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大冲撞2在线观看:风水北京,万古龙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09:17:22

风水北京,万古龙城

 

引言:北京,这是中国历史的落脚点和归宿;北京,这是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一墙之外,逼近大虏”,她背靠着南部广阔的汉文化区域,北视着北狄,西拒西戎,东抗东夷;北京,她是华夏文明的出击站,从这里,中华文明走向全国;北京,又是华夏文明的凝聚场,将全国各地的精英文化汇聚于此,并碰撞汇融。 

  “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中央集权”——在天子脚下,富贵贫贱,十二字就把偌大的北京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概括得滴水不漏,天机决断。

   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定都从秦始皇的咸阳,到隋唐的西安,大宋的开封,唯独北京,从元朝的元中都开始至明朝清朝、民国到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千年的巍然不动瞩目于世界,屹立于东方,堪称奇迹。

   历代帝王莫不顺应天命勤勉执政,按四时祭奠天地,祷福祈运!即使到了毛泽东一代,虽然文化大革命横扫全国,破除四旧,强硬开创一代文化新风,但是毛氏本身却仍然逃脱不出“8341”所框定的宿命。

   当年作为高岗的老师,毛泽东的私人国策顾问,署理军国机宜却不漏声色于外的大儒:赵润生先生,已经仙去,他他的嫡外孙——李建军先生却自幼秉承家学渊源,遍览诸子百家,八十年代便以特殊身份再次入侍中南海,扈从国家首要,并在八九年调整国旗高度与围基格局,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倒塌之后,又再次受命将同一设计者的作品:国家大剧院以大家手笔,融合中央祭天概念,再一次对天安门中央的风水格局进行调整和提升,意在化害为利,辅助国运。    

   周易为源,儒道佛同属一家;德仁宽厚,天地人共为一体。

   风水,这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涵盖和包容了周易以及儒道佛精义,至用于平民百姓乃至帝王将相的中华民族大文化,在经历了一代又一代变革,一朝又一朝的风云之后,即使在今天,仍然以从容的崭新的恒久不变的自然哲学理念和宽容大度的人文文化姿态生活在我们中间。

   历史不曾抛却,想必均还记得——被冠以功高盖世,却又成千古罪人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却独独留存了《周易》和各类占卜之书。可见,为人们对于天命的敬畏与自然的顺承。

  “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中央集权”—— 西部的方位为金,白虎代表权力,通俗的说法就是:权贵。武则天从西宫兴,清孝庄皇太后曾经为西永福宫庄妃,慈禧更为西宫太后,似乎中央之土生金而泻己之气,西部之金生水又克中央之土。所以,历史上每每西宫得宠,中宫受制。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天下之事,莫不都是冥冥中注定,轮回往复。历史多少奇人,从周文王的《周易》,三国诸葛亮的《马前课》,唐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宋邵康节的《梅花诗》,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至于民间流传的什么《烧饼歌》,《烧饼歌》,《烧饼歌》等等,将中国传统的风水玄学的发展推进到了极致。

    玄学,作为一种破译时间和空间交叉信息的密码的神秘智慧,不但将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高度的浓缩和概括,给历朝历代的执政者提供了神秘而又奇准的预言,更给国家的机运大事提供了可靠的襄理和发展走势方向。作为一种超前的超意识的神秘智慧我不但深有体会而且深深感受到了其奇妙万状却言说不出的自然天意。作为帝都的京城,以整个中国大局之重要,其定都,来历,发展,变迁和诸多与之相关的历史传奇和人物命运联系在一起,更充满了神秘色彩。

    自古以来,中国即为华夏之夷,泱泱大国,为世界所瞩目。可以说,从古到今,世界的焦点在中国,中国的焦点在北京,北京的焦点在紫禁城的中央中枢机构——皇宫内廷!杀伐决断,天机运算,宫廷帷幄,国策政变,莫不震惊天下,椽笔史书。

    北京,西周时便是燕国都城,当时名曰蓟;十六国时,前燕亦定都于此,称蓟城;辽建为陪都(首都以外的副都),称燕京。金国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正式迁都于此,称中都。而元、明、清三朝皆建都于此,元称大都,明和清通称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为首都,称北京市,属中央直辖。自金代算起,北京建都历史长达850余年。先后有中都、大都、北平、北京等称。

滔滔历史,浩浩长河,北京城纵横千年,令人叹为观止,更乃国家民族的命脉,引人入胜,徜徉其间,不能已已。

    而北京城的来历,中国的中央机枢的根本发源却是大家熟在嘴边,却不知所以然的京西门头沟“潭柘寺”。“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词语似乎诠释力度不足,接着就有:先有潭柘寺五百年,后有北京城。且不说潭柘寺坐北朝南,九峰怀抱,所形成的“九龙戏珠”之绝佳风水格局,潭柘寺奇特之处,更在于成于帝王,作为皇家寺庙,其发展,来历,故事却无不与历史上那些千古风采的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武则天、忽必烈的妙严公主、明神宗的李太后,清代慈禧太后的凤在上,龙在下更是将她作为女性执掌政权,一览天下的巾帼风采渲染得淋漓尽致。潭柘寺的庙宇共999间,可以说潭柘寺就是故宫的缩影,或者应该说:故宫的本质格局一宫一殿的方位格式都来源于潭柘寺所敬承的天机,地理、人气。紫禁城位于紫气东来之处,潭柘寺则在京西坐镇华夏,为天下苍生的稳定、生产化育起着天定不动的机宜。

    潭柘寺始建于西晋,至今已有近1700年历史,是北京地区最早修建的一座佛教寺庙,在北京民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谚语。潭柘寺在晋代名叫嘉福寺,唐代时改称龙泉寺,金代御赐寺名为大万寿寺,在明代又先后恢复了龙泉寺和嘉福寺的旧称,清代康熙皇帝赐名为岫云寺,但因其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故而民间一直称曰“潭柘寺”。
    潭柘寺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山麓,距阜成门41公里。潭柘寺坐北朝南,背倚宝珠峰,周围有九座高大的山峰呈马蹄状环护,这九座山峰从东边数起依次为回龙峰、虎距峰、捧日峰、紫翠峰、集云峰、璎珞峰、架月峰、象王峰和莲花峰,九座山峰宛如九条巨龙拱卫着中间的宝珠峰,规模宏大的潭柘寺古刹就建在宝珠峰的南麓。高大的山峰挡住了从西北方袭来的寒流,使潭柘寺所在之处形成温暖、湿润的小气候,因而这里植被繁茂,古树名花数量众多,自然环景极为优美。
    潭柘寺规模宏大,寺内占地2.5公顷,寺外占地11.2公顷,再加上周围由潭柘寺所管辖的森林和山场,总面积达121公顷以上。殿堂随山势高低而建,错落有致。北京城里的故宫有房999间半,潭柘寺在鼎盛时期的清代亦有房999间半,俨然便为故宫之缩影,民间盛传明朝初年修建紫禁城时,便是仿照潭柘寺而建成。

整个建筑群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建筑的美学原则,以一条中轴线纵贯当中,左右两侧基本对称,使整个建筑群显得规矩、严整、主次分明、层次清晰。其建筑形式有殿、堂、阁、斋、轩、亭、楼、坛等,形式多样。寺外有上下塔院、东西观音洞、安乐延寿堂、龙潭等众多建筑和景点,宛如捧月众星,散布其间,方圆数里,景点众多。

    千百年以来,潭柘寺一直以其悠久的历史,雄伟的建筑,优美的风景,神奇的传说倍受历代帝王敬仰。从金代熙宗皇帝之后,各个朝代都有皇帝到潭柘寺进香礼佛,游山玩水,并且拨出款项,整修和扩建寺院。王公大臣、后妃公主们也纷纷捐出己资,大加布施,民间善男信女与潭柘寺结有善缘者更是成千上万,他们长年向潭柘寺布施、斋僧,并且自发地组织了数十个民间香会,集资购买土地田产,捐献给寺院。潭柘寺在佛教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从金代开始,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大乘佛教禅宗中临济宗的领袖,并且名僧辈出,历代高僧大德,为了研究佛学宗诣,为了弘扬佛法,为了潭柘寺的扩建及修茸,为了繁盛寺院香火,作出了呕心沥血的贡献,而在《高僧传》上标注,名传千古。享有“京都第一寺”美誉。

话说唐代武则天时,北京城一带幽州。幽州城有位都督叫张仁愿。有一天深更半夜,张仁愿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就静听窗外动静。忽然听到一位僧人高声诵经的声音打城外方向传来,朗朗上韵,铿锵悦耳。第二天,张仁愿问手下人:夜里可曾听到有位和尚高声诵经?手下人都摇头说没听到。张仁愿心中疑惑,百思不解。第二天半夜时分,他静坐床上,突然又听到那宏亮的诵经声,而且更为铿锵悦耳。第三天早上,张仁愿赶紧派人到城北寻访。手下人果然在城门外的小破庙里,见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僧人端坐在拜垫上,微闭双目在那儿轻声诵经。城外百姓说,这位高僧叫华严禅师,已经端坐在那儿念了好几天经了。差役忙把老僧请到了都督府。张仁愿见了老僧,问他有何企愿。老僧说:“愿在京西罗候岭下立寺敬佛。”张仁愿知道华严和尚道法非凡,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并给他开立了占地文书。
     次日,华严和尚来到宝珠峰下,在一座名叫嘉福寺的小破庙里安身。嘉福寺前,是一片水波浩荡的水潭,名叫青龙潭。百姓还说这儿是个海眼,潭底能直通东海。这个青龙潭里又住着一条老龙。华严和尚天天到青龙潭边讲经布道,听众真是人山人海。青龙潭里的老龙每天也是潜游到潭岸边上,恭听华严和尚讲经。天长日久,老龙为佛义所感化,很想面见华严,拜师称徒。老龙就去求教山神,询问他怎样能做到“人龙相见”。山神说:“你要想法使老和尚发怒,那样一来咱们这些天龙鬼神就能和他面对面谈话了。”第二天,当华严和尚坐在青龙潭边向众人讲经进,老龙在潭里激起几个浪头,那水波漫上岸来,冲倒了华严和尚膝盖前的饭钵。听经的人一见这种情况都吓跑了,华严和尚跟着也是满脸怒色。老龙见时机已到,就借着水势上得岸来,在华严和尚面前,叩头行礼。华严见老龙如此真诚,知道它是“良心发现”,就讲明自己打算在青龙潭潭基上建一座大庙,请老龙“让让宅”,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老龙听得连连点头。
     这天晚上,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青龙潭里浊浪滔天。雷光电闪之下,但见那条老龙借着连天的雨脚,腾上云空,昂头扬爪飞走了。到天亮时,风停了,雨住了,昨天还是黑水千丈的青龙潭,这会儿就变成了一块平地。太阳光照耀之下,那平地上还慢慢拱出一对鸱吻-----这鸱吻古来传说就是龙子。华严和尚当下大兴土木,在这块儿平地上建成大雄宝殿,又将两个鸱吻安装在大雄殿的殿脊两端。远近闻名的潭柘寺,就这样建成了。

谭柘寺面南背北而建,按后天八卦方位图,乃坐乾向坤,意为秉承天理,合于自然。它与其他寺庙不同——它完全按照严谨的宫廷格局以及佛家等级森严的格局来建造。更加与帝王的统治意识相吻合。历代帝王的礼佛与女性皇室成员也将寺庙当做心灵的寄托与祈福的胜地,譬如忽必烈的妙严公主就在此出家修行以赎父亲征战屠杀之罪过。

   潭柘寺原有一个下院——西峰寺。据说恭亲王为了避开慈禧的刁难以养病为由,自动离开京城举家迁住檀柘寺。一住就是十多年,潜心礼佛,对檀柘寺大力修建与维护。寺里的主持感谢恭亲王对檀柘寺所做的贡献,便把下院西峰寺送给了恭亲王给他做家族墓地,传言寺里一位高僧为恭亲王善行所感,竟然为其施加功力为恭亲王增福消灾,谁成想后来国事艰难,慈禧竟然又起用恭亲王,于是恭亲王又回京城,去世赐封墓地麻谷峪。西峰寺修建的地宫也就没用上,他的次子载滢继承了封号,后来地宫成了载滢之墓葬地。这是清末皇家与寺庙的渊源了。
    说到寺庙,也不得不说同在门头沟东南部的另一名寺——戒台寺。

    在门头沟东南部的马鞍山下有一个镇,叫做“永定镇”。永定镇东隔永定河与石景山相望,南面与丰台区毗邻,西隔罗锅岭与潭柘寺镇相接,北与龙泉镇相连。全镇辖区面积68.6平方公里,地理位置优越,距市中心24公里,距区政府3公里。 

永定地区历史悠久,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境内就已有人类居住,到新石器晚期更出现多处先民村落,先民从事渔猎与农耕。春秋战国时期,先民能烧制质地较好的夹沙灰陶、夹沙红陶。秦汉时期,永定地区已成为主要的人类活动区域,栗元庄一带有较大的汉墓群。唐代析幽都县设玉河县,当时永定地区属于玉河县。

     永定河是流经北京的第一大河,是首都北京的母亲河。北京具有三千余年建城史和八百五十年建都史的举世罕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在永定河的洪积冲积扇的上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永定河流域的古都,上游有黄帝之都涿鹿,北魏之都平城(大同),诸侯代王之都代王城,以及为时不久的元中都。下游则有金、元、明、清四朝帝都北京。今天北京仍然是我国的首都。在区区不足五万平方公里的永定河流域,有如此之多的古都,都城密度之高,罕有其他地方可比。永定河流域的古都复杂多样,特点鲜明,历史文化意义重大。首先,这些古都组合起来,贯穿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的全过程,因为从黄帝之都涿鹿到当今我国首都北京都在永定河流域。其次,这些古都多与北方游牧民族有密切关系,尤以大同与北京为典型,反映了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我国的历史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再者,这些古都中,有的有强大的生命力,历久不衰,这就是北京。它最初是诸侯王国之都;十六国时期一度为前燕之都;辽时为陪都之一,称南京;1153年正式成为拥有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的政治中心,称中都;元代始成为全国一统天下的首都,称大都;明、清相沿,称北京或京师。清亡后仍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之都,称京兆。新中国成立后,《宪法》上庄严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北京正式成为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是从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开始的,至2003年整整是850周年。

    永定河上的古渡口是北京城原始聚落蓟城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关于这一点,业师侯仁之先生早有透彻精辟的论述。不管三千多年前的永定河是流经卢沟桥,还是流经高粱桥处,永定河上的古渡口都是古代先民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处于交通枢纽地位。但是,自古以来,永定河夏秋每有暴涨,洪水成灾。为了安全,人们只能选择距渡口不远,地势较高,且近于水源的蓟丘一带建立最早的居民点,并以蓟丘命名为蓟。蓟是北京城最早的前身和最初的名称。

  再者,永定河水是北京城直接或间接的主要水源。从蓟城西之大湖(今莲花池的前身)到官厅水库,从蓟城南洗马沟到蓟城北高粱河,从曹魏车箱渠到今天永定河引水渠,从古蓟城内出土的大批战国至汉代陶井到明清北京城大街小巷数以千计的水井,其水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永定河。毫不夸张地说,是永定河水滋养了古今北京城。

  又再者,在金元明清时代,北京城市建设所需用的大量木材和城市生活所消耗的难以数计的木材和木炭,多取自于永定河中上游流域。也就是说永定河中上游的茂密森林是历史上北京城所需木材、木柴和木炭的主要来源。

此外,大运河与漕运是北京城的生命线,没有大运河与漕运,北京就难以维持作为金元明清封建王朝帝都的历史地位。元明时,永定河北派自看丹口分流东去,下汇白河,有增加北运河水量,以保漕运畅通之功。以上五点,足以说明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

     正是这条母亲河,滋养、浸润了整个的北京城,才使得北京城秀美绝佳,才使得北京城能够“永定”,使天下,能够“永定”。“永定”二字,顾名思义,就是长治久安,永远安定!

