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相声视视频:赛珍珠和3个中国男人的隐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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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赛珍珠来到中国后,从小就跟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接受中国传统的私塾式的教育,跟着一位姓孔的先生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的中国文化,说中国话,写中国字,和中国孩子一块儿玩耍。童年的赛珍珠印象最深的是奶妈给她讲的各种民间传说和厨师所讲的“三国”、“水浒”故事。这些口头文学以丰富深厚的精神内涵滋养了赛珍珠的精神世界,使她与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代表作品《大地》、《儿子们》和《分家》三部曲是以中国为题材的,并在1932年和1938年分别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徐志摩:与徐志摩的真假徘闻
  赛珍珠成年后,曾先后任教于江苏镇江、安徽宿县和南京等地的大、中学校,人称“中国通”。据说,在这个期间,她曾经与中国着名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之一的徐志摩邂逅、结识,并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异族未了情缘。 1924年,印度诗哲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访问。他先后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徐志摩是泰戈尔全程的翻译。
  在南京的一次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赛珍珠邂逅了徐志摩。当时还是南京一个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师的赛珍珠,一见到风流倜傥的徐志摩便一往情深,随后一段时间两人便有了“不寻常的关系”。关于他俩的私下恋情,赛珍珠在自己的作品中多露有“蛛丝马迹”,或借书中人物“影射”徐君。这些情况,赛珍珠生前只告诉过她的两个最要好的女性朋友。后来,其中一位朋友披露:赛珍珠曾对她说过,在自己的作品《北京来鸿》里就有暗喻她与一位中国友人有“不寻常的关系”,但“此男是谁”?外界始终没有人知道。
  1925年,赛珍珠还写了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讲了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罗曼故事,以“影射”她与徐志摩之间的恋情。而在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也有赛、徐恋情的影子,甚而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难的情形,竟与当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党家庄飞机失事的情形相吻合!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四处留“影”徐志摩,寄托着其心灵深处的难忘与不舍。
  直到赛珍珠死后5年,她的好友莎拉·布顿才在一次“访问记”里指名道姓说出,这个神秘的男友不是别人,正是大众情人中有“中国拜伦”之称的徐志摩。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在徐志摩所有的诗文及所有徐志摩的传记均未见有提及这桩“艳事”的;而徐志摩的朋友似乎也都不知道赛、徐之间有过的这段罗曼史。有人甚至说,赛珍珠比徐志摩大4岁,两人相识时,赛珍珠已32岁并开始发福,她姿色平平又不善打扮,徐对她是否有兴趣,也值得怀疑。关于“赛珍珠与徐志摩恋情”,多来自赛珍珠及其友人的单方面资料,所欠缺者是来自徐志摩书信及日记等有力证据。所以迄今为止,这段异族“艳事”只能算是文坛上一件未决的“公案”。
 
 林语堂:和林语堂对簿公堂
  赛珍珠比生于1895年的林语堂大3岁。赛珍珠的父母和林语堂的父亲同为传教士,不同的只是赛氏父母是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人,而林语堂父亲则是在中国传教的中国人。赛珍珠和林语堂都十分热爱着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也很乐意陶醉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
  赛珍珠一直想找一位英文好又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而且文笔精确、流畅和优美的作者,来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为此,她费尽周折但始终不能如愿,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中国评论周报》的“小评论”栏目中发现了“林语堂”这个名字。她觉得林语堂的文章议论大胆、新鲜而准确,文笔清新、自然而优雅,但那时她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经过几番联系,赛珍珠找到了林语堂,二人约定于1933年的某一个晚上,在林语堂家里见面。 当赛珍珠谈起不满于外国作家写的关于中国题材的作品时,林语堂兴奋地说:“我倒很想写一本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
