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河桥钢琴简谱:【资料】江西明益王墓青花瓷

江西明益王墓青花瓷(2011-04-06 15:32:37) 标签：明益王墓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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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瓷器收藏
有明一代，朱氏王朝在江西境内共封有三藩，即南昌地区的宁王、鄱阳地区的淮王和南城一带的益王。其中，被封于南城的益王一系，始封于弘治八年（1495），结束于清初，前后达150余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江西省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南城县境发掘清理了益王系的端王、庄王、宣王和定王四座藩王墓，墓中除出土大批金、银、玉、铜和冠服等饰品外，在庄王、宣王和定王墓中还出土了一批陶瓷器，除有6件龙泉青瓷外，其他均为青花瓷，仅完整成器的就有22件。本文对这批青花瓷集中地作一详细介绍，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请方家多予指正。
（一）
端王朱祐槟是益王一系的开国者，死后与王妃彭氏合葬。朱祐槟卒于嘉靖十八年（1539），彭氏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显然这是一座明代中期的墓葬，该墓发掘报告中未见有出土青花瓷的介绍。
庄王朱厚烨墓位于南城洪门水库长圹村北，是和元妃王氏、继妃万氏三人合葬的大型砖室墓。朱厚烨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卒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葬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元妃王氏卒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继妃万氏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显然这是座明代中晚期之际的墓葬，墓中随葬品，既有明中期的遗物，也有明晚期之物。此三人合葬墓中出土青花瓷就有15件之多，现分别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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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鸾鹤纹罐 四件
造型和大小规格基本相同，高22厘米，口径11厘米，底径10.5厘米。侈口，短颈，弧形肩，深圆腹，至胫微内收，平底内凹。胎质都很坚细，釉色都较洁白，颈部釉厚处微泛青色，青花呈色也都纯蓝泛紫，色泽浓艳，显然都系用标准的“回青”料描绘的，只有个别罐的局部青花发色偏淡。腹部的主题纹样饰在四瓣以一粗一细的双线勾勒的大仰莲开光内，内容分别为龙（图1）、凤（图2）、鸾和鹤等四种代表神兽、神鸟的吉祥图案，龙为五爪，周边衬以 “王”字形等各式流云。腹部开光四角空处绘缠枝灵芝。肩部饰变体覆莲，内填鱼形花卉。胫部饰重瓣仰莲。器底正中有青花“大明嘉靖年制”二直行六字楷书款。出土时，罐上都覆盖有一件底署“大明万历年制”款的青花团龙花卉纹碗。
龙兽纹罐 二件
造型和大小规格相同，高17.8厘米，口径10.1厘米，底径11.8厘米（图3）。直口，唇微凸，短颈，丰肩，圆鼓腹，平底内凹呈圈足。胎质均洁白细腻，釉色白润，青花呈色也都鲜丽浓艳，深蓝泛紫，只是有的部位呈晕散现象。腹部主题纹饰为龙和瑞兽等吉祥图案：上部饰两条同向五爪行龙；中部饰有天马、麒麟、豹、兕、狮、牛六种瑞兽，六兽都等距离地与双龙相反的方向前行；下部则饰山石和折枝花草。龙、兽间伴有祥云簇拥。肩部和胫部则分别绘有如意云纹和双层仰莲纹。全器纹样构图精巧，繁褥绮丽。器底有青花“大明嘉靖年制”双直行六字楷书款。出土时，罐上也都盖有底署“大明万历年制”款的青花团龙花卉纹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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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龙花卉纹碗 六件