永定镇境内有玄真观、月严寺、石厂村过街牌楼等寺观古迹几十处,一处一景,各具特色,兼有宗教文化和优美景观,是开发旅游业得天独厚的重要资源。还保存完整的兴建于隋代的古刹戒台寺、建于唐代的西峰寺以及石佛摩崖造像、桃花庵开山祖师塔等。
    镇内的老万佛堂村遗址始建于金辽,坐落在万佛山下。万佛山山势秀雅,草木葱郁。这里原建有古刹万佛寺,古称万佛堂。山以寺名,村以寺名,可见该寺当年影响之大。史书记载明朝英宗皇帝亲赐寺名“万佛禅寺”。在万佛老村的东口还屹立着一座古代的过街楼,它建于明万历四年,坐西朝东,山石砌筑,拱券外侧用青石伐券,是古代山村军事驻防和村落安防的典型代表建筑之一。
    戒台寺同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寺。始建于唐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当时叫慧聚寺。辽代咸雍年间有一名高僧法均和尚,在此开坛传戒,建立了戒坛。明代正统十三年(1448年)重修后,改名万寿禅寺。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又对寺庙进行过修缮、扩建。现在遗留的建筑,多为清代所建。
    戒台寺又名戒坛寺。它以拥有全国最大的佛寺戒坛而久负盛名,同泉州的开元寺戒坛、杭州的昭庆寺戒坛,共称为“全国三大戒坛”。戒台寺在规模上又居三大戒坛之首,誉为“天下第一坛”。戒台寺坐西朝东,依山而建,占地4.4公顷,其主要建筑有: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阁、九仙殿、戒坛殿等。大雄宝殿是寺庙的正殿,其匾额上“莲界香林”四字乃乾隆御笔。
    戒坛在西北院,坛基为精美的汉白玉石雕。整个戒坛分三层,高约3米。上层有莲花宝座,上塑释迹牟尼坐像。坛周还有113个戒神像。在殿堂内,陈设一把明代雕花沉香木椅,是当年传戒时三师七证的座位千佛阁北侧,是著名的牡丹院,仿照江南园林修筑。院内遍是丁香、牡丹。1755年夏天,乾隆皇帝带领后妃曾在此避暑。清恭亲王奕欣也曾在这里居住过。
    戒台寺的古松,远在明代就很有名,古有“潭拓以泉胜,戒台以松名”之说。坛内最著名的松树有五株:卧龙松、自在松、九龙松、抱塔松、活动松。它们各有特点,活动松,摇一枝全身俱动;自在松,长势悠然自得;卧龙松,酷肖一条卧伏的巨龙;九龙松,主干上长出九株支干,形如九条巨龙;抱塔松,卧地伸长环抱一塔。其中以九龙松名气最大。它高达18米,树围6.4 米,是唐武德年间种植的,距今已1300多年,是北京“白皮松之最”。“戒台五松”苍翠古老,树型各异,严寒酷暑,傲然挺立,使千年古刹戒台寺更为恬静肃穆。
    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在佛教界的地位,潭柘寺的历史在京郊寺院中,均是屈指可数的。在封建制国家中,等级森严,建筑物所用的琉璃瓦的颜色也是有严格要求和规定的。金黄色的琉璃瓦只有皇家才有资格使用,而潭柘寺的建筑物是经最高统治者批准,可以用黄色琉璃瓦装饰的为数不多的寺院之一。潭柘寺历经上千年,历代皇帝对寺院均有敕封。由寺院的名称,寺院内树木的命名,赐予寺院的经书,赋予寺院住持的种种特殊的权利,尤其是寺院建设上的大量财力物力均来自皇宫。(自金代以后,历代皇帝均由国库中拨出大量银两修缮潭柘寺)这些足以说明潭拓寺在历代宫廷中的政治地位和在皇家的特殊地位。

就是与潭柘寺相邻的戒台寺的戒坛,其规模是在辽咸雍年间形成的,人们称其为“天下第一戒坛”。其理由一是说这座戒坛大殿的规模在全国戒坛中最大;其二是,一般寺院只具有所授沙弥戒和比丘戒的资格,而戒台寺除了以上两种受戒资格之外,还可授予俗家佛教徒最高等级的“菩萨戒”。

  “菩萨戒”是佛教中俗家弟子所获等级最高的;在这里授了戒,领了戒牒,大约就相当于获得了社科院的院士学位了。主持授菩萨戒的和尚被称作菩萨戒师,是获最高荣誉的僧人,菩萨戒师要接受受戒人的弟子之礼,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能例外,因而寺院要取得授菩萨戒的资格和僧人要取得菩萨戒师的资格都是极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多方面严格的考察,获得者可谓凤毛麟角。戒台寺开坛受戒,必须奉有皇帝的批准(敕渝)。试问,天下的寺院哪一家有这样的规矩?

    继潭柘、戒台寺庙,京西各种寺庙数量多,且名气大。就各种寺庙数量之多来说,仅以明代宛平县为例,“有寺凡二百一十一,城内七十二,城外一百三十九;有庵凡一百四十,城内七十七,城外六十三;有宫凡六,城内三,城外三;有观二十一,城内七,城外十四;有庙凡二百六,城内七十七,城外一百二十九;有堂凡十三,城内四、城外九。”总计为六百十七。而就寺庙的名气之大来说,更是例不胜举。如潭柘寺,向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之说,足以说明其历史之悠久。法源寺旧名悯忠寺,创建于唐贞观年间,是唐幽州城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他如戒台寺、卧佛寺、碧云寺、大钟寺、万寿寺、白塔寺、广济寺、智化寺、护国寺、隆福寺、白云观、东岳庙、雍和宫、妙峰山娘娘庙、都城隍庙、东四清真寺、牛街清真寺、西什库教堂等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寺院庙堂,闪烁着永定的宗教文化的熠熠光辉。

潭柘寺有了,那么北京城是如何建立的呢?以潭柘寺为中心,其西北部为定军山,北部为宝珠峰(元宝山),南部为定都山。关于北京的定都来历,一说是:明朝国师刘伯温先生,传说朱元璋入京,当时山脉绵延,没有道路,当他们一行人翻山越岭到达西山最高峰灵山的时候,刘伯温站在峰顶东向而望,北京中心,正是以西山为依靠,紫气东来,左右河水环绕,所以指地定都,西北群山就有了西北部定军山(北京军区,各大军种,检察官、法官、公安等等以武官为主的重要驻地机构)和定都山。

    北京西山,人称“神京右臂”,“神阜奥区”,又以“小清凉”比称不无道理。

虎踞龙蟠,起伏蜿蜒,重峦叠嶂,气势磅礴。山中林麓苍黝,溪涧镂错。春则百花吐芳,蜂飞蝶舞;夏则树葱草碧,蝉噪鸟鸣;秋则层林尽染,乱叶飘丹;冬则千峰万壑,积素凝华。更有那僧寺尼庵,道观神庙,千百数计。峭壁之下,峰巅之上,山坳谷畔,无处无之。

有人赞叹曰:“帝里大观,莫是为最。”

     对北京西山胜景,不知有多少人为之赞唱,为之倾倒,如明王世贞《登西山诗》云:“乱削鞭蓉碧霭攒,千盘转尽自成寒。清秋殿阁空中见,落日旌旗树木看。北眺浮云生大卤,东回紫气抱长安。向来弓剑曾游地,万壑松风度急湍。”又明邬佐卿《西山道中诗》云:“渐与市城远,行随落日西。烟霞供把笔,苍翠入扶藜。山叶同鸥泛,溪声送马蹄。悠然会心处,处处使人迷。”

  北京西山是对北京城西山地的通称,内中又不知有多少名山,如玉泉山、金山、香山、石景山、马鞍山、妙峰山、百花山、大寒岭等。每一座大山小山,都有令人陶醉的自然景致;每一座大山小山,也都有引人入胜的人文风情。

    至于永定河上游流域,名山尤多。有黄帝建都其下的涿鹿山,炎黄阪泉之战的阪山,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的釜山,皇帝所葬的桥山,与秦代改苍颉文为隶字的上谷人王次仲的故事有关的大翮山、小翮山,汉高祖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的白登山,还有北岳恒山、小五台山、云冈石窟所在的武周山及野狐岭、雁门山等等。

     宛平县志记载:宛平大兴同附都城郊区,天文地理相同,疆域分东西一线但是规模不同,是因为山水没有区别但是地理的重要性有轻重。

   “宛之为邑地右弼,宸居南通,逵路据守则有百仞金汤,环卫则有万方屏翰,诚胜地矣。况夫西北一带,水绕山旋可称险阻,但古之飞狐,金之紫荆也。南去二百里而遥居居庸宣云之咽喉也,北去百里而近出此二关远通沙漠,其制胜之方要,自有在惟此里,然士宇军民襟居、物产繁庶,古所谓‘燕宛之地,其气内盛,宛宛然以平者,洵非虚美矣’”。

     北京城皇居右肋,千山拱护,万国朝宗,山奥而形深,形胜张图书,土肥而衍美,利悉数生成梁赵焉之腹心,神情疏越宣云乃其肩,昔气势完全,左逵远走蓟辽,右辅近招并代,轻前而轩后,居重以驭轻,千百年来建为都邑,诚有郁郁葱葱之盛概矣,即以比之蒲坂,平阳丰镐伊洛岂有让焉?

     北京城坐落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它的西面、北面和东北面三面环山。在它西部的称为西山,属太行山北段;它的北部和东北部属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西山和军都山虽无峭拔的山峦,但山脉蜿蜒起伏,带城而去。它东南面为永定河和潮白河的冲击平原,而与渤海湾遥遥相望。由于西山和军都山三面环城形成的天然屏障,使北京呈坐西北乾维的自然之势(《周易》后天卦位西北为乾,东南为巽),既居山之阳,岿然不拔,又面海之汭,具有得天独厚形胜之美。

     北京城南面有永定河,北面有燕山;紫禁城前有金水河,北面有景山。金水河是挖出来的,景山是堆起来的。古代地理学上认为东、西、南、北四方各有一神,分别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南方之神是朱雀,朱雀属火,所以城南必须有水,以水克火。北方之神是玄武,玄武属水,因而城北必须有山,以山压水。

     早在元朝建都北京时,关于元大都的建立即是元世祖忽必烈请天文学家、水利学家佛子巨匠刘秉忠和郭守敬师徒二人会集风水名家堪舆规划的,众多风水名家中其中一位就有元朝国师在易学史上大大有名的耶律楚材。整个城市按照“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古制建造。

     刘秉忠,原名刘侃,生于1216年,因曾祖父在金代时任过邢州节度副使,家族定居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1232年,刘秉忠17岁时,进邢台节度使府中做令史,即秘书。不久,因不甘于埋没在平庸乏味的文牍工作中,弃职隐居,后拜虚照禅师,出家为僧,法名“子聪”。

     《元史·刘秉忠传》说他“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皇极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淡然,不异平昔。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著有《藏春集》流行后世。根据史载,世祖十分爱护刘秉忠,刘秉忠五十九岁故世时,“帝闻惊悼,谓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我们择其上书言论部分录于此处,供读者了解其人心地:

    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备于尧、舜,三王因之,五霸败之。汉兴以来,至于五代,一千三百余年,由此道者,汉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无疵也。然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诸国,不数年而取天下。勤劳忧苦,遗大宝于子孙,庶传万祀,永保无疆之福。
  愚闻之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继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余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载一时,不可失也。

    君之所任,在内莫大乎相,相以领百官,化万民;在外莫大乎将,将以统三军,安四域。内外相济,国之急务,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万事之细,非一心之可察。当择开国功臣之子孙,分为京府州郡监守,督责旧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劳力而定也。
  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威福者君之权,奉命者臣之职。今百官自行威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
  天下之民未闻教化,见在囚人宜从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则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设,则不宜繁,因大朝旧例,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不致刑及无辜。
  天子以天下为家,兆民为子,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须如鱼水。有国家者,置府库,设仓廪,亦为助民;民有身者,营产业,辟田野,亦为资国用也。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圣旨,一本一利,官司归还。凡陪偿无名,虚契所负,及还过元本者,并行赦免。
  纳粮就远仓,有一废十者,宜从近仓以输为便。当驿路州城,饮食祗待偏重,宜计所费以准差发。关市津梁正税十五分取一,宜从旧制。禁横取,减税法,以利百姓。仓库加耗甚重,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诈。珍贝金银之所出,淘沙炼石,实不易为,一旦以缠丝缕,饰皮革,涂木石,妆器仗,取一时之华丽,废为尘而无济,甚可惜也,宜从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无职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产业?宜差劝农官一员,率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产业,实国之大益。

    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开设学校,宜择开国功臣子孙受教,选达才任用之。

    天下莫大于朝省,亲民莫近于县宰。虽朝省有法,县宰宜择,县宰正,民自安矣。关西、河南地广土沃,以军马之所出入,治而未丰。宜设官招抚,不数年民归土辟,以资军马之用,实国之大事。移刺中丞拘榷盐铁诸产、商贾酒醋货殖诸事,以定宣课,虽使从实恢办,不足亦取于民,拖兑不办,已不为轻。奥鲁合蛮奏请于旧额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间。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宜从旧例办榷,更或减轻,罢繁碎,止科征,无从献利之徒削民害国。鳏寡孤独废疾者,宜设孤老院,给衣粮以为养。使臣到州郡,宜设馆,不得于官衙民家安下。

  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今庙堂虽废,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释奠如旧仪。近代礼乐器具靡散,宜令刷会,征太常旧人教引后学,使器备人存,渐以修之,实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广远,虽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阴所祐也。宜访名儒,循旧礼,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气,顺时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极于幽明,天下赖一人之庆。  
      见行辽历,日月交食颇差,闻司天台改成新历,未见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颁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时。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
    国家广大如天,万中取一,以养天下名士宿儒之无营运产业者,使不致困穷。或有营运产业者,会前圣旨种养应输差税,其余大小杂泛并行蠲免,使自给养,实国家养才励人之大也。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盖君子所存者大,不能尽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狭,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长。尽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
 君子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大开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云雾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说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选左右谏臣,使讽谕于未形,忖画于至密也。君子之心,一于理义,怀于忠良;小人之心,一于利欲,怀于谗佞。君子得位,有容于小人;小人得势,必排君子。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远佞人”,又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谓也。

    今言利者众,非图以利国害民,实欲残民而自利也。宜将国中人民必用场冶,付各路课税所,以定榷办,其余言利者并行罢去。古者明王不宝远物,所宝惟贤,如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此皆一人之睿知,贤王之辅成也。古者治世均民产业,自废井田为阡陌,后世因之不能复。今穷乏者益损,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势,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贾与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夺欺罔之害,真国家之利也。

     笞箠之制,宜会古酌今,均为一法,使无敢过越。禁私置牢狱,淫民无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爱生之德。立朝省以统百官,分有司以御众事,以至京府州郡亲民之职无不备,纪纲正于上,法度行于下,是故天下不劳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后,可立朝省,以为政本。其余百官,不在员多,惟在得人焉耳。

