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梦见家里来了小偷:中國反貪腐三十年 老幹部齊聲說“殺”

　　中評社北京12月1日訊／此間京華時報發表專題文章，回顧中國30年來的反貪污腐敗過程。主要内容如下：　

　　30年來，機會與誘惑幾乎同時多了起來。

　　有人把握了機會，有人沒有抵制住誘惑。在誘惑面前失守的人，如果是一個權力掌握者，受到損害的可能將是公共利益。

　　當權力不受制約時，貪腐就會大行其道。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30年的反腐敗之路，也可被解讀為對權力的制約之路。

　　忌諱時代

　　“殺！”一群白髮老人握緊拐杖向地上一戳，齊聲說道。

　　那一幕，給年輕的法律學者林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1992年的上海，在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工作的林喆參加了一次內部通風會，通報的內容是當時查處的官員腐敗問題，與會的人員，包括上海市的一些老幹部。

　　後來調到中央黨校的林喆成為著名的反腐問題研究專家，而當年，她對貪腐問題還比較陌生。

　　彼時的中國，計劃經濟的列車在轟鳴中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雙軌制並行期間，各利益集團開始粉墨登場，一批官員的貪污、腐化的問題開始顯露。

　　通報的內容，顯然超過了老幹部們的忍受程度。通報結束後，會場上一片沉寂。

　　一名70多歲的老幹部，嘴唇顫抖著說：“戰友們，怎麼辦？怎麼辦？”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口中蹦出一個字——“殺！”

　　這一幕讓林喆非常震驚。“我當時就想，得研究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導致了這些老人如此痛恨的腐敗。”

　　在當時，“腐敗”一詞還不通用，媒體更多地使用“腐化”一詞。“生活腐化”成為當時許多落馬官員的罪狀。

　　在這次通報會後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編輯找到林喆，約她寫一本關於腐敗的“暢銷書”，並強調，這本書至少能讓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讀懂。

　　林喆接下了這個題目。對腐敗問題深入研究後，她認為腐敗就是指權力腐敗。“腐敗的根源就在於權力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異化機制。任何權力只要不加限制，就必然會走向腐敗。”

　　林喆將重點放在對權力的分析上，她很快發現，這不是一本寫給高中生的書。

　　一年後，當林喆將題為《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的書稿交給出版社時，最初約稿的編輯詫異了。“腐敗與權力有什麼關係？腐敗就是腐化啊！”出版社拒絕出此書。

　　1992年，仍然是一個忌諱的時代，腐敗還不是一個可以公開深入探討的問題。正如中國的發展之路在摸索中前進一樣，林喆的書稿也幾經沉浮，旅行了大半個中國，幾經退稿。

　　在著書過程中，林喆也對“是否是改革開放引發腐敗”做出明確的回答--“不是這樣。”

　　最初的腐敗

　　就在林喆被白發蒼蒼的老幹部們的憤怒觸動的同一年，在意大利，一場政界醜聞震動朝野——一個清潔公司老板不堪政客勒索而舉報，深入調查後，人們發現，執政黨和在野黨都在大肆貪污索賄。

　　貪污腐敗已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難道是中國打開國門，才導致貪腐現象流入並蔓延？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出現貪污腐敗分子了。”林喆說。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開始注意到貪腐潛在的威脅。毛澤東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醒人們，“不要被沒有拿槍的敵人征服”。

　　1951年，一起貪腐大案震驚全國。當時擔任天津地委書記的張子善和前任劉青山，被發現貪污救濟糧款、治河款等，總計超過171億元（舊人民幣）。1952年2月，兩人被執行槍決。 

兩個月後，新中國即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包括國家機關、企業、社會團體、軍隊，成為這部條例規範的對象。

　　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是在當年的“三反運動”中被揭露的，“三反”中排在第一的是“反貪污”。按照當年五大行政區統計，有122萬餘人被發現有貪污腐敗等行為。

　　此後，中央政府又集中展開了三次反腐運動。

　　此間的各種運動，雖然有擴大化的傾向，但也說明，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初掌權力的部分人就出現了貪腐的苗頭。

　　這一切，都記錄在了林喆的書中。

　　不過,一個事實是，新中國成立之初，貪腐的情形並未像後來那樣嚴重，也並未蔓延。對此，林喆援引美國學者莫裡斯．邁斯納的解釋，一是因為毛澤東在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政治威望所致；二是因為時不時的政治運動，極大地限制了幹部的權力。

　　後者，也可以被看做限制權力的一種極端的辦法。

　　就在中國用更極端的辦法限制官員權力的同時，1974年，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正是這個機構使得香港成為全球最為廉潔的城市之一。

　　第一次反腐高潮

　　廉政公署成立5年後，1979年1月，在北京，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式恢復。 
　
　　多年以後，這個黨內機構成為貪腐分子最害怕的單位。

