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健影视:鲁迅语录20111114

王明仁于2006-01-14：

不才老矣，乞望这30年前编辑的东西有更多的同仁收藏。

鲁迅语录

（1968—1975年编定）

王明仁

目录

一、引言

二、人世间

三、党同伐异

四、势利眼睛

五、依赖门第

六、现在的阔人

七、暴君的专制

八、发展着“自欺力”

九、愚民的发生

十、真的猛士

十一、作者的任务

十二、以笔墨问世的青年

十三、走人生的长途

十四、余音

引言

其实，“今故”是发源于“国故”的，我曾想提出古事若干条，要代表古今一切玩艺儿的，作为教本，给如川岛一流的小孩子们看，但这事太难，我读书又太少，恐怕不会成功了。

（见1929年8月8日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十卷7页）

但看别人的作品，也很有难处，就是经验不同，即不能心心相印。所以常有极要紧，极精彩处，而读者不能感到，后来自己经验了类似的事，这才了然起来。

（见1933年8月13日致董永舒信，《鲁迅全集》十卷165页）

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

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七卷78页）

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鲁迅全集》六卷171页）

人世间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事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

（《南腔北调集•世故三昧》，《鲁迅全集》四卷454页）

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

（《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三卷44页）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0页）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

（《华盖集续编•“死地”》，《鲁迅全集》三卷191页）

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事，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三卷329页）

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瑕，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

（《书信•李秉中》，《鲁迅全集》九卷313页）

我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

（《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鲁迅全集》三卷298页）

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人们这样的很多，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

（《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四卷80页）

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棋瑞，章士钊们压迫，有些人就立刻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工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

（《两地书•第二集七三》，《鲁迅全集》九卷170-171页）

我的经验,是人来要我帮忙的，他用“互助论”，一到不用，或要攻击我了，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论”，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还，他就说我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吝啬得很。

（见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箫红信）

我早已有些想到过，你这次去做事，会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人们来访你的，或者自称革命家，或者自称文学家，不但访问，还要要求帮忙。我想，你是会去帮的，然而帮忙之后，他们还要大不满足，而且怨恨，因为他们以为你收入甚多，这一点即等于不帮，你说竭力的帮了，乃是你吝啬的谎话。将来或有些失败，便都一哄而散，甚者还要下石，即将访问你时所见的态度，衣饰，住处等等，作为攻击之资，这是对先前吝啬的罚。……经验若干时之后，便须恍然大悟，斩钉截铁地将他们抛开，否则，即使将自己全部牺牲了，他们也仍不满足，而且仍不能得救。其实呢，就是你现在见得可怜的所谓“妇孺”，恐怕也不在这例外。

（《两地书•六二》，《鲁迅全集》九卷149页）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三卷397页）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挂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

（《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七卷419页）

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馋谤，百口也分不清。

（《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全集》三卷424页）

头儿胡行于上，蚁民乱碰于下，结果是各人的门前都不成样，各家的瓦上也一团糟。

（《南腔北调集•谚语》，《鲁迅全集》四卷415页）

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莫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走到这条路上去了。

（《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全集》四卷413页）

现在的人间也还是“大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处所，……

（《三闲集•路》，《鲁迅全集》四卷70页）

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监，到过战场，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

（《两地书•序言》，《鲁迅全集》九卷4页）

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且介亭杂文•运命》，《鲁迅全集》六卷102页）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1页）

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七卷105页）

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便也无足深怪的。

（《南腔北调集•世故三昧》，《鲁迅全集》四卷454页）

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

（《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鲁迅全集》三卷177页）

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的公论有情。

（《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鲁迅全集》三卷176页）

我不过说，发议论和请吃饭，现在还是有关系的；请吃饭之于发议论，现在也还是有益处的；虽然，这也是人情之常，无足深怪的。

(《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鲁迅全集》三卷178页)

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这是我和悄吟太太主张不同的地方。

（《书信•致箫军、箫红》，《鲁迅全集》十卷240页）

倘使连酒饭也失了効力，我想，中国也还要光明些。

（《华盖集•并非闲话（二）》，《鲁迅全集》三卷94页）

然而不以酒饭为重的老实人，却是的确也有的，要不然，中国自然还要坏。

（《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鲁迅全集》三卷177页）

乌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容易相通的。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三卷188页）

