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旅游签证攻略:《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

蒋庆泉 口述 寇德印 整理

2011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

我的名字叫蒋庆泉，是一名老兵，有人说我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的原型，因为我在战斗中也喊出过“向我开炮”，但我不认为我自己就是“王成”，“王成”是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的杰出代表，而我只是这些战士中的一份子。……敌人突击队攻上来了，距离我们越来越近，40米，30米……我就在那里一直喊开炮，最后情急之下，我干脆喊出：“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没能守住阵地，请向我的碉堡顶开炮，向我开炮！”　　

大炮终于打过来，但是很遗憾，这一炮不是我方部队打的，而是美军开的炮。我看得很真切，炮弹从地堡窗口处打进来，蓝光一闪，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打在后背上，我哼哧一下摔倒在地。紧接着，美国人又扔进地堡里一个东西，类似手榴弹，冒着白烟，我当时被呛得一个劲地咳嗽，很快便没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后背和大腿一阵阵发疼。我睁开眼睛一看，发现几个美国大兵正在扯着我的大腿向前拉，他们见我没死，就把我抬到一个空场上。这个空场还有几个俘虏，是我的战友，当时我想反抗，可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动不了。　　

我被抬上一辆卡车，这个卡车车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装着美国士兵的尸体，下层装着我们这些战俘。我躺在车厢底层，一动不能动，上层死尸身上还在不断地往下滴血，都溅在了我的脸上。　　

美国人把我们拉到一个陌生地点，这是一处大帐篷，我看到在这个帐篷前面，蹲着一群志愿军战俘，总数能有几百人。我被抬进帐篷里，美国翻译问了我姓名、年龄、家庭住址、部队番号等等。我当时思想斗争很厉害，开始什么也不肯承认，但是敌人威逼利诱，还动手打人，为了脱开当时之苦，我挑简单的，承认了一些。　　

我给自己编了一个假名，叫蒋东阁，我承认了自己是通讯兵，但是敌人问我都给首长传过什么信，我啥也没说。敌人问我部队番号，当时我本不想暴露，但是在我前面审讯的一位小战士已经把部队番号给说了，我就没有隐瞒，结果把23军67师201团二营五连的番号又报了一遍。　　

敌人问我志愿军部队都使用什么武器，我回答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挺小机关枪；敌人又问我们部队伙食和饮水情况，我搪塞他们说，在部队里我们都吃大米白面猪牛羊肉，喝的是井水；敌人又问我到战场上来，走的是哪条路，我的回答是“大路小路”。　　

总之，我就是在糊弄敌人，面对敌人的审讯，我从未屈服。但就是这些回答，在我回国以后，在辽宁昌图审讯的时候，上级还是给我定了罪，上级说我暴露了军至连的番号、部队的饮食和武器情况。……一位难友告诉我，这里是“美军济州岛第八战俘营”，我现在住的囚室是七号。这个七号囚室可不简单，在1952年10月1日，七号囚室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在了战俘营的上空。　　

难友们告诉我，为了纪念那次升旗，这里还流传有一首歌呢，这首歌的歌词是：　　

“十月一日的红旗高空飘扬，我们的鲜血，写下了美帝的血腥罪状。敌人越残暴，我们更坚强。拳头当做刺刀，石头抵住机枪；臂膀靠着臂膀，胸膛筑成铁墙。保卫我们的国旗，打击敌人的疯狂。仇恨结成力量，血债要用血来还偿。万恶的美帝，逃不出世界人民的手掌。十月一日的红旗，高空飘扬，英勇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　　

了解到这处囚室的历史以后，我感到无比高兴，我为自己能住进这样的英雄囚室而感到自豪。　　

由于小战俘营之间彼此孤立，战俘们联络不畅，于是大家就想尽办法彼此联系。对于重要文件和重要信息，战俘们就写在纸条上，然后用绳子把纸条绑在石头上，就像甩手榴弹那样，把“石头信”扔到相邻战俘营内。　　

我就收到了这样的一封“石头信”，信上所写的内容是：“欢迎新同志。”我也写了回信，回信的内容是：“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在朝鲜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数有2.1万多人，最后回到大陆的只有6064人，其余战俘全部去了台湾。我们回归大陆的这6000多人其实都挺悲惨，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以前军籍。在2900多名共产党员当中，绝大多数被开除了党籍，保留党籍的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党内警告和留党察看等处分。　　

在昌图改造完毕，我被责令复员。于是我回家了，回到锦州大岭村，在那里耕田种地（全文9300字） 。

谁来定义英雄

本报记者 林衍《 中国青年报》（2011年04月06日 12 版）

今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机仪式现场。”

    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

    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这个83岁老人的健康。去年年底，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为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门。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的时候，爷爷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那些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了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的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

