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忽必烈为什么东征日本？

忽必烈为什么东征日本？——元朝东征日本的前因后果

（二）海外东夷数万程，无仇于鞑亦生嗔。此番去者皆衔怨，试看他时秦灭秦。

       这是南宋遗民郑思肖的二首诗，题为《元贼谋取日本二绝》，他的立场是一目了然的，我们今天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次战争呢？我期待各位朋友的答复。

 “先礼后兵”：忽必烈的对日政策

其实忽必烈本来没有打算东征日本，以为日本可以不战而屈，只要派几个招降的使节就可以搞定，于是先让朝鲜人代派使者召唤日本人来大元朝贡。

哪知此时的日本是武家的社会，彪悍而傲慢的日本武士不同风雅的平安朝廷的公卿贵族，即使在元军泰山压顶的气势之下，大元朝廷三番五次送来催促朝贡的国书之时，骄纵成性的日本武士几乎一概拒绝答复，软硬不吃。就在蒙古人战无不胜、孤独求败的时候，自以为天下无人不颤栗的时候，日本武人竟然毫不畏惧，甚至不惜准备与蒙古人一战，这样元日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那么，元朝与日本之间是怎样拉开战端的呢？事态发展的结果如何呢？

（欲知详细，参见本人的专著《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

日本人为何引起忽必烈的注意？

世界历史进入13世纪以来，突然从中亚草原上刮起了一次巨大风暴，那就是蒙古族的崛起，他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大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蒙古骑兵可以说是“古代的机械化部队”。蒙古帝王借此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实力东征西讨，从黄色的黄土高原驰骋到蓝色的多瑙河，在欧亚大陆所向披靡；南征北战，自热带雨林的绿色王国到寒带冰雪的白色莽原，马来西亚人和西伯利亚人都归于他的统治之下。穷兵黩武而战功显赫，从不把任何民族放在眼里，不顺者即征伐之，不断寻找新的对手，时刻准备着新的长征，到13世纪后期，蒙古人在大陆该征伐的都征伐了。生长于“草国”之人本不知尚有“海国”，但征伐让他们见识也远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撞入蒙古人的视野之中。实际上，这都是高丽人惹的祸。

和唐朝一样，新罗一进入10世纪就分崩离析，进入“后三国时期”。918年，值中国五代之乱，后高句丽（或称“泰封国”）的大将王建也被部将黄袍加身，在半岛建立起高丽王朝，不久新罗、后百济先后臣服，统一了朝鲜半岛，与北宋、契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周旋于两强之间。到1259年，蒙古完全征服了高丽国，高丽表示臣服，从此成为蒙古的属国。

蒙古在前四汗（成吉思汗等）时期（1206—1259年），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未曾留意，也就没有乘势跨过海峡征服日本。元世祖在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曾在给高丽的诏书中说：“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可见此时元人还不知有日本。到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高丽人赵彝等向元朝建议：“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于是乎蒙古人才知道还有一个叫日本的国家没有来表示臣服。

不过，引起蒙古人的注意，日本人也有自己攥虎须的责任。惯于在朝鲜半岛骚扰的日本破落户，即后代倭寇的祖先们的抢劫活动恰恰在此期间越来越猖狂起来，无奈的高丽国王便向他的新保护者蒙古帝国的皇帝诉求。忽必烈自1260年继任大汗，建立大元帝国，接受了中原历史文化的他亦非其先人可比，听了高丽使者关于倭寇威胁的控诉后，大怒岛夷此时不仅不来进贡，竟然还敢侵犯大元属国。惯于使用武力、动辄讨伐因而领教过许多文明古国的忽必烈此时已经文明了许多，此次他没有立即想到讨伐，而是想：日本人也许是不知深浅吧？凭自己的声威，只要警告一下，日本就会自动来投降、进贡的，还是先礼后兵吧。因此没有立即派大兵去征伐，却于至元三年（1266年）派兵部侍郎黑的作为国使去日本，通知其来朝贡。元朝和日本国就这样碰头了。

有人说元朝武力威胁和征讨日本是因为日本有很多金银财宝，游牧民族好劫掠，但此时的元朝可谓是地大物博了，此不是首要原因。此时的日本人依然很矜持，卓然独立，在国际交往中表现着特别突出的自尊和自信，这才让蒙古人讨厌。

在元朝皇帝的命令下，高丽国不得不派人引导元使，但是，黑的等在高丽人的陪同下，只是去大海沿岸的巨济岛走了走形式，“遥望……大洋万里”之后兴叹而回，国书自然也没有送达日本。这是元朝第一次出使日本，据说忽必烈对此结果大为恼火。