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

国姿态>序》，《鲁迅全集》六卷210页）

现在所做的，虽只是些无聊事，但人也只有人的本领，一部分人以为非必要者，一部分人却以为必要的。

（《书信•致胡今虚》，《鲁迅全集》十卷163页）

一个人的言行，从别人看来，“大可不必”之点多得很，要不然，全国的人们就好像一个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

开去》，《鲁迅全集》六卷221页）

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三卷392页）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卷5页）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

（《准风月谈•夜颂》，《鲁迅全集》五卷158页）

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

（《且介亭杂文•孔另镜编<当代文人尺

牍钞>序》，《鲁迅全集》六卷330页）

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们的丑闻。

（《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鲁迅全集》六卷262页）

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

（《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鲁迅全集》三卷265页）

好名目当然也好得很。只可惜美名未必一定包着美德。

(《且介亭杂文二集•四论“文人相

轻”》，《鲁迅全集》六卷299页)

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以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

（《华盖集•答ks君》，《鲁迅全集》三卷84页）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失”，是在非到盖棺之后，一个人的运命“终是”不可知。

（《花边文学•运命》，《鲁迅全集》五卷360页）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三卷397页）

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147页）

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

开去》，《鲁迅全集》六卷224页）

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2页）

总之，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也免不掉要付出惊人的代价。

（《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全集》四卷413页）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全集》四卷412页）

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求人尊敬的可怜虫于是默默地坐着……

（《华盖集•我的“籍”和“系”》，《鲁迅全集》三卷65页）

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

（《两地书•北京二九》，《鲁迅全集》九卷71页）

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六卷293页）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4页）

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

（《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四卷53页）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华盖集续编•空谈》，《鲁迅全集》三卷204页）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卷3页）

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了，因为他眷念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但也有人说回忆是最为可喜的。

（《华盖集•忽然想到九》，《鲁迅全集》三卷49页）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南腔北调集•听说梦》，《鲁迅全集》四卷357页）

党同伐异

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也不做“党异伐同”的事。

（《华盖集•并非闲话（二）》，《鲁迅全集》三卷94页）

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

（《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鲁迅全集》三卷177页）

在我的心里似乎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

（《华盖集•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三卷114页）

而且人也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来的。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

（《书信•唐弢》，《鲁迅全集》十卷233页）

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

（《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四卷409页）

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了过去，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

（《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鲁迅全集》三卷176页）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

（《华盖集•并非闲话》，《鲁迅全集》三卷58页）

事不干己，是很容易滑过去的。

（《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鲁迅全集》四卷88页）

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

（《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

灰色等》，《鲁迅全集》三卷137页）

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三卷186页）

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

（《华盖集•并非闲话》，《鲁迅全集》三卷60页）

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

（《坟•题记》，《鲁迅全集》一卷153页）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说话。

（《坟•说胡须》，《鲁迅全集》一卷284页）

然而这关系非同小可，将来怕要遭殃了，因为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报应的。

（《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鲁迅全集》三卷145页）

长于营植排挤者，必大嫉妒，如果不是他们的一伙，则虽闭门不问外事，也还是要遭嫉视的。

（《书信•致郑振铎》，《鲁迅全集》十卷127页）

有些东西，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像无私。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三卷186页）

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

（《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三卷20页）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

（《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三卷79页）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

（《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鲁迅全集〉五卷424页）

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

（《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鲁迅全集》四卷476页）

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鲁迅全集》六卷420页）

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鲁迅全集》六卷483页）

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华盖集•并非闲话》，《鲁迅全集》三卷60页）

不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鲁迅全集》三卷209页）

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另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

（《华盖集续编•可惨与可笑》，《鲁迅全集》三卷193页）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

（《书信•致黎烈文》，《鲁迅全集》十卷151页）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

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六卷440页）

“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

但是，如果你上了他们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

（《伪自由书•不负责任的坦克车》，《鲁迅全集》五卷104页）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是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

（《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三卷37页）

因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过给他们大卖消息，大造谣言，说我的被杀，其实是为了金钱或女人关系。所以，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樑服毒，是不来的。

（《南腔北调集•祝<涛声>》，《鲁迅全集》四卷429页）

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

（《两地书•七九》，《鲁迅全集》九卷182页）

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

（《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一卷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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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仁于2006-01-1417:08:21.0发表来自：发送短消息

