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夺者,礼包兑换码:八路军摄影师枪杀日本医生后被判处死刑

• 诺尔曼·白求恩的遗嘱：照相机给沙飞（图）

　　探寻著名摄影家沙飞传奇、悲剧性的人生

　　沙飞，解放军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

　　作为新华社驻北京军区军事记者，笔者是这样认识沙飞的：一次，笔者在北京军区《战友报》观看社史图片，意外发现沙飞的照片，当时他任《战友报》的前身《抗敌报》编辑部副主任；一次，笔者在北京军区档案馆查资料，意外发现1950年3月8日《华北解放军》报登载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等签署的“沙飞目无法纪杀害人命，军法处判决处以极刑”的华北军区训令和华北军区军法处对沙飞的判决书；一次，笔者与同事郝建聊天，意外得知他父亲郝德贵曾是沙飞生前的护理员；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八一学校校友会上，笔者与沙飞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意外相遇；一次，笔者到北京军区下属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采访，听到了许多沙飞当年住院的往事。

　　惊奇的发现，意外的巧合，功与过的强烈反差，使笔者对沙飞这位中国革命摄影史上的领军人物产生了好奇。于是，笔者开始探寻沙飞那传奇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

　　沙飞的女儿王雁作了这样的回忆：

　　1950年3月4日，我爸爸因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先生，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在石家庄处以极刑。一个月后，父亲的战友石少华派人把4岁的我从怀安县柴沟堡老乡家接到北京，送进了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幼儿园。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周末小朋友的父母都来接孩子回家的时候，我也总巴望着有人接。可是当时妈妈被派往香港、广州工作，我和从阜平上庄老乡家接来的刚满3岁的弟弟无家可归，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妈妈每次到北京开会时就来学校看望我和弟弟，在东北空军当兵的大哥和正在读中学的大姐也来看望我们，爸爸的战友石少华和夫人连飞娥也时常来看望我们。

　　那时候，在八一学校里读书的有开国元勋、高级将领及烈士的后代，有国际友人的子女，还有曾有功劳但犯了错误，甚至非正常死亡人员的子女。我就是这样被算做“烈士子女”，在这里上学的一个孩子。有人问：你父亲去世后，你们是不是过得很惨？

　　完全不是的。父亲的问题没有影响到母亲的政治前途，而八一学校也是没有歧视的。我在校长、老师的关怀和同学们的友爱中身心健康地成长，无忧无虑地度过了12个春秋。初中毕业时因获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大附中上高中。196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母亲身边。

　　两次枪响，两个家庭的孩子相继失去了可敬的父亲。值得庆幸的是，这两家的遗孤都受到八一学校的呵护。

　　在八一学校就读的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作了这样的回忆：

　　从石家庄到了北京后，我就读华北军区八一小学校。不仅华北军区的干部子弟，党中央、国（政）务院、解放军各方面的干部子弟都争取进来学习。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的父亲津泽胜被一个病人在病房用手枪打死。回家后，看到母亲在还没点灯的黑屋子里，抱着出生后刚5个月的妹妹，一句话都不说。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家庭留下了不少的痛苦。

　　回到八一，我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

　　1952年7月，小学毕业后，八一保送我进了师大女附中。在这儿过了半年紧张有意义的生活后，1953年春季，中央政府号召留中国已8年多的日本技术人员回国去。我们一家又跟着稗田宪太郎回到了日本。回国后，他被介绍到久留米大学任教。虽然我们没能住在一起，但稗田对我们非常地关照。1960年，母亲和稗田再婚，我和弟弟正志成了他的养子。

　　30年来，我在医学领域做了一些交流工作，现在还在继续做着。我认为这是我的使命，同时也能说明我是个得天独厚的人。

　　池谷田鹤子还谈到了沙飞的平反以及和平医院对他父亲作出的评价：

　　1949年12月，当时医院已经搬迁到石家庄。15日那天，父亲被一个病号在病房中用手枪击中，不久以身殉职。这个病号沙飞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拍过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照片的摄影家。这个事件有着一些复杂和微妙的问题。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各方都是一个不幸的事件。那以后，我们一家在中国的那些日子里，得到医院和卫生部的很多照顾，在生活上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从那件事开始，已经快60年了。母亲和弟弟正志都已去世。我和妹妹们已进入老年。听说在80年代沙飞也恢复了名誉。这几年，日中双方有人开始知道这件事，他们知道我们的心里一直希望给父亲一个公正的评价。幸亏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2007年6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父亲颁发了荣誉证书。至此，这件事才得到圆满解决。