造型、花纹、釉色及规格大小都基本一致。高4.5厘米，口径13.4厘米，底径5.5厘米。敞口，菱边，浅弧腹壁，矮圈足（图4）。胎质致密，腹壁轻薄，能透光见影，釉色莹润，青花呈色灰蓝。口内沿饰带状双细弦纹，碗心双圈内饰五爪团龙。外壁等距饰四组侧身五爪团龙（图5），之间绘四组宝相花卉。从绘画风格看，所绘团龙五爪舒展，简练酣畅。器底有青花“大明万历年制”双圈双行六字楷书款。出土时，分别覆盖于前述四件龙凤鸾鹤纹罐和二件龙兽纹罐上。考庄王与元妃王氏均葬于嘉靖年间，惟继妃万氏后葬于万历年间，此六件青花碗当为万氏祔葬时所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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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枝龙纹罐 一件
高16.4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11厘米（图6）。直口，短颈，弧溜肩，圆腹，底内凹呈圈足。胎质致密，釉色洁白肥润，青花呈色蓝中泛紫。腹部主题纹饰为两只五爪龙行走游戏于缠枝莲纹间。颈部、肩部和胫部分别饰云雷纹、如意云纹和变体莲瓣纹。肩、腹之间绘双细弦纹相隔。所绘缠枝龙纹，布局疏密有致，线条流畅自如。器底有青花“大明嘉靖年制”双圈双行六字楷书款（图7）。出土时，此罐置于王氏棺盖上，罐内盛满清水和一束头发，上覆一瓷盘为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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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龙纹大盘二件
造型、釉色和规格大小都基本相同。高7厘米，口径31厘米，底径18.5厘米（图8）。均敞口，弧腹壁，矮圈足。内口沿饰带状缠枝菊纹，底心主题纹饰为一正面五爪团龙，空处衬以流云，团龙外绘弦纹两周。腹外壁饰两条五爪同向行龙各戏一珠，空处衬托各式流云。器底有青花“大明嘉靖年制” 双圈双行六字楷书款（图9）。胎质坚硬细腻，釉色白润而泛青绿，青花呈色灰蓝，深处有结晶斑点。此二件大盘造型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盘内底均下塌，圈足边粘有砂粒。出土时，此二件青花大盘分别置于庄王和元妃王氏的头部。
益宣王朱翊墓位于南城县岳口乡游家巷村北女冠山麓，是宣王和其元妃李氏、继妃孙氏三人合葬墓。朱翊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卒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李氏卒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继妃孙氏卒于万历十年（1582）。显然这是座典型明代晚期墓葬。墓中除继妃孙氏墓出土一件龙泉瓷盘外，仅在朱翊棺内出土一件青花大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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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边开窗花鸟纹大盘 一件
高6.6厘米，口径31.3厘米，底径17.8厘米（图10）。敞口，菱边，器壁浅坦，圈足。盘内壁饰八莲瓣开窗，窗内绘四组对称的菊花、牡丹、芭蕉和浮萍图案。开窗之间以八立柱相隔，下饰海水纹，中段饰几何纹。内底心用两周弦纹和连弧纹将底隔，柱上心分为内外两区，外区饰带状海水纹，中各饰四组卷云纹和纹；内区绘山石、祥云和花鸟纹。盘外壁用青料勾绘八柱开窗，内绘折枝果。通器白地青花装饰，青花釉色蓝中略偏灰，发色渐浅，这是万历中晚期最常见的色调。值得注意的是，该盘口沿处有破裂后重新粘补、上釉、再入窑焙烧的痕迹。