《鲁迅语录》（2）

势利眼睛

孔老先生说过：“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

（《坟•杂忆》，《鲁迅全集》一卷321页）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三卷104页）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但在一般人，——就是未曾“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为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三卷104页）

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三卷104页）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不大相同的脸孔和手段。

（《且介亭杂文•论俗人应避雅人》，《鲁迅全集》六卷161-162页）

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

（《准风月谈•爬和推》，《鲁迅全集》五卷208页）

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

（《坟•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一卷291页）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三卷298页）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46页）

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

（《华盖集•并非闲话》，《鲁迅全集》三卷62页）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三卷38页）

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

（《书信•致姚克》，《鲁迅全集》十卷181页）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四卷234页）

他的改变，倒不足奇。前些时，是他自己大碰钉子的时候，所以觉得我的“人格好”，现在却已经是文艺家协会的理事，《文学界》编辑，还有“实际解决”之力，不但自己捏着钉子，而且也许是别人的棺材钉了，居移气，养移体，现在之觉得我“不对”，“可笑”，“助长恶劣的倾向”，“若偶像然”，原是不足为异的。

（见1936年8月28日致杨霁云信）

他未必责备自己，其毫无特操者，不过用无聊和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

（《书信•致杨霁云》，《鲁迅全集》十卷213页）

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

（《书信•致杨霁云》，《鲁迅全集》十卷220页）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结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一卷352页）

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坟•杂忆》，《鲁迅全集》一卷300页）

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47页）

依赖门第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

（《坟•论“他妈的！”》，《鲁迅全集》一卷327页）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依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坟•论“他妈的！”》，《鲁迅全集》一卷326页）

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46页）

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

（《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

战斗》，《鲁迅全集》四卷344页）

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了许多，只好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

（《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鲁迅全集》三卷300页）

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鲁迅全集》六卷247页）

现在的阔人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

（《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三卷96页）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

（《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三卷96页）

我们里面，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

(《准风月谈•打听印象》，《鲁迅全集》五卷244页)

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豪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三卷241页）

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三卷106页）

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致“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

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六卷432页）

所以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

（见1936年5月25日致时玳信）

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青年，给自己造地位。

（见1936年9月16日致王冶秋信）

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

（《而已集••文学和出汗》，《鲁迅全集》三卷417页）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而已集•反“漫谈”》，《鲁迅全集》三卷350页)

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三卷97页）

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三卷241页）

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

（《伪自由书•推背图》，《鲁迅全集》五卷73页）

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

（《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三卷21页）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

（《而已集•扣丝杂感》，《鲁迅全集》三卷370页）

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自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三卷105页）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

（《准风月谈•二丑艺术》，《鲁迅全集》五卷163页）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南腔北调集•谚语》，《鲁迅全集》四卷414页)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号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四卷239页）

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鲁迅全集》六卷287页）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成了傀儡了。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三卷184页）

暴君的专制

（请不要误解，这是借用鲁迅的话描述文化大革命

时令人窒息的空气，不是指谁谁就是暴君了。)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华盖集•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三卷34页）

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

（《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四卷81页）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斃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而已集•可恶罪》，《鲁迅全集》三卷374页）

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

（《而已集•谈“激烈”》，《鲁迅全集》三卷360页）

刊物上登载一篇俨乎其然的像煞有介事的文章，我们就知道字里行间还有看不见的鬼把戏。

（《伪自由书•文字上的折扣》，《鲁迅全集》五卷47页）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

（《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三卷407页）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

（《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五卷151页）

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的进来。

（《书信•致肖军、肖红》，《鲁迅全集》十卷239页）

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乎哀哉”。

（《华盖集续编•学界三魂》，《鲁迅全集》三卷150页）

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

（《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三卷95页）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略，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

（《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鲁迅全集》五卷435页）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

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

（《花边文学•运命》，《鲁迅全集》五卷361页）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

（《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鲁迅全集》四卷396页）

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

（《坟•春末闲谈》，《鲁迅全集》一卷307页）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话难，不说亦不易。弄笔的人们，总要写文章，一写文章，就难免惹灾祸。

（《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下）》，《鲁迅全集》五卷265页）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四卷375页）

