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诚与袁茵有孩子吗:筚路蓝缕 ——民国时期的瓦当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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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安 罗宏才/ Luo Hongcai 《收藏》杂志 2008-2-15 1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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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汉“与天毋极”瓦当(边轮残)

图10 王子云与他收藏的瓦当等文物 摄于20世纪40年代

  民国定鼎以后,由于满清王朝的覆灭,昔日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公贵族以及一度辉煌的大收藏家纷纷中落,大量文物精品相继进入各级艺术市场,许多军界人物以及富商大贾凭借既得的权力与实力,旋即成为新时代的宠儿与左右艺术市场的中坚。他们之中除过一部分以收藏鉴赏及陶冶情操为目的且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收藏家外,绝大部分出身低微,染指收藏更多的是为了附庸风雅、积累财富、炫耀身份。他们往往军、商混流,或亦“军”亦“商”,常常不惜巨资投资艺术品,有的甚至实施强制性的搜罗,很快成为闻名一方的收藏大家。在这种畸形收藏浪潮的涌动中,瓦当虽仅仅只是一种极具文化品位的小型收藏品类,但仍被裹挟进以金石书画及珠宝玉器等为主体的艺术市场潮流之中。

  据辛亥革命元老张钫《辛亥革命杂忆》一文记述,出身草莽,曾在陕西辛亥革命运动中做过杰出贡献、时任陕军第一师师长的张云山,当革命胜利、马放南山之时,也在前清翰林宋伯鲁等人的影响下,开始“收集古董字画,因而馈赠盈庭,姬妾充于内阃(kǔn),文人学士,座上常满,兄弟习气,逐渐消除,轻裘绶带,居然儒将风流,非复吴下阿蒙”。熟悉张云山情况的陕西耆老刘安国、阎秉初等人回忆,大致至民国3年(1914年)前后,张云山家中所收藏的秦汉瓦当计有双獾、卧鹿、猎人斗兽、汉并天下”“千秋万岁”与“飞鸿延年”(图1)等佳品不下40余方,张当时刻意将这些珍贵藏品陈列于客厅、书房以为炫耀。

  另据1931年陕西名士景志伊为西安收藏家柯莘农所著《叶语山房金石文字存考》(图2)书稿题写跋语,谓:“甘肃马彤卿席,其家六百年所蓄珍玩辛亥革命十九散佚,不二十年孑遗都罄。”所剩秦汉瓦当约数十件,亦旋被其后裔售于长安贾人,转而归某要人收藏。而清末收藏巨擘端方在陕西巡抚任间所收罗的300余块秦汉魏晋以至隋唐砖瓦,在他为四川保路运动中哗变新军所杀后,其子端继先曾与女婿袁克权等人秘密商议,准备将这些古代砖瓦连同其他端方旧藏一并出卖于平、津、沪和日本古玩商及某新权贵。后虽经北洋政府官员熊希龄、钱能训、朱启钤、余建侯等人极力斡旋,端继先等人也同意将全部家藏捐献国有,但因所藏各物索款至多,国库最终无力支付,所藏遂在民国5年(1916年)后相继从天津、北京等地流散出去,最后大部漂流海外,造成中国文物史上不应发生的巨大损失。至于清代西安收藏大家赵乾生所藏的秦汉瓦当以及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斋)所收藏的秦汉瓦当精品与珍贵拓本,或迅速流入西安、山东、北京、上海等地古玩市肆,或成为英美法日等国古玩商及京津沪军界要人与富商大贾垂涎的对象。

  应当看到,除过军界枭雄与富商大贾的强制性收藏之外,从两宋以来开启的瓦当收藏,也在民国时期再度继往开来。据陕西著名学者张扶万之《在山草堂日记》《在山草堂诗存》等文献记载,从民国初年至民国15年(1926年)前后,他所亲历秦汉唐宫殿陵墓以及通过西安古玩商所采集、购买瓦当的活动至少有数十次之多。如民国11年(1922年)1月24日、2月29日、10月24日及民国12年1月25日《在山草堂日记》曾记:“……李月溪送‘与天无极’瓦当二,价五元。”(图3) “……得咸阳出土之‘加(嘉)气始降’瓦当,李月溪送来,拓纸二片。”陪“南海师游咸阳周文王陵”,曾于陵周附近采集到汉代云纹瓦当多种(图4);“……又新出之‘鲜神所食’瓦当,价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