益定王朱由木墓也位于南城县岳口乡游家巷村北的女冠山上，也系与元妃黄氏、继妃王氏的三人合葬墓。只是墓室早年被盗。朱由本生于万历十六年（1588），卒于崇祯七年（1634）；元妃黄氏卒于天启五年（1625）；继妃王氏卒于崇祯七年，显然，这是座明代末期墓葬。合葬墓中，除定王本人墓室和棺中出土有一对龙泉青瓷瓶和一件龙泉青瓷盘、继妃王氏棺中出土一件龙泉青瓷盘外，元妃黄氏墓室出土青花瓷瓶两件，另外发现青花瓷盘碎块二片，口沿处绘有青花云龙花卉图案；继妃王氏墓室中出土青花瓷瓶二件，且均带有盖碟。现分别介绍如次：
敞口束粗长颈松鹤鹿纹瓶 二件
均破补，出土于元妃黄氏墓室中圹志内侧靠椁底处，且深埋于地下，显系盗墓时扰乱所致，想来原先也是置放于棺椁与圹志间的上方两角，当应是天启五年间随葬品。造型、釉色、青花图案和规格大小基本一致。高25.8厘米，口径9.3厘米，底径9.5厘米（图11）。敞口，束粗长颈，长圆腹，圈足。胎体粗糙厚重，衔接痕明显外露，底足不很规整。器内壁施白釉，器表釉面肥厚，开冰裂细片，且闪米黄色，开片纹路呈色为红褐色，只是釉面多已腐蚀。青花呈色灰蓝，浓处泛黑。腹部用钴料绘古松一株，下有简笔花草，对称一面则上绘一仙鹤翩翩欲降，下饰一糜鹿抬足回头远望。器底有青花双方框“福”字棣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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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口束粗长颈蛱碟纹瓶 一件
出土于继妃王氏墓中棺椁与圹志相间处的上方一角，故应为祟祯七年间物。高28.5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9.5厘米（图12）。造型诸特征均与上述敞口束粗长颈松鹤鹿纹瓶相同。器内壁也施白釉，器表施青白釉，釉质莹润，开冰裂纹，开片纹路为淡粉红色。口沿饰酱黄釉。青花呈色灰蓝，浓处亦发黑。颈至腹部绘有疏朗的折枝花卉，中有蛱蝶飞午，构图繁而有序。器底有青花双方框“福”字棣书款。
敞口束粗长颈松鹤鹿瓶 一件
出土于继妃王氏墓中棺椁与圹志相间处上方的另一角，也当为崇祯七年间物。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底径9.9厘米（图13）。其造型、胎质、釉色乃至青花呈色都和上述元妃黄氏墓出土的二件同类器相同，所绘青花松鹤鹿的图案和布局亦基本一致。器底有青花双方框“雅”字款（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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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口小碟 二件
出土时，分盖于上述继妃王氏墓中的两件青花瓷瓶上。大小一致，高2.5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4厘米。敞口，浅盘，圆璧底。一件碟内用青料绘一似“雁”形草纹，其旁还书写有一“雁”字（图15）；一件碟内则用青料绘有简笔水草纹，其旁在一长方框内书写一“雅”字。
（二）
上述益王系诸墓出土的这批青花瓷器，不仅部分器底署有年号，而且因都有圹志出土而使之都有绝对纪年，从而为明代青花瓷的断代和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准器以及可供比较的重要资料。
四座益藩王墓中，以庄王朱厚烨墓出土青花瓷最多，其中四件龙凤鸾鹤纹罐、二件龙兽纹罐、一件缠枝龙纹罐以及二件龙纹大盘底部都署有“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另有六件团龙花卉纹碗，底部署有“大明万历年制”款，从其胎质、釉色和青花色泽及其花纹图案看，当是景德镇官窑器无疑。
首先，其胎质均坚硬洁白细腻，显然其瓷土原料系官土，所谓“出浮梁新正都麻仓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坡、低路坡，为官土。”（明?王宗沫：《江西大志·陶书》）民窑是无权采掘此土的，只能用次等的瓷土。
