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

一

说到“君子之泽”，读书人自然会想到下一句“五世而斩”，是的，荫庇后世甚至福泽绵长，几乎让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人都心有所愿而又力有不逮。所以孟子可以说是一语成谶。

在中国历史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表明中国社会内部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等）的分配过程存在着相对频繁的流动。自隋唐以来，由于科举考试的制度化，中国社会很少能看到其它文明社会中存在的数百年乃至数十代绵延不绝的世家贵族，“世家无百年之运”。然而十年寒窗，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攻读生活，通过科举制度提供的“金榜题名”的相对平等机会，作为知识能力更具有竞争力的优秀分子，顺理成章地进入统治精英阶层。当然，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中的部分成员也在同一社会循环中不断流出政治领域——科举制度其实是形成社会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层始终处于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为社会精英的“君子”所享有的稀缺资源的非连续性与“五世而斩”的代际更迭，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较高频度的社会流动性的具体写照。

但孟子也说过：小人之泽，五世而斩。社会动荡，朝代更迭，战乱频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玉环飞燕皆尘土”。放在现在的语境里，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永无休止的克隆自己。但是苏州近郊的陆巷古村，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尽相同的佐证。

陆巷古村位于东洞庭山（东山）的后山——嵩峰山麓。这是一个位于太湖之滨的小小村落：一说是东吴大将陆逊的埋骨之地，一说是南宋文武家眷避乱之所。但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太湖深处的一处岛屿，是远离尘嚣的僻乡僻壤。只是，战争和战乱，既可以使繁华的都市夷为瓦砾之场，也可以使许多荒无人烟的“深山更深处”，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然而，岂止是战争的翻云覆雨手，无孔不入的科举制度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写着某些个人、某些家族甚至某些村落的历史。

让陆巷古村名闻遐迩的是在明代，村里出了个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成化年间，王鏊乡试、会试皆为第一，殿试时，被正考官借故“抑之置第三”。解元、会元、探花，一个农家子弟就这样走出江湖之远，走向风云变幻的庙堂之高，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落的命运就这样被完全改变。

王鏊走上仕途之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为一品宰相。之后，古村名人辈出，仅王氏家族就有王禹声、王世琛、王芑孙、王颂蔚等闻名于世。这不足百户的小小山村屡屡大兴土木，平整土地，挖沟修道，架梁造宅。现今古村内尚保存有惠和堂、粹和堂、遂高堂、会老堂等明清建筑二十多处，如果你耐心，还可以查到东山王家榜上有名的历代贡士、历代名人和学者教授５６人之多。

如果把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的社会精英，分为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那么这三个阶层的相对频繁的角色转换，绝大部分要靠科举制度来完成。比如，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这样的士绅的身份，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通过所授予的职份田或者通过购置田产，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由于官僚的身份大多不是世袭的，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他的田产又在数个儿子中均分，这样，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从而再次进入地主、士绅与官僚之间的角色转换或者循环过程。

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科举制度的整合甚至平衡功能——事实上，科举制度犹如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王氏后人一次次通过科举（考试）完成由地主到士绅甚至到官僚的角色转换。在东山王家，君子之泽被他们一代接一代的续写，有声有色而又辉煌无比。

二

值得思考的是，仕与隐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永恒的两难抉择；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鏊之弟王铨，也是举人，曾被推荐去杭州府做官，但他不愿为官，拒不上任。在京任职的王鏊曾修书赞扬其弟，称自己“输与伊人一着高”。

是的，当王鏊带着成功者的光环从太湖深处一路走出，他肩负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起落，他还必须承担光大王氏门楣的责任。然而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王鏊入朝历经宪、孝、武三朝，可谓位极人臣。但延至明武宗，不仅皇上昏庸，而且朝中还有宦官刘瑾为首的一干人兴云播雨——奸臣当道，大势难挽，国不能救，王鏊于是愤而辞职，据说他在告老还乡时，因顺口向皇上要求西太湖养养金鱼，就被刘瑾趁机诬陷，说小小太湖连三洲（苏州、常州、湖州），团团围困八百里，王鏊湖中养鱼是假，屯兵谋反是真，差点让王鏊人头落地。

王鏊致仕回乡后，修宅买田，蛰居东山，做起了隐士：或潜心学问，撰写方志，或泛舟太湖，赋诗题铭。惠和堂落成后，他在《洞庭新居落成》一诗中这样写到：“归来筑室洞庭原，十二峰峦正绕门。”为了表明他与官场的清浊之分，王鏊还筑有别墅招隐园——事实上，王鏊在京为官时，就曾筑有小适园，似乎要给自己在官场风云中留一块小憩之地，现在他心愿得偿，可以将自己宅后花园取名为“真适园”了。园内遍植梅花，疏影横斜，幽香阵阵，与他的胞弟、著名隐士王铨幽雅古朴、小巧别致的“遂高堂”互为呼应，成为独立于高墙深宅之外的养心怡性之所。