自信的忽必烈决定继续派遣使者去日本。结果如何呢？

元朝皇帝的傲慢与日本“将军”的固执

至元四年（1267年）六月，忽必烈第二次命令黑的等作为国使持书去日本，并警告高丽国王“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领为期”。高丽国王则再次借口“海道险阻，不可辱天使”，而让自己的起居舍人潘阜等代替元朝使节持元朝的国书赴日，这次总算送达日本了，国书中如此警告日本：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国王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书中表面上要求和日本建交，即如元朝与高丽一样的“父子”之交，实质上就是赦令日本朝贡，不过言辞动听一些而已。当时日本的镇西奉行（官职名）小贰资能立即将潘阜等人留在该地，并将这些书信送给镰仓幕府。幕府反复进行了讨论之后（想来是这样），把书信回送天皇所在的朝廷。面对这件被称为“当世天下无双的大事件”，日本朝廷公卿们意见不一，一时难以做出决定，到最后才决定由参议（相当于中国的宰相）藤原长成草拟复牒，并经朝廷同意后送达幕府，结果幕府执权北条时宗（1268—1284年任职）认为元朝国书有无礼之处，决定不发回信。潘阜“大使”等因此在日本滞留了五六个月之后，只好空手而回，把有关情况报告了蒙古朝廷。此时的忽必烈无法相信潘阜他们曾去过日本，因为他很难想象到，像日本这样的东海岛中小国竟有如此的决心和胆量敢于拒绝回答自己的诏书，他决定再次派黑的、殷弘去日本，并责令不许再空手而归。

至元五年（1268年）二月，在朝鲜陪同使节潘阜等陪同下，黑的、殷弘踏上了去日本的征途。他们总算到了日本的对马岛，日本人不让他们上岛，他们只好伺机抓了两个岛民，一名塔次郎、一名弥次郎回来，算是交差。不过，这次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抓回了俘虏，忽必烈大为高兴，可能是受到了欺骗，忽必烈把他们看成日本朝贡的使者了，据说，他对日本人优礼有加，还让二人参观了北京许多名胜。

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让这两个对马岛民游览了燕京之后，派人把他们送到高丽，让高丽派人送他们回日本，并还以送人回国之便再次传递了以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两个幸运的日本人由高丽官员金有成于九月送到九州岛太宰府，也许是感到有礼而来吧，日本国相菅原九（长？）成起草了复牒，但被镰仓幕府否决，未交付来使。金有成只能以出使失败回复忽必烈。

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忽必烈以日本累次拒使，诏书发兵屯田于高丽，造成大兵压境之势，同时物色张骞之类能人。刚好有秘书监赵良弼自告奋勇自荐为招谕使，持国书去日本“招谕”。这已经是第五次了！同时，忽必烈“诏谕（高丽）王  送国信使赵良弼通好日本，期于必达”。赵良弼是十二月接受任命的，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在大军的护送下到达高丽。八月，从高丽都城出发前往日本。九月十九日，百余人的元使团经过对马到达九州岛，结果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护所，不准赴京都面呈国王——天皇。

赵良弼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使者。赵良弼等到金津岛时，岛上的日本人望见使者的船只便欲举刀来攻，良弼一行舍舟登岸，晓喻旨意，才稳住了躁动的岛人。随后，金津岛的守护将赵良弼等引入板屋之中，外面以重兵环围，到了晚上突然“灭烛大噪”，想震慑住元朝使节，但是赵良弼安然自若不为所动，日本人也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天明，赵良弼发现日本国太宰府大小官员竟然“陈兵四山”，如临大敌。不久有人来“问使者来状”。“良弼数其不恭罪，仍喻以礼意。太宰官愧服，求国书。良弼曰：‘必见汝国王，始授之。’”日本官员说：“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 赵良弼立即质问：“隋文帝遣裴（世）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呼？”赵良弼是自告奋勇来的，元帝也曾训示他：“见国王并大将军时，亲手分付。”所以他坚持要求直接面呈日本国王，而太宰府的的守护所小贰殿“阻隔不令到京”，要求代替传送，于是僵持下来。之后小贰“又十余遍，坚执索要国书”，但最后赵良弼只好抄录了副本给他们，并致信幕府，宣言：“若使人强取，即当自刎于此地”。虽然上京要求被拒绝，赵良弼非常强硬地同太宰府的官员反复进行交涉，甚至宣言：“不见汝国王，宁持我首去。”

日本人竟然敢不理会忽必烈

由元朝中书省草拟的牒文——国书的副本首先达到镰仓幕府，随后到达朝廷。日本人一看国书，绵里藏针，表面上说睦邻修好，夸日本素知礼仪，不会干傻事，实际上是威胁日本，要日本臣服。其国书大致如下：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弛信使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如即发使，与之（赵良弼）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日本平安朝廷初拟答复以求平安无事，但和、战的大权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武士们也只听从将军或执权的指挥。幕府首脑即使再次看到忽必烈诏书中这些威胁的言辞，还是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向蒙古朝贡或派遣使节。大元使团在日本太宰府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到第二年才返回高丽，日本守护所亦派人随同前来，赵良弼则派陪同出使的张铎送他们到大都，自己则在高丽等待新的命令。日本人随张铎到元首都之后，忽必烈却因他们没有国书而没有接见，命令还在朝鲜没有返回首都的赵良弼再使日本。赵良弼返回日本的具体经过因史料缺乏无法得知，但知1273年春赵良弼却是不得要领而还，五月回北京见忽必烈后因不辱使命受到了忽必烈的嘉奖。看来大元国不得不决定动武了。

看到忽必烈的诏书中累累宣称：日本如再不向蒙古朝贡即将出兵云云。日本天皇都已经有些沉不住气，劝幕府将军妥协。高丽王在元朝的旨意下，在此期间也多次派使者去日本劝说日本给元朝进贡。1368年潘阜在递上元朝国书的同时也付上了高丽的国书，说明自己是奉了蒙古皇帝的严令，不得已而派遣使节的意思。并劝日本：