    父亲与王成

    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然后招呼老伴儿坐上来准备出发。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里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蒋庆泉的儿子蒋利接到舅舅冯自元的电话。冯自元说，看到一个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喊“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我问你爹了，他说是媒体炒作呢，炒作呢。”冯自元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可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于47岁的蒋利来说，《英雄儿女》并不陌生，这部战争影片曾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蒋利不在父亲身边，他在葫芦岛市当小学老师。但他很早就知道，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名老兵。父亲桌上常年备着《抗美援朝纪实》、《志愿军战事全纪录》、《三十九军在朝鲜》这些书籍，大多翻得已经掉角。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利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打仗的事，还是在40年前。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利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让蒋利觉得“没头没尾”的话。随后，老汉开始浑身发抖，却再不发一言。

    蒋利没有继续追问，但已确定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搜索引擎。

    这个沉默的老汉在网上并非默默无闻。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竟然有好几篇，累计达数万字，题目包括《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

    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67师201团5连步话员）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一位叫做洪炉的老作家，他曾经是23军《战地报》的一名记者。

    蒋利随后又在网上搜到了舅舅所说的那一期《电影传奇》，节目中提到父亲的老嘉宾竟然也是洪炉。

    “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一直在寻找我的父亲。”蒋利还记得，当时自己“眼泪差点掉了下来”。随后，他在一个论坛的转帖《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下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

    州长与小兵

    两年前，洪炉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无意间提到的一个故事却触动了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朋友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州长告诉他，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

    奥卡拉汉回忆，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话机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结果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

    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恨，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

    “这不就是《英雄儿女》的现实版吗？”朋友随口开起了玩笑。

    朋友没有发现，此时洪炉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他也并不知道，这一幕画面已经在对面老人的心中演过无数次。

    1953年4月的石岘洞北山战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结束后，22岁的年轻记者洪炉听说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敌人，曾在暗堡中向指挥所大声呼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他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烘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下不能发表。

    “整个步话机排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啊，大家觉得他可怜，被俘了就什么都没了。”洪炉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的一页手稿。这页手稿写于1953年5月18日，题目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

    如今80岁的洪炉说，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翻到这份手稿，便会想起那位未曾谋面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通信连的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

    后来，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与朋友的交谈中，经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核实，洪炉发现美国州长口中“调来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蒋庆泉之后也喊出“向我开炮”的于树昌。

    于树昌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并成为战斗英雄，那个因被俘而被禁止宣传的蒋庆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真假王成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尝试着寻找蒋庆泉。但23军在后来的裁军中整编到了其他部队，并没有保留这些战士的资料。

    “为他抱不平，他是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洪炉这样解释自己寻找蒋庆泉的动机。

    他曾找到过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希望对方帮助寻找这位“或许尚在人间的战士”，结果负责人告诉他，“电影中的王成已经死了，怎么还能让他活过来？”

    更让洪炉觉得“特别难受”的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少有5个不同的“王成”原型站了出来，并纷纷召开专题座谈会，接受各大报刊的“典型人物”采访。

    这些典型的制造路径大多相仿：《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而巴金曾下到部队中体验生活，因此便出现了一些“对号入座”的“英雄”。

    事实上，在巴金的《团圆》里，王成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对其战斗画面的交待只有“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一句。

    1994年，《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专门给洪炉写信，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过程中，曾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动笔写成一个字”，直到和导演武兆堤看到《向我开炮》的故事时，才决定塑造这样一个英雄形象。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洪炉说。

    从1990年代初开始，洪炉在《解放军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寻找王成”的文章。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记忆。

    近10年的时间过去，蒋庆泉仍然音讯全无。洪炉几乎要放弃了。

    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也几乎要放弃了。在《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网帖下留言后，整整4年，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他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陆洪坤打来的。

    当时正值暑假，陆洪坤的孙女正在家中上网。老爷子突发奇想，让孙女在网上搜搜爷爷的名字，无意间发现了《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帖子和蒋利留下的联系方式。

    多年来，陆洪坤同样没有忘记那个当年住在同一间屋的老战友。2006年，江苏宜兴官林镇文化馆搞志愿军老兵聚会，他便提出了寻找蒋庆泉的想法。但一说到蒋庆泉后来成为战俘的事情，在座的老兵们便不再接话，“一个都不讲了”。

    通过蒋利，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当时也在锦州的家中，据他回忆，交谈的时间并不长，父亲几乎是在“大喊”一样地和老战友叙旧。电话中，陆洪坤叫父亲“小鬼”，父亲则叫陆洪坤“小胖子”，那是两位老人50多年前对对方的称呼。

    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利陪同自己下江南，去看老战友。

    国庆期间，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在陆家，蒋利终于听到父亲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鲜战场，在狭窄的三八线两侧，密集部署着双方200多万人的大军。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战士们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就把尸体堆成坎，趴在上面打仗、进食、喝水。