如果王氏兄弟及其子侄们就此隐居下去，那么，洞庭东山王家就会很快式微，沦落乡间。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科举制度的游戏规则，也不符合诗礼传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毕竟，科举制度已经营多年，士人长期浸淫于儒家经典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作为立身行事的唯一标准了：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治国是为了平天下。

因为“科举文化”这种不需要原创性，只需要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丰富的历史文化也就被简单地解读为“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圣人之学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条，所以后人常常批评科举制度，说它是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的罪魁祸首。但我们必须承认，科举制度的确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等）的一次相对公平的再分配。而且这是一个强大的足以使整个社会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虽然三年大比，金榜题名者毕竟是少数，但《范进中举》一类的故事又告诉我们，没有年龄限制的科举考试，给每一个失败者都保留了下一次胜利的希望。

比如王鏊，被妒忌者抑为探花，始终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也是东山王家压在心头永远的痛。但这种阴霾很快因为其后人考中状元而一扫而空：传说王氏先族为了寻求一块真正的“佳穴”，不惜化巨资购买化龙池畔有数亩之广的号称“吉壤”的土地，让子孙后辈死后，依次排列葬此墓地，以期取得正穴。至明正统末年，墓地上各垅葬次一丘一丘，相联如贯珠，后人称之为“念珠坟”。王鏊死后，又有堪舆家指出：“可惜凤凰旗不正（指坟对面的山），只能出个探花郎。”王家急忙请求弥补，得到堪舆家的指点，在坟前建飨亭以合正方向。若干年后，王鏊八世孙的王世琛终于中了状元，而王家后辈再一次步入了官僚精英的序列。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这是“风水”之说的应验，但王氏一族为了进入社会上层，也的确是挖空了心思。事实上，真正延续东山王家“君子之泽”的，可能还是那句大白话：书包翻身，知识改变命运。

三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自己的民族产生一种对知识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群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在这里特别还想说说东山王家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位出色的知识女性——王谢长达先生。

王谢长达是王鏊第十三世孙王颂蔚（清光绪六年进士）的夫人，本名谢长达，她在丈夫英年早逝后，携孤回到苏州，含辛茹苦把九个孩子培养成人。或许是王颂蔚留下的遗憾，也成为她心中永远的“阴影”：中日甲午之战，王颂蔚与自己的座师、吴中状元翁同龢进入军机，看到日本报馆所印地图，处处处心积虑，未雨绸缪；而反省我方“一不知敌情，二不能运筹，三不能师夷之长技”……甲午海战中清政府自然一败涂地，割地偿金了。王颂蔚由衷悲愤，悒悒而终。

古人语：百无一用是书生。明确批评了科举制度八股取士的弊病，天下读书人只知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谢长达最终醒悟了——成为晚清废除科举、创办吴中新学的领军人物。１９０６年，谢长达在几位热心教育友人的资助下，募捐千余元，在苏州办起一所“两等”（初等和高等）小学，取名“振华女中”，并亲任校长，致力教育救国，振兴中华民族。可以想象在科举制度兴盛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创办新学处境艰难，多有疑义责难，少有认同赞誉，而且入学者寥寥无几，谢长达只好四处游说，苦口婆心地动员家长支持子女入校。“振华”办学之初，由于经费不足，谢长达先生惨淡经营，无奈将自己７０大寿时亲友们祝寿的礼金悉数捐出……年复一年，“振华女中”声誉日隆，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栋梁之材。

长达先生九位子女个个出息，大学毕业后都赴国外留学……长子王季烈，清末进士，学部郎中，曾编译《普物电光》《物理学》等，成为国内最早介绍Ｘ放射译著，并入选大学物理教科书的第一人；次子王季同，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清末民初著名数学家、电机专家，是我国第一个在国际数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学者；三子王季点，京师大学提调（教授）；四子王季绪，北京大学教授，北洋工业院院长；长女王季昭，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回苏州辅助母亲在“振华女中”任教；次女王季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三女王季玉，曾任振华女中校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四女王季山，著名学者；五女王季常，清华大学毕业的文学家，也在振华女中教过书。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东山王氏后人以其“学涯”证明，在知识传授的链条上，君子之泽可以不断放大并无限延续下去的，不是么，王谢长达的九个儿女就像九把熊熊的火炬，一路照耀着“未来的时空”，而今王季山的两个女儿又都学有所成：长女何怡贞，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次女何泽慧（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夫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物理学家。

讨论“君子之泽”，关键不在评价科、试制度应当激励还是淘汰，而在于整个社会发展大背景下，知识应当怎样传播、发扬与光大，这中间除与国家强盛、家族渊源有关之外，同时与文化发展的坚实与否、人格的完善等等相互维系。抑或，重振中华民族文化昌盛还需老少几代人清醒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