      1247年,蒙古朝廷把邢州赐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封地。海云禅师闻知刘秉忠“博学多才艺”,把他推荐给忽必烈。刘秉忠的学问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他在身边做了谋士。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位为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总治漠南汉地。忽必烈深知,要征服和统治广袤的汉人地区,只靠打打杀杀那一套老办法是不行的。忽必烈重用了刘秉忠及一批有才能的汉人。这一年,刘秉忠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天下的纲领性建议。此后,忽必烈受命于1253年征伐云南大理,

     于1259年征伐南宋鄂州,刘秉忠都随从出征,并多次劝告忽必烈不要滥杀无辜。(忽必烈称帝之时舍女“妙严公主”出家潭柘寺,妙严公主为父亲的杀伐过重祈福消灾既是之意)

     1256年,蒙哥大汗想要选个适宜的地方建一座城市,忽必烈推荐了刘秉忠担此重任。刘秉忠选址在恒州滦水之北的龙冈(今内蒙古多伦附近),用了三年时间,建成一座城市,即开平府。这次他展现的卓越才能,使他在日后规划营建元大都时,成为忽必烈手下首选的人才。

     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征伐南宋合州(今四川省合州)的钓鱼山之役。正在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的忽必烈闻讯撤军返回草原,于1260年在开平府即位为蒙古大汗。忽必烈政权的内外官制,如朝廷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方的路、府、州、县等机构编制,均出自刘秉忠之策划。当时还建立了年号为“中统元年”,这是蒙古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首次使用年号。

     1264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并为忽必烈设计了新的年号“至元”。忽必烈言听计从,下诏改当年的“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定燕京为“中都”,令刘秉忠赴燕京规划营建。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里)迁于燕京的动机,其实与当年金代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是颇为类同的:一是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库里尔台大会”推举,而是凭实力自立,很多贵族不拥护他;二是忽必烈自1251年受命总治漠南汉地以来,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触犯了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需要摆脱反对派的牵制;三是当时在中国北方,从金国手中夺得的疆土需要就近统治,在中国南方,对南宋政权尚有待于征服;四是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草原。

     刘秉忠衔命在燕京相度踏勘的结果,是决定在金中都故城的东北方,以金代行宫大宁宫为中心(今北海公园),营建一座新都城。其原因一是金中都城已于1215年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无法利用;二是大宁宫未遭破坏,忽必烈数次前来燕京时,都曾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暂住;三是金中都故城缺少充足的水源,当年金中都的莲花池和莲花河水系即不敷使用,而新城址可以利用玉泉山和高梁河的水系,并且著名水利家郭守敬已在1262年着手规划此事;四是另建新城,可以不受旧城束缚,能按理想放手规划。

     刘秉忠规划的新都城,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

     1267年,刘秉忠首先营建皇城和宫殿。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东岸是“大内”。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的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的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大内以北是御花园。太庙建在城东,即“左祖”,社稷坛建在城西,即“右社”。主要的市场设在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即“后市”。因积水潭是大运河的终点,是货物集散地,适于交易。此外还有东市、西市。

     1271年,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还将正在建设中的新都城由“中都”改称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宫殿建成,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大典,接受百官朝贺。而这朝贺的礼仪制度,也是刘秉忠制定的。

     大都城继续施工,至1276年基本建成。

中心台位于今天北京鼓楼,它为元大都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刘秉忠在相当于今北京鼓楼的地方,建立了一座中心台,以此为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他规划的大都城为南北向略长于东西向的长方形,周回60里,面积约为金中都城的2.7倍。共开有11个城门,北面是健德门、安贞门,东面是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是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是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城门相对之间都有通衢大道,即《考工记》说的“九经九纬”,纵横街道所分隔成的方格地块,即为“坊”,坊内是居住区或衙署区。大都城共有50个坊,每个坊都有吉祥的名称,如今天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东部地区,在元朝就属“金城坊”。忽必烈曾下诏规定,原住在金中都旧城内的有钱人家和官员,可以优先在大都城内各坊领取地块,每家八亩,建造住宅。不准超标准占地,也不准占着地不建房。不建房的人家,要把地块让出来交别人建房。这个诏书应是北京城里关于房地产规定的最早的文件。

     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一步约合1.54米),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即是今天说的“胡同”,出自蒙古语。

     刘秉忠在主持营建元大都的工作中,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学。他不仅依据《周礼·考工记》制定了大都城的总体方案,还依据《易经》为大都各城门制定了寓意典雅的名称(其中有些名称,直至今天还被沿用作地名),例如:

丽正门:出自《易经·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文明门:出自《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安贞门:出自《易经·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不仅如此,就连元朝的国号和年号,也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刘秉忠所主持营建的大都城城墙,历经700余年风雨,至今在北京的北土城东路、北土城西路和蓟门桥一线的西土城路留有遗迹,成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而笔者认为,刘秉忠也堪称是古往今来,运用《周易》以及“儒道佛”诸字百家学术开建帝都,成就元朝一代开国皇帝的第一大儒名士!

     在金世宗一代,梁襄就曾详细考察过北京地域,使金世宗知道北京城风水之绝佳。梁襄是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金史·梁襄传》称梁襄为“性颖悟,日记千言”、“长于《春秋左氏传》,至于地理、氏族,无不该贯”。可知梁襄其人精通古代地理之学。他认为北京位于雄要之地,北倚连绵山峦,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南压广阔平原,坐在这里可以俯瞰天下,一望无垠的大地就像是在自己的庭院里。自古就称帝王当“南面向明而治”,因而北京应是建都之地的首选。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榆林关等要塞东西千里连成一线,是卫护京都的又一道屏障,这些关卡和屏障使京都易于据守,也像是天然的一条界限,划分出中外,北京地理的雄要似乎是专为大金的万世基业而设立的。我们从梁襄在谏止金世宗巡幸牛蓬川的奏疏中就可以知道他的论断观点:

燕京地处雄要,北倚山硷,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首选也。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金史·梁襄传》)

在《元史·地理志》对北京地理形势的描述是:

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

在《明史·地理志》的描述是:

北倚群山,东临沧海,南面而临天下。

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

然北京除了地理位置雄要之外,其水系情况也十分壮阔。

清朝光绪年间,君臣在讨论修治京畿水利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数次对京畿水系作了描述,如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李鸿章奏称:

    夫以太行左转,西北万峰矗天,伏秋大雨,口外数千里千溪万派之水奔腾而下,畿南一带,地平土疏,顷刻辙涨落数尺,或一二丈。(《清史稿·河渠志》

    其实,李鸿章从侧面立论北京有通惠河、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卫河(南运河)等六大河流,在天津附近三岔口汇流为海河,迤俪向东,经大沽口流入渤海。这六大河流源出燕山、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和山西黄土高原,可谓源远流长。

    通惠河源自北京西北白浮、瓮山诸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门入都城,向南汇为积水潭(旧称海子),过太液池(今中南海)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北运河,至天津三岔口汇入海河。

潮白河在北京东北部一带,其源出自冀北山地的潮山和白河在密云县汇合而成,至京东通县附近入北运河,向南流至三岔口入海河。

    永定河上游为桑干河,源出山西北部黄土高原的管涔山,东北流入河北洋河后入官厅,以下称永定河,转而流向东南,经北京西至天津三岔口入海河。

    大清河源出太行山和恒山南麓,由拒马河、唐河、潴龙河等水汇合,流经华北平原上最大湖泊白洋淀,逶迤而向东北汇入子牙河后,亦至三岔口入海河。

    子牙河源出河北省南部,南源为滏阳河出太行山东侧,北源为滹沱河出山西五台山,东北流至河北献县汇合为子牙河,至天津三岔口入海河。

    卫河在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上源丹河出山西高平县朱丹岭,南流至河南省分为南支和东支,南支流入沁河。东支转向东北流,即称卫河。卫河流经河南省北部、河北省东南部、山东省西部,至山东临清汇合鲁运河流向东北,临清以下称南运河,亦至三岔口入海河。

    据上述可以知道,京畿周遭以至千里之外的许多大小河川,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又经北京周围北泊、南泊、西淀、东淀的承接,或左或右,或前或后,绕过北京城,向东南奔流而去。这些从四面八方奔流而来的大小河川,至三岔口(旧称三角淀)万派归一,逶迤而东,经大沽口注入渤海。京畿水系构成一幅动态画卷。这幅画卷由动而静,似静又动,动而有节,静而未止,动态与静态相互映衬,来有意去有情,再加上背后连绵不断的山峦为依托,面向波涛起伏的渤海为明堂,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山水画卷,点缀成北京地理风水的至高境界,这正是北京生气的所在,也正是北京风水地理风水优势的所在。

    缪希雍在《解难二十四篇》论水,曾云:“凡水抱不欲裹,朝不欲冲,横不欲反,远不欲小,近不欲割,大不欲荡,高不欲跌,低不欲扑,众不欲分,对不欲斜,来不欲射,去不欲速,合此者吉。”而北京城外诸水来去抱绕有情,城内诸水之元屈曲含意,真可谓众美皆备,无美不收。

    古代堪舆学认为“龙随水走”。其实可以将京畿六条水系看作六条干龙。每逢夏秋之交,大雨滂沱,这六条干龙携千溪万壑之水,从四面八方奔腾而至,似千军踊跃,万马奔腾,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壮。此景此象,正应《周易·乾卦彖辞》: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而非君临天下的帝都是万不能有此景象的。

    聚于京畿的千溪万壑之水,似集于校场演练的千军万马,令行禁止,各有指归:或前卫后护,注于南泊北泊,或左绕右转,合于西淀东淀,最终万派归一,经三角淀汇入海河一线入海。“滔滔天水俱往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非帝王之都焉能合此景象?

      古代地理堪舆学十分注重水口。那什么是水口呢?“夫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水口为地之门户,必须关阑紧密方为佳。《葬经翼》所谓“关门若有十重锁,必有王侯居其间”。又云:“重重关锁缠护周密,或起捍门相对峙,或列旌旗,或出禽嚁,或为狮象蹲踞回互于水上,或隔水有山来缠裹,大转大摺,不见水去方佳。”这都是说的水口的局势。京畿众水先汇于北泊、南泊、西淀、东淀,次汇于三角淀,又统汇于海河一线,逶迤而去,其入海处大沽口两岸建筑物林立,似捍门相对,又似旌旗列对,入海口又建有高大的挡潮闸,真是绝佳之水口。

     而老北京城有不少入水口,像内城的入水口是北侧西面的积水潭水关和西直门南侧的金水河水关;紫禁城护城河俗称“筒子河”,其入水口在筒子河西北角外沿西侧偏南,系一个双孔暗道;紫禁城之内金水河(在正五行方位中西方属金,来自西方的河水称作“金水河”)的入水口为今神武门西面筒子河内沿的单孔暗道。它们均在西北乾方即“天门”方位。北京内城水系的出水口,均设在东南巽方即“地户”方位(入通惠河)。按照传统风水学的理念,水主财,水来之处谓之天门,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之处谓之地户,若不见去处谓之地户闭。天门开,象征财源不断;地户闭,象征财用不竭。与此相应,在建筑设计上,北京内城城墙的西北角和筒子河西北角的外沿,都缺一角。西北之天门方位缺一角,谓之“天口缺”,象征天门开。入水口和出水口均为暗道,分别象征天门开和地户闭。
    曾经明代迁都北京时,将元大都的北城墙往南缩回不多不少整五里,而且,为了避开水面广阔的太平湖,不惜将西北方向的城墙缺一角,其道理与筒子河西北角外沿缺一角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与入水口空间方位的安排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以水象征财富,实际上亦有其当今科学上的依据——所谓“水主财”,是指水多之处地面上的资源丰富,民多富裕;反之,则地面上的资源匮乏,民多贫困。以西北之天门、东南之地户分别为入水口和出水口,是因为中国的地势在整体上为西北高、东南低,如此安排,水流较顺。

    由此可以看到,为什么北京城能够蝉联多个朝代的帝都而不更换,是不无道理的。

   《朱子语类》论北京的大环境云:“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则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案,故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所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这是以北京城为中心,以全国山脉为朝案来说明北京城地理环境的优越。
     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都城的建筑史是其灿烂的篇章之一。北魏骊道元的《水经注》里说历代列国的故都有180余处,加上其后的都城建设,中国拥有的历代都城不下200座,堪称世界之最,致使中国目前仅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就有100多座。从商朝开始到明朝为止,对于定都问题都是采用另选都城,而不采用前朝的古都。大都是为了图其吉利或有别于前朝的原因:周朝灭商后,没有在朝歌定都,而是回到镐京,原来的都城废弃不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定都在咸阳;汉、唐也是这样,宋朝建立政权之后,也未用旧的都城,而是到了汴梁开封;元朝开始都城是在上都,明朝首都定在了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后来永乐靖南之役后迁至北京。但是清朝首都却是选在了明朝的旧都北京,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无独有偶,新中国政府也定都于北京。满清在进关之后,定都北京,标志着清朝政权在中原地区统治的初步确立,尽管清朝统治者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真正统一了天下,但其新的统治中心北京地区却一直是相当巩固的。北京作为清朝的首都,也就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二百多年中始终没有改变地位。正是由于定都北京后,所占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要素,才塑造了康乾盛世的昌明时代,在此期间解决了中俄边界问题,并先后统一了台湾,外蒙古、西藏、青海和新疆等地,从而奠定了近代中国辽阔的版图。

    继续探讨北京城的风水落地。

    北京坐落在中国三大行龙之一的北龙流域之内,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动横贯的黄河、长江把中国大地分成北、中、南三大部分,古代堪舆学称之为三大行龙。北京坐落于黄河以北的北龙流域。

《史记·天官书》载:“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海、碣石。”这是典籍中最早关于北龙的论述。

    古代地理学认为,“中国地脉俱从昆仑来”(《乐郊私语》),因而以昆仑山为祖山,向东分成三大行龙。明刘伯温在《堪舆漫兴》中曾云:

            昆仑山祖势高雄,

            三大行龙南北中。

            分布九州多态度,

            精粗美恶产穷通。

   其于《堪舆漫兴》中又论述北龙时又曾云:

                 北龙结地最为佳,

                 万顷山峰入望赊。

                 鸭绿黄河前后抱,

                 金台千古帝王家。

   明缪希雍于《葬经翼》中更云:

   燕京者,北陇(龙)之尽,鸭绿界其后,黄河挽其前,朝迎万派,拥护重复,北方一大聚会也。

   由前人论述可知,北京不仅在北龙流域之内,而且是北龙生气的凝聚之处。缪希雍于《葬经翼》中云:“天下大龙,都随水走,至于将结,必然逆转,列成局势,则结地无疑也。”所谓结地(又称结局,即龙脉生气凝聚之地)是有条件的。要紧的是“山回水聚”(缪希雍《解难二十四篇》)四个字。北京以西山和军都山为屏障,面向东南,近处以海河冲击平原为小明堂,以天津为案山,远处以渤海为大明堂,以山东半岛为案山,而且四面八方之水汇聚于京畿之南,其堂局之大,风水之佳,是中国任何城市所不具备的。

   验证历史,以北京为帝都的元、明、清王朝,都是统一的强盛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而且一步一步富裕起来了,中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从中华民族传统的地理堪舆学来分析,新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强盛,是与首都北京的地理风水密切相关的。

   北京自从成为帝都以来,几经王朝政权交替,虽然每次都是权利争夺的中心,但从未成为武力拼杀的战场。近现代以来,更是这样。

   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北京城未燃战火,清帝就和平逊位了。中国十数年的抗日战争(若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为14年,若从“七七”事变算起为8年)北京城安然无恙,北京人民未患屠城之祸。解放战争期间,对国共双方都有着战略意义的平津战役中,北京居然和平交接了,这仅仅与人的运筹有关么?与南京相比较,南京作为金粉六朝的古都,诸葛亮虽称其“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却往往在王朝政权交替中成为武力厮杀的战场。在抗日战争中,最为残酷的“南京大屠杀”使数十万南京人民不幸罹难。解放战争中,南京也是渡江战役的前沿阵地,一连数日炮火连天……北京与南京相较,为什么北京屡屡都是幸运的呢?这里面就涉及到古代风水学里更深层次的东西了。

    对于帝王而言,定都北京,可谓胸怀天下,山河一览!

