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殓师电影在线:公益信托处境尴尬 发展中谋突破

　　缺乏可操作性 尴尬的公益信托

　　2001年中国《信托法》颁布时，第六章中首次提到了公益信托，但近十年来，我国的公益信托发展仍然处于尴尬的境地，该类信托屡屡出现“叫座不叫好”的局面。王连洲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信托制度不健全。我国现在虽然出台了《信托法》，但是只是出台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对于公益信托并没有具体的制度规定，所以很多信托公司无处下手，无法操作。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公益信托的作用得到重视，银监会下发了《关于鼓励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支持灾后重建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鼓励信托公司依法开展以救济贫困、救助灾民、扶助残疾人，体育事业等为目的的公益信托业务。但是《通知》却仍然没有解决公益信托的可操作性问题。

　　“一方面信托产品不能流动，独立性无法解决，另一方面虽然受托人有要救灾等方面的要求，但是相关的法规没有出来，对于公益信托的认定、税收、财务制度等方面都无法确定。”王连洲向本报记者表示。

　　制度的缺失、监管的缺位，往往令信托公司无所适从。“审批非常麻烦，再加上相关法律不完善，一不小心，就容易违规，这对于信托公司来说，风险很大。”一位信托行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此外，国内在信托业务税收制度中，还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特别是在不动产的信托设立转让过程中，这给公益信托的设立和运营带来极大的困难。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时要交一次税，而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要把资产还给委托人的时候，还要交一次税，对于同一税源产生二次征税。

　　王连洲认为，重复征税问题是不合理的，没有考虑到信托业务所有权的二元化问题。“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交易行为不应该征税，这不符合税收法律原理，因为交给信托公司的时候，产权没发生转移，不属于交易行为，只是信托资产的转移。”

　　安信信托董事长张春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在我国信托业务税收制度中，对于公益信托不仅没有税收优惠，反而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十分打击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的积极性。

　　树立行业规范 公益信托“突围”

　　王连洲也指出，目前国内原意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任的捐赠方式，“红十字会等基金组织面临一定信任危机，而公益信托又无法突破政策‘壁垒’。

　　目前，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尝试“类公益”信托产品，然而，就目前而言，公益性质和“类公益”性质的信托计划，其在国内仍屈指可数。而得到公益信托审批及设置监察人的信托计划，则更是凤毛麟角。虽然汶川地震后，随着《通知》的出台，有信托公司已推出一些带有公益性质的产品，但完全专注于公益领域的还没有。

　　《信托法》出台近10年，信托公司在公益信托的发展方面也在不断地寻求突围。

　　近日，安信信托设计的关爱系列计划，突破了以往被动的求助型慈善行为，转型为主动地自住型慈善行为，为公益信托的发展提供了创新模式。具体而言，安信信托的关爱系列设立目的就是为残疾人士、智障儿童等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提供信托理财金融服务。并且，安信信托拟将作为受托人所获得信托报酬10％的收益，无偿捐赠给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将为以后的同类产品提供范本。”业内人士如此评述。

　　虽然关爱系列计划推动了公益信托的发展，但是公益信托真正能够“全面开花”，还在于制度的完善，“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王连洲认为，“真正要解决公益信托发展的种种瓶颈，要通过推动实现信托登记制度的实现。”

　　推动信托登记制度 突破公益信托瓶颈

　　近日，记者了解到，目前证监会正在争取国务院办公厅尽快通过《信托公司信托登记试行办法》，“信托登记问题的解决将为公益信托的发展奠定基础”王连洲表示，“目前限制公益信托发展的种种障碍，很多都将迎刃而解。”

　　上海早在2006年6月成立了全国首家信托登记中心。“信托登记”是信托设立时对信托财产进行登记加以识别的一种法律行为。上海银监局在2009年年初便联合浦东新区等相关部门，对如何从法律上解决信托财产的登记问题进行研究，以确保信托资金不受第三人侵害。

　　目前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靠基金会，但是王连洲认为，信托公司若能介入，将比现在纯基金的运作模式要完善和专业的多。“从吸收资金方面，委托人显然更容易信任具有专业金融知识和团队的信托公司，并且信托公司经验丰富，如何实现委托人的意愿实现目标也更加可靠。“

　　张春景也认为，信托制度实际上是最适合运作公益项目的，比如，信托的资产管理多样性，有利于辅助公益基金有效管理资产，发挥信托的增值保值金融杠杆职能；信托的财产隔离性，不受制于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的固有财产，确保公益事业的稳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