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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项观奇:对历史现实思考的方法论分歧:“应然”还是“必然”(一)

发布时间:2011-09-21 22:37 作者:高寒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1次

——高寒、项观奇马克思主义系列辩论之一

 

(2009年4月29日-5月7日)

 

  第一回合

 

  高寒:“应然”还是“必然”

 

  总算啃完了我的毛派老朋友项观奇先生的“四答高寒”长文《半社会主义论》。为了完整地、 准确地把握和领会这篇项著,我又去将老朋友的一答、二答、三答高寒通通刨出来捧读了一遍。完全可以这么说,项观奇先生的这篇文章,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左派的思维禁区或思维盲区,即使是在最前卫的毛派中,也算是鹤立鸡群了。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它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局限性,尤其是作为思维方法论的局限性,才特别具有典型性意义,才特别值得与之细细地探讨。

 

  项文对现实,对毛泽东时代和前苏东模式的批判,是极其尖锐的,对绝大多数左派们至今还属思维禁区或思维盲区的资本主义文明之历史进步性的肯定,也是相当充分的。他甚至还数度使用了“封建性社会主义”这个词。⑴ 乍一看来,这与我得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客观上干的,不过是“小农—封建社会主义”——还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然而,在这种乍看相似的表象背后,实际却隐藏着深刻的理论分歧。

 

  原因就在于我们完全是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考角度、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法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

 

  先请看下面两段实例:

 

  一、项观奇:

 

  社会主义肯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一切财富的主人, 主人当然是国家、是社会财富的最高主宰。主人当然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 主人们之间的权利当然是平等的。 这样的人权,这样的自由、 平等观,显然是最彻底的最高的自由、平等观, 是资产阶级人权观不可比的。 资产阶级的人权,一旦涉及私有财产,就只能承认不平等是不可侵犯的,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正是在这里,也要把平等观贯彻到底,把人生而平等贯彻到底。 在私有制面前,人不可能生而平等,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面前, 人不可能生而不平等。有这样超越资本主义的优越的原则,搞社会主义,怎么不敢谈人权呢? 怪事。说怪也不怪,那是封建思想、体制在做怪,从封建思想的框框里看问题,怎么能看到人权呢?

 

  社会主义的人权,首先是公民的人身不可侵犯。这是从我们建国以来的实际情况提出问题的。直至文革结 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在我们这里,简直不知人身是不可侵犯的,甚至直到今天,在有些人的眼里,人权也是一钱不值的,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我们可以不去尊重。在所谓『无 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下面,什么侵犯人权的事都变得可以去做。尤其文革期间,这方面的教训最大。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法律保 护。从最简单的办学习班、隔离审查,到抓进监狱, 判刑、枪毙,公民人身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真正的是无法无天。人治代替了法治,专制代替了民主, 领导人的一句话,一个批示,就是最大的法,就可以草菅人命。 这种落后性、反动性, 有时甚至超过了封建社会。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蒙垢的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人民群众抛弃这种假社会主义、真封建专制的主要原因。 教训是非常沈痛的。

 

  要保证人权,保证人身不可随意侵犯,最根本的是根除封建性的人治、人治大于法治。人的权利要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高于法律,去侵犯别人的权利。立法的 权力在人大,一旦立法,神圣不可侵犯,独立于任何个人、政党、行政之外。这实际就是把任何个人放在了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保护之下。这是人民民主的具体形式。

 

  要克服专制、等级、特权等封建性的弊端,高扬社会主义人权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每个人的权力都是一样的,每个人地位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专制、等级、特权才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空间。我们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洗 礼,但是,我们可以继承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等级特权的思想遗产, 并提升到社会主义人权的高度, 把我们的人民真正保护起来,而不受封建主义的蹂躏, 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不能再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是一个我们并没有深刻认识的大课题, 我们先要学习、继承, 再做发展。

 

  ——“谈社会主义民主”(项观奇《半社会主义论》第二题第二点第一小点:“政治领域里的反封建任务”)

 

  二、高寒:

 

  总之,社会民主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

 

  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认为导致资本主义文明得以发生和发展、并取代封建文明的那种历史必然性,不会因资本主义制度的 实现而停止其步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社会化的大生产与占有的私人性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领域中的金钱至上的潜规则,将会因资 本主义文明的充分实现而逐步孕育出一种更高的人类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将会在更高的历史阶段继承和提升人的解放。当然这一切均得以资本主义文明的充分发展和健康发展为前提。因此,尽管中国社会民主党人今天会毫不含糊地为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但我们立足于今天却是代表着明天,代表着未来的社会主义文明,代表着这个未来文明的物质承担者——现代工人阶级的。处于权贵资本主义压榨下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后备军农民阶级,是今天中国受剥削受压迫最深重的社会阶级。由于没有独立工会,工人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 是任由资本宰割。中国经济今天在国际市场上那为中共官僚引以自豪的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低廉”,中国大地上被中国政府所大肆炫耀的都市建设,其背后又隐藏着 多少打工族的血和泪?君不见,一些国际大财团,为高额利润所诱惑,竟然乐见中共禁止独立工会,有的高科技公司甚至大发封网横财。不少外商则乘机将所在国或 地区所明文禁止的雇佣童工、超时劳动、违法低薪、体罚工人、强迫搜身、污染环境……,统统搬到中国。总之,那不受约束的资本与特权相结合,就如同一头毫无 羁绊的怪兽在中国横冲直闯。资本原始积累时的残酷、贪婪、暴虐、无耻,在中国畅行无阻。资本与专制沆瀣一气,使整个中国大陆的堕落与腐败、残酷与残忍触目惊心。由此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制衡资本的力量。当资本主义处于特权重压下的畸形发展时,我们要全力以赴地促进资本主义 的健康发展,这包括高举独立工会的大旗,高举人权、自由、民主、法制、多元的大旗;当资本主义处于正常发展阶段时,我们则要努力争取工人阶级利益,这包括 逐步推动一系列保护劳工权益的法案,扩展工人阶级的参政权和代表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工阶层竞选执政,并一步一步地建立和扩展社会主义文明。