    4月18日，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然后“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

    出发前，连长便开始指定若他死后谁来指挥，一直从排长指定到了年岁最小的一位班长。攻山成功后，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

    在阵地的暗堡中，幸存的战士围着担任步话机员的蒋庆泉，以保护他可以顺利向炮兵指挥部通报“撒花生米（炮弹）”的位置。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他亲眼看见一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敌人则越来越近。

    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暗语了，就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废话，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然而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却被敌人的弹片轰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后来他得知，我方炮兵在那个当口的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

    负伤的他在地上爬，想找枪自杀。他看到另一名战士也在爬着找枪。

    蒋庆泉回忆，当时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

    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他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讲功，只讲过”。

    16名战士仍然穿着军装，用着印有“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却不再被认为是军人。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最终蒋庆泉被组织上给予了保留党籍、党内处分的结论。

    在“文革”中，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运动的时候要斗争他，说他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批他的大字报，墙上是，绳子上挂着也是。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从那一年开始，民政部门每个月都会给蒋庆泉发放一定额度的补贴，一开始是4块钱，如今涨到七八百元。

    恨不死在战场上

    “你父亲这些年什么都憋在心里，委屈啊！”从陆家离开的时候，陆洪坤偷偷对蒋利说。

    为了让父亲能够“宽心一点”，2009年夏天蒋利专程陪他到丹东给当年的老战友曹宅水扫墓。57年前，部队过鸭绿江大桥时，蒋庆泉看到路边有一块木制的墓碑，写有“曹宅水之墓”几个字，那是曾和他在同一个连队战斗过的吹号员。当时蒋庆泉二话没说就从队伍中跑了出去，对着木牌敬了个军礼。

    57年过去了，蒋庆泉倚着栏杆，向鸭绿江对岸举起右手敬礼，久久没有放下。

    随后，他们去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一进馆，蒋庆泉便开始急迫地寻找与23军有关的图片。结果在石岘洞北山战役的展台，他看到的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

    蒋利回忆，当时老父亲就犯了倔脾气，愣是要把那张照片撕下来。再三劝阻后，他才将父亲拉了出去。

    “我恨啊，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坐在屋里的炕头边，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变成了83岁的老人。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满布皱纹，脑门上还留着一道弹片的疤痕。

    “战争，把我爸的一辈子都打没了，他却记了战争一辈子。”蒋利说。

    蒋庆泉的确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大清楚，看过的书转天就记不住了，连日子都要每天重新问问儿媳妇才能搞得明白。但只要一提起那段与战争有关的岁月，老人的语气就会变得急促而亢奋，有时说着说着就得捂住心口，休息很长时间。

    老人说，有些事情，他永远都忘不掉。

    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口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大举过江，前一天的白天，蒋庆泉找到蒋庆云，他告诉堂兄，自己想家，想爷爷和奶奶，“就是枪毙了我也要回家”。蒋庆云举着枪犹豫再三，最终放走了他。

    兄弟俩这一别竟是整整41年。直到1990年，蒋庆云才从台湾回乡探亲，那次，他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

    当年，蒋庆泉一路往家的方向跑，结果在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我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小鬼过来过来，吃饭吗？管够！”

    就这样，他加入了解放军，掉过头开始追击国民党军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战斗足迹踏过了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因为在解放上海的战役里表现英勇，还荣获了一个三等功。在浙江剿匪期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蒋庆泉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了，但他的军旅生涯还未结束。1952年，部队开赴朝鲜，准备接替当时的38军。从浙江坐火车到丹东，途经锦州站，蒋庆泉没下车，只在车上喝了两杯家乡的水。

    入朝前，蒋庆泉由通讯员被调入步话机排当步话员。那段时间，他觉得自个儿是“一步登天”，不出操也不站岗，一门心思地研究、练习步话机的操作与联络。

    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会想到，这部步话机将如何烙进他的命运里。

    从战场归来，除了脑门上的一道弹伤，肚脐上的一块刀伤，便只剩下那段难以碰触的经历。如今蒋庆泉还能清楚地记得，回国时见到家里还挂着烈属的牌子，结果发现他没死后，补助烈属的小米就没了。

    他再也不愿向任何人提起那些往事。

    务农的日子里，村里常有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聚在一起聊当年打过什么胜仗。每当这时，蒋庆泉总是说“我没打过多少仗，我就会唱歌”，然后他就开始哼革命歌曲，把话题遮过去。

    1960年代放映《英雄儿女》，蒋庆泉也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喊出“向我开炮”的情节时，他开始偷着抹眼泪，回家后，又躲在被窝里哭。打那以后，他再也没看过这部电影。