　　與各級紀委陸續恢復的同時，1980年，在“文革”期間停止運作的檢察機關開始恢復。中國的檢察機關除了具有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外，還同時擁有偵查的權力，檢察院也成為反貪腐最前沿的法律機構。

　　這一年2月，26歲的童海保考入安徽省馬鞍山市當塗縣檢察院，成為一名書記員。

　　2002年，童海保獲選中國十大傑出檢察官，這名長期在反腐一線工作的檢察官，2003年成為全國人大代表後，因為一連串的反腐議案，受到了人們的關注。

　　而在改革開放初期，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院，地位遠遠不如法院和公安局，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檢察院是幹什麼的。讓童海保印象深刻的是，在當塗縣，甚至有人拿著木材檢查單走進檢察院，以為這裡是木材檢查站。

　　當時貪腐案件比較少。事實上，可被貪污的資源也非常之少。童海保曾經辦過一個貪污案，一個小學校長貪污購買作業本的提成費獲刑三年，金額是2000元。

　　上世紀80年代初期，貪污1000元即可定罪，現在這個數字是5000元，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貪污30元就已犯罪。

　　社會已經悄無聲息地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而對權力的限制和監督的力度並未及時跟上。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由於知青返城找工作、大學生畢業分配、企業的供銷人員尋找客戶，托關係、走後門一時流行。

　　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情況變得嚴重起來，倒賣耐用消費品在沿海地區開始猖獗，一些握有權力的政府機構也參與其中。官辦企業成為經濟領域最活躍的力量。據當時統計，從1986年到1988年，全國猛增了30萬家“公司”、“中心”，其中62%以上的企業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特別是一些高幹子弟依仗權勢和各種關係經商，倒賣各種緊俏商品大獲其利。

　　緊跟著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這次腐敗高潮，便是反腐力度的加大。

　　1986年1月6日上午到9日下午，8000多名中央機關幹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在這個被稱為“八千人大會”上，中央號召中央黨政機關全體黨員幹部在端正黨風中成為全國的表率。

　　同一時期，全國各地的檢察院相繼成立了反貪污賄賂局（以下簡稱反貪局），偵查範圍也更細化為國家工作人員。

　　“成立反貪局後，打擊的目標更明確了，我們也配備了測謊儀等更多的偵查工具。”一直在基層檢察院工作的童海保說。

　　很多人對反貪局寄予厚望，甚至希望這個機構能像香港的廉政公署一樣一舉滌掃濁流。 

特殊時期的貪腐黑洞

　　時間來到1992年。 
 
　　這一年，在上海的女學者林喆開始撰寫她關於反腐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但這本很快就寫完的著作，卻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

　　在安徽，基層檢察官童海保明顯感覺到腐敗案件開始增多了。“1992年的貪腐案件一下占到了60%，後來占到80%甚至90%。”

　　經濟領域的變革引領著中國向擺脫計劃經濟的軌道轉型。上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明確提出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計劃經濟尚未退場，兩種經濟軌道奇妙地在中國並行了數年，其導致的“價格雙軌制”使得各地的權力機構，可以“合法”大肆攫取不當利益。

　　當時，重要的物資，如鋼鐵等價格，都分為兩層級——國家計劃內的價格非常低廉；而進入市場流通的價格則相對較高。誰要有能力搞到批條，就可以按低廉的計劃內價格買來物資，再以昂貴的市場價賣出。一入一出，權力即可輕易地變現為金錢。

　　學者胡鞍鋼稱此為權力“尋租”，計劃內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差價即為租金。林喆說，按照當時學者的粗略統計，1992年“租金”為6000多億元，占國民收入的32%。

　　一些涉及高級領導人的貪腐大案開始出現。1995年4月，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因貪污挪用公款畏罪自殺。三年後，北京市原市長、市委書記陳希同因貪污罪、玩忽職守罪被判處16年徒刑。

　　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基本進入市場經濟階段，雙軌制離開歷史舞台，權力雖然不能再從差價中直接獲取“租金”，但更隱秘的尋租行為仍在持續，貪欲變本加厲。

　　與活躍的貪腐態勢相反，曾被寄予厚望的反貪局受體制所困，終究未能如廉政公署一樣，憑一己之力清除腐敗。

　　“檢察機關高級別幹部的管理權在市一級黨委，科級幹部管理權在市人事局，財權在財政局，財權、人權都歸政府管，你又怎麼能去監督政府？”長期在基層檢察院工作的童海保說。

　　正是在這個時候，更強勁的力量開始萌生。

　　1997年初，江澤民在中紀委第八次全體會議上強調反腐敗鬥爭是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嚴重政治鬥爭。不久，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傑被查處。