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历朝都有自己的北京优势论。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据了各自的北京优势说。

     金人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中原,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的确独特,它为中原北方门户,有人讲它是中国的“龙眼”所在。它面平陆,负重山,南通江淮,北连溯漠,可称得上是“财货骈集,天险地利”,实为汴(开封)、洛(洛阳)、关中(西安)、江左(南京一带)皆不及也。

    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这是蒙古贵族认识到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又君临南方,进可以扼控全国(事实也是如此,从北京南进的军事、政治行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蒙古铁骑的南下,燕王朱棣的南下,清兵的南下,袁世凯的南下等等),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卷起首饰,骑上马,一溜烟就会遁入故地,这是以地利人和的建都原则为依据的。

    明代建都北京,在老北京人的传说中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徐达在刘伯温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的传说,仿佛说明北京之成为首都是很偶然的。其实,明代迁都北京,有极为充分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个人情感的原因。它是中国文明从西向东迁移变动的结果。

明开国定都南京,赖以推动全国,是符合明代人定都原则的,但蒙古势力返回并峙持于漠北,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如不全力守卫边疆,可能出现北宋第二。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清朝建都北京,自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的远见卓识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迁北京。皇太极的迁都北京是要占据这个关口从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1644年8月20日开始,清朝大迁都,10月10日正式定都北京。

    三百多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决定把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选定北京,这里边有着太多的理由和依据。而且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其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考虑定都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从历史的作用来看,定都北京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

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三十一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笔者加一句,此举恐怕也是极为相信天数命运的毛泽东考虑了南北鼎力之时,毛氏欲南下灭蒋,一统中国,所以借《周易》之“水火既济”而“火水未济”之原因,其用意之深刻,恐怕又是情理之中,史家用笔之外罢?)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其实,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的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我党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我党也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主席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主席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恒、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主席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当然,把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把一个封建的帝都变为一个人民的国都。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

    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起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毛泽东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主席,休息好了吗?”毛主席讲:“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很累。”毛泽东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考个好成绩”,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定都北平的第一个愿望。

    这是执政党的愿望。这更是人民的愿望。

    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北平改名为北京,正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其实,定都北京,最重要也最直接有说服力的事实还是来源于祖先先天的星相八卦对于北京在整个中国地理的帝都定位。简单从容几句,却已经道出天机,天下箕分已成定论。据《宛平县志》的记载则是根据中国黄帝的北斗星位说:“今天下之势虽殊而理与气贯相为通,其相通之际,天地未尝示人而即示以列星之进退隐见(现),故某星现于某方其为吉为凶即以征(证)某地之休咎,星家占之史册著之班班可考也,诸星且然则,二十八宿之分莅九州,谅不可诬矣,宛平为顺天首邑,地列艮寅之交,古称幽燕之域。考之星纪。箕尾二宿宝式临之,虽诸家所说二宿之度数略有不同,然未有外二宿而别属者,盖由于推步占验,古人皆有灼见而云然也,今志中首列分野,夫亦地不敢先天以卑从尊之义哉”

    “我朝定鼎于燕,凡九州之分星,莫不旋拱神京,非必如昔人,列土分封各有限制也,然阴阳之精,其本在地,地有高下,南北而上,发于天如(廷西)为列星,自是推步占验之俦,莫不安度分次而考求之匪,则失以毫厘,讹以千里矣当考”

    “帝都在艮维寅方,上应列宿当属析木之次尾箕之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约之为二十八宿,再约之为十二次,次凡三十度,解析木三十度,正覆在燕分之上,宿度多寡不等而尾星实隶,十一渡合之亦当三十度故春秋元命苞曰:尾箕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帝王世纪,又曰: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终为解析木,之次于辰在寅,所谓:摄提格也。”

    “汉刘向亦曰:燕地尾箕分野,自四尾度至斗六度,谓析木之次,《尔雅》”曰:析木谓之津,释者言属天汉之津,梁为燕分也;《天文志》云: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为析木,于辰在寅,燕之分野也;当是中台之下,下台之上,又曰;冀主北斗枢星,又曰:辰星主燕赵代三疆,唐志亦曰:尾箕析木,津也,初尾七度,中箕五度,终南斗八度,应北平渔阳等郡,夫天之高,星之远,故非人得私意窥测,仿佛其形体然;取诸家之说而考究之,其分度之差,虽有不同,大约皆为析木尾箕为准,或又帝都之宿,无容多啄”

     就以现在地理位置来看:北京方位西接中华文化之发祥地,巍巍昆仑山之精华以及太行山之绵延不断之势,东承长白山脉长久之源气,坐定坎水艮土的位置,周易讲此位置:万物终而万物始,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阴阳交汇的位置,北京城东西延续的山脉,翕张如龙之左右两两翼,俯临中华大地;从整个世界地理来看,中国又地处在整个亚洲和世界的中心。就是以现在地理而论:北京都城的位置:北纬39度,东经116度。雄踞华北大平原北端。北京的西、北和东北,群山环绕,东南是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大平原。北京平原的海拔高度在20~60米,山地一般海拔1000~1500米,与河北交界的东灵山海拔2303米,为北京市最高峰。比五岳之首泰山海拔还要高出800米,境内贯穿五大河,主要是东部的:潮白河、北运河,西部的永定河和拒马河。北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部是太行山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两山在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人们称之为"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

    北京历来被风水学家称为“山环水抱必有气”的理想都城。其西部的西山,为太行山脉;北部的军都山为燕山山脉,均属昆仑山系。两山脉在北京的南口(南口是兵家要地)会合形成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湾,山湾环抱的是北京平原。北京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风水,是因为:北京被山脉环抱的层数最多。风水的第一条标准就是山环,山环抱的层数越多,标示拥护的人越多(中国历来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中国地图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发源于昆仑山脉的左右两侧山脉都是环抱北京的,从世界的范围内看,北京左边从里到外被朝鲜、日本、美洲大陆环抱,右边从里到外被东南亚、印度、阿拉伯群岛和非洲大陆环抱,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像北京一样被如此众多的山脉环抱着。

    而按古代风水学的观点,北京紫禁城于1420年建成,同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宣布迁都北京.紫禁城从始建到竣工,历时十四年,由当时的地理风水大师廖均卿施布主建。廖均卿在奏章中自谓“世授杨师之术”,他主建的紫禁城是按照杨公之术实施的。永乐十八年,正值下元六运,紫禁城中轴线是坐子向午,如此立局,正合《青囊四十八局》中的第二十九局。《天玉经》曰:“乾山乾向水朝乾,乾峰出状元”,说的就是此种格局。下元六运,子为乾星,午为乾卦,水注三海,卯为催官,丁为零神,五诀俱全,真是典型的皇宫风水格局。

   子山午向立局,来龙必在西北乾位或东北艮位。北京紫禁城,西北乾龙由大海沱山至八达岭至妙峰山,落脉香山。东北艮龙由雾灵山至怀柔山至盘山,落脉较远。乾龙和艮龙千里而来,共吐明珠,造就千年皇宫。子午立局,水口必在酉位,来水必在乾方,去水必在午方。紫禁城之西北乾方有永定河,经引水渠流入北海、中海和南海,北海在紫禁城西北,中海在紫禁城之正西,经南海向午方流去。水之流向与城门水口正合子午坐向之格局。

   紫禁城于六运建造,其来龙为天干阳龙,其配水为地支阳水。按龙水之要求,必立地支坐向,故立子山午向。如此龙水与坐向之配,正合青囊格局的要求。廖均卿家传杨师风水绝术,绝妙地运用江东一卦、江西一卦、南北一卦,以此三卦组成的“天地父母三般卦”,绝妙地运用龙水与坐向的配合,绝妙地布局坐向、催官、催财以及二卦同气之术,绝妙地选择元运时空以避入囚之衰。

     综观北京地形,依山襟海,形势雄伟。诚如古人所言:"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果真不愧:奠定了前挹九河,后拱万山之形胜的千古帝王大都!

北京风水格局的内局,万分细致,严格按照星宿布局,号称“星辰之都”。然而北京都城的整体格局,无论整个都城或者皇宫内廷,却均与中国最古老的一部旷世经典——《周易》,紧紧相连。其实,北京是按照中国古代最高传统文化——《周易》原理进行规划和设计的,是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建造的,古都北京的每一处古老的建筑,都蕴含着《周易》古哲的不朽光辉。正因为将建城融入了《周易》的哲学、美学理念,才使得北京城熠熠生辉,灿烂夺目。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记载:“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则,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城市之最伟大者。”

     丹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罗斯穆森在《城镇与建筑》中称:“整个北京城(平面设计)匀称而明朗,是世界奇观之一,是一个卓越的建筑物,是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

    美国建筑学家贝肯在《城市建设》中称:“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住所而设计的,企图表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城市深深浸沉在礼仪规范和宗教仪式之中……它的(平面)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

    美国规划学家亨瑞·S·丘吉尔也宣称:“北京是三维空间的设计,高大的宫殿、塔、城门所有的布局都具有明确的效果……金色的琉璃瓦在单层普通民居灰暗的屋顶上闪烁……大街坊被交通干道所围合,使住房成为不受交通干道所干扰的独立天地,方格网框架内又有无限的变化。”
     可见,在《周易》高度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民族的建筑同样走在世界的前端,令世界瞩目而景仰!

    《周易》一书是中国历史上上古时期的一大奇书,其寓意博大精深,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渊源,是中国乃至世界公认的古代最高水平的哲学著作和最具权威的历史文化典籍。《周易》在中国历史上被尊称为“众经之首,大道之源”,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和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人类惟有沿着《周易》这条脉络去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北京古城分为内城外城两部分,今人称为凸字形城。凸字城的北部称为内城,建城比较早,它是在明朝初年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参照明初都城南京城和明朝中都(安徽凤阳)的设计方案建设起来的。凸字形南部称为外城,建城比较晚,它是在明朝后期嘉靖年间建设起来的。打开古都北京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古都北京内城之外的南北东西四个方位上,分别建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四个古祭坛建筑。我们且从四个祭坛建筑说起。

      天坛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一座古代皇家祭天建筑,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南方,公元1420年明朝永乐18年由朱棣皇帝下令修建,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于每年“冬至”祭天、“孟春”祈谷、“夏至”祭雨的地方。地坛是公元1530年明朝嘉靖皇帝9年所建,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北方。因祭坛拜台周围设计有方形泽渠,故原名方泽坛,明朝嘉靖13年改名为地坛。地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祖“皇地祗神”即地神的地方,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祭地建筑。日坛、月坛均为公元1530年明朝嘉靖皇帝9年所建。日坛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东方,又叫朝日坛,是明清两朝皇帝在每年“春分”之日祭祖“太阳神”的地方。月坛又叫夕月坛,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西方,是明清两朝皇帝于每年“秋分”之日祭祖“夜明之神”即“月神”和天上诸星宿神的地方。

      祭祀天、地、日、月是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习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代,祭祖天、地、日、月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战国时期秦始皇曾在威山(山东荣城成山角)祭日,在莱山(山东掖县)祭月。西汉成帝年间在当时的都城长安城南郊曾修建“天地之祖”以祭天地,修建“东君祀”以祭日。魏晋南北朝时有春分东郊朝日,祭祖天地神,至今遗名尚存。明朝两代皇帝修建大型专用建筑祭祖天、地、日、月。至今我国有些地方的民间仍保留在春节祭祖“天地之神”的习俗,可见我国祭祖天地日月的习俗渊远流长。祭祖天地日月是我国古代国家的盛大典礼之一,是帝王统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历代皇帝都极其重视。

     其实,古代皇帝和臣民崇拜天地日月的观念也是从《周易》来的。《周易·说卦》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意思是,八卦中的乾卦代表天,被尊称为父亲。坤卦代表地,被尊称为母亲。周易《系辞》又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就是说“天地间阴阳二气交融,万物才能变化而完美,阴阳雌雄两性交合,万物才能产生变化”。《周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就是说,天地间阴阳二气交合才能化生万物,有万物才能产生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仪,万物离开天地就无法生存,天地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所以古人非常尊崇天地,敬重礼拜天地,形成了按节气定期祭祖天地的礼仪制度。

     《周易·系辞》又说:“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霍,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古人认为,宇宙中日来月往,月来日往,日月相推,才产生白天和夜晚,光明和黑暗。正是日月的运行,才产生寒冬和夏暑,寒往暑来,暑往寒来,寒暑相推才产生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岁月变化,才产生一年又一年。古人认为,日月是岁月形成离不开的天象,因而就产生了祭祖日月的习俗。

古代的帝王为什么将天坛建在北京内城的正南方、将地坛建在正北方、日坛建在正东方、月坛建在正西方?其理论根据就是《周易》先天八卦图。《周易·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古人依据这一段话,提出先天八卦论,按照先天八卦方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东南、艮西北、震东北、巽西南。    

     《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离为火为日……坎为水为月……”这就是说乾为天在正南,坤为地在正北,离为日在正东方,坎为月在正西方。古人认为,先天八卦方位才是天地日月的本来方位。古人为了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与先天八卦方位对应起来,于是就按照先天八卦方位将天坛建在北京古内城的南方,将地坛建在北方,将日坛建在东方,将月坛建在西方。而四坛中间就是皇帝的都城,由此可见,天、地、日、月坛所代表的卦位,与故都北京内城构成了先天八卦城。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天地之神和祈祷五谷丰收的地方。它的严谨的建筑布局,奇特的建筑结构,瑰丽的建筑装饰,被认为是我国现存的一组最精致,最美丽的古建筑群,天坛不仅是中国古建筑中的明珠,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瑰宝。

     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为273万平方米。天坛包括圜丘和祈谷二坛,围墙分内外两层,呈回字形。北围墙为弧圆形,南围墙与东西墙成直角相交,为方形。这种南方北圆,通称“天地墙”,象徵古代“天圆地方”之说。外坛墙东、南、北三面均没有门,只有西边修两座大门--圜丘坛门和祈谷坛门(也称天坛门)。而内坛墙四周则有东、南、西、北四座天门。内坛建有祭坛和斋宫,并有一道东西横墙,南为圜丘坛,北为祈谷坛。
     除祈谷坛和圜丘坛之外,天坛还有两组与众不同的建筑群,即斋宫和神乐署。斋宫实际是座小皇宫,是专供皇帝举行祭祀礼前斋戒时居住的宫殿,也有城河围护。神乐署则是隶属于礼部太常寺之下,专门负责祭祀时进行礼乐演奏的官署。它是一个常设机构,拥有数百人的乐队和舞队,平时进行排练,祭祀时负责礼乐。署衙的位置在外坛西部,与斋宫隔墙相邻,是一组标准的衙署建筑。