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

（《且介亭杂文•论人言可畏》，《鲁迅全集》六卷261页）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例如《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伪自由书•崇实》，《鲁迅全集》五卷10页）

有救人之英雄，亦有杀人之英雄，世上通例，但有作文之文学家，而又有禁人作文之“文学家”，则似中国所独有也。

（《书信•致郑振铎》，《鲁迅全集》十卷128页）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

（《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鲁迅全集》五卷36页）

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

（《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鲁迅全集》五卷35页）

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意见，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有时候上司会对下属解释。

……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

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

(《准风月谈•同意和解释》，《鲁迅全集》五卷227—228页)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拏“残酷”做娱乐，拏“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倖免”。

（《热风•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鲁迅全集》一卷433页）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果格里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酥，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热风•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鲁迅全集》一卷433页）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

（《南腔北调集•世故三昧》，《鲁迅全集》四卷455页）

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和做古人一样难。

（《两地书•序言》，《鲁迅全集》九卷3页）

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

（《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

乡村>序》，《鲁迅全集》六卷226页）

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今人。

（《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三卷14页）

但是结果往往和英雄们的预算不同。始皇想皇帝传至万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农书和医书，而秦以前的这一类书，现在却偏偏一部也不剩。

《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轮》，《鲁迅全集》五卷175页）

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

（《坟•春末闲谈》，《鲁迅全集》一卷306页）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而已集•“尘影”题辞》，《鲁迅全集》三卷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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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条回复：参与讨论推荐

作者:王明仁于2006-01-1417:12:45.0发表来自：发送短消息

《鲁迅语录》（3）

发展着“自欺力”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六卷91页）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

（《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六卷509页）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一卷328页）

而中国现行的所谓宣传，则不但后来只有证明这“宣传”确凿就是说谎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结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看。

（《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见闻

录>序》，《鲁迅全集》四卷323页）

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

（《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六卷58页）

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的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一卷255页）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

（《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鲁迅全集》四卷390页）

向来听说中国人具有大国民的大度，现在看看，也未必然。但是我们要说得好，那么，就说好清静，有志气罢。所以总愿意自己是第一，是唯一，不爱见别的东西共存。

（《华盖集•并非闲话（二）》，《鲁迅全集》三卷92页）

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

（《三闲集•“皇汉医学”》，《鲁迅全集》四卷111页）

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

（《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三卷79页）

讲来讲去总是这几套，纵使记性坏，多听了也会烦厌的。

（《准风月谈•归厚》，《鲁迅全集》五卷297页）

我想，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

所以听的人也不相信。

（《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鲁迅全集》六卷41页）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四卷14页）

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野草•立论》，《鲁迅全集》二卷196页）

承认其有而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

性”》，《鲁迅全集》四卷162页）

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

（《三闲集•怎么写》，《鲁迅全集》四卷21页）

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

（《三闲集•怎么写》，《鲁迅全集》四卷21页）

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

（《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七卷426页）

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

（《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全集》七卷625页）

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花边文学•〈如此广州.〉读后感》，《鲁迅全集》五卷357页）

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

（《书信•致台静农》，《鲁迅全集》九卷353页）

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准风月谈•“滑稽”例解》，《鲁迅全集》五卷272页）

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三卷21页）

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三卷75页）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鲁迅全集》一卷427页）

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

（《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三卷77页）

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三卷77页）

愚民的发生

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

《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鲁迅全集》七卷669页）

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

（《准风月谈•智识过剩》，《鲁迅全集》五卷183页）

总之，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

（《两地书•六》，《鲁迅全集》九卷22页）

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此自豪……

（《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七卷451页）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

(《两地书•四》，《鲁迅全集》九卷17页)

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

（《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

的？》，《鲁迅迅全集》五卷204页）

看中国现在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在不可知之数。

（《书信•致宫竹心》，《鲁迅全集》九卷303页）

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

（《书信•致宋崇义》，《鲁迅全集》九卷300页）

还有，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

（《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七卷451页）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七卷141页）

现在的青年，似乎所注意的范围，大抵很狭小……

（《书信•致杨霁云》，《鲁迅全集》十卷220页）

真的猛士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三卷197页）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

了吗》，《鲁迅全集》六卷92页）

中国人现在胆子格外小了……这样的害怕，一动也不敢动，怎样能够有进步呢？

（《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七卷456页）

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两地书•北京二九》，《鲁迅全集》九卷72页）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一卷328页）