　　這一年，在高調的反腐輿論中，林喆的書終獲出版。 

反腐中國模式

　　與林喆的書出版同年，1997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開始實施，其中的一條規定，讓檢察官們面對某些智商更高的貪腐嫌疑人時，有些束手束腳——在偵查過程中，不得傳喚嫌疑人超過12小時，不得連續傳喚。

　　一次，童海保偵辦了一起警察接受賄賂徇私枉法的案件，對方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探長。

　　來到檢察院後，他將六盒煙往桌上一撂，就沉默不語了。面對反複詢問，他反問說：“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會說嗎？”12個小時一到，熟知法律的探長起身離開。無奈中，童海保求助於紀檢部門對這名警察進行了“雙規”。在被“雙規”的第五天，這名警察交代了受賄的事實。

　　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紀檢機關開始成為反腐戰線中最有力的機構。

　　在此前，中國重要的反腐力量有三支，在黨的內部有紀檢機關，在政府序列有監察機關，在司法序列則是檢察院的反貪局。1993年，中紀委和監察部開始合署辦公。紀委為主導的反腐功能開始加強。事實上，黨內監督的力度一向是中國反腐力度的風向標。作為執政黨，從中央領導到地方官員絕大多數為共產黨員，強化黨內監督，是對政府權力制約的最有效辦法。

　　早在1980年，中紀委擬定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向全黨公布。其中確定各級領導幹部要接受監督，不得搞特權。200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先後出台，媒體評論，黨內監督的規範化和制度化進入了新的階段。

　　作為執政黨內部的紀律監督機構，紀委逐步走向反貪腐的最前沿陣地。特別是在省部級高官的反腐案件中，以中紀委為主導，結合其他反腐機構和靈活辦法的反腐“中國模式”已經形成。

　　在中國，紀委人員是比檢察官更讓貪官們膽寒的人。童海保說：“中國是一個崇尚權力的國家，相對於崇尚法律，人們更習慣崇尚權力。”

　　2003年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童海保連續提出議案，希望將反腐中國模式法律化，制定反腐特別法以加大反貪腐的力量。

　　五支監督力量

　　2000年以後，公衆對貪腐更加關注，空氣也更加開放。在媒體的高密度報道下，各種貪腐現象被曝光——多個省份交通廳長因手握修路大權受賄而相繼落馬；經濟最活躍的金融領域頻發大案；出現國企負責人退休前最後撈一筆的“59歲現象”……

　　在調往中央黨校後，學者林喆繼續撰寫反腐著作。2002年，她主筆出版了《腐敗犯罪學研究》，與第一本書艱難的出版過程不同，這本書在成稿兩個月後即獲出版。

　　2007年，由中紀委和中央黨校組織，林喆具體負責編寫的《新時期領導幹部反腐倡廉讀本》出版。在這本最高規格的反腐教材中，林喆堅持將權力與腐敗的關係寫入書中。這時，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的名言——“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也已經被中國民衆接受。 

在社會上，反腐的文學書籍也層出不窮，作家周梅森的《絕對權力》，成為暢銷的反腐小說。2007年初，官場小說《駐京辦主任》大獲成功。一年後，人們知道，小說作者王曉方，就是轟動全國的“慕馬案”中沈陽市副市長馬向東的秘書。

　　權力場不為人知的遊戲規則被揭露出來。

　　2008年，林喆開始修訂她的《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從1992年寫作這本書到現在，更多的腐敗大案和反腐行動層出不窮，這本書也從不到300頁24萬字的小册子擴張到600多頁60萬字。對權力的分析與制約，仍然是這本書的主題。林喆將對權力的監督分為黨內監督、黨外監督、法律監督、媒體監督和群衆監督，而在這五支力量中，“群衆監督是做得最不完善的”。

　　事實上，對權力的制約幾乎永無止境。即使是現在公認最有效的以紀委為主導的反腐中國模式，也存在著權力的制約。“紀委書記落馬的也不在少數。”林喆說。

　　2006年9月，湖南郴州紀委書記曾錦春被“雙規”，之後查明，曾錦春不但貪污受賄，還無限放大紀委的權力，居然將在黨內適用的“雙規”手段，施加在黨外人員身上。在曾錦春落馬前，僅湖南就先後有三名紀委高官落馬。

　　檢察官出身的童海保現在是安徽省馬鞍山市金家莊區人大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雖然出身檢察系統，但他對檢察院的權力制約也有清醒的認識。對於受賄案件中，偵查權和批捕權均在檢察院，童海保說：“這樣，查與不查、查多查少、逮與不逮就都在檢察院手中了，適度分權，接受外部監督非常重要。”

　　而對於貪腐的肅清，童海保更希望社會觀念的變化，“整個社會應推崇法律之上沒有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