    陆洪坤曾问过蒋庆泉，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告诉家里人？

    “那不是我，那是英雄。我是战俘啊，一辈子都烙在心里，抠不掉的。”蒋庆泉这样回答。

    蒋利一度以为，父亲心里的这个疙瘩，永远都解不开。

    荣誉与耻辱

    2010年的一天，刚上完课的蒋利打开电脑，一封新邮件出现在邮箱里。发件者是记者山旭。他也看到了洪炉那篇《寻找“王成”》的文章。

    生于1970年代的山旭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长大，厂里有个巨大的电影院。在他的印象中，过去的英雄往往是在影片的最后牺牲，而只有这部电影，往往孩子们还没在座位上坐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呼喊声便会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渴望跳脱“宏大的历史叙事”，去找寻这个“活生生的人性故事”。

    但寻找的过程却是一段让人近乎绝望的经历。

    尽管知道蒋庆泉的部队番号，但对他的籍贯年龄却全然没有了解。后来山旭得知，67师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其主要人员来自苏北。整整3个月时间里，他几乎打遍了江南地区所有省市甚至县的新四军研究会的电话，又联系了北京地区的新四军研究会和志愿军老战士组织。

    他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2010年4月，一个军事爱好者朋友激动地找到山旭，说在一篇网帖上发现了一个叫蒋利的人，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蒋庆泉。

    此时，蒋利7年前留下的电话已成了空号，山旭尝试着向他留下的电子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当天晚上，他便收到了蒋利的回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旭也联系上了住在北京部队大院里的洪炉。他清楚地记得，当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洪炉时，这位稳重的老作家突然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不停地踱步，用手指头盘算着时间，急不可耐地问他，“带我去见见蒋庆泉吧！”

    两天后，山旭开车来接洪炉，结果烘炉几乎把家里能找到的所有保健品都搬进了车里。

    一进大岭村的蒋家院子，山旭回忆说，蒋庆泉便“腾腾腾”地从门口的石阶上跑了下来，绷直身板敬了一个军礼。

    在蒋家，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洪炉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当年在战地为他写的《顽强的声音》的手稿。

    这是时隔50多年后，蒋庆泉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昔荣誉的证物。

    在去蒋家之前，洪炉和山旭先到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查阅了蒋庆泉的档案。他们发现，在泛黄的档案袋中，大部分材料都是被俘人员的登记材料与认罪书。其中，“这是叛变行为，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觉没脸见人，愧对党的教育”……这样的认罪语言随处可见。

    洪炉将其中一些材料复印后带到了蒋庆泉面前。看到这些当年亲笔写下的字句，蒋庆泉用双手扣住头，半响不语。

    洪炉记得，他颤抖着肩膀，噙着浑浊的眼泪对自己说：“我是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啊！”

    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大肚子的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

    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

    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翻译提醒他：“共产党对俘虏是最痛恨的，比恨我们还邪乎。”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记得，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强行令其就范的威胁。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时，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用发来的药向韩国伙夫换来铅笔头，在纸上写下“我要回家”，还组织战俘营的志愿军们一起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觉得，回国了，要把所有耻辱的印记都扔掉。然而他最终发现，有些印记是永远扔不掉的。

    如今蒋庆泉的桌子上，常年摆放的一本书叫《荣辱悲歌——一名志愿军女俘的坎坷人生》。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

    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洪炉说。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和山旭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有这样一幕场景令洪炉感动不已。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坐着一位志愿军某兵团的老政治部主任。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过两片药后，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

    “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谢谢首长！”蒋庆泉敬了个军礼大声说道。

    “这一天不晚呐，不晚。”每当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便开始颤抖，“让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当个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从2010年开始，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都跟踪报道了此事。慰问电话纷纷从全国各地打来，最远的甚至包括旅美的华侨。

    但蒋庆泉的生活依然平静，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上集卖鞋垫，仍然抽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仍然要照料院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不过子女们说，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父亲身上悄悄地发生。

    他管小孙女要来了破旧的新华字典，闲了便写上几首关于那场战争的“对仗句儿”。不到一年的时间，稿纸便堆起了半米多高。他还常常念叨起一个美国大兵，那是在一次近身肉搏战中被他打跑的对手，他会指着自己肚子上的伤疤笑着对老伴儿念叨：“这就是他留下的呀，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洪炉曾跟蒋庆泉讲起过关于美国州长的故事。

    他告诉蒋庆泉，奥卡拉汉州长在看过《英雄儿女》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觉得，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那个中国兵只是坚持了他的价值观”。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人士。他也一直在筹划，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美国版的《英雄儿女》。前几年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的时候还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结的反战雕塑。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托洪炉转告蒋庆泉，“这将是一部为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

“好事，这当然是好事。”提起这件事，蒋庆泉朗声笑起来，“我还想去给那个州长扫扫墓，替于树昌，也替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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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很多报刊说《英雄儿女》里的主人公之一王成的原型还活着。究竟谁是王成的原型？真正的王成和他所在的部队在哪里？