现在，皇帝欲和贵国通好，非求贡献之利。只是想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报音，则必厚待之。其实与否，等通交之后，当可知。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观之何如？惟贵国商酌焉。

再如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五月先后两次致书日本，“令必通好大朝，皆不报”。高丽国一开始不愿意给蒙古使节做向导，主要原因恐怕就是害怕日本人，害怕日本人的报复。当然也怕日本和元朝因此打起来，或者大兵过境，或者国土沦为战场。

尽管外交“谈判”越来越显得剑拔弩张，日本人却毫不示弱。虽说忽必烈确实想征服世界、主宰天下，但从他耐心搞外交看，其实他也并不拘泥于武略征服，也希望文攻威服，未必要一律得其民，得其“名”亦可。但是，即使让一个出虚名，日本人也不答应，不服蒙古人之强、不示日本之弱。忽必烈不能不用兵了。对于忽必烈来说，远征日本即可掠夺传说中的黄金，又可以解决刚刚投降的南宋军队——新附军，可谓一箭双雕，至于有人说主要为了“切断南宋在海外的联系，阻止南宋和日本、高丽相联合，以免遭到腹背夹攻的危险”，倒是次要的。

 “世界帝国”发动的第一次日本登陆战

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元年，1274年）十月三日，元军大小战舰900艘、28000名士兵、15000名水手等，在都元帅蒙古人忻都、左副元帅高丽人洪茶丘、右副元帅山东人刘复亨等的率领下进攻日本。高丽国王也派金方庆率领大军随同出征。

日本幕府虽然决心抵抗，但准备不足，因为幕府并没有完全统一日本的军政、经济，结束地方政权割据之形势。所以，元朝“联军”的进攻一开始倒是比较顺利的，十月初五到达日本对马岛西岸，第二天一早，大约有1000名左右蒙古兵上岸与守护所守护代宗资国率领的武士接战，一开始是乱箭对射，日本人只有80余骑，力战失败，蒙古兵烧毁了佐须贺后继续前进。

十月十四日，蒙古兵船队到达壹岐岛西面，派遣约400名士兵上岸，岛上只有守护代平景隆率领的100余名骑兵与之接战，代平景隆战败自杀，手下有人逃脱后迅速往博德告急。

元朝联军占领日本两岛后，蒙古人率领大军接着侵入肥前（今九州岛长崎）松浦郡。十月十九日（一说十月十八日）更深入到博德湾内。二十日，元军发动登陆战。日本方面以肥前松浦党的武士为主力，在九州岛的御家人（指大名一级的武士，有封地）在守护少贰经资等人的指挥下迎战，当时日本武士们还保持着贵族式战争，即礼仪战争的传统，在元军混乱地登陆时，他们没有乘机发起进攻，而是等元军排列好阵势后，才放响箭鸣镝表示宣战。惯于在中国北部草原劫掠“游击 ”打“运动战”的蒙古兵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式，或大笑或莫名其妙。见元军阵上并无动静，日本人便自顾自地派了一员武士挑战。元军忽敦（都元帅忻都）等“诸将凭高，鸣鼓指挥，”并没有谁来走马过招，“兵士进退应鼓声”；“敌有陷阵者，则围而击”，多是以乱箭相待。尽管元军并没有人与日本武士们一对一来过招，日本人依然故我冲锋陷阵、英勇奋战。最后“又发铁炮。歼敌兵无算，日本人败走”。由于元军步兵采取集团战法（战阵），骑兵则贯于冲阵，全不理会日本武士的不断单个或小组挑战，使习惯于个人战法的日本骑马武士无法适应；加上元军的弓箭射程比日本武士的远，根据日本《八幡愚童训》、《日莲圣人注画赞》、《蒙古袭来绘词》等书记载，佐须浦一战，“蒙古人之矢可射及二町之远，而守护代方则不能”。尤其是元军新式兵器火炮的利用使日军措手不及，“大炮一震，烟氛为晦”，以至日本军“气夺胆丧”，甚至有人茫然、昏迷过去。元军忽敦所部等进至今津、佐原一带，先与日本将菊他康成等战于赤坂，接着又与少贰觉惠战于百道原，均败之。

由于战争的失利，日军不得不暂时撤退到太宰府附近，日本全国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朝野上下都去求神拜佛。

尽管日本人指挥不统一，各自为战，战术落伍而又武器落后，元军并没有最终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没有乘日本人初战失败惊魂未定之际“将剩勇追穷寇”。大概是由于害怕日本人偷袭，元军将士十月二十日傍晚的时候便都相继回到了船上。由蒙古人统率的联军将领之间，由于民族歧视感情不和，就下一步战事的讨论意见不合，攻守进退，主张分歧。

金方庆建议忽敦、洪茶丘人自为战，仿照孟明焚舟、淮阴背水之计，请求决战，于死地求后生。忽敦回答说，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可能元军将领们也有些心虚，被日本武士寻死般的勇敢所震惊，斗志和锐气受挫。被日本武士景资一箭射伤了的右副元帅刘复亨早率领自己的部下先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已经重整旗鼓的日本武士们起来一看，战场上元军的舰船一艘也不见了。蒙古人似乎一下子蒸发了，蒙古“联军”哪里去了？现在中日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或据《新元史·日本传》说，当天半夜里突然刮起了大风，元军战舰在台风中触礁而碎了，没有淹死的只有返航了。或据《元史·日本传》认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台风，元军由于矢尽，仅掠四境之后主动撤退了。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日军也就这样“胜利”了。这次战役因为发生在日本后宇多天皇（1274—1287年在位）“文永”一年，日本人称为“文永之役”。