其次，底署嘉靖款的九件青花器，其呈色较普遍特点是鲜明艳丽，且深蓝泛紫，说明这是一种从西域（非云南）进口的所谓“回青”料，这种进口钴料，“价倍黄金”，只准烧制御用瓷时才能使用，且统一由府库配给。史载：“陶用回青，本外国贡也，嘉靖中遇烧御器，奏发工部，行江西布政司贮库时给之”（明?王宗沫：《江西大志·陶书》）。民窑只能用国产的土青。万历十八年（1590）益庄王继妃万氏安葬时放置在墓室中底署万历款的团龙花卉纹碗，青花呈色灰蓝，但颇明亮，显非嘉靖以来官窑盛行的进口回青料之呈色，而应是国产浙江料所常见色泽。过去一般都认为浙江料自万历二十四年（ 1596）起开始起用，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实际在这之前就己开始采用，只是到万历中、后期使用更普遍罢了。
第三，瓷器上的主题图案花纹，无论是龙凤、龙兽等吉祥图案，还是云龙纹、花间龙纹等，都以“龙”纹为主体，特别是花间龙纹始行于明永乐年间，龙纹从明初开始成为皇室的御用纹饰，皇帝自称为“真龙天子”，庶民是不能使用的。益藩王都系朱明皇帝后裔，理所当然有使用“龙”纹的特权。
有必要指出的是，益庄王墓出土的这批有纪年款的青花瓷，虽都是官窑器，但不论是万历款还是嘉靖款的，都有可能是“官搭民烧”的产品，也就是民窑中的所谓“官古器”户烧制的。
我们知道，自明初设立御器厂后，基本每年工部都要颁发烧造宫中所需瓷器的额定任务，称为“部限”，除“部限”之外，往往由于宫廷内外的需要而临时增派烧造任务，即所称的“钦限”瓷。处于明中期向晚期过渡的嘉靖朝年间，是明代社会经济急剧发展和变化的大变革时期，反映在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烧制上，由于明初实行的“海禁”政策到此时己名存实亡（隆庆初正式被废除），以致海外市场大大开放，陶瓷贸易急速发展，这不仅给民窑业的大发展带来极好机宜，同时，也促使朝廷不断增加对官窑陶瓷的烧造量，据统计，嘉靖八年（1529）景德镇官窑瓷烧造总量为2570件，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其烧造总量竟达到79750件，也就是说，仅二十六年间，景德镇官窑瓷的生产量竟翻了三十一倍多（（英）迈克尔狄龙《景德镇是明代的一个工业中心》）。正由于官窑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专靠御器厂难以承担如此繁重的烧造任务，为此，明朝政府只好进行相应的改革，即御器厂只承担工部下达的烧造宫廷用瓷的额定任务，而其他的所谓“钦限”任务的官窑瓷则实行“官搭民烧”的制度，即定量保质地分配给一些民窑烧造。
至于宫廷以外全国所封各藩王系的用瓷，在明初以来也许由于官窑瓷烧造任务不是很重，因而仍然也是由御器厂生产供应，到明中期特别是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市场的扩大，官窑瓷烧造任务的日趋繁重，加以全国各地藩王系子孙的繁衍膨胀，用瓷的需求量大增，也决非御器厂所能承负，为此，嘉靖朝以后，藩王系的用瓷虽然在原料、釉料、造型、图案花纹和瓷质等方面仍概按官窑器的标准烧造，但己经改为“官搭民烧”制下的个体民窑户（即官古器户）烧造了。上述益庄王墓出土的嘉靖、万历朝官窑瓷，自然也当是“官古器”户生产的。也许就因是“官搭民烧”的缘故，供应出来的“官古器”不一定件件都符合标准。如益庄王墓出土署嘉靖款的一件龙纹盘的内壁尚有一块窑疤，一件署万历款的团龙花卉纹碗的外壁也有一窑疤，这如果是御器厂输送出来的生产品那是不可思议的。
（三）
明末益定王朱由木的元妃黄氏、次妃王氏墓出土四件青花敞口瓶。对这种造型，有的学者称为玉壶春瓶，有的称作胆瓶，实际两个称呼都不贴切，玉壶春者颈细而此颈偏粗，胆瓶者口为直口长细颈而此为敞口粗颈，故暂且名之曰敞口瓶也。