究竟谁是影片《英雄儿女》里王成的原型？

王作东

2013年12月16日15:0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上世纪60年代的影片《英雄儿女》，反映的是抗美援朝战场上那一幕幕悲壮的战争风云，尤其是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战斗英雄“王成”，在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谁是“王成”的原型呢？无论是崔永元编导的电影传奇，还是各类新闻媒体发表的文章，王成的原型有好多位。究竟谁是王成的原型？真正的王成和他所在的部队在那里？

《英雄儿女》的剧本是由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的，小说里的王成和电影里的王成还不一样，小说里的王成是一位普通人物，电影里的王成经过编导再创作，变成作品的主要人物，并喊出了震撼人心的经典台词：“向我开炮”！

从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巴金的小说及题词等来看，小说里“王成”的原型是特等功臣赵先友。

1953年3月，时任全国文联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的著名作家巴金作为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团长，带领18位文艺工作者来到朝鲜前线，在朝鲜采访工作了7个月。期间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将军，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开城前线和65军志愿军将士在一起。1953年9月，巴金又一次来到开城，并和志愿军战士一起过国庆节。 这两段生活深深留在了巴金的记忆里。

1961年7月，巴金创作了小说《团圆》，在1961年8月号《上海文学》发表。1963年由作家毛烽和电影导演武兆堤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1964年在全国公开放映。

“王成”是巴金的小说《团圆》中的一位人物。巴金笔下的“王成”很简单：“年纪不过30多点，来到朝鲜，水土不服身体不大好。”小说写其参加战斗及牺牲经过更为简洁：“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那么，小说里“王成”的原型是谁呢？

张振川曾任志愿军65军582团团长兼政委。他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中有过这样的回忆（张振川，1923年10月25日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板桥镇，1939年参加八路军，1951年入朝作战任65军582团团长兼政委，回国后入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任师长、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省军区副参谋长、副军长、代军长，1983年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

记得1953年9月，作家巴金又一次亲临朝鲜硝烟弥漫的开城前线，对我志愿军65军第582团进行战地采访。我作为团长兼政委向巴金介绍了我团三打“红山包”战斗中很多英雄故事。特别提到了我团2营6连副指导员赵先友和他的战友们在坚守67号高地战斗中所表现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完我的介绍被赵先友等英雄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呼唤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壮举深深感动，深有感触地说:“你们团三打红山包，打得很漂亮。美国人武器强，我们的士气强。”8年后，巴金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团圆》……

张振川将军还谈到他亲眼目睹赵先友壮烈牺牲的经过。

那是1952年10月2日，李承晚陆战王牌11师向赵先友所在6连扼守的67高地发起猛攻。6连官兵打得十分艰苦，伤亡较大，连长、指导员受伤被抬下阵地，副指导员赵先友担负起了连队的指挥任务。10月6日，敌人接近阵地，情况非常危急，赵先友命令刘顺武用步话机向团指挥所报告:“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此时，在团指挥所里，张振川团长能隐约看到赵先友和刘顺武的身影。他的心抽紧了，但时间不允许做太多的考虑。他把心一横，命令炮兵向阵地上的敌人开炮。在这次战斗中，赵先友和他所在的6连荣立特等功，并被授予“英勇顽强守如泰山的钢铁连”的光荣称号，刘顺武等8位同志立一等功。

根据张振川的回忆，小说《团圆》中“王成”的原型应该是特等功臣赵先友。上世纪90年代，65集团军为赵先友烈士立塑像，巴金亲笔题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从这个题字看，巴金也认为，他笔下的“王成”的原型就是赵先友。

从电影里看，英雄儿女里的王成是于树昌烈士。手握爆破筒冲向敌群的壮举来源于杨根思。

巴金小说《团圆》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读罢，也很受感动，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为了突出主题，有必要对“王成”这一形象进行重新塑造。在构想王成牺牲的细节时，编剧毛烽想到了很多抗美援朝英雄，最后决定以特级英雄杨根思为原型。杨根思在解放战争时期已成名，最擅长爆破技术，屡次立功。在朝鲜战场上，他带领一个连守卫某高地，一直坚持到只剩下他一个人，最后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此后，毛烽在创作剧本时，查阅了很多报刊资料，他发现了一篇题为《向我开炮！》的通讯。这是洪炉（洪炉，笔名卢弘。江苏泰兴人。1944年参加新四军，曾任志愿军23军《战地报》记者，从事部队文化宣传和新闻工作约50年）和战友合写的一篇稿子。

