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我寻找初恋毕莲凤:谁更了解中国

张五常：再论中国——制度乐观与文化悲观（1）
谁更了解中国 茅于轼韩寒王石等纵论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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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有些尴尬。
他不看我们，只把眼睛盯着凉亭下的水面。他的形象是我们所熟悉的：一头肆意卷曲的白发，身材瘦高，比我想像中的还要瘦，衣着随意，理所应当的桀骜不驯，只是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这骄傲。
他慢慢转过身，抓起我们准备好的采访提纲，低着头用粤语嘀咕了一声，大意是他不知道我们会问什么问题，因此毫无准备。他的夫人苏女士在一旁，把我们事先发给他的提纲拿出来，说：都在这里了。苏女士是张五常的同声翻译者，因为张五常很少讲普通话。
张五常坐而论道的背景是不远处一位小姑娘的大提琴演奏《天鹅湖》和静安公园里喝茶的人们嘈杂的谈笑声。
我突然想起在他的文集《随意集》中，他说自己是一个随意之作的高手，“以教学、演讲为例，我从来不做任何准备。就算是有千万听众的演讲，很多时候我连讲题也不放在心上。上到讲台后，介绍的人说出我要讲的题目，我才如梦初醒，稍一定神，信口开河去也”。信口开河是自谦，他到内地的数次演讲，都被人整理出来，然后引起轰动，可见这“信口开河”的效果如何。
他眼睛扫过在场诸位，扫过我时，我得承认，我感到紧张，似乎自己的智力水准正在被放到显微镜下观察，而面前的观察者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众大师：舒尔茨、弗里德曼、科斯、斯蒂格勒……
1964年，张五常和他的同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的一个坟场内漫步，他的同事突然停下来，指着坟场内的众多墓碑说：“这些人的生命，都不会像你那样有意思吧！”但是张五常对我们声明自己不会写回忆录，说“如果写女人，怕气死太太”。关于他早年求学生涯的点滴回忆，则零散地刊登于他为香港报刊撰写的专栏中。
张五常说自己早慧，1938年初，张五常的母亲在西湾合的奥背龙村建造石屋，带着小朋友张五常前去监工。不到三岁的张五常坐在石头上看工人和水泥，数泥、水与沙的分量，突然见到工人少用了一铲沙，这种不按规律的举动让张五常急不可待地指着工人大哭起来。母亲不解：“阿常又搞什么鬼？”
张五常说自己幼年在佛山和香港读书时，学习成绩差得一塌糊涂。他在佛山进的学校是华英中学附小，读六年级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叶少仪当时已读高三。多年之后，叶少仪见到张五常说：“张五常的名字我早在华英就听过了，因为你当年以顽皮知名。”到了香港之后，张五常则整天和街上的三教九流交朋友，“其后在香港的街头巷尾结交了不少奇人异士，有下象棋的，有踢足球的，有唱粤曲的，有打乒乓球的，有练功夫的，有写文章的，有吟诗作赋的……”其中，打乒乓球的有后来成了世界单打冠军的容国团，下象棋的有后来代表香港参加国际比赛的徐道光，写文章的则有香港作家舒巷城。
顽童张五常兴起，跟我们讲，他的转折点是1957年出国，两年后到了加州大学，一连有数位老师称赞他是天才，“一个人讲我是天才我还不信，但是这么多人说我是天才，而且又都是很有分量的人，我就信了”。用张五常的话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加州大学经济系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现在看来却是大师云集，赫舒拉发、普纳、艾智仁当时都处于全盛时期。1964年，张五常选定的论文导师就是艾智仁和赫舒拉发。这篇论文，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佃农理论》。这篇论文构思了三年，真正写，只用了三天，最后写出来11页初稿。加州大学的教授们开会研讨，看到第一页所下的结论，一致认为张五常全盘出错，张五常尚未开口，各教授已经开始争论，一争就争了个把小时。第二页又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从下午五点争论到晚上十点，教授们纷纷离开，搞得张五常心情沉重。可是这篇文章得到了艾智仁和赫舒拉发的赞赏，艾智仁应允他，可以开始写正式论文。结果，论文还没写完，芝加哥大学看了论文第一章，就决定给张五常一笔奖金，请他到芝加哥大学访问。
1967年，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他战战兢兢地前往法学院科斯办公室拜访科斯，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史蒂芬，艾智仁的学生，曾经花了三年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抬头问：“我那篇文章怎么说的？”张五常勉强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科斯听了大为高兴，认为终于有人明白了自己，还邀请张五常吃午饭。后来张五常说，很多人在芝加哥大学一整年都没见到过科斯一面，而他进到科斯办公室，同科斯讲了两句话，两人就成为了知交。1972年张五常的儿子出世，张五常给他起名Ronald，而科斯的全名正是RonaldCoase。无儿无女的科斯非常喜欢这个小Ronald，每次见到张五常必然要问及。1991年科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邀请张五常前去观礼，张五常是当时被邀请的唯一未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者。科斯则在获奖演讲中感谢张五常的贡献。
张五常同其他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也都过从甚密，据说，他1967年第一次参加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的活动，其间大师云集，斯蒂格勒对他说：“你一定是艾智仁的学生了，”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指着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在场众人，“你不要怕，他们都知道你。”
1982年，张五常接受科斯的建议，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学任职。但张五常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在他回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81年，张五常开始动笔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这篇文章的中译版于1983年发表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上，与此同时，他开始为《信报》撰写专栏，以后这些专栏结集为三本书出版，分别是《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卖桔者言》曾经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出版，而后两本书则未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行过。后来，张五常在北京碰到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周其仁给张五常看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的前途》，一本是《再论中国》，都是从《信报》原版影印装订。
尽管此前张五常已经为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所熟知，并且曾经陪同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访问中国内地，他在内地的声誉暴涨却是最近数年之内的事情，关于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传言和他的众多“妙论”让他迅速成为传媒明星。但是在这些纷繁芜杂的言论下，张五常本人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制度的精辟论述反而极少为人所提及。
我们的谈话被他迅速引入了关于中国经济制度的论述。这正是他感兴趣的。年过七旬的张五常越来越兴奋，他会突然拿手指向我们，笑容绽放：“这个问题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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