日本人的精神安慰与物质准备

元军1274年“至元之战”（从中国角度当如此称呼，或“甲戍战争”）据说损失了13500余人，辛存者二十七日退回朝鲜半岛之合浦等地，不知道这些败军之将回大都后是怎样向忽必烈解释的，不过，忽必烈并不认为这是失败，可能相信他们真的是主动撤退，因为他们都得到了赏赐。忽必烈也许认为这次战争给了日本人一个不小的威慑，日本人该软下来了，所以，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忽必烈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着等为招谕使来日本招降。

忽必烈对日本的归顺充满信心，毫不怀疑，从“至元十四年（1277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至元十五年（1278年），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也就是向日本人开通市舶、开放口岸。实际上，日本人已经铁了心要反抗到底，这些商人可能就是日本人派来的间谍。

元军虽然突然之间不见了，日本国平安了，但日本人却一时惊魂难定，前途未卜，感觉到元军会卷“土”重来，于是日本举国上下掀起了祈祷运动——求神拜佛祈求保佑日本国。此活动上自龟山上皇（1259—1273年在位），据说他写了许多“异国降伏”的字条到处粘贴，如同巫婆神汉之流拨事鬼道、弄巫术，求神鬼和菩萨保佑。朝廷还特请高僧主持做法事，一连搞了七天七夜，日本《律苑僧宝传》卷第十二中就有如下记载：

（弘安四年）秋七月，蒙古兵船至太宰府，后宇多帝虑侵逼上邦，乃集百官议其事，佥曰：“非佛法力决不可伏。”于是敕师（指西大寺的兴正和尚），师奉敕届教兴寺，集众建仁王会，兼讲《千手千眼经》，至神妙章句《外国怨敌即自降伏、各还政治国土》处。师读之至三，时千手大士像大放光明，四大天王动如生身，满座黑白为之惊叹！又率比丘八百余员，至城州男山八幡宫，限七日期开仁王会，及修《爱染明王法》。

作为军事领袖真正的“将军”执权，则刺血写经，共写了《金刚经》和《圆觉经》两部，求佛法拯救。而普通老百姓则见菩萨就拜，见鬼就磕头了。

当然，日本人也有自信和冷静的时候，在求佛问神之外也有自求。首先幕府改革了政治机构，利用战争的危机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统一了军事指挥；其次没有忘记命令修筑“元寇防垒”，例如在博德湾沿海用石块修筑了一条高约二公尺、宽约三四公尺“防垒”，即日本式的长城。这很重要也很实在。

日本人的确受了不小的惊吓，但是他们的荣誉感也让他们横了心。忽必烈现在再遣使到日本无疑是去“送死”，结果杜世忠等一去杳无音信，而忽必烈一等就是四年。四年后的1279年，逃回的高丽水手上左等四人报告了有关消息，忽必烈才得知真相。据说，他们当年四月到达日本，幕府的执政者时宗不由分说就将他们扣押了，又于九月在镰仓的龙口将他们斩首了。此间元朝为了集中精力灭南宋，并没有紧接着催促。

此时，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时宗大概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了，不仅拒绝了元朝的要求，在镰仓杀害了来使，甚至还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即所谓的“异国征伐”计划。的确，到元朝末年，倭寇就开始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了。

为什么日本人敢如此大胆？

倔强而又固执的忽必烈接二连三地送来带有出兵征伐威胁的诏书，要日本向蒙古朝贡。日本天皇都已经有些沉不住气，劝幕府代行将军职责的执权妥协。准将军时宗为什么敢不理会大元？是谁给他吃了豹子胆？原来是一位流亡来日本的南宋高僧无学祖元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事情是这样的：至元十八年（日弘安四年，1281年）正月，平帅时宗来谒见祖元，显然是抱佛脚来了，但见祖元“采笔书呈帅曰：‘莫烦恼！’帅曰：“莫烦恼何事？”元曰：‘春夏之间，博德扰骚，而一风才起，万舰扫荡。愿公不为虑也。’”祖元到日本后被赠“佛光国师”的称号，大概佛光国师对于气象有所经历和研究，所以有此遇见。

不过，日本现代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认为是因为佛光国师给时宗开了另一味药。南宋末年从大陆流亡到日本的中国禅师无学祖元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在雁荡山能仁寺的时候，元军士兵曾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而他却泰然自若，口诵“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令元兵“为之慑服，作礼而去”。1279年去了日本之后，时宗常执弟子之礼相待。时宗虽然一而再地断然拒绝了大元朝的投降要求，并压制了朝廷——天皇的妥协态度，固然有气盛、冲动的因素，但冷静之后他也不免后怕，不免忧郁，信心和勇气不免动摇，就在此时候，他得到了无学祖元的鼓舞。据说，时宗曾经去拜访佛光国师，向佛光讨教如何克服怯弱。

时宗：“人皆谓怯弱乃一生之大敌，试问如何方能避之”。                      

佛光：“即断切此病来处。”

时宗：“此病来自何处？”

佛光：“即来自汝自身。”

时宗：“怯弱于诸病之中乃吾最憎之事，如何来自吾自身？”

佛光：“汝投弃自执为时宗之我，汝有何觉？当汝成此之时，再来会余。”