1953年6月29日晚，于树昌所在部队是志愿军23军73师218团，为了配合金城主攻方向作战，对281.2高地前沿的无名高地之敌进行反击。战斗中，于树昌与同志们一起冲向敌人。于树昌面对凶恶的敌人，喊出气壮山河的伟大声音:“敌人上了我的地堡顶!开炮!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之后，于树昌砸碎了步话机，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冲向潮水般涌来的敌人。于树昌牺牲时年仅22岁。毛烽看了《向我开炮！》这篇通讯，决定将于树昌的形象也“移植”到剧本中。于是，在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举是根据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的；“向我开炮”的经典情节则取自于树昌的事迹。

近几年很多媒体发表文章，说“王成”还活着，说蒋庆泉也是“王成”的原型，但《英雄儿女》的编剧、王成的扮演者和当年战场指挥员确认定王成的原型是于树昌。

《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2期，以寻找“王成”为题报道了蒋庆泉的事迹。文中说，1953年4月，志愿军23军67师201团步话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绝境中，蒋庆泉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的故事被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了解后，写成了通讯《顽强的声音》。同年7月，23军73师217团的步话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人同归于尽。洪炉根据《顽强的声音》，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于树昌已牺牲，但是蒋庆泉，这位最初触动洪炉写下“向我的碉堡顶开炮”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

1928年，蒋庆泉出生于辽宁锦州松山新区大岭村， 1952年入朝，是第一批轮换部队。蒋庆泉呼叫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广为传播，人们以为他已经牺牲，并准备为他报功。然而，后来在“联合国军”交换战俘人员的名单中，却出现了他的名字。

石岘洞北山的战斗结束后，蒋庆泉被美国人俘虏。他先被拉到汉城的医院，后来转到釜山、济州等地的战俘营。最后，蒋庆泉随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回到国内。

《向我开炮》发表后，全国各媒体反响强烈，《沈阳晚报》《洛阳晚报》《长春晚报》《老年日报》《老干部之家》等报刊相继转载并组织记者采访相关当事人。

2010年6月22日，《长春晚报》记者刘燕宁和张明辉联系到了《向我开炮！》一文的作者洪炉。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采写《向我开炮！》一文的故事，同时也向记者讲述了《英雄儿女》主创时的一段故事。他告诉记者：“王成的人物原型有3位，他们是杨根思、蒋庆泉、于树昌。”洪炉回忆了1953年4月那一场血战之后，朝鲜石岘洞北山上的惨烈景象。

23军的战士已经坚守石岘洞北山一天一夜，敌人已经进攻了3次，作为战地记者，洪炉是在敌人第四次进攻时登上石岘洞北山的。他说：“战士们在挖工事时根本没法下铁锹，因为沙土下就是敌我两军阵亡者的尸体，层层叠叠。这时从陆洪坤、谷德泰两位步行机员口中得知，在敌人第三次进攻时，有位叫蒋庆泉步行机员被敌人包围在了碉堡里，他通过步行机指挥炮兵向他所在的碉堡开炮，而且在战斗之后，战友们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大家都认为蒋庆泉牺牲了。于是我根据对这两位步行机员的采访写出《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泉》。”

在大家都不知道蒋庆泉被敌人俘虏的时候，23军政工机关还准备为他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可在当年5月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洪炉那篇文章随之夭折。

两个月后，洪炉所在的军中又出现了一位叫于树昌的英雄。在守卫281.2高地战斗中，我军战地仅剩下于树昌一人，为了消灭敌人，他在步行机中喊出“向我开炮！”。后来，洪炉和战友根据于树昌的事迹写成了一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顽强的声音》，由《志愿军一日》主编刘亮、申述将标题改成《向我开炮！》。“我成了《向我开炮！》的执笔作者，在中央电视台的《电影传奇》节目中还对我进行了采访。”洪炉说：“如果蒋庆泉没被俘虏，他可能成为功臣。”

对于人们对蒋庆泉是王成原型这一观点产生质疑一事，洪炉说：“其实王成是个虚拟的形象。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么一个光辉的人物形象，这和《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部电影是根据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的，这部小说中王成的人物形象是不丰满的，只说他勇敢地牺牲了。为了让这个人物丰满起来，电影的编剧毛烽和长影的导演武兆堤首先想到了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杨根思在阵地上仅剩自己时，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为了让这个形象更加丰满，毛烽和武兆堤又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他们找到了通讯《向我开炮！》。洪炉说：“我认为王成这个人物形象是杨根思、于树昌、蒋庆泉的英雄形象的集合。”

2000年以来，洪炉撰写《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文章，寻找从没见过面的蒋庆泉。2004年，洪炉在央视《电影传奇》节目中说《向我开炮》的原型叫蒋庆泉。