　　沙飞没有被历史忘记。1981年初，《中国摄影》杂志发表了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的文章《沙飞——开创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摄影革命家》一文，追忆了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摄影家沙飞。

　　1992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沙飞诞辰80周年纪念活动。此后，沙飞摄影展与观众见面。

　　2004年5月20日，在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了沙飞铜像揭幕仪式。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石家庄日报社等单位的代表，沙飞的老战友、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等人，还有沙飞的五个子女及亲友参加了揭幕仪式。

　　沙飞离开我们61年了，但他反映中国革命的不朽摄影作品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诺尔曼·白求恩的遗嘱：照相机给沙飞

白求恩遗容 1939年 沙飞摄

　　白求恩1938年春来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延安，担任军医，援助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抢救伤员时感染病毒，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年仅49岁。其遗体最初葬于河北唐县郡城，1952年迁葬于河北石家庄烈士公墓。

　　沙飞与白求恩成为挚友

　　据沙飞之女王雁讲，沙飞第一次和白求恩见面挺特别：1938年5月，沙飞因为身体不好，住进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6月，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延安到达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当时他骑着一匹枣红色骏马，身穿米黄色夹克衫，足蹬皮靴，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灰白而稀疏。在他身后，一列驮马背上的器材箱上还覆盖着树叶以便伪装，其中有大量的药品，还有显微镜、X光机以及一套手术器械。正在住院的沙飞策马赶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张白求恩的照片。

白求恩的灵堂 1939年

　　1938年8月初，五台县松岩口村为建“模范医院”而热闹起来。白求恩每天除了开处方、做手术之外，还亲自设计医院图纸，指挥施工。沙飞也常常背着相机到松岩口晃悠。9月15日，聂荣臻、宋劭文等在紧张备战的情况下参加了根据地第一所模范医院的落成典礼，身着军装的白求恩显得格外精神，沙飞拍摄了许多模范医院和白求恩的珍贵镜头。

安葬白求恩 1939年

　　沙飞用并不流畅的英语同白求恩交流，同样是摄影爱好者的白求恩自然乐于打开话匣子。他们一起讨论在战场上使用哪种照相机效果最佳，战地摄影与一般摄影的区别，怎样拍摄得又快又清晰等等。白求恩自己也为康复的日军战俘拍照，并同沙飞一起千方百计将拍摄到的照片向延安、重庆、敌占区以及国外发稿，力图让更多的人了解八路军的顽强抗战。很快，两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白求恩留下遗嘱赠沙飞相机

　　渐渐地，白求恩对沙飞的摄影技术大加赞赏。他曾经写信给延安的马海德：“……今后，我们打算就在这里（晋察冀根据地）冲洗胶卷，因为我们已经从天津弄来一些照相器材，我们还有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去世。白求恩去世前夕,写了遗嘱,其中一句是“照相机给沙飞”。这部带有柯达镜头的莱丁娜照相机是白求恩来中国之前新买的。但照相机被交到司令部作战科长李廷占手里,他感觉这个照相机非常好,很珍贵,就没有立即给沙飞。沙飞得知后,很快去找他,不客气地说,你应该把照相机给我!李廷占是长征干部,刚跟沙飞学会了照相,俩人关系不错,他就跟沙飞开玩笑说,你用手表换照相机。当时大家几乎都没有手表,但沙飞毫不犹豫地把手表摘下来递给他换回了照相机。当沙飞手捧着战友的遗物时,禁不住掉下了眼泪。他明白,战友的馈赠,是对中国抗战、对中国摄影事业的支持。他特别珍爱这部相机,一直随身携带,精心保护,并用这部相机拍摄了大量中国人民抗战的珍贵历史画卷,用它培育了中国新一代的摄影记者。

白求恩赠与沙飞的相机

　　在1942年7月7日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编辑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博士”的专题摄影报道，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也表达了他对异国战友的深切怀念。

白求恩 沙飞摄

　　当时放大照片用的就是白求恩送的放大机。1945年4月，《晋察冀画报》第八期登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专刊，10幅照片全部是由沙飞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