时宗：“如何能为之？”

佛光：“即断切汝一切妄念思虑。”

时宗：“如何能断切吾之种种虑念？”

于是，佛光书赠“莫烦恼”三个字给时宗，坚定其抗敌之志，增强其必胜之心。同时也表示要为时宗祈祷，请求佛祖的保佑。

当时宗得到蒙古人已渡过筑紫海面即将攻来的确切情报时，他来到佛光国师面前：“吾生涯之一大事终已来临！”

佛光问道：“如何是汝抗敌之策？”

时宗振起神威，大吼一声：“喝！”这一吼，就好象要喝退眼前云集的百万敌兵。

佛光见此大为高兴，赞曰：“真狮子儿，能狮子吼。”

这就是时宗的勇气，靠着它，时宗成功地击退了来自大陆占绝对优势的敌军。

当然，时宗的自信也不仅仅来自佛教信仰的定力，还来自他继承“中华”正统的自信，日本早在奈良时代就接受了中国的“华夷思想”，养成了日本人的“小中华”意识，在幕府和武士的心目中，蒙古帝国不过是崛起于中国北方的一个蛮夷而已，非久受中华文明熏陶的日本可比。显然，当时流亡到日本的宋朝高僧和士大夫、商人都如是观，从而影响了日本武士。

我们知道，自五代以来以公卿为中心的日本人就越来越自大，甚至有人以为日本文化上以超越中国，我们可以相信，在当时的幕府将军和部分武士看来，蒙古不过是高丽、渤海国一类的“夷狄”，对蒙古有一种文化上蔑视和冒犯自尊的敌意。时至今日，论及日本人傲慢的根源怕要追溯至此。

尤其重要的是，自平清盛以来，日本武人傲慢成性，自幕府开创以来他们一直傲视朝廷，何况外国？况且在1274年以前，日本镰仓幕府首脑北条时宗（1251～1284年）是年仅18岁的少年，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者是糊涂胆大不知害怕二字？

话说回来，日本人虽然很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逢凶化吉之事绝对不是如此的简单，担忧的问题也不是一句赌气话或其它什么“精神胜利法”就能解决的。时宗也不是仅凭意气用事，同时也做了周密的应战准备。据说他在第一次（1268年）接到元朝的牒文时就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即将军的家臣）准备防御。在外交方面，赵良弼来日本的时候，他采取了拖延的手法，不接见也不让他到京城去见自己和天皇，而是让太宰府西守护所出面派使节来中国见元朝皇帝，实际上是来刺探大陆的虚实。特别是在经历了1274 年的磨练后，幕府将军已不是初生牛犊了，而是更加勇而有谋了。同时禅宗也给其它武士带来了勇气，使他们超脱了生死的羁绊，勇敢拼杀。

元朝发动的第二次日本登陆战

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灭了南宋，命令南宋投降的将领范文虎筹划远征日本事宜。此时，忽必烈对招降日本人已经失望了，而范文虎还存在着幻想，还想派招抚使节去“送死”，他接受命令后征得忽必烈的同意，派下属周福、栾忠等与一来宋朝的日僧本晓房灵果一道去日本传递诏书，同时向忽必烈奏请，待所遣人回报日本是否从命之后再决定进兵。二人也一去不返，据说一到博多就被日本人斩首了。看来是日僧本晓房灵果欺骗了范文虎，既然派本晓房灵果招降的招数不灵，范文虎也没有等到结果，忽必烈此时却等来了杜世忠被杀的消息。这样，忽必烈和范文虎都只好再次派兵了。

日本弘安四年（1281年），忽必烈命令元军分东路军和江南军两路向日本进发。东路军仍然由洪茶丘、忻都、金方庆等率领。东路军约四万余兵力，只携带“三月军粮”，大概以为能够速战速决。江南军由范文虎等率领，共十万人分乘4000余艘大小战舰自庆元（今宁波）出发，夹攻日本。日本方面据说也招聚了二十五万骑，在九州岛北部的大宰府严阵以待。

五月初三日，东路军由朝鲜半岛的合浦出发，二十一日抵达日本对马，攻略壹歧。此时的日军已经学乖，改变了上次单个叫战的方法，改用蒙古军的集团方式防御。虽然最终无法防守弹丸之岛，死伤累累，却给蒙古、高丽和汉人的联军一定的打击。但是，元军两路大军缺乏配合，不能按时会师对马，失去战机。而东路军也不等待江南军而冒进，从六月六日到十三日，与日军在博德湾一带进行拉锯战。江南军也不紧赶接应以捕捉战机，六月中旬江南军的先遣部队才抵达对马，“知道东路军有驻守在壹歧的，乃向那里进发。正好那时从博多湾、志贺海域退出的东路军大队也到了那里，两军就会合到壹歧岛”。

江南军主力于六月下旬抵达日本平户海域，稍事休整之后兵移鹰岛海域。七月二十七日，江南军与东路军，以及江南军的先遣队在此会合，于是大规模的登陆战打响了。

元军好不容易会合，还未深入内地，正准备继续推进的时候，八月一日，灾难突然降临了。根据日本《镇西要略》一书记载，“八月朔，或曰闰七月朔，暴风大扇，洪波滔天，烟飞云不敛，雷雨如暗夜”，元军4000余战舰在飓风中互相撞击，大部分沉没，只剩下200余只，士卒落水溺死，尸体随潮汐漂流入浦口，积如丘陵。元军兵员损失惨重，成为惊弓之鸟，主将范文虎等率先选择剩余好船撤退逃生，丢下大军不管，而最后侥幸脱走归还的士兵才十之二三。而根据《元史·日本传》的记载，元军损失更惨：“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