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

（《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七卷94页）

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

（《两地书•北京二九》，《鲁迅全集》九卷73页）

由历史所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六卷84页）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的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象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

（《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七卷451页）

我希望有若干留心各方面的人，将所见，所受，所感到的都写出来，无论是好的，坏的，象样的，丢脸的，可耻的，可悲的，全给它发表……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三卷72页）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华盖集•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三卷34页）

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想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伪自由书•再谈保留》，《鲁迅全集》五卷114页）

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沈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六卷51页）

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两地书•北京四》，《鲁迅全集》九卷18页）

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书信•唐词》，《鲁迅全集》.十卷150页）

……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沈的韧性的战斗。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4页）

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见1934年12月10日致肖军、肖红信）

作者的任务

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六卷3页）

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

（《书信•致蔡斐君》，《鲁迅全集》十卷281页）

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

（《书信•致李桦》，《鲁迅全集》十卷258页）

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书信•致曹白》，《鲁迅全集》十卷304页）

中国人的眼睛倘此后渐渐亮起来，无论创作翻译，自然只有坚实者站得住，《狂飙》式的恫吓，只能欺骗一时。

(《书信•致韦漱园》，《鲁迅全集》十卷18页)

因为文艺家至少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

小引》，《鲁迅全集》四卷116页）

试翻唐以前的文苑传，大抵是秉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鲁迅全集》五卷366页）

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七卷108页）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七卷108页）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七卷106页）

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七卷107页）

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三卷312页）

以笔墨问世的青年

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人，使他与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四卷145页）

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了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

（《书信•致韦素园》，《鲁迅全集》十卷22—23页）

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

意见》，《鲁迅全集》四卷185页）

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

（《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二）》，《鲁迅全集》三卷276页）

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三卷332页）

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理论，做几句新诗，就让你讲诗之原理。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三卷331页）

其实，以文笔做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

（《书信•致宫竹心》，《鲁迅全集》九卷303页）

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多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

（《书信•致赖少麒》，《鲁迅全集》十卷273页）

这也难怪，因为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别一个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

写》，《鲁迅全集》六卷246页）

此后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要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

（《书信•致董永舒》，《鲁迅全集》十卷165页）

倘若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个作者的专集，然后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三卷333页）

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住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书信•致颜黎民》，《鲁迅全集》十卷309页）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

（《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七卷131页）

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全集》六卷344页）

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尔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个人做屏风。

（《华盖集•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三卷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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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条回复：参与讨论推荐

作者:王明仁于2006-01-1417:18:14.0发表来自：发送短消息

《鲁迅语录》（4）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三卷334页）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塗。

（《书信•致颜黎民》，《鲁迅全集》十卷309页）

作文要誊清，是因为不常写的缘故：手生。我也这样，翻译多天之后，写评论便涩滞；写过几篇之后，再翻译，却又觉得不大顺手了。

（《书信•致曹白》，《鲁迅全集》十卷303页）

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塗中，一面练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

（《书信•致叶紫》，《鲁迅全集》十卷242页）

但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

（《三闲集•怎么写》，《鲁迅全集》四卷22页）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书信•致窦隐夫》，《鲁迅全集》十卷250页）

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行。

（《书信•致蔡斐君》，《鲁迅全集》十卷281页）

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经被做完……

（《书信•致杨霁云》，《鲁迅全集》十卷224页）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书信•致陈烟桥》，《鲁迅全集》十卷206页）

关于研究文学的事，真是头绪纷繁，无从说起；外国文却非精通不可，至少一国，英法德日都可，俄更好。这并不难，青年记性好，日记生字数个，常常看书，不要间断，积四五年，一定能到看书的程度的。

（《书信•致夏传经》，《鲁迅全集》十卷293页）

但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这是小儿学语一样的方法。

（《书信•致曹白》，《鲁迅全集》十卷300—301页）

走人生的长途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

（《两地书•北京二》，《鲁迅全集》九卷13页）

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140页）

但总之，即使未能徑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

（《书信•致杨霁云》，《鲁迅全集》十卷213页）

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

（《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

小引》，《鲁迅全集》四卷115页）

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沈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

(《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三卷82页)

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四卷144页）

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能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