     天坛面积辽阔,相当于紫禁城的四倍。在极小占地的建筑周围种植着苍松翠柏,深绿颜色在古代表示崇敬、追念和祈求之意。这也是在坛、庙、陵寝种植松柏的原因。

进入天坛,树木葱郁,尤其在南北轴线和建筑群附近,更是古柏参天,树冠相接,把祭坛烘托得十分肃穆。据统计,天坛仅古柏就有4000株。

     祈谷坛上为祈年殿。殿高33米,直径24.2米,宏伟壮观,气度非凡,是昔日北京的最高建筑之一。祈年殿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取名大祀殿,为宽12间,纵深36间的黄瓦玉陛重檐垂脊的方形大殿。大祀殿与其说是祭坛,不如说是一座宫殿,后来嘉靖皇帝旨意拆除,并于1545年在大祀殿原址上建成大享殿,清王朝建立后,用它来举行祈谷礼。1751年,正式将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清干隆十六年(1751年)重修祈年殿,更换蓝瓦金顶。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二十四日,雷雨交加,祈年殿不幸被雷电击中,焚烧。因楹柱为檀香木,香飘数里。

     据说,北京古建筑材料中有着名的四宝,即祈年殿沉香木楹柱,太庙前殿正中三间沉香木梁柱,颐和园佛香阁内铁梨木通天柱,谐趣园中涵远堂内沉香木装修格扇。现在所看到的祈年殿,是雷击后重修的,其形状和结构都与原来的一样。

     祈年殿是一座宏伟而又极具民族风格的独特建筑,鎏金宝顶三层出檐的圆形攒尖式屋顶,覆盖着象徵“天”的蓝色琉璃瓦,层层向上收缩,檐下的木结构用和玺彩绘,坐落在汉白玉石基座上,远远望去,色彩对比强烈而和谐,上下形状统一而富于变化。它的构造比皇穹宇复杂,外部是三层高阁,内部则是层层相叠而环接的穹顶式,仿佛像砖砌的券殿,但又没有一砖一石,全部采用木结构,28根大柱支撑着整个殿顶的重量。内外楹柱各12根,中间四根楹柱叫通天柱或龙井柱,高18.5米,大头直径1.2米,古镜式的柱础,海水宝相花的柱身,沥粉堆金,支撑着殿顶中央的“九龙藻井”。

     三音石:皇穹宇殿门外是一条由大长方石铺成的甬路,站在甬道第三块石板上,敝开殿门,并将全殿窗户紧闭,使殿门到殿内正中神龛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物,然后面对殿门说话,就可以听到非常洪亮的三声回声,而且站在殿外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由于这声音是在供奉“皇天上帝”的建筑里发出来的,而且回声很大,因而就有“人间偶语,天闻若雷”之说。于是又称这些石板为“天闻若雷石”。还称这些石板为“三才石”,即取天、地、人三才之意。人们必须是站在人石上说话,为让“皇天上帝”听到,还必须打开殿门,而说话的回声便是“皇天上帝”的回答。其实,这种奇妙的现象,正是因为皇穹宇的殿门高,而石阶下面的第三块石板和殿门以及殿内神龛上面的殿顶形成一条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站在第三块石板上说话,声波可以沿着斜线直接传入殿内,碰到圆形殿壁、殿顶后再返回殿外。又因第三块石板位于垣墙的中心,所以站在这里击掌,都能听到它的回声,只是由于声波传播的距离不同,所以才会听到次数不同的回声。由于其他石板与殿门和殿内的壁三点之间难以形成直角三角形的斜线,所以即使站在那里的其它石板上击掌或说话,就不可能听到回声。

     回音壁就是皇穹宇的围墙。墙高3.72米,厚0.9米,直径61.5米,周长193.2米。墙壁是用磨砖对缝砌成的,墙头覆着蓝色琉璃瓦。围墙的弧度十分规则,墙面极其光滑整齐,对声波的折射是十分规则的。只要两个人分别站在东、西配殿后,贴墙而立,一个人靠墙向北说话,声波就会沿着墙壁连续折射前进,传到一、二百米的另一端,无论说话声音多小,也可以使对方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声音悠长,堪称奇趣,给人造成一种“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所以称之为“回音壁”。

     圜丘坛在天坛南半部,始建于嘉靖九年(1530年),坐北朝南,四周绕以红色宫墙,上饰绿色琉璃瓦,俗称“子墙”。子墙四周各有一大门。北门叫成贞门,也称北天门;东门叫泰元门,也称东天门;西门叫广利门,也称西天门。南面正门叫昭亭门,也称南天门。每座门上题有满汉合璧门额。将各门名称的第二个字顺序排列为元、享、利、贞。这种排列据是据《周易》的“干卦四德”而定。“元”,代表始生万物,天地生物无偏私;“享”为万物生长繁茂享通;“利”,为天地阴阳相合,从而使万物生长各得其宜;“贞”,为天地阴阳保持相合而不偏,以使万物能够正固而持久。

     皇帝每年祭天时,都从西边牌楼下轿,然后步入昭亭门,进昭亭门到圜丘坛。四周绕有两层名叫墙的蓝色琉璃瓦矮墙。第一层墙为方形叫外;第二层墙为圆形叫内,象徵“天圆地方”。内中央处,就是祭天台(也叫拜天台),即圜丘台。    

     天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为圆形,地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为方形,日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亦以圆形为主,月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为方形,为什么天坛建成圆形,地坛建成方形,日坛亦建成圆形,月坛亦建成方形?这同样是根据《周易》而来的。《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圆……坤为地为方……《周易·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这就是说,乾卦代表天象征圆形,坤卦代表地象征方形。据此古市人认为天是圆形的,大地是方形的,天看起来像一口大锅一样扣在大地之上,这就是古人“天圆地方”说的由来。按照周易这一原理,古代帝王为了更好的与天地感应,获取天地之神的佑护,于是就将天坛建成圆形,将地坛建成方形。天坛内的主要建筑祭天用的祭坛圜丘是三层圆形平台,台面中心为一圆形太极石,太极石外面为9块扇圆形石头圈圈相围,圜丘下面的围墙亦为圆形。存放皇天上帝牌位和皇帝祖宗牌位的皇穹宇也是圆形的,皇穹宇殿内地面亦为圆形,其中心为圆形石面,其外第一圈按八卦方位围列着火块扇圆形石头地面,皇弯宇外面的围墙为圆形,就是回音壁。皇帝祈谷用的大殿祈年殿顶部为三层圆形建筑,祈年殿内的地面亦为圆形地面,中心为一圆形石块,其周围按八卦方位的规律排列扇形石头;祈年殿的基座也是三层圆形平台,祈年殿外面的围墙也是圆形,天坛整个外围围墙北部亦为圆形。因此圆形是天坛建筑的突出特点。地坛内祭坛拜台为二层方形建筑,其坛面石头为方形,舞台周围的泽渠的形状亦为方形,拜台周围的两层围墙亦为方形。可见方形是地坛建筑形状的突出特点。

     《周易·说卦传》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离为火为日……为乾卦……”。按照后天八卦方位,离卦为南,坎卦为北,分别与先天八卦的乾坤二卦位相重,因此,日坛与天坛一样建成圆形,月坛与地坛一样建成方形,现在日坛月坛的形状已不是原来的形象,据现存的明朝初年设计的明中京(安徽凤阳)的设计方案,日坛的祭坛是方形的,但紧紧围绕祭坛的围墙是圆形的,月坛的祭坛是方形的,围墙也是方形的,明朝修建天地日月坛时就是参照明初南京和明初中京的设计方案建造的。      

     《周易·系辞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按照这一论述,一、三、五、七、九为奇数为阳数,二、四、六、八、十为偶数为阴数,阳数中最大的数为9,阴数中最大的数为10其次为8。天坛为天为阳,故其内涵的数为阳数单数,比如,祭天之坛圈丘建为三层,最上一层圈丘直径9丈,第二层直径15丈,第三层直径21丈,最上层坛面为圆形其中心为一圆形石头称太极石,太极石周围第一圈有9块扇形圆形石头相包围,第二圈为18块,第三圈为27块,按fn=9n的数学规律排列。圈丘最上层为9圈,第二层为9圈,第三层亦为9圈,三层圜丘之间的台阶均为9级。祈年殿的底座为三层,祈年殿顶又为三层,祈年殿从基座到顶部共9层,寓意为9重天,所谓九重天,即:第一重日天;第二重月天;第三重金星天;第四重木星天;第五重水星天;第六重火星天;第七重土星天;第八重二十八宿天;第九重为宗动天,即上帝的起居室。每当祭天时,在坛台中央的太极石上供奉着皇天上帝牌,外面支搭蓝色缎幄帐,象徵皇天上帝居住在九天之上。古代中国认为天属阳,地属阴,引申开来,奇数属阳,偶数属阴。圜丘之所以都用奇数去构筑,就是因为它们都是阳数。而在10以下,最大的阳数是9,引申下去,9就是最大、无限、至极的意思。中国过去皇帝称为“九五之尊”,中国古诗词中也有“九霄”、“九天”、“九重天”……其中的“九”都是这个意思。圜丘在建筑设计中使用奇数,而且反复使用其中“九”的倍数,正是中国古代匠师对这种概念的运用和发挥,使“天”的观念能在祭祀建筑中更好地体现。

     祈年殿内地面为圆形,其中心为一圆形石头称中心石,其周围第一圈按八卦方位由8块石头组成,第二圈16块,按fn=8n的数学规律排列,共9圈。皇穹宇殿内地面亦为圆形,其中心为一圆形石头,其周围第一圈按大势方位排列着8块扇形石头,向外依次按fn=8n的数学规律排列共9圈。地坛为地为阴,地坛建筑的数为偶数阴数。如:地坛中心建筑祭坛拜台为正方形二层,上层坛面尺寸为6x6丈,下层为l0x10丈,两层之间的台阶为偶数8阶。地坛祭坛坛面由方形石组成,上层坛面中心为六六三十六块大方石,其外接八卦方位排列为(8X8)X8=512块较小型方石,下层为(8X8)X16=1024块小方石,地坛祭台外围墙2重。日坛内的建筑的数为奇数阳数,如,一层祭台尺寸5x5丈,高5尺9寸,9级台阶,外面一层圆形围墙。

     祈年殿中间最大的四根柱子叫 “ 龙井柱 ” ,象征一年有四季;中层十二根柱子叫 “ 金柱 ” ,代表十二个月;外层十二根柱子表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十二个时辰。三十六个大窗代表三十六旬;七十二个小窗代表七十二候。殿为圆形。顶为蓝色代表天。地为方形代表地。第三生殿檐有二十八根巨大的楠木柱,代表二十八宿。整个天坛的环境沉静在柏树密林之间,充满了上天的感应。这是依照《周易》法天象地的原理来进行设计建造的。

     月坛内的建筑的数多为偶数阴数,如,祭坛坛面尺寸4X4丈,高4尺6寸,台阶为6级。由上面可以看出,天、地、日、月坛建筑中运用的“数”更符合周易原理。

     天坛内主要建筑圆丘周围围墙有四个门,东门曰泰元门,南门曰昭亨门,西门日广利门,北门曰成贞门,这四个门名称的第二个字组成元、亨、利、贞四个字。元亨利贞是《周易》中乾卦之四德,《周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天坛祭坛圜丘周围4个门用“元亨利贞”四字命名,足以说明天坛是按《周易》原理设计和建造的。天坛的占地面积273公顷,地坛占地面积37公顷,天坛比地坛大8倍,也就是说天坛面积大,地坛面积小,《周易·泰卦》卦辞:“小往大来,吉、亨”,否卦卦辞:“大往小来”。周易认为,泰卦上卦为坤,下卦为乾,否卦上卦为乾,下卦为坤。乾为阳为天为大,坤为阴为地为小。所以天坛的面积比地坛大。  

     西方的典籍《圣经》载有人类的始祖为亚当、夏娃这一传说,今有人解释说亚当是指亚洲当家,夏娃是指华夏子孙……自古以来,中国即为华夏之夷,泱泱大国,为世界所瞩目。可以说,从古到今,世界的焦点在中国,中国的焦点在北京,北京的焦点在紫禁城的中央中枢机构——皇宫内廷。

     古代地理堪舆学认为风水有八字真决,即“山环水抱,龙真穴的”。整个北京城有山水环绕,而其结穴之处,就是紫禁城,那么,紫禁城的风水、格局,又待怎样呢?

     紫禁城现在又称故宫。故宫是古人堪称天与地的经典之作,它就像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凝固的信息网,涵盖了当时人们建造它的诸多意图,我们可以通过它的环境、建筑布局、建筑名称、建筑功用以及室内陈设等所含的丰富信息,去搜寻、解读故宫的思想内涵。紫禁城是典型的宇宙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它位于城市东西、南北交叉轴的中心。宫城用“ 紫微 ” 颜色装饰,象征着世界中心—— 北极星的光辉。整座城市的中心是皇城。皇城的中心是宫城。宫城的中心是太和殿。太和殿的中心又有着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其上有须弥座,它的九层台阶,象征着九重天。这一人间天上的中心,也称“太极” 。

     古人认为,建都城之前要先为国都找到一座依靠的山脉,只有国都背后有高大雄峰作为屏障,才会坚固而为万世不拔之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山脉指的其实就是龙脉。天寿山可视为北京城的龙脉主山。

     中国传统风水的词语有很多,例如:堪舆、觅龙、察砂等,龙脉也是一个风水词语,它实际上指的是山脉,包括山脉的走向和起伏变化,但不是所有的山脉都可以称为龙脉,只有外形上连绵起伏,并且其中有生气贯通、有始有终、有根有源、有支有派的山脉。

     《地理大成·山法全书》云:“龙者何?山之脉也。土乃龙之肉,石乃龙之骨,草乃龙之毛。”永乐时人徐善述、徐善继认为地理家用山来比作龙,是因为山之变态千形万状,或大或小,或起或伏,或逆或顺,或隐或显,蜿蜒起伏,只有龙才具有这样的变化,所以叫做为龙脉,是因为山有潜现飞跃、变化莫测的含义。山的绵延走向称之为脉,就好似人身的脉络一样,这种说法取自于《地理人子须知》,是说“人身脉络,气血之所而运行。”风水学就有“来龙去脉”、“寻龙捉脉”之说。所以审视山的脉络走向,认清识它的吉凶美恶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古语又说:识山易,识脉难。

     龙是一种被中国人古人所神话的动物,它本身并不存在,但是它在我们祖先心中已升华成了精神的化身。它不但好似一种真实的动物存在,并且超越了世间的一切动物。它作为真实的物质存在时,就犹如有肉、骨、毛,能行,能飞,但一旦作为超现实的精神存在时,就变为宇宙中元气的化身。龙脉,来自于龙这种被神话的动物,脉原指人体的经脉,古人便认为宇宙与人是一体的,人的肚脐就好像和宇宙的元气是相通的。

     龙脉潜伏于地下就好比宇宙间的元气注入人的身体那样,有起有伏,而外在的山和水就像人的经脉。山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一高一低,绵延不断,像是气在其中运行;水蜿蜒曲折,随山而行,就像是把山里的气给带了出来。

     在古时候,龙被人们认为是最高权力即皇权的象征。这种皇权性的龙的形象作为可以看得到的形象存在时,普通百姓却不能私自擅用它;只有它作为精神上的支柱时,百姓才可以占有它。例如在百姓修建住宅和构筑墓地时,可以相地寻找龙脉。如果百姓们的房屋和墓地建在龙脉上,则百姓就好像拥有了生气,并且有了龙脉的护持,就设想自己也可以成为帝王一样。这是古代的人们心中把龙权最高权力普遍化的精神理念。而统治者就可以利用它,把皇权更加神圣化与神秘化,为延续自己的统治寻找到合适的解释;普通百姓利用它,可以为自己找到庇护后人的吉兆。百姓依赖这种精神而坚定生活的信念,统治者依赖它而传万世不拔之基,所以在古代龙脉实际上是作为全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而存在的。

