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到拉萨有多少公里:对远程教育研究的若干看法

严冰：对远程教育研究的若干看法

（ 2011年11月14日）

　　我有位朋友办了份研究中国文化的刊物，取名《原创》，并说“原创是一种努力”，遗憾的是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已被中国学界和文化界泛化为“学术创新”、“材料发现”、“第一次做的”等现象，从而消解了“原创”应该是思想理论的独特创造的意义。他还主张不是一般提倡“问题意识”和“中国问题”，而是特别提倡“独特的中国问题”，并通过面对这样的问题，去发现原创性理论的成长点。这样的看法对于远程教育研究或许有所启迪，直面中国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发现并提出中国远程教育发展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更有可能取得有特别价值的研究成果。这里还可以拎出两个关键词：一是“思想”，远程教育发展需要足够和有效的“思想支撑”，而这里所说的“思想支撑”，不仅是对“舶来”的思想理论的研究与借鉴，最重要的还是基于本土实践，尤其是直面“独特的中国问题”的“原创”思想。陶行知曾把教育研究中的“媚外”与“移植”现象比喻成“替外国人拉洋车”，现在的远程教育研究有没有这种倾向，值得反思。二是“方法”，必须更加重视远程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包括研究过程及其评价标准等问题。我国远程教育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总体说还相当有限，与研究方法的不足及方法论的缺失似有直接关系。

　　发现并提出我国远程教育发展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那些问题，是研究者的责任，也是研究者的机会。对于理论指导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我始终认为研究者没有足够的理由埋怨实践者。我赞同这样的观点，真正的理论研究成果本身就应该具备解释力和影响力。因此，研究者恐怕还是应该更多地从研究本身进行反思。还有教育研究者和决策者、实践者的关系，向来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教育研究者往往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为决策者所采纳，而教育决策者则认为相当多的所谓研究成果脱离了教育改革的实际需要，并不是他们所想得到的”——其实早在1995年，国际教育局曾与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共同组织召开过一次教育改革与教育研究国际会议，集中探讨的就是“建立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之间有效联系的问题”。会议形成的报告中有许多现在看来仍然很有针对性的阐述，比如“促进这三类群体进行合作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是让他们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工作……共同目标使得教育研究所生产的知识和信息能最大程度地为决策者和教育实践者所利用”。许多年前，我曾将当时的“远距离教育研究所”省去一个字，说远研所是“远离教育研究所”。话说得过于尖刻，似乎还为此得罪过人，我自己也有些后悔。但我坚持认为，尽管我们常说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落差甚或对立会产生一种张力，成为远程教育研究的推动力，但要改变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的状况，对“研究”本身进行研究可能是个切入点，其中非常重要的正是探索“建立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之间有效联系”的路径。

　　后来我还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已经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大多出自于实践工作者，部分实践工作者因此而进入了理论研究领域，在实践中产生了一批理论工作者，本身也可以说是这些年我国远程教育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现在，有所建树的研究工作者，很多人同时也是一线的实践工作者。还有，前些时有学者指出教育改革充满着话语冲突，至于当下的主要表现，除提到“政治”与“学术”的话语博弈、“逐利”与“育人”的话语失衡外，还特别谈到了理论言说与实践表达的话语异质。远程教育研究领域同样充满这样的话语冲突，包括基于不同利益考量而导致的话语碰撞。如同这些学者所指出的，远程教育研究者能否成为所谓“真诚的‘阐释者’”，包括并不热衷于为教育改革提供一个简明的答案或固定不变的处方，而是引导人们思考各种教育行动的可能性及其限度等等，可能是远程教育研究不能不正视的问题。

　　对于研究者来说，广播电视大学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尚待深入发掘的“宝藏”。前年，中央电大和许多地方电大都举行了30周年校庆活动。在我看来，校庆的意义首先是为进入“而立之年”的广播电视大学提供了“温故知新”契机。温故知新，最重要的应该是探究原因，知其根源，也就是要研究其发展规律，包括内部发展规律和外部发展规律。对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从新的视角和新的层面“温故知新”，不仅是为了正确认识历史，包括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广播电视大学实现“内涵发展”的现实诉求，而且对于整个远程教育的发展，乃至推进国家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可能都会提供很有价值的经验或启示。笼统地罗列成就或经验可能没有太大意义，更不能总是重复那些说了无数遍的套话，最重要的还是要探索规律，得下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尤其是不能回避那些复杂乃至有些敏感的问题。几十年来，远程教育首先是通过广播电视大学的实践，显示了它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其成就、特色在国际上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遗憾的是，广播电视大学对在中国特有国情条件下发展远程教育的许多开创性探索，直到现在都还不能说已经得到充分或公正的评价。广播电视大学对于远程教育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的独特贡献，似乎更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毋庸讳言，由于各种原因，相关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是不够的。包括对其经验缺乏国际背景下的研究，再加上“交流能力”的实际制约，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总起来看也是相当有限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昭示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又一个新起点。《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强调要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其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办好开放大学”。可以预期，广播电视大学在中国社会及教育发展进程中应该而且能够发挥更加重要和独特的功能作用。如何通过新一轮教育改革推进新一轮发展，实现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远程教育开放大学的发展目标，作为国家教育资源和公共教育资源，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广播电视大学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许多课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行创新探索，而且不少课题极具挑战性，所涉及的问题和矛盾，其复杂性、敏感性以及不确定性，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决策者、实践者、研究者恐怕都无从回避。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申报工作最近启动，有关方面特别强调要研究《教育规划纲要》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提出基础研究要力求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深刻揭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关注学理问题的研究，促进学科建设；应用研究要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效解决教育政策和实践问题；开发研究则要注重社会效益和使用价值。这些要求应该同样适用于远程教育研究，希望广播电视大学的远程教育研究在整个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能不断有所提升。（作者为中央电大副校长；文章节选自作者为《现代远程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研究》撰写的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