  当得知林语堂的一些想法与自己相近,赛珍珠更是喜出望外,非常热心而激动地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写呢?你是可以写的。”赛氏还禁不住说出自己藏在心里的这个想法:“我盼望已久,希望有个中国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后来,追求赛珍珠的庄台公司老板华尔希知道此事,也鼓励林语堂写出这本书。于是,一个计划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从1934年起,林语堂用了10个月时间写出了这部书,题目是《吾国与吾民》,此书于1935年出版后在美国引起轰动,比预想的反响还要大得多。许多评论家撰文高度赞扬这部书的成功。
  在这本书的前面有赛珍珠写的序言,她以理性而又深情的笔调称颂这是一本“伟大的书籍”。赛珍珠在序里这样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着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它是中国人开始真正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它体现出中美两个作家的亲密友情。在以后的时间里,林语堂与赛珍珠以及他们两家结下了深厚和稳定的友谊,不仅林语堂的书先由赛氏夫妻开的出版公司出版,而且两家经常在一起聚会聚餐,甚至两家的孩子也常在一起玩耍,看上去两家人仿佛成了一家人。这是林语堂与赛珍珠友谊的“蜜月期”。
  关系如此“铁”的两个作家,为什么到最后还会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了呢?据说,林语堂在美国生活期间,曾全力以赴研究中文打字机,结果将自己40多万美元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上面,最后不得不向有着多年合作的赛珍珠借钱。但令林语堂吃惊的是,他居然吃了闭门羹,赛珍珠没有借钱给他。这大大刺痛了林语堂的自尊心。直接导致林、赛关系破裂的是,林语堂后来知道在与赛氏夫妇多年的合作中他在经济上吃了大亏。本来在美国一般出版社拿10%的版税,而赛珍珠夫妇出版林语堂的书却拿50%,并且版权还不属于林语堂,而是仍属公司所有。
  这时,林语堂才恍然大悟,原来,赛珍珠开出版社也是为了赚钱的,而且他多年来吃的亏太大了。对此,林语堂委托律师向赛珍珠要回所有着作的版权,并且态度非常坚决,一点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接到这个消息,赛珍珠感到突然和吃惊,她打电话给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追问她的爸爸林语堂是不是疯了?后来,林语堂要到南洋大学任校长,为此他打电报跟赛珍珠告别,结果林语堂没有收到回复,为此,林语堂感到非常恼火,他痛心地说:“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从此以后,两个有着近20年合作关系和深厚友谊的作家就这样义断情绝了,他们就像一条河流在某一处分开后,再也没有汇合过。具有深长意味的是,当赛珍珠去世后,几个养子为了争夺她留下的700万美元遗产打得不可开交,他们打了7年的官司才把问题解决。这可能是赛珍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鲁迅:鲁迅印象中的赛珍珠
  赛珍珠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写中国题材的作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她8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大部分在中国度过,直到晚年,她还向有关方面申请访华。然而对赛珍珠而言,在新中国享有至高无尚地位的鲁迅对她的评语却在长时间内成为决定她命运沉浮的标尺。 作为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他以“中国文化守夜人”的自觉使命感,时时观察着中国文化界乃至世界文坛的动向。
  鲁迅也认可赛珍珠是爱中国的,承认她对中国有所了解,只是不如中国人自己了解得深刻。在赛珍珠的《大地》被译成中文不久的1933年,即该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五年,鲁迅就对赛珍珠的作品有所认可的前提下,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他批评《大地》是“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至1934年,鲁迅又对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为英文时,将其改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事情,提出了非议。认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鲁迅这些评论,当然也和他谈论其他问题一样,极为深警精辟,非一般人所能及,不过也只是顺便提及,并非专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对赛珍珠的看法,似乎有所转变。他在1936年致日本友人增田涉信中,已考虑到对赛珍珠的评价中可能存在的不妥。只是由于鲁迅先生健康日下,已无时日和精力再顾及这一问题,从而使后人产生“鲁迅对赛珍珠其人其文均无好感”的简单印象。简单印象又被简单推定为结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人用以推波助澜,遂使赛珍珠及作品在解放后的中国长期遭到禁锢、抨击的命运。鲁迅对赛珍珠的并无恶意的微辞,自然也成为各类文章讨伐赛珍珠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