      根据古人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认为“万物皆有情”,具有了神性。古人把龙看作宇宙元气的化身,而龙赋予山上,山就因此而神话。他们还认为山是人生息之本,所以我们古人建城必靠山,建阴宅必选山,死后魂归与山,这种思想是和先民们靠山繁衍生息有很大的关系。

      按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定龙脉是建城的首要原则,即建城之前要先寻找龙脉,道理如建圹墓之前先寻山一样。而龙脉不是随意可寻的,定龙脉要望势、察迹、辨形、观色,即要求山脉具有深度、广度,有萦绕之气。在定龙脉的法则中,最重要的是望势,所谓望势即要求龙脉来脉悠远,认脉归宗,生气连贯,气势磅礴,这是定龙脉的根本。那就是说龙脉必须悠远,要有根本,具有深度,才会显出气势,而无根、无宗、无源的山脉是不可以作为龙脉的,所以定龙脉要认脉归宗。而这“根”、“宗”、“源”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在说龙脉就是山脉的发源之地,龙脉源头越远,则越有气势。又因山即是气,那么山大,则气大。天下龙脉发源于昆仑山才是最有气势的龙脉。

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中,昆仑山被认为是天下的祖山,这是因为昆仑山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大山,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还有是因为它是地理上实质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所以古人认为天下诸山皆发脉于昆仑山。最早的史籍记载莫过于屈原的《楚辞·橘颂》:“凭昆仑以瞰雾露兮,隐岷山以清江。”是说:岷山、清江源于昆仑山。

     唐代杨筠松《青囊海角经》云:“ 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形,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含义是:昆仑山是天下的祖山,所有的山脉皆发脉于此,枝干分明,秉五气,合五形,天气从这里下降,地气从这里上升,阴阳相配,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昆仑山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昆仑山是天下的祖山,从早期战国时代的屈原一直到清代,都从没有改变过。昆仑山是宇宙间最高大的山,气势雄伟壮观,风水认为它上载天上五气,并且阴阳在此交会,又具备五形,所以由此发端出五支山脉,其中三支向东南进入中国,分为北干、中干和南干,这三大干就是中国历代视为龙脉走向的山脉。

《天下舆图总考》云:“天下之山三大干,北干起自昆仑阗颜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太岳,南析城,历恒山、钟燕山,转天寿,尽于碣石、海堧。”从《天下舆图总考》可以得知北干龙起源于昆仑山,终止于天寿山,所以天寿山为龙脉万里而来的聚结之处。北京城就位于北干龙之上,而天寿山是北干龙的正结,即北京城的龙脉镇山(玄武山)。

     那么就是说北京城的龙脉起自昆仑山,经太行山从西南走东北山脊,蜿蜒逶迤的太行山山脉自南向北奔腾而来;浩浩荡荡的燕山山脉,重峦叠嶂,自西向东排列。天下最长的龙脉就是北干龙,它的龙脉发自昆仑山的中脉,延绵数千里至于阗,历经浩瀚的大海,出夷入歙,又经万余里,到达燕然山处,又向东行数百里至天寿山,好像“万马自天奔腾而来”,龙脉便凝结于天寿山。于是,天寿山成了北京皇城的龙脉。

     中国人讲究一脉相承,故宫的龙脉起自昆仑山,昆仑山接连天上的元气,就似气上通天,那故宫就具有了天上的元气。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它是一切存在物生命过程的能量。有了元气就有生气,那么北京城即故宫就会充满生气,成为万代永固的基业。在明清时代诸多的典籍中,许多学者都在论证北京城即故宫的山脉的走向与昆仑山相连,实际上就是在论证中国人对于宇宙的认识和所形成的宇宙哲学思想:气是万物之源,亦是万物之本。

     确定了国都气上通天,有了充沛的元气后,就要把元气纳入一个天地阴阳交汇的中心点——即风水所言之穴中。这股元气所藏之地,实际上就是山脉所栖止之处,就是从万里而来的山脉潜入地下之处,山脉被当作了龙脉,那么山脉所潜之处自然就是龙穴了。元气被留在国都之中心处,国都则生气永驻。穴是天地、山川、阴阳交汇之处,万物化生之根,气是风水思想中的核心命题,气所凝结之处便是穴,明朝缪希雍《葬经翼》定名为:“夫山止气聚,名之曰穴。”是说山脉止住之地,就是气的凝聚之处即穴,而山能通气,是指山止之处则气聚成穴。气聚之处为穴的说法,最早源于托名为汉代青乌子所著的《青乌先生葬经》中所提出的“穴暖而生万物”之说:“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内气萌生,言穴暖而生万物;外气成形,言山川融结而成形象也。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实相乘也。”青乌子所说的“穴”,有两层含义:一是内气萌生之处,所说的内气也就是生气,有了生气,穴才会温暖,才能生成万物,这是穴的本质;二是外气成形,所谓“外气成形”,就是说山川的走向和起伏,为气所凝结,山川是穴的“外气”,只有内外相乘,风水才能自成。“内气是本,外气是形”,所以外气在定穴位的时候显得十分重要,所谓“龙以脉为主,穴以向为贵”,是在讲外在的山川走向,是构成主从、朝揖、拱卫秩序的主要因素,它决定着穴位的尊贵。古人常常在水的环绕处求穴,是因为穴是为了藏住生气的,而生气有时随山脉而潜伏于地下,有时又会随水脉而流动于地表,若遇到风吹,则生气会有荡散之患。寻找穴,就是寻找生气,穴是为了给人用的,无论是死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所以只有在吉祥地理中才可以把生气留住,吉祥的地理必须要有完备的山川,左右环抱如城廓,人们才能够修造陵墓或建筑城市,让穴中的生气永远为人所用。北京城就建在三座城垣相套的形式中,即宫殿、皇城、内城,宫殿位于全城的中心,它被皇城、内城高大的城垣团团围住,因为穴就在宫殿内,高大的城垣,一层又一层,穴藏在其中,再也不会荡散了。

     穴位是阴阳融凝即孕育生命之处,是阴阳二气相交会的一个场所。阴阳二气原出自太极即一元混沌的气体中,古人认为,万物的萌生,完全得之于阴阳二气的产生。有了阴阳二气,才有了天地,有了天地,才有了四季,才化生万物。其公式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天地交通”、“阴阳交会”产生了生气,而所容纳生气之处就是穴。

     明白了穴为何物后,我再来探寻故宫的穴位藏在何处。在此根据上面,总结穴具备的条件如下:山水环抱、城廓环抱、天地交通、阴阳交会、深藏不露。

     故宫的万岁山和金水河作为人工建造,它所含有的意思就是山所终止的地方变成了龙脉,水所凝结的地方就成了穴,使它具备了使山脉在此处凝结、使水在此处融会的功能,这样就符合北有山,前有水的山水环抱的条件,就可以把生气关锁在万岁山与金水河之间。故宫就建在万岁山与金水河之间,故宫外建皇城,皇城外建内城、外城,城廓层层包围,使生气永远留在故宫之中。

     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还不能找到故宫的穴位所在地,最重要的是故宫的穴位必须符合“天地交通”、“阴阳交会”、“深藏不露”的条件。根据资料得出乾清宫建筑群是故宫的穴位所在地,而交泰殿则为故宫的穴位。

     乾清宫整个建筑群位于中轴线上,由六座门和三大宫殿组成即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以及乾清门、坤宁门,日精门、月华门、隆福门和景和门组成,这些建筑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俗称为“后宫”。整个建筑群在命名上就好似一个宇宙生成的过程,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隐含有“天地阴阳”的思想。交泰殿在后三宫的布局中,乾清宫位于前即南,坤宁宫位于后即北,交泰殿处于二者之中,为天地交通之处,符合“天地交通”的原则。根据风水理论,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天地交通之处,本身就是阴阳交会之地,但却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前朝三大殿和后寝三宫中,只有交泰殿和太和殿上方悬轩辕镜,这代表什么含义呢?交泰殿前面有乾清宫代表天(阳气),后面有坤宁宫代表地(阴气),交泰殿的含义则是 “天地交而为泰”即指天(乾)地(坤)即阴阳二气在此交会,天地才能太平,这就是指“乾清”和“坤宁”二宫。交泰殿悬轩辕镜象征天地阴阳交会。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的含义源自《周易》所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太和”之意,朱熹解释为:“大和(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所以交泰殿和太和殿内悬轩辕镜,象征阴阳和谐,永远融洽无偏,意思就是指阴阳交会。

     交泰殿隐含“交媾”之意,穴的主要宗旨是在于认识穴为阴阳交媾之地,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生气。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男女交媾,二是天地、山水交媾。《易》称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所以说“交泰”就是天地阴阳相交,万物化醇,如男女交媾。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建交泰殿,交泰殿的功能,就是为皇帝和皇后提供交媾之处,负担传宗接代的责任。它不仅象征天地阴阳在此交媾,也指男女即皇帝与皇后在此交媾,这种思想就是天地、阴阳、男女即宇宙万物一体的哲学思想。

     交泰殿还符合龙穴深藏的原则,龙穴必须藏在最隐秘之处,才能达到不被风吹,不被雨淋的目的。纵观故宫的所有建筑,即位于中轴线上,又具有保密性,则只有交泰殿名符其实。因为中轴是天轴的象征,也是皇权的象征,龙穴必须定在中轴线上,才能端崇尊贵。交泰殿位于后廷,但它没有太和殿那样外露朝阳,它处于一个封闭的乾清宫建筑群之中,被建筑层层包围。

     没有山,明人则建造一座山,取名曰万岁山,没有水,明人则开凿一条河,名曰金水河,山就好像玄武座镇一样,水好似金城环抱,顺山寻水,把天寿山龙脉引入故宫之中,把龙穴定在交泰殿。故宫的穴位藏在交泰殿,它是龙脉万里而来的聚结之处,正北的天寿山是全中国的主山,那么交泰殿龙穴就成为全中国的龙穴,它位于子位,端崇尊贵,承载着上天的浩浩元气。中国古代风水建筑,是在有山有水的优美环境中求得与自然的平衡,蕴含了丰富辩证思维的天才智慧,把事物演变发展的有机整体观念,运用于建筑法则中,在严格遵循古代礼制的条件下,进行创作,所以中国古代建筑所呈现出的是平衡、和谐的静态之美。

       此处关于万岁山,还有有段渊源,需要特别提出来做说明:

       万岁山,明代又称煤山或镇山(清代改称景山),是元代延春阁旧址,明代堆土筑成。此山五峰耸峙,中峰在全城中轴线上,又当南北两城墙的正中,形成全城的制高点。它使得全城堂堂正正,庄严而匀称大方。帝王居住的主体大殿也在它巍峨实体的依托之中。然而景山,在明代初年之所以称为“镇山”的原因,其实是为了期望起到“镇王气”或“煞王气”之用,相传元朝的宫殿就被埋在它的下面,所以称为煤山,象征这里可以挖掘出已经沉没经年的古老遗物,元代一去不复返,已经成了煤这样的化石。后来它又改作“万岁山”,直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才改称“景山”。据《北京形势大略》载:“景字从日,言日在京也。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也。山形五台(五座山峰),应天五气(五方之气)捧日也。”景山上修建的五座亭子,把“景字从日,言日在京”的意境,塑造得淋漓尽致。但这里的“日”,不是实指天上自然之“日”(太阳),而是象征地上京中之“日”,即所谓“天子”。景山之“景”字,既是“日”在“京”上,又是“京”在“日”下。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有“望长安于日下”的诗句。以后,人们就把“日下”比作京都。
     另外,古都北京的内城、皇城、皇宫也是按《周易》原理设计和修建的。

     民间关于故宫的宫殿九百九十九间半的原因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当初刘伯温修建北京城皇宫时,皇上和他的儿子燕王(朱隶)打算把宫殿修盖得间量多点儿、大点儿,总觉得皇上住的地方应当特别华贵,不然就显不出天子的尊严。这天,皇上正要传旨宣刘伯温,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刘伯温来了。刘伯温一见皇上就说:“启奏万岁,臣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玉皇大帝把臣召到凌霄殿上对臣说:‘你朝皇帝要修盖皇宫,你告诉他!天宫宝殿是一千间,凡间宫殿万不可超过天宫。你还要告诉他,要请三十六金刚、七十二地煞去保护凡间皇城,才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要牢牢记住’。玉皇大帝说完这些话,就扑过来一阵白茫茫的香雾,一下就把臣吓醒啦!”皇上听了觉着很怪,想了想,就下旨叫刘伯温去监造不到一千间,可还得跟天宫差不多间量的皇宫,并去请金刚、地煞来保护皇官。刘伯温领旨就办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就在北京城传开了,老百姓都等着要看刘伯温怎样修盖皇宫,怎样去请三十六金刚、七十二地煞这些神仙来保护皇宫。过了些日子,刘伯温就把事儿全都办好了。皇上一看那宫殿盖得甭提有多华贵了,间量还真是不到一千间也差不多,再看宫院里金光闪闪,好像有神仙镇守。皇上愈看愈高兴,当时传旨,给刘怕温加封进爵,还赏赐了很多珠宝。外邦听说刘伯温请了天神三十六金刚、七十二地煞保护皇城,也就不敢兴兵作乱了。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故宫里的宫殿是九百九十九间半;天神三十六金刚就是宫殿门口摆着的三十六口包金大缸;七十二地煞就是故宫里的七十二条地沟。 

     当然,这仅仅是民间的口水故事,故宫宫殿九百九十九间半用数字表示即999.5,三九为泰,九为至阳,意即三阳开泰,又为九五之尊的意思,典故来自《周易》,这些都是经过建城师的缜密考虑而得来的。 

     《周易·系辞》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意思是说《周易》这部书,广大而全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备天地人三才而两两与之相对应,故一卦含有六画。六画不是别的,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根据这段话,古人认为,宇宙有“天地人三才”,天在上,地在下,人是天地交合之产物故在天地之间,具体到中国神州大地,则天在南,地在北,人在南北之间。

     据此,明朝皇帝在古都北京内城之南建有天坛,北有地坛,北京内域位于天地二坛中间。又如古都北京的皇城南有天安门,北有地安门,皇域位居天安门与地安门中间。再如,皇宫内南边第一道大门,其明朝初年原名奉天门,清朝中期改为太和门,皇宫内北边第一道门叫顺贞门,按周易讲,坤为顺为地,所以顺贞门象征地门,皇宫内的宫殿都处在奉天门(天门)和顺贞门(地问)之间。再如皇宫后宫三殿,南为乾清门,北为坤宁门,中间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依据周易乾为天,坤为地,后宫三大殿仍居天(乾清)、地(坤宁)之间。

     由此可见,古代人们从《周易》中已经深谙“天地人三才”之道,并将其运用在都城建设中。古人用天地人三才之道设计和命名建筑,目的就是达到“天地人”合一,使人得到“天地”的保佑,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古人认为,在先天八卦方位中,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叫四正方位,其他四方位叫四隅方位。古人认为先天八卦是一种和谐稳定的平衡状态,顺则吉,逆则凶。古都北京的一些建筑就是按先天八卦方位设计的。如,北京内城,南有天坛,北有地坛,东有日坛,西有月坛,这是非常明显的先天八卦四正方位。又如,皇城四个门,南为天安门,北为地安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如前所述,按先天八卦方位,离为东为日,坎为西为月,故从天安门、地安门这种排列可以判断,这种排列仍为先天八卦方位。再如,皇宫内廷后宫,南为乾清门,北为坤宁门,东为日精门,西为月华门,中间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又是非常典型的先天八卦四正方位。上述几种情况有力说明,古都北京内城是按先天八卦方位建造的,皇城也是按先天八卦方位建造的。