 

  为什么是“干资本主义”?还是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深知: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的彻底解放只能仰赖于人类自身所创造和累积的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资本主义文明则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几可说是一部由第三国际领导的世界各 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碰得头破血流的历史。中国的今天,不过是这场历史悲剧的尾声而已。苏共、中共的失败,尽管也不乏悲壮,但究其原因,与历史必然性为敌,抗拒铁的历史规律,岂有不败之理?东西德,南北韩,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等等,不都为顺应还是抗衡资本主义文明而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可见, 历史只能完成它所能完成的任务,偏要拔苗助长,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满腔赤诚,竟然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导致了封建专制的大复辟。这说明,蔑视历史规律就像藐视自然规律一样,是没有不受到惩罚的。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老老实实地走历史必由之路,旗帜鲜明地干资本主义,舍此别无他途。诚然,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资本主义,绝对不是说,中国要将早期资本主义的那些个弊端统统重复一遍,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借鉴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那些业已成熟、且普遍成熟的社会主义政策。作为后起之秀,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文明建设,当然毫无疑义要避免早先人类所走过的血腥弯路,当然毫无疑义可博采各国之长为我所用。这于物质文明如此,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亦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会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甚至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传统,也不是全无 去借用改造之可能,如农村的合作医疗之类。但是,以“中国特色”来抵制和否定世界各民族都不得不走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多元文化”这一现代文明大道, 则是晚清以降的历代专制者们所共有的“特色”。

 

  ——“拨乱反正与社会民主主义”(这是高寒为《中国之路》杂志所撰写的2005年元旦社论)

 

  不难看出,项观奇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应该这样,本应这样——立足于应然。而我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则是:必然如此,只能如此——立足于必然。

 

  在前者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失败在于没有遵循某些正义原则,忽略某些正义原则;而在后者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失败则在于:用超越历史阶段的方式与历史必然性为敌,以省略历史必然阶段的方式逆历史潮流而动。

 

  因此,项观奇所苦苦探寻的是:中国共产党究竟背离了哪样一些正义的原则才导致了今天的失败?应当怎样将这些原则重新灌输到中国共产党中去,应当采取何种补救措施才能重振中国共产党?

 

  而我则热衷于探寻:当初那些壮怀激烈、对“平等、自由、民主”的热望丝毫也不亚于今天的项观奇们和民运人士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他们是怎样按照自己对这些原则的真诚善良的理解,而坚定不移地、一步步地走向了特权、走向了专制和走向了独裁的。在他们波澜壮阔的历史悲剧背后,是怎样一种不以他们当初的热望为转移的历史必然 性,怎样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他们推到了自己愿望的反面,推到了目前这种局面。因此,任何想从历史的挫败中重新站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怎样来正视这种历史必然性和顺从这种历史必然性?

 

  正是这个“应然”与“必然”之差,将我与项观奇的思维方法论上的分歧给凸显了出来,将马克思主义者高寒与马列毛主义者项观奇区分开来。

 

  从这个方法论分歧出发,从而自然引出方法论背后的世界观分歧,从而导致了我们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现实问题上的一系列分歧,这包括:

 

  何谓马克思主义?何谓修正主义?何谓(科学)社会主义?怎样评价当年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之争?怎样评价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和今天的社会党国际?怎样评价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怎样评价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怎样评价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 毛泽东主义和邓小平主义?……等等、等等。

 

  毫无疑问,对于以上命题中的相当部分,或许在项观奇眼中当属不言而喻,是径直可拿来当论证大前提使用的。譬如,他的《半社会主义论》,其所依据的“不言而喻”前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正是在个“不言而喻”之处,正是在这一系列第三国际版思维定势的“不言而喻”之处,隐藏着我与项观奇的巨大分歧。因此,我们的辩论,即使仅仅为着遵守逻辑同一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找出我们双方都一致同意的真正不言而喻的理论大前提。然后,再由此出发,一步一步地来辨析我们之间的分歧。

 

  本来,这些理论问题,在一个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和有自信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是完完全全可以讨论、应当讨论、允许讨论和提倡讨论的。本来就是 嘛,马克思主义无禁区,有禁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讨论,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哪怕是局限在一个极其狭小的封闭的“纯学术”的圈子内,也几无可能。好在我们在这里均可不受约束,尽可畅所欲言。

 

  尽管我那“一言以敝之,所谓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的论断,被老朋友项观奇冠之以“著名的奇谈怪论”⑵;尽管我的所有思考均被老朋友不无调侃地称之为“高寒的马克思主义”⑶,甚至用毛泽东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也难”来比喻我的“顽固”,但是,我还是要与老朋友一道来将这一系列大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认认真真地进行下去。

 

  我唯一希望的只是,既然老朋友这次乘大作《半社会主义论》的东风,信心满满地向我发起了挑战(“我的意见很快就炮制出来了。自信补课论的高寒,迟迟不拿出自己的论作。……无理寸步难行,聪明胜过我至少十倍的高寒啊,遇到难题了”⑷)那就请不要去学那位同样在毛派中属鹤立鸡群的毛继东,打上门来要辩论“零八宪 章”,可当我一接招应战,他就迫不及待地打退堂鼓,还用“我们谁也不想说服谁”这类最不争气的封闭性思维当免战牌。

 

  高寒信箱:gaohan2005@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