。

　　邓小平的另一个创造是，在坚持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允许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邓小平相信，保留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有太大影响，而且有利于大陆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不是完全对立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90年代初期，邓小平承认：“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年谱》下，页1364）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必然给四个坚持带来新的挑战。邓小平指出：“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年谱下，1363）。但邓小平知道，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回答了。

　　邓小平1978年以后的事业和思想，可以大体上概括为：以改革深化革命，以开放推动自主，以社会主义驾驭并利用资本主义，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邓小平是立足于中国的大地并深受中华文明传统熏陶的政治家。他在后毛泽东时代复杂多变的政治湍流中，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坚持了中国传统政治所强调的“大中至正”之道，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卓越的政治判断力和高超的平衡意识，使中国避免了大的震荡，特别是避免了苏联那样的变色和瓦解。

　　毛泽东曾经肯定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后来又赞扬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赞扬是正确的。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表明，他不是那种只有原则性而没有灵活性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只讲灵活性、不讲原则性的机会主义者、庸俗经验论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总体上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他身上，原则的坚定性表现为对底线的坚守，如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他总是从政治的高度、大局的高度看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避免了很多片面性和狭隘性。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了策略上的灵活性，不崇拜任何偶像，不迷信任何理论，不囿于任何程式，打破了西欧马克思主义或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教条，对中国革命时代的教条也有突破，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毋庸讳言，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难以避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政治家的良好意愿与现实的政治实践及其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历史进程不是以单个伟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国古人所说的“天命”或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面前，单个政治家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即使像邓小平这样具有超凡魅力的伟人也不例外。当代中国出现的一些重大挑战和问题，也许是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其中一些问题他可能要归咎于自己的失误。但后来者绝不能以此苛求于前人，而应积极承担起自己在当下和未来的责任，就像邓小平对待毛泽东那样。

　　（此文在《文化纵横》杂志2011年第1期发表时，由于篇幅所限，有一定删减。此处为网络版发表，为原汁原味呈现作者文意，特全文登载。如有相关引用和讨论，谨以此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