     而皇宫中除按先天八卦方位建筑外,有些建筑是按《周易》后天八卦方位设计和建造的。后天八卦方位为:坎北、离南、震东、兑西、乾西北、坤西南、艮东北、巽东南。    

     古都北京内城按《周易》后天八卦方位设计和命名的建筑有皇宫四宫门:南门午门,午为离为火,北为神武门,原名玄武门,清朝康熙年间为避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烨之讳改为神武门,玄即黑,水为黑,玄武即北方坎水之位;东门东华门,东为震为木,西为西华门,西为兑为金。从皇宫的南门午火,北门玄武可看出皇宫四宫门是按后天八卦方位排列和命名的。   

     元代元大都有11门,东门三门曰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震为东为木为仁,巽为“齐”为木;南门三门曰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离为南为丽为文明、故“丽”、“明”象征南方离火;西门三门曰平则门,和义问、肃清门,兑为西为义为肃杀,故“义”、“肃”象征西方兑金;北门二门曰健德门、安贞门。《周易""说卦》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意思是说,北方坎卦之位为万物劳倦需归而休息之处,故为“安”,“安”象征坎水,所以安贞门即北方坎位。由上可见,元大都城门名称基本上也是按后天八卦命名的。

     《周易》特别崇尚“中”“正”。《周易·文言》曰:“大哉乾元,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意思是说,伟大啊乾阳,刚劲强健,“居中得正”,可谓至纯粹至精美。《文言》又曰:“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意思是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孔子曰:龙,有德而行道“既正且中”之大人也。

     古代的皇帝认为,乾为阳为天为君王,刚健中正,皇帝做为“皇天之子”而受命于天,亦应和天一样,中正刚劲强健,皇帝是一国之主,都城是国家的统治中心,皇宫是皇帝坐朝理政的地方,皇帝要“居中正坐”,这样才能显示出皇帝的尊严,为此,皇帝把皇城皇宫建在古都北京的中轴线上,中正威严,危襟正坐,虎视天下。我们知道,古都北京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这就是永定门、正阴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鼓楼、钟楼一线,北京古城以中轴线为轴线,东西域对称,这设计也是基于《周易》。周易历来强调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则万物和谐。古代皇帝在都城南面而坐,在皇帝看来,左为东为阳,右为西为阴,只有东城西域对称才能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则万物和谐。所以,古都城池形状对称,城门对称,一些地名也对称。如东单、西单、东四、西四、东直门、西直门、东便门、西便门、左安门、右安门等。

     在皇宫中轴线的正中位置上,是皇宫内最大最重要的前朝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在太和殿的前边,南为太和门,东为协和门,西为熙和门。在三大殿之后是皇宫内廷后三宫,即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在三大宫南为乾清门,北为坤宁门。太和殿是明清两朝新皇帝即位登基之地,是皇帝册立皇后,派将出征以及每年元旦、冬至、皇帝生日三大节日及国家其他重大庆典时,皇帝举行仪式和百官朝贺的地方,中和殿在太和殿之后,是皇帝在举行大典之前暂坐休息等候上朝时辰的地方,在接受百官祝贺后再去太和殿。保和殿在中和殿之后,是皇帝册立皇后,册立太子、大臣上表时举行仪式受贺之地。内廷后宫的乾清宫是后宫正殿,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寝宫,也是皇帝日常活动和平时处理政务的地方,每年元旦、灯节、端午、中秋、冬至、皇帝生日等节日,皇帝在此举行皇族家宴。交泰殿在乾清宫之后,是皇后每逢大典及生日接受祝贺的地方。坤宁宫在交泰殿之后,是皇后的寝宫和皇帝大婚洞房之处。

     从皇宫前朝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后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用途、活动和建筑规模可以看出,前朝三大殿和内廷三大宫是皇宫内最重要的宫殿,是皇帝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也是皇宫内的中心建筑。

     如此重要的宫殿及其门阙用“太和”、“中和”、“保和”、“太和”、“协和”、“熙和”与“乾清”、“坤宁”命名,足见“和”、“乾”、“坤”几字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太和”两字取自《周易》的《象·乾》,“乾”、“坤”两个字是周易经文中前两卦卦名。《象"乾》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乾道即天的法则时刻都在变化,在此变化中孕育生成的万物各按其本质规律被正确确定其生命和本性,保全合住宇宙“太和”之气,保持自然界的大和谐,万物方可沿着既定的生命轨道正常发展变化。“和”即和合、和谐、和睦,“合”即同心合力、协同合作,“中和”即阴阳中和平衡,只有“和”才能上下合一,万众一心,只和“和”才能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只有“和”才能使帝王江山永续不断。乾清宫的“乾”为天为轻清为动,坤宁宫的“坤”为地为静,乾为君,“乾清”即君主永远“清正英明”之意;坤为地为母,“坤宁”即皇后永葆“宁静贞正”之意,“交泰”即乾坤相交,天地相交吉利平安地化生万物之意。

     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有永定门——箭楼——正阳门——端门——午门——内——金水桥——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坤宁门——天一门——银安殿——承光门——顺贞门——神武门——景山门——万春亭——寿皇门——寿皇殿——地安门——鼓楼、钟楼。建筑轴线十五里,是世界之最,也体现出依照洛书的方位常数十五之数建造的依据。以中轴线为标准分左分右,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念,而且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更出现了现在建筑知识里所谓的“对称美”。    

     通过紫禁城的核心位置,贯穿出一条中轴线:从外城永定门开始,正南北方向穿越紫禁城中央各殿及今景山止于清初重建的鼓楼与钟楼,全长8公里。沿着这条中轴线,修长筑了出入紫禁城的南北御道。当时从永定门御道北上,朝见天子,依次要见到两旁的天坛和先农坛的空阔而神奇的远景,走4公里到前门,经过内城正阳门,然后进入宫廷广场的大明门(清朝改为大清门,辛亥革命后又改为中华门,在今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随即进入 “T” 字型宫廷广场,名曰 “天街” 。广场的南部收缩在单调的 “千步长廊”间,形成一条狭长的通道。广场的北部突然张开左、右两翼,使人豁然开朗。太庙和社稷坛(现在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两组高大的建筑群对称于 “T” 字形广场的东西两侧。迎面耸立着雄伟的 “承天门” (清改“天安门” )城楼,楼前有精美洁白的汉白玉石桥,桥下流着清澈碧绿的河水,两旁耸立着玲珑剔透的华表。至此,只见蓝天白云与金碧辉煌交相辉映,使人有步入天上宫阙之感,这是第一个高潮。步入承天门后迎面是端门,中间相距较近。两旁是一个近似方形的院落,此是气氛顿然凝重。过了端门又展开了一个狭长的、深远的空间。左、右旁排列着众多的朝房,一直旨向第二个高潮午门。它宏伟壮观,令人赞叹!从午门到太和门之间,在宽广的正方形庭院两侧有崇楼高阁对峙左右。巍峨的太和殿64米,进深37米,高27米。它造型雄伟,气势凝重,布局森严。四周是一排排婷婷玉立的汉白玉栏杆,满布着精致的白云、龙、凤浮雕,把大殿装点得雍容华贵和富丽堂皇。进入午门之后,所有建筑物都采用了更加严格的对称排列形式。其中,只有代表皇权统治中心的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及内廷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才端端正正地布置在正中央,且每座大殿上的蟠龙宝座,都座落在中轴线上。

明代的北京城的城市规划的设计和布局,就是以《周易》阴阳八卦的思想为基础进行的。就外城和内城格局而言,外城在南为乾,为天,为阳;内城在北,为坤,为地。为阴。外城呈扁圆形,略宽;内城呈正方形,略窄;外城是内城的屏障这正是天圆地方,乾坤照应,阴阳合德的象征。外城东南角呈曲折突起状;内城西北角呈凹陷状;东南为兑卦的方位,兑为泽;西北为艮卦的方位,艮为山,这正是 “ 天地安位,山泽气 ” 的象征。其次,就城门的配置来说,外城七门,即:永定、左安、右安、广渠、广安、东便、西便门。七为少阳之数。内城九门;南三门为正阳(俗称 “ 前门 ” ),左崇文、右宣武;北二门为东安定,西德胜;东二门为南朝阳、北东直。九为老阳之数。在城门的配置上,为什么内城用九,外城用七?这是因为城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经之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里,天子居 “九五” 之尊位,所以内主外从,内用九,外用七。内城的在门门配置,南设三门,面为奇数,为阳;北设二门,北为偶数,为阴。另外,内城的主门 —— 正阳门的门高为九尺九寸,正是老阳之数的体现。这些情况说明,在城门的配置和设计上,都是以《周易》的阴阳、八卦思想为基础的。第三,北京城的主轴线是以《洛书》中戴九履一的观念为基础设计的。北京城的主轴线是一条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的南北垂直线,纵贯北京城的中心,将北京城分为东、西两部分。

      中国古代都市规划建设是以整体平面布局、建筑群巧妙联接、组合为特征著称于世的。连接组合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明朗、对称。其指导思想就是风水地理的阴、阳协调与对称平衡。《周礼·考工记》所提出的 “九经、九纬” 就是以中主轴为对称轴。 “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也是阴阳对称观念的反映。对称就意味着调合。以北京为例,南有天坛,北有地坛;东有月坛,西有日坛;左有太庙,右有社稷坛。太庙为阴,祭祀祖先。社稷坛为阳,祭祀土地、谷物稷神。对称的中心占,就是风水穴。在风水观念看来,阴阳极是互相对立的一个事物的两极,它们互相依存,不可缺少,阴、阳调合在城市的平面布局上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对称、明朗。

     解放后,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城,打破了旧的格局,新扩建的天安门广场,已成为人民首都政治生活的心脏,而旧日雄居于全城之中的紫禁城,则已退居到“后院”的位置。但是,新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仍然保持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而天安门门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台、旗杆与旗帜,则成了中心点。如果说首都北京城是全国的焦点,那么紫禁城就是北京城的焦点,而如今,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却成了紫禁城的焦点,于是,天安门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更成了整个首都整个国家民族的焦点与标志,凝结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愿望与辉煌。翻开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九八九年,国家曾邀请《易经》学家——后来在人类史上开创了人体工程学的千古奇才李建军先生专门为天安门前的国旗调整高度,旨在能够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起到趋吉避凶的作用。由此足以看出,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里象征文化的超高度重视。
  对称,是自然美的形象表征,譬如各种动物(人体、鸟兽、蝴蝶、蜜蜂等)皆呈左右相对。古今中外,许多古城、皇宫、民宅、陵墓,也多是左右对称的。空间位置的这种对称性设计,是对大自然的有机模仿,在这种模仿中人类得到感官的愉悦和情操的陶冶,进而产生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的审美感受。

     在古都北京除一些象征性的祭坛外,古都北京三重城池全部都为方形。比如金代金中都城池是方形,元代元大都是长方形,明代内城、外城、皇城均为方形。总之,方形是古都北京城市建设的特点,亦是古代北方城池建设的特点。为什么古都建成方形呢?按照周易河图和后天八卦原理,东为木,南为火,西为金,北为水,土居中央。皇帝居中正坐,五行属中央土。前面谈过,坤为土地为母为方,为了使中央土与坤为地为方的特点相一致,所以都城皇城,皇宫都建成方形。皇宫内前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皇帝处理朝政大事的地方,这前朝三大殿均建在三层基座之上,且三大殿的三层基座连成一体。特别有意义的是,这三层基座由北向南和从上向下看来,正好组成一个“土”字型,而且“土”字“居中得正”。这正说明,皇家自认为是“中央土”,“土”——永远“居中得正”并化生万物、藏养万物。而古都北京的皇家建筑具有特定的颜色。比如,宫殿顶用黄色硫璃瓦,宫墙用红色,社稷坛中的土为五色土。前面谈到,皇家属中央土,按照周易五行原理,土为黄色,古人认为黄色为正色,为尊贵之色,所以皇家建筑都用黄色,黄色是皇家建筑的专用颜色。从高处看皇宫简直就是一片金碧辉煌的世界。

    在色彩应用上,也完全反映“五行”思想。宫墙,殿柱用红色,红属火,属光明正大。屋顶用黄色,黄属土、属中央,皇帝必居中。皇宫东部屋顶用绿色,属东方木绿,属春,用于皇子居住。皇城北部的天一门,墙色用黑,北方属水,为黑。所有单体建筑,也因性质不同而选用了不同的颜色,藏书的文渊阁,用黑瓦、黑墙,黑为水,可克火,利于藏书。二层的文渊阁室内,上层为通间一大间,下层分隔为六间,体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易经》思想。天安门至端门不栽树,意为南方属火。

     建筑风水布局,还表现在名称上合于《易经》之理。南端的丽正门,合于离卦的卦辞“日月丽乎天”。顺承门、安贞门在北部后宫,合于坤卦“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安贞之地,应地无疆”。皇帝的乾清宫,皇后的坤宁宫,合于乾、坤之义。不宜加木,木生火,在此不利于森林结构的防灾。 
     皇宫的墙用红色有两种解释:一是红色为火,火生中央土,皇宫用红色饰墙是为了火生土,便皇家天下有稳固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持。二是,明朝的“明”字为光明为火,红色宫墙意和“明”火之红色相一致。再加上明朝皇帝姓朱,朱者,赤也,赤为火。红墙又表示明朝天下姓朱。

     明清两朝社稷中用五色土完全依据《周易》。周易认为,南为火其土为红色,北为水其土为黑色,东为木其土为青色,西为金其土为白色,中央土为黄色,皇帝把神州大地东南西北中不同颜色的土收集在一起,表明中华大地都属于皇家,通过祭祖五色土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中国古代将天空中央分为太微、紫微、天帝三垣。紫微垣为中央之中,是天帝所居处。所以才将皇宫定名为“紫微宫”(紫禁城之名由此而来)。当时的建筑师把紫禁城中最大的奉天殿(后名太和殿)布置在中央,供皇帝所用。奉天殿、华盖殿(中和殿)、谨身殿(保和殿)象征天阙三垣。三大殿下设三层台阶,象征太微垣下的“三台”星。以上是“前廷”,属阳。以偶阴奇阳的数理,阳区有“前三殿”、“三朝五门”之制,阴区有“六宫六寝”格局。“后寝”部分属阴,全按紫微垣布局。中央是乾清、坤宁、交泰三宫,左右是东西六宫,总计是十五宫,合于紫微恒十五星之数。而乾清门至丹阶之间,两侧盘龙六个列柱,象征天上河神星至紫微宫之间的阁道六星。午门在前,上置五城楼又称“五凤楼”,为“阳中之阴”。内庭的乾清宫为皇帝寝宫,与皇后坤宁宫相对,在寝区中的乾阳,为“阴中之阳”。太和殿与乾清宫,虽同属阳,但地理有别。太和殿以三层汉白玉高台托起,前广场内明堂壮阔。而乾清宫的前庭院,台基别致,前半为白石勾栏须弥座,后半为青砖台基,形成独特的“阴阳合德”的和合。北京城凸字形平面,外城为阳,设七个城门,为少阳之数。内城为阴,设九个城门,为老阳之数,内老外少,形成内主外从。按八卦易理,老阳、老阴可形成变卦,而少阳、少阴不变,内用九数为“阴中之阳”。内城南墙属乾阳,城门设三个,取象于天。北门则设二,属坤阴,取象于地。皇城中央序列中布置五个门,取象于人。天、地、人三才齐备。全城宛如宇宙缩影。城市形数匹配,形同涵盖天地的八卦巨阵。