（《书信•致陈烟桥》，《鲁迅全集》十卷205页）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

（《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三卷38页）

是你还以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钉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胜，则即使失败，苦痛恐怕会小得多罢。

（《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四卷80页）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事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

（见1934年12月6日致肖军、肖红信）

往往须费额外的力，受无谓的气，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如此。我想此后只要能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一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万分幸福了。

（《两地书•厦门——北京八五》，《鲁迅全集》九卷195页）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

（《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六卷62页）

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华盖集•北京通信》，《鲁迅全集》三卷42页）

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华盖集•北京通信》，《鲁迅全集》三卷41页）

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七卷428页）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1页）

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3页）

我想：一个人也许应该做点事，但也无须劳而无功。

（《两地书•厦门——广州》，《鲁迅全集》九卷127页）

人固然应该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拼命，未免太不“公”了，就应该适可而止……

（《两地书•厦门——广州六二》，《鲁迅全集》九卷149页）

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148页）

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

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六卷429页）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140页）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

（见1934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信）

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鲁迅全集》六卷496页）

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珂德》，《鲁迅全集》四卷399页）

“急不择言”的病根，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三卷70页）

兄之常常觉得为难，我想，其缺点即在想得太仔细，要毫无错处。其实，这样的事，是极难的。凡细小的事情，都可以不必介意。

（《书信•致李秉中》，《鲁迅全集》九卷323页）

我的意思是以为有些事情万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实……

（《且介亭杂文二集•“寻开心”》，《鲁迅全集》六卷213页）

既无“患得患失”的念头，心情也自然安泰……

（《两地书•厦门——广州六O》，《鲁迅全集》九卷143页）

但我也没有在古今的名人中，发见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

（《集外集拾遗•两封通信》，《鲁迅全集》七卷639页）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鲁迅全集》五卷435页）

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六卷78页)

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切切实实的帮他抬。

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为有益。

（《集外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七卷34页）

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

（《集外集拾遗•〈解放了的堂吉珂德〉

后记》，《鲁迅全集》七卷657页）

人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的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拼命就是了。

（《两地书•厦门——广州七三》，《鲁迅全集》九卷169页）

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全集》一卷376页)

我希望你们有记性，将来上了年纪，不要随便打孩子。不过孩子也会有错处的，要好好的对他说。

（《书信•致颜黎民》，《鲁迅全集》十卷307页）

一个人处在沈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

（《书信•致刘炜明》，《鲁迅全集》十卷247页）

你看“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要我去和此辈周旋，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得的成绩就有限了。“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两地书•厦门——广州六八》，《鲁迅全集》九卷159页）

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做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

（《两地书•厦门——广州六六》，《鲁迅全集》九卷159页）

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并且离开上海。不过这是暂时的愤慨，结果大约还是这样的干下去，到真的干不来了的时候。

（《书信•致肖军、肖红》，《鲁迅全集》十卷240页）

而且自从弄笔以来，有一种坏习气，就是一件事情开手，不做完就不舒服，也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所以每作一文，不写完就不放手，倘若一天弄不完，则必须做到没有力气了，才可以放下，但躺着也还要想到。

（《书信•致肖军、肖红》，《鲁迅全集》十卷237页）

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

（《书信•致李秉中》，《鲁迅全集》九卷319页）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料是活不久的。

（《两地书•厦门——广州八三》，《鲁迅全集》九卷189页）

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

（《书信•致杨霁云》，《鲁迅全集》十卷217页）

余音

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

（见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

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呻吟”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经有了呻吟病了，无法可医。

（《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全集》一卷335页）

可是我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就是偶尔要想想。

（《华盖集•“碰壁”之后》，《鲁迅全集》三卷53页）

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

（《坟•写在〈坟〉的后面》，《鲁迅全集》一卷326页）

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

（《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四卷80页）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又好像楚霸王救赵破汉，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

（《集外集拾遗•通讯》，《鲁迅全集》七卷363—364页）

一九六八年初摘一部分

一九七四年继续，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整理编定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补充修改

附记：这本语录不是为鲁迅编的，鲁迅的伟大不是一两本语录所能概括得了的。更不是为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编的。但是，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本语录也不会出现；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也不容易读懂。《战国策•赵策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的意义恐怕就在于此吧。

2005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