《英雄儿女》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 (刘世龙，1930年出生于安徽萧县，1939年参加新四军，先后在西南艺术剧院、北京电影学院学习，长影演员，主演《英雄儿女》《刘三姐》等影片40部) 却有不同观点。刘世龙在2010年10月25日接受《广州日报》记者王凤阳、邱瑞贤采访时说，“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是报告文学里的原话，不是为了戏剧编出来的，所以才能打动观众。王成的故事是真有其人，他的原型是一位叫于树昌的志愿军战士。于树昌牺牲后，排长孙绍军和记者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向我开炮》，这篇文章后来入选了由周扬和郭沫若主编的报告文学集《志愿军一日》里面。近几年来，有些人说王成的原型还活着，王成的原型有好几个，我觉得这是亵渎历史上真实的英雄。起码，在我们拍片的时候，王成原型只有一个，就是于树昌。刘世龙还回忆导演武兆堤在拍《英雄儿女》选择男主角王成时，提出要刘世龙出演这个角色。刘世龙表示：“请导演放心，我一定演好，”说完打起背包到长春郊区他原来所在部队下连当兵。到部队后，站岗、放哨、投弹、刺杀等项目，他都一项不漏地参加训练。3个月下来，刘世龙身上有了英雄的气质。刘世龙为演好英雄王成，仔细阅读了文学剧本和分镜头本，反复体会导演对人物的要求，对王成的成长历程和思想发展脉络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对重场戏的表演层次、动作都作了充分考虑。到了拍摄现场，刘世龙处处表现出英雄样，人们都敬而待之。单是拍摄王成冲过炮火硝烟的镜头，刘世龙就吃尽了苦头。到了实拍，刘世龙就要在不断有爆炸、遍地燃烧的火海里冲过去，跑了一遍，眉毛都烧光了，鬓发也被燎去一片，胳膊烧了多处大泡，疼痛难忍。一遍不行，再来第二遍，化妆需要重新沾眉毛，修鬓角，刘世龙顾不了胳膊上已烧成的多处水泡，咬着牙再次从火海中奔跑冲杀过去，这样两遍下来，刘世龙胳膊、身上的水泡就难以计数了，刘世龙对此不声不响，下来敷上一点红药水，就算没事。

对谁是王成原型这个问题，《英雄儿女》的编剧、作家毛烽（毛烽，河南省武陟县人，1923年12月出生，1938年1月入伍。历任23军新闻干事，军文工团副团长、军政治部秘书处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云南思茅军分区副政委、昆明军区文化部长等职。创作《黑山阻击战》、《英雄儿女》等剧本）也赞同刘世龙的看法。毛烽2003年7月26日接受《沈阳晚报》记者采访时说，开始写这个剧本时，每天以2000字的速度进行着，但写到王成如何牺牲时却卡住了。一天，他突然想起了在朝鲜战场上保留过两个厚厚的《志愿军一日》通讯集。 它可不是普通的一本书，而是前线战士亲手记录的真人真事，其中步话机员于树昌的壮举，深深地感动了我。23军73师218团步话员于树昌在参加281.2高地东山腿的争夺战中。经过一整夜的战斗，整连官兵全部牺牲，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不断用沙哑的声音呼唤炮火支援，从早晨到中午，有时来不及调炮，他就跳出去，用手榴弹阻击敌人。战斗到了12时，敌人从三面包抄上来，密密麻麻的向于树昌逼近，他连续呼叫我军炮火：“快打周围50公尺！打30公尺！打20公尺！”，团长孙斌急切问他：“你在什么位置，有何危险？”他庄严急切地呼喊：“别顾我，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最后，他高喊：“首长同志，亲爱的战友，再见啦……”接着，拉响了手榴弹，冲入成群的敌人，同魔鬼同归于尽。读此，片中王成的形象瞬间脱颖而出——从呼叫炮火支援，直至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不加任何虚构，把于树昌的事迹搬上银幕。由于记者洪炉的通讯《顽强的声音》因蒋庆泉被俘没有发表，毛烽在写剧本时不知道蒋庆泉这个人物，王成的原型就是英雄烈士于树昌。

当年于树昌所在师副师长，281.2高地战役指挥员之一谢长华（谢长华1917年出生，湖南省浏阳人。1952年1月赴朝参战，任23军73师副师长。后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在2010年10月9日在丹东风云网上发表题为《王成的真实形象——真实英雄于树昌》的文章，回忆了于树昌的牺牲经过：