元军的舰队不攻自破，日本最终还是糊里糊涂地胜利了。于是他们趁“风”打劫，屠杀惊惶之中的元军士兵，这次战役日本人骄傲地称之为“弘安之役”。

元军“沙场”征战几人回？

元军到底损失了多少呢？各史料对此说法不统一。所谓“得还者三人”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三个人是谁？我们认为元军兵员损失大概在五分之四以上。《元史·日本传》的记载过于夸张，而《新元史》认为“漂流免死者，尚数千人”也太少。根据《元史本纪》注，《相威传》中说是“士卒十丧六七”；《阿塔海传》中说是“丧师十七八”；《李庭传》中则说“士卒存者十无一二”。高丽《东国通鉴》则说，“元军不返者，无虑十万有几；我军不返者，亦七千余人”。综合以上不同记载，估计“丧师十七八”比较接近实际。破船沉海的主要是江南军，东路军的损失程度要轻一些，由张禧将军所率领的部分没有驻扎在鹰岛海域而在平户，他们的船只在抛锚时相互之间都相隔有五十步，没有在台风中撞击而粉碎。

所谓“得还者三人”，根据元军撤退后不久回来的士兵于阊描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八月五日，范文虎等逃生时，抛下了士卒十万余人。怎么办？于是被遗弃的士兵们只好自己组织起来，推举一个被大家称为张百户的为主帅，号称张总管，听其约束。于是伐木作舟，准备回还，到了八月七日，日本人不断来袭击，大部分人战死了。余下的二三万人为日本人虏去。九日，带至八角岛，日本军尽杀其中的蒙古、高丽和汉军，他们称新依附军（即南宋人、或称“南人”）为唐人，不杀而作奴隶。于阊就是这“不杀而奴之”辈中的一人。久而久之，他趁日本人不注意逃了回来，另外二人莫青与吴万五也逃还了。元军溃败的真相才被揭露，原来是“行省官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所以《元史·日本传》有如此记载。

元军虽然失败了，但忽必烈还不死心，根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命阿塔海为日本省丞相，与澈里帖木儿右丞、刘二拔都儿左丞，募兵造舟，欲复征日本”。忽必烈一边做军事准备，一边仍然不放弃外交讹诈，当年八月，派如智和尚与提举王君治前往日本，后遇台风而还。1284年忽必烈再次派如智和尚与参政王积翁出使日本，七月到达对马，结果舟人可能因害怕杀积翁而回，否则也会被日本人所杀。

忽必烈第三次远征日本计划定于1286年。然而，由于大臣的劝阻，也由于江南福建等地汉人的起义，更由于有进攻东南亚安南等地的失利，即所谓“宜置日本，专事交趾”的新计划，忽必烈无法两路同时兴师，于1286年正月下诏罢征，第三次远征日本终于没有实现。此后，忽必烈感到自己身体不适，1294年病逝，享年80岁。

随着元世祖的死去，远征日本的计划也随之束阁，根本无法实现了，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好事的江浙省平章政事曾经请求“用兵日本”，有自知之明的成宗只好难为情地说：“今非其时，朕徐思之”。军事手段放弃了，就采取外交途径吧，但再派使节的时候，谁也不敢去日本了。第二年成宗好不容易派了一山一等几个和尚随商船去日本，几个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而日本人竟不至”。

元军失败对于日本的影响之一：日本人“神国”意识的产生

日本人对元朝的拒绝，并不完全是糊涂胆大，的确也是出于自尊，是向大陆不平等的等级制“册封体系”挑战。宋朝的灭亡，以及当时有许多宋朝的流民向他们关于元朝强大及残暴的介绍，让日本人对蒙古人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从日本人在开战前后的恐慌也能看出，他们是感觉到蒙古人的强大的，他们也没有取胜的把握，但还是要追求主权独立，哪怕是道义上和形式上的。

在空前的国难当头之际，幕府（即将军的“办公室”）虽制订了殊死的防御计划；但那时神佛的力量，还强烈地支配着人们的心理，因而很自然地祈求神佛保佑。时宗也用血写下经文，祈祷打败敌国。自古以来就注重祈祷的朝廷（天皇的“办公室”），更是倾注全力，祈求神佛保佑；龟山上皇在伊势神宫祈祷，愿以身殉国难。

以上可见日本人的盲目冒险性格，但结果，日本这次还是糊里糊涂的胜利了。但这对以后的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日本人中间滋长了“神国”思想和自大情绪。关于神国思想，日本的《神皇正统记》一书中就因此战争的结局而断定说：“大日本乃神国也。”因为神答应了他们的祈求，以突然而来的台风的形式挽救了日本人。根据《律苑僧宝传》的记载，神风是这样刮起来的，日本西大寺兴正和尚受朝廷修“爱染明王法”，预期修七日。