这四件青花敞口瓶，胎体粗厚，胎质洁白，器口普遍施酱黄色釉，器表施青白釉或米黄釉，釉面肥厚，且开冰裂细纹，开片的纹路一般为淡粉红色，故耿宝昌先生称之为哥釉青花（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这种哥釉青花的器形较多，万历时期就较为常见，既有传世品，也有发掘品，但耿先生认为，即或天启、崇祯年间出土的这种哥釉青花敞口瓶，“其制作年代，应为先于天启、崇祯的前朝，即万历时期。”实际从江西出土资料来看，天启、崇祯朝终明一代都有这种敞口瓶出土。如一九六五年南城县出土哥釉青花松鹤鹿梅瓶两件，同出有墓志，墓主道年，葬于天启四年；一九六六年南城县又出土哥釉青花蛱碟纹瓶两件，墓主游氏死于泰昌改元十月，停棺天启一朝，葬于崇祯元年十月（陈柏泉：《江西出土明青花瓷珍品选介》，《文物》1973年2期）。前述一九八二年南城益定王王妃黄氏和次妃王氏墓室又分别出土有天启五年和崇祯七年的各两件。所以，笔者认为，这种哥釉青花敞口瓶，不应都系万历时期作品，天启、崇祯朝一直都有烧造。
这种青花敞口瓶，从其胎质普遍较洁白但胎体修削较粗糙，青花釉色多显灰蓝但有的发黑且多晕散呈混浊现象诸特征看，与晚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特征基本一致，因而它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产品，而且是民窑烧造的。特别是从青花的图案纹饰看，虽有的沿用了传统的淡描画法，但多数都是采用粗线条的平涂渲染，有的像泼墨一般，其内容题材丰富，构图新颖，笔法豪放，无拘无束，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像挺拔的古松、欲降的仙鹤、抬足回头的奔鹿、自由穿飞的蛱蝶等等，一件敞口圆壁底碟的内底中心，仅简单几笔就用夸张手法勾划出一“雁”形图案，其旁还草书一“雁”字，以往著录中均把它看作“雅”字，如常见底款的“雅”字，实则细察之当为“雁”字，且无方框。这种自由洒脱、豪放生动的绘画风格也正是晚明景德镇民窑青花图案的风格。
作为龙子龙孙的益定王及其王妃的墓中，随葬的瓷器非官窑而是民窑的产品，推测其原因，一是由于大明王朝至天启、崇祯年间，已是大势已去，国运将尽，各地藩王系的王族也同样日落千丈，风光不再，以至随葬品也无心那么讲究了；再则，景德镇的御器厂早在万历后期就已停烧，嘉靖以来推行的“官搭民烧”制度也已是强弩之末，而此时景德镇的制瓷业，可以说全都由民窑取而代之，是民窑业空前自由发展的时期，当时皇宫中虽也下派一些额定任务，如日常生活用瓷及一些陈设和赏玩瓷之类，甚至有少数还署上官窑款识，但实都是民窑中烧制的精品。
这里涉及到一个尚有争论的问题，就是天启、崇祯朝是否有官窑烧制。刘新园先生根据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珠山明御厂故址发现的一块崇祯十年的石碑《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所载“（万历）三十六年辍烧造而撤中官”等，认定明御厂停烧于万历三十六年。但是，有的学者根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记载：“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如上品细料器及御器龙凤等，皆以上料画成”，“说明天启、崇祯年间龙凤图案的青花官窑器仍有烧造，不过，天启、崇祯年间的官窑款瓷器目前极为少见，可知当时官窑的生产已极为稀少了。”（刘朝晖：《明末清初景德镇转变期瓷器成因探研》，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编《文化遗产研究》第一辑）。
笔者认为，御器厂基本辍烧于万历三十六年是应该可信的。这是自万历初年以来，景德镇的窑工不堪重负，迫使一些开明大臣和地方官员不断上书要求减少官窑烧造的结果。特别是经过万历三十年为反对太监潘相的残酷压榨而激起窑工群起火烧御器厂的斗争风暴，更给明王朝予沉重打击，所以，到三十六年不得不下令御厂辍烧。也许辍烧尚不彻底，故到四十八年万历帝临死前还留下遗诏：“诏告天下，烧造等项，悉皆停止。”自此，御厂更是彻底停烧。御厂停烧后，泰昌、天启、崇祯年间，皇宫所需用瓷全部下达给民窑用上料烧造，也可说是“官搭民烧”制的延续，所以，生活在晚明时代的作者宋应星，又成书于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中所载无疑也是可信的，只是未写明其用上料画成的御器龙凤等宫廷用瓷非御厂而是民窑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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