1953年6月29日，志愿军23军73师218团奉命对石岘洞北山地域281.2前沿西北两无名高地之敌实施攻击。我来到218团指挥所。和团长孙斌、政委许城一起研究了进攻方案。6月29日22时10分，在我强大炮火猛烈急袭敌阵地后，敌阵地一片火海。通信连一班步话机员于树昌同志，一次次地向团指挥所报告战斗情况，要求炮火支援。在炮火猛烈支援下，连续打退了敌整班整连的6次反扑，打死打伤300多敌人。天亮之后，敌人的反扑更加频繁猛烈。敌炮火把整个阵地上和阵地前沿的土块都翻了个遍，这时，阵地上其他同志全部阵亡，北无名高地的战斗，就靠于树昌一个人沉着地指挥、调动炮火，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把敌人打得懵头转向，搞不清我阵地上到底有多少兵力在坚守。到中午12点25分时，敌人一个多连的兵力连续反扑，向于树昌所在的地堡围了上来，情况万分危急，我们千方百计的数次增援都未成功，我炮火向敌阵地猛烈射击，但也没有阻挡住敌人的反扑。当时的情形我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在团指挥所的耳机里，听到英雄于树昌连声急促地大声呼喊：“快打呀!敌人包围了我的地堡!快射击!猛打!猛打!打我的地堡!”“炮兵同志，开炮呀!别管我，向我开炮吧!”“猛打呀，敌人上了我的堡顶。”“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对准我的地堡，开炮!向我开炮!”“首长，同志们，永别了!英雄跃出地堡，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冲向敌群，嘣……，耳机里传出一声爆声，接着一切声音都沉寂了。 我和孙团长、许政委都睁着火辣辣的眼睛，看着北无名高地于树昌拉响手榴弹爆炸起浓烟的方向，当即拿起电话筒，大声喊道：“全线所有炮火，急袭山腿，狠狠地打!”随着话音，所有大炮一起怒吼，刚爬上山的敌人，顿时被葬入冲天的火海中。我方复仇的炮火，在黄昏之前一直未停止射击。于树昌英勇牺牲了，但他的英勇事迹鼓舞着我军将士，他的英雄事迹，为我军塑造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英雄形象。王成的原型是于树昌同志，那是千真万确的。

2010年6月26日上午，在长春同仁医院住院的蒋庆泉接受《长春晚报》记者陈玉峰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王成的原型，真正的原型是志愿军战斗英雄于树昌，但在一次战斗中我被敌人包围，确实喊出了'向我碉堡顶开炮’，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为了战斗的胜利，任何一名战士都会这样做！”

在住齐齐哈尔解放军某部军史馆，笔者看到了王成原型于树昌的英雄事迹，王成的原型于树昌烈士所在的部队就驻守在齐齐哈尔

笔者在撰写本文时，采访了解放军住齐某部政治部主任李华上校。据李华主任介绍，住齐某部是一支有着关荣历史的英雄部队，其前身为坚持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的红16师，1943年2月组建的新四军7师沿江支队，。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部队参加了莱芜、孟良崮、临朐、胶东保卫战，淮海、渡江、上海等重要战役战斗。王成原型于树昌烈士所在团被誉为“王成团”，是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团之一，作战英勇无畏，表现出色，打了许多大仗硬仗。1953年夏季在朝鲜战场281.2高地战斗中与敌人反复争夺，歼敌2000多人，被23军通令嘉奖。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产生了于树昌这样的英雄。于树昌牺牲时22岁，遗憾的是这位英雄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军史馆前的于树昌的雕像是根据王成电影里的形象塑造的。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政府）

作者简介：王作东是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政府干部，高级经济师，研究军史和地方历史，著有小说散文集《青春的记忆》，地方历史文集《卜奎记忆》、《卜奎史话》《卜奎工运史话》，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战地记者洪炉一直没有忘记蒋庆泉，他在2000年发表了《“王成”你在哪里》一文，公开寻找蒋庆泉，文中还提到了与蒋庆泉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2004年，崔永元主持的《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英雄儿女》专辑，受访的一位嘉宾说电影中的王成是有原型的，在阵地高喊“向我开炮”的23军战士叫蒋庆泉。

蒋庆泉的儿子蒋利看到文章和电视，蒋利联系了洪炉等人，让洪炉与蒋庆泉相见，蒋庆泉这个“活着的王成”出现在公众面前。

蒋庆泉为什么选择沉默？

他自己说：“银幕上的英雄王成牺牲了，而我还活着，我有过那段（被俘）经历，我不想给英雄抹黑。”

2010年4月，洪炉专程到蒋庆泉的老家看望蒋庆泉，并给他带来了珍贵的礼物——写于1953年4月的战地通讯《顽强的声音》手稿。

手捧《顽强的声音》手稿，蒋庆泉不禁老泪纵横，他首次含泪承认：“当年我确实喊了‘向我开炮’！”

看到几十年前的战友专程来看自己，听说当年23军老战友还在惦记着他，特别是党内处分解除了，蒋庆泉的心结慢慢解开。2011年，在大女儿陪同下，他专程来福州给当时23军的军政委、开国中将卢胜扫墓，看望卢胜将军的夫人姜斑华老首长。蒋庆泉还特别给姜大姐亲手制作了一根拐杖。姜斑华老首长一家热情地接待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