当期满日，山岳摇振，殿扉自开八字，殿中声曰：“上人为降外贼，勤修大法，吾当佑佐。”言才讫，一箭自殿中出，放光西去，其响如雷。寻素幡三首亦自殿出，一有“妙法莲华经”五字，一有“大般涅盘经”五字，一有“唯识三十颂”五字，字字咸放金光，亦指西而去。俄而猛风大起，电碎雷奔，大雨倾河，于是在会缁素争叹未曾有。当是时，西海浪腾二十余丈，兵船数万一时滔没。

从这一记载看来，这场法事真有灵验！日本和尚祈祷的功力真是利害！神佛真是垂爱日本！虽然这样的事纵然有也不过是碰巧，但许多日本人却不认为这是自然现象，更不认为是偶然，便把它归之于自己的祈祷、神佛的灵验，视之为“神风”、“八幡宫镝矢西风”、“天野明神出阵”等等，因此视日本国为神所看护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神风连”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战争的结果使元朝政府官员小心谨慎起来，但却使日本人更加自大狂妄起来。日本的自信易于狂妄，狂妄的自信心演变为侵略的野心，这一民族性到近现代表现更突出，“入欧”日本帝国的自信使它疯狂侵略亚洲邻国。元朝军队的两次进攻，使中日两国因此成为敌国，两国朝廷之间从此有来无往，民间虽有往来，却也往往发生争端。大概元朝政府也怕日本的反袭击，对于来自日本的商人非常警惕，或者对他们有所歧视，使他们交易不便。据说1307年，日本商人就与元朝官吏发生了冲突，并冲进城内，焚烧民舍，恣意掠夺。1309年，日本商人还侵入明州（今宁波）城内，用自己的商品硫磺焚烧官署，这些事件就是后来所谓“倭寇”的前奏。

朱元璋对元朝失败的原因分析及对日本自大的批评

倘若台风不与倭人便，定是莽原牢深锁二王（天皇与将军），如宋徽、钦二帝。借台风之助，不战而屈人之兵，日本人飘飘然了，此后倭寇对大陆的骚扰一直延续到明朝，而且更加猖獗，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知其因胜而骄，于是致书日本征夷大将军，指点迷津：

……谓元之艨艟漂于蛇海，将为天下无敌矣！吾不知，彼国以天之所以然欤。人事之所以然欤？若以人事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蹄轮长驱，经年不阻，而为有疆。但长于骑射短于舟楫，况当是时日本非元仇雠，非邻邦之患害，元违帝命好强尚兵，加以天厌征伐，海风怒号，沉巨舰千艘，沦精兵于海底，将军以为，彼国之人能者也！彼何曾见元之陆势？雕旗敛精兵骏骑，云屯雾集；雕旗舒阵列重山，埃尘直天。蹄鸣雷轰，戈矛掣电，胡人振威，露刀哮吼，鬼魅潜走。所以八蛮九夷，尽在驭内。惟尔日本渺居沧溟，得地不足以广疆，得人非为元用。所以微失利而不争，以其撮尔之地也。……今彼国以败元为长胜，以疆为大而不可量。吾将尔疆用涉人而指视，令丹青绘之，截长补短，周匝不过万余里，……今彼国尔年以来，自夸强盛，纵民盗贼，害邻邦。必欲较胜负见是非者欤？辨强弱者欤？至意至日，将军审之。

元朝军队在亚欧大陆的确是横冲直撞、所向无敌。铁骑加火炮，武器相对先进，南征北战，战法老到，在日本的“防垒”面前却失败了，其原因何在？真是朱元璋所说的违上帝之意而失道，或如日本人所说神灵保佑神国日本吗？日本两次胜利确实都是糊里糊涂地取得的，可视为天意，不降而战也有人谋。日本胜利元军失败，其原因有主要有四点：

第一，元军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占“人和”。从士兵的士气方面来看，参加元军的汉人军士和高丽人都是受到元朝驱使被迫去日本的，有些还是死囚犯，因此，毫无战斗意志，甚至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而他们在强制下所建造的船舰也是不坚固的，台风一刮就散了。士气之外便是民心，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民众是普遍反对元蒙侵略日本的，反战意志从郑孝思的诗（参见篇首引言）中可以得到反映，而且他们是期望元军失败的。所以，元军失败之后，郑笑他“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伟大的蒙古民族是组成中华民族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发动这次战争的更是蒙古民族的极少数上层统治者。从军官方面来看，是因为将帅缺乏谋略，却各自主张分歧、指挥不统一。实际上，船破之后，元军尚有实力，完全可以背水一战。如果按照张禧将军的主张去做，可以反败为胜。当时元军船只除了张禧所部以外，全部粉碎。没有枪没有炮，没有粮没有衣，范文虎认为无计可施，决定撤退，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禧坚决反对，认为没有被溺死的，死里逃生的士兵都是壮士，不如乘他们已断绝逃跑之心，夺取敌人的粮食而战，以战养战。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可惜没有被接受。否则世界历史将改写。目空一切的元世祖曾想当然地跟高丽使者说：“于宋得候风，可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夕至，舟中载米，海中捕鱼而食之，则岂不可行！”可惜，现实并不如此简单！

第二，元军的失败是他们不占“天时”。所谓天时即与日本人所说的“神风”有关，是自然现象而不是祈祷的结果。第一次战役，元军虽然打击了抵抗的日军，但在晚上为了谨慎起见便回到船舰上宿营，此时恰遇暴风雨（台风雨）的袭击。元舰沉没了，所剩余的元军就不得不撤退。假如蒙古军乘胜追击，或在陆地宿营又会怎样呢？当然，也有日本学者认为1274年的那次战争的结束与台风无关。

第三，元军的失败是他们不占“地利”。此“地利”有“天设”和“人造”之分。日本是岛国，周围环海，对于入侵者来说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这是它的敌人首先必须克服的天堑，此为天设之防御工事。吸取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日本人利用地理条件修筑了“防垒”，犹如一个海岸小“长城”，此为人造之工事，既可以借此杀伤敌人也可以自我保护。在第二次战争中，它使元军的船队无法上岸，即使登陆以后，在短时间内也无法突破。

第四，元军没能扬长避短，实际上没法利用自己骑兵的长处，蒙古军队骑兵冲锋最具威力，但跨海无法运载过多的马匹。再例如火器——“铁炮”这一优势的利用，第一次战争中已经很见效了，可能也因为远洋运输的困难无法克服而不能充分发挥。当然，日本幕府让西国严加防范也是元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不过，日本人虽然胜利了，事后他们还是心有余悸。

元军失败对于日本的影响之二：加速日本镰仓幕府的灭亡

在军事上元军虽然没有占领日本，征服日本君臣朝野，但并不是白忙一场，战争对日本政治上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即促使日本镰仓幕府走向灭亡。在抗元之前幕府曾许愿，打败元军之后要“论功行赏”，但由于这种防御外国来袭的战争，不像在国内战争中那样，杀敌同时可以取得该人的领地，所以幕府对此感到难于处理。元军已经退出了，战争胜利了，幕府却没有更多的土地可以作为恩赏来发放，到后来，论功行赏也变得马马虎虎了。以九州岛、关西为中心的西国武士们便为了争夺恩赏、索要赏赐而互相争吵起来。

由“奉公”而取得“恩赏”是幕府执权和御家人之间服从关系的基础，幕府的欺骗态度破坏了这种基础，迫使武士不断向幕府索要封赏，使将军失去了武士们的支持，主从关系被破坏。加上镰仓幕府执权北条高时（1303—1333年）昏庸无能，此人喜欢养狗、斗狗，不得人心，人称“狗将军”。而以日本天皇和贵族为核心的公家势力与将军的武家集团本来就一直势同水火，皇室正好利用这一矛盾集合力量，推翻幕府，摆脱傀儡的境遇。

幕府虽然一时镇压了反对者，稳定了局面，但是对幕府不满者越来越多。1332年末，后醍醐的护良亲王、楠木正成乘机分别再次举兵讨幕。将军由于御家人的倒戈，陷于孤立，幕府很快灭亡。由于幕府倒台，1334年，后醍醐天皇乘机重返京都，亲掌朝政。该年号建武，史称“建武中兴”。但是，建武新政权只仅仅存在了两年。而武士足利尊氏却因此崛起，于1336年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个幕府室町幕府（1336—1573年）。同时，日本历史进入南北朝时代（1331—1392年）。

几乎在镰仓幕府灭亡的同时，高丽王国也在走向终结。元顺帝至元元年（高丽忠肃王后元四年，1336年）十月十一日，在高丽朔方道（咸镜道）永兴之黑石里，一个叫李成桂的婴儿王国的克星出生了。而王国最大的克星还是倭寇的骚扰，致使国贫民疲，1350年以后更加猖獗起来，王国农民被迫向内地迁移，沿海地区的良田沃野一片荒芜。

元军失败对于日本的影响之三：日本海盗集团（倭寇）的形成

倭寇一开始在出现朝鲜沿海，是一些日本商人随机应变、顺手牵羊的偶然行为。由于朝鲜人参与了元朝进攻日本的战争，激发了日本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他们无法进攻元朝，便开始报复起朝鲜人来。“倭寇”一词，最早也就出现于朝鲜古籍《高丽史》中，如“倭寇某某”地，最后动词转化为专有名词。在元朝建国之初，倭寇就开始在中国沿海出现了。但元日大战前倭寇不过是小打小闹，大战爆发以后便发展到明目张胆的、经常性地抢劫了；以前零星的行为现在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甚至是政府支持的了。

1275年农历十二月，日本幕府命大宰少贰经资为征伐异国的指挥，并令大宰府做好一切准备，期以次年三月征讨异国元朝和高丽，竟想先发制人。但日本没有远征元朝的力量，实际上是专攻朝鲜半岛沿海地区。根据《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六年（1280年）五月，不断有倭来寇朝鲜半岛的固城、合浦、漆城等地，虏掠渔夫而去，大概这就是征伐异国计划的实施。倭寇甚至进攻高丽京城的门户江华岛，使开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由于在半岛的得手，倭寇的胆子越来越大，1307年竞然毁了元朝的庆元府（宁波）。于是，元朝对倭寇戒备森严起来，“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对于日本间谍的进入也提高了警惕，致使一些世俗之外的入元日本僧人落难。

1391年日本南朝灭亡，许多南朝的武士又沦落为浪人，加上因镰仓幕府灭亡而成为“浪人”的武士，倭寇的队伍更是扩大了。有些是因为没有得到赏赐生活越来越贫困而沦落为海盗，向海外掠夺，成为影响明朝与日本国交的隐患。

元日战争对日本的另一个突出的影响是，改变了日本军队的战法，日本人从此开始习惯集团战法了，开始抛弃贵族式、礼仪式的一对一战争。以致到明朝时，倭寇的战术很让中国人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