     此外,在数理上,也合于易理。易卦阳为九,又以第五爻为“飞龙在天”称得位。皇帝称为“九五之尊”(而尚未即位的称为“潜龙”)。在中轴线上的皇帝用房,都是阔九间,深五间,含九五之数。九龙壁、九龙椅、八十一个门钉(纵九,横九)、大屋顶五条脊、檐角兽饰九个。九龙壁面由270块组成(含九),故宫角楼结构九梁十八柱。为此,明代洪武三十五年又明文规定军民不许九五间数。“九五”为皇帝专用,成为一种规定。甚至在建筑细部装饰上,都处处含有风水布局,宫廷古建筑,高低错落,勾心斗角,为化解风水上的煞气,多取太极化解法(而很少用镇压法、反射法的暴逆制法)。如梁、柱之间的雀替,梁枋上的彩画,多以S形曲线表现,此形是太极的阴阳分界线,是太极图形象的抽象简化,是风水学中常用的化煞法,符合“曲生吉,直生煞”的风水观念。故宫广用红色,红主火、主明,符合“光明正大”的寓意,更符合易理和风水原理。

     另外,古都的中心,布政决策的殿堂被称做“ 太极殿 ” 。为什么会叫“太极” 呢?《周易·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两仪” 指“阴、阳” 和“天地” 。天地相交,阴阳相配,于是生化万物。所以,太极是天地未分的整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用它做主殿的名称,意味着天子无限的权利。
     综上所述,使我们认识到《周易》原理是古都北京城,皇城,后宫在设计和命名中所遵循的重要思想,人类也只有沿着《周易》这条脉络去研究中国古都,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北京故老相传着一句话,其实在北京的朋友也会经常看到“上风上水上海淀”字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北京的风水虽然是天下第一,但在北京,上等的风上等的水上等的风水都是在海淀。

    是的,北京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风水,是因为北京被山脉环抱的层数最多。风水的第一条标准就是山环,山环抱的层数越多,标示拥护的人越多(中国历来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中国地图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发源于昆仑山脉的左右两侧山脉都是环抱北京的,从世界的范围内看,北京左边从里到外被朝鲜、日本、美洲大陆环抱,右边从里到外被东南亚、印度、阿拉伯群岛和非洲大陆环抱,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像北京一样被如此众多的山脉环抱着。
     北京被永定河、黄河、长江、珠江环抱。水环抱的重要作用就是产生冲积平原,从北京往南,分别是北京小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平原,肥沃的冲积平原养育着中国庞大的人口。从世界范围看,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前面有如此广阔的平原。
     北京的南面有泰山、秦岭和南岭作为朝山与北京遥相呼应,从世界范围看,遥远的澳大利亚与北京相呼应。好风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朝案有情,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被如此众多的朝山。北京的水质特别好。玉泉山的泉水被称为天下第一泉,是特别借重风水的大清乾隆皇帝所最爱喝的水。

     但是,北京风水的财位,却是在北京城西北部的海淀地区。海淀区政府的一个区域推广的路牌,上标“上风上水上海淀,融商融智融天下”十四个醒目大字。其实,海淀曾经是水乡,而且它的历史也很悠久。在元代初年的古籍中,海淀曾被称作“海店”。在未开发之前,这里本是一片水域,来自玉泉山和万泉庄一带的泉水,顺地势流下,汇聚到这里,形成了南北两个湖泊,分别叫做“南海淀”和“北海淀”。其后经这一带人的苦心经营,广开水田,改变了自然面貌,逐渐呈现出“荷花世界稻花香”的江南景色。元代蒙古人称湖泊为海子,而海淀,因湖泊“海子”众多而得名。

   元代兴建大都城后,海淀湖上逐渐成为都下文人吟咏赋诗流连忘返的好地方,并给它换了一个典雅的名字,叫“丹棱片”。

   到了明代,这里游人盛况空前,“输君匹马城西去,十里荷花海淀还”,海淀的秀美风光一经文人墨客的渲染,引得达官贵人也纷纷而至,不仅踏青赏景,而且占据大片田园修筑亭台别馆。
   到了清代,从康熙到乾隆,130多年间,在海淀周围建造了许多离宫别馆。从清康熙中期起,朝廷开始在海淀大兴土木,历时百余年,终于建成了以“三山五园” (三山指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五园指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亦即后来的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为代表的大型皇家园林群体,成为除紫禁城之外的又一政务中心。海淀镇也随着“三山五园”的兴建而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京西重镇,名“海淀镇”(1952年新中国设区时又因镇而得名)。这时的海淀,园林密布,园内湖光粼粼,树影婆娑;园外水荡甚多,荡中风荷摇曳,田中稻花飘香,一派江南风光。“忽牵野兴到江湖,沿月扁舟入画图。几曲波光连太液,千枝灯影散蓬壶”,是清人咏未名湖前身景色的诗句;而乾隆皇帝的“万泉十里水云乡,兰若闲寻趁晓凉。两岸绿杨蝉嘒嘒,轻舟满领稻风香”,则描绘了当时巴沟附近的水乡美景。底蕴深厚的园林艺术和文化遗迹解说了海淀的历史文明,记载了海淀的文化沉淀;封建帝王和达官显贵在这里修建了行宫、御苑、宅府、坛庙;文人墨客在这里赋诗属文,著名的《红楼梦》就是在西山漫山红叶的陪伴下来到世间的。近现代,许多名人也在海淀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李大钊、朱自清、齐白石等。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香山,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双清别墅筹建了新生的共和国。建国后,海淀逐渐成为著名的教育、文化、科技区。区内高校林立,汇集了全国最著名最具权威性的科研院所,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智力库”。改革开放后,因得天独厚的文化科技资源优势,高科技在海淀中关村率先发展起来。1999年,国务院批复成立“中关村科技园区”,2000年,占地面积51.44公顷的高科技商务中心区——“中关村西区”建设破土动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划和“中关村西区”的开发,引来了当今世界的高新技术和博雅之士,为这块古老的土地增添了新的生命元素。

   北京城内也盛传着一个说法,说海淀区是北京市的财位,一个家庭有财位,一个城市也有财位,而海淀则是北京的财位。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我们从传统地理风水学的角度可以进行一定的解析:海淀区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边缘地带,是古代永定河冲积的一部分。西部山区属太行山余脉,有大小山峰60余座;整个山势呈南北走向,只有香山北面的打鹰洼主峰山峦向东延伸,至望儿山止,呈东西走向,海淀在北京的风水地位就相当与北京在全国的风水地位。
    而海淀又在北京西北方,西北为乾为天;而“三山五园”也都在海淀,北京为全国之首的天子位,而海淀又是北京之首的天子位。所以说“上风上水上海淀”是有一定原因的,又因为西北为乾为金,所以金属电子类经济特别发达,自从海淀大力发展电子软件以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其以电子电脑为名的中关村闻名世界,一些大型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等更是由此兴盛,长久不衰。

这不由得又让人想起了盛传已久的“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地域规律总趋势的说法了。

    现如今的东区,依旧繁华而“富”气冲天。东方,为传统民俗中青龙坐镇之方,青龙象征喜庆、吉祥,常言紫气东来,东方永远是社会发展的活水源头,所以,北京城的发展兴盛,历来便与东区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

东区的东城和朝阳门是北京涉外机构和公司最多的区域,是北京对外经济贸易交流的重要窗口。王府井一带自然不必说,CBD、朝外等商圈的急速发展,带动了其附近大片区域甚至通州地区住宅项目的开发。从品质上看东部地区新开公寓项目占据六成左右的比例,远远超过了普通住宅;从价格上看,东部地区新开盘项目的加权平均值在四个区域中是最高的。高档次项目的开发带动了整个东部地区的全面发展。此外,东区商业地产的发展势头也非常讯猛,以CBD板块、燕莎板块、朝青路板块为依托的东区商业地产,成为北京城最为繁华的商业地产区。

   而现如今的西区,同样是坐拥山水,贵气逼人。西方,为传统民俗中白虎坐镇之方,白虎象征威严、正义,武功……其实,这里拥有西山、八大处、香山等景观的西区自然景观优美,人文环境也十分良好,一直是北京最适宜居住的区域。在古时候西区就以其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众多达官贵人所喜爱。新中国成立以后京西地区素来是中央部委、军队系统住宅相对集中的区域,同时也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的集中地带。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西区都无太多可以挑剔的地方。这里拥有良好的地脉传承,是自古以来皇家青睐的修养胜地。自然景观资源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区域的地段价值。周边山有香山、玉泉山、万寿山;水有昆明湖、长河、永定河引水渠。皇家园林、现代旅游胜地比比皆是。而位于海淀区的数十个高等学府,为西区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优秀的人力资源。附属于这些高等院校的中学、小学等为居住在此的人们提供了完善的教育配套。中关村步行街、欧尚、百安居、家乐福等项目的建设和投入使用,为西区的生活商业配套添上了极具分量的一笔。西北,在后天卦位里对应着乾卦,乾为天,亦为空,乾为天门,亦为空门,乾主纯阳、光头,乾卦正是佛教的象征标志,所以,在这里,盛行着无比崇圣的佛教文化,历史上的顺治皇帝,到头来引其归宿的天泰寺,亦坐落于此,正所谓“英雄到老皈依佛,将军不言当年勇”。

   不过关于顺治皇帝出家的故事很多,老北京有这么一段传说。说在北京西郊的这这座天泰山上有座寺庙叫慈善寺,老乡们都叫它魔王老庙。庙里的门窗全用朱红的油漆刷过。这座庙有三四十间殿房,前边是凤凰山为屏障,东北方就是香山主峰鬼见愁,背后是挂甲塔山为依靠,树茂林深草密,鸟语花香泉清,真是神仙住的好地方。据当地老乡们讲,这座庙的墙上,有顺治皇帝的题壁诗。话说有一年,顺治皇帝来西山上看祈雨,第一次登上天泰山就感慨万千,住了三个月不愿离去,与山中的和尚很投缘。顺治皇帝回到京城后,仍然总是惦念这个慈善寺,所以,他就下御旨拨了不少钱粮,来修缮寺庙和买香火地。在顺治皇帝25岁这年,他得了一场病,吃什么药也医治不好,于是在大光明殿与当朝的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焚香盟誓,命四大臣辅佐幼主,找了个替身代他入殓,自己化装连夜奔了天泰山,并在天泰山的殿内墙上写了一首长诗,从此这殿内谁也不许进。直到他八十多岁坐着圆寂之后,头还歪歪着望着北京,遂成了肉胎活佛。人们这时才发现他的身后有一首题壁诗,诗云: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
          朕乃山河大皇帝,忧国忧民事转繁。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来去昏迷总不知。
          不如不来亦不去,亦无欢喜亦无悲。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又知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知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但愿不来亦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每日清闲无有事,空在人间走一回。
          口中吃的清淡味,身上穿的百衲衣。
          五湖四海为宾客,逍遥佛殿任僧栖。
          莫道僧家容易得,皆因前事种菩提。
          虽然不是真罗汉,亦搭如来三顶衣。
          兔走鸟飞东又西,为人切莫用心机。
          世事如同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
          禹开九州汤伐夏,秦吞六国汉登基。
          古来多少英雄辈,南北山头卧土泥。
          恼恨当年一念差,龙袍换去紫袈裟。
          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
          我今撒手归山去,管他千秋与万秋。
    从此,人们把这殿叫成老爷庙或老佛爷庙,每年三月三日(农历)供善男信女上香瞻仰一次。因此天泰山香火十分兴盛。从此,清代皇帝都称自己为“老佛爷”,特别是后来的慈禧太后,更是乐意人称她为“老佛爷”。“老佛爷”的来历就是从这里来的。
     

    当然,这个仅仅是坊间传说,不足为据,不过顺治皇帝在天泰山避世为僧,却确有其事。
    海淀,就是在这里集中体现了西区的高贵与尊严!

    说及海淀,不得不提及海淀文明遐迩的历史文化建筑——“三山五园”,

    而三山五园的声名,尤以颐和园、圆明园为最。前文说过,三山是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是: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和清漪园(颐和园)。  

    五园中建造最早的是畅春园,地处圆明园之南(现北大、清华一带)。是在明代李伟(明神宗的外祖父)的清华园旧址上修建的,在康熙二十九年(1691)建成,建成后,康熙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康熙曾有一篇文章,名《畅春园记》,赞美此地绝妙环境: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万泉庄平地涌泉,奔腾[豸虎] [豸虎],汇于丹陵沜,沜之大,以百顷,沃野平踌,澄波远岫,绮合绣,盖神之胜区也。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祯(雍正)的“赐园”,康熙并亲题园额曰:“圆明园”。其意为:“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许多人认为这是园名的由来,但事实上园名真正的由来应该是根据雍正的号。雍正号园明居士,康熙不过是根据其号抒其意而已。1722年雍正即位后,依照紫禁城的格局,大规模建设。到乾隆年间,清朝国力鼎盛,是圆明园建设的高潮,以倾国之力,空前的规模扩建圆明园,以后以经嘉庆、道光年间的续建,前后经过151年建成。全盛时占地5200多亩,周长十多公里成为举世闻名的皇家营苑,因其在建筑与园林方面的杰出造诣,被世人誉以“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东方凡尔赛宫”等。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当丰富的皇家博物馆。法国作家雨果对圆明园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颐和园是三山五园中最后兴建的一座园林,始建于1750年,1764年建成,占地4400亩。乾隆继位以后,在北京西郊一带,已建起了四座大型皇家园林,从海淀到香山这四座园林自成体系,相互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中间的“瓮山泊”成了一片空旷地带,乾隆决定在瓮山一带动用巨额银两兴建清漪园,以此为中心把两边的四个园子连成一体,形成皇家园林区。被英法联军破坏后,1902年重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里,慈禧、光绪长期在这里居住处理朝政,颐和园实际上成为的清政府的政治中心。由于皇室常住在圆明园和颐和园,王公大臣也都在海淀镇附近建造园林。

    关于雍正帝大兴土木建造圆明园,也还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雍正帝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不仅宗教俱通,而且显密兼融,还躬行禅修,被公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之中唯一的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他在国师章嘉的指导下于康熙五十年(1711)实行禅坐,相继破初关、重关,第二年透最后一关牢关,自述“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他自号圆明居士,俨然以法王自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集人王与法王之尊于一身的帝王。他登基以后,在最后几年,御制一套120万字的佛教典籍,包括他亲自编著的佛教禅宗语录《御选语录》(十五卷,其中卷十二是他自己的《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他亲自汇编的佛经摘录《御录经海一滴》,以及《御录宗镜大纲》和《御制拣魔辨异录》等。此外,他还给一些佛教经论写过不少序跋。雍正帝还是贝王时就十分仰慕被康熙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的章嘉胡土无图,称章嘉活佛“梵行精纯,圆通无碍”,并将其延为雍亲王(胤禛封号)府中的座上宾。正因他对佛教有如此天赋及天分,他才会兴建圆明园使园内寺院就多达二十多处。

    不过,更鲜为人知的秘史是,雍正帝除了潜心礼佛外,还十分热衷于中国命理学的研究并且时常应用,也是一位精通中国命理学的命理大师。其实他的父亲康熙皇帝,也时常借重番僧喇嘛、和尚道士占验事件。

    《圣祖实录》载康熙帝不用占验,该段文字云:“朕亦有用喇嘛和尚、道士处,并不令伊等占验。”然而康熙帝真的不占验吗?据《清稗类钞》载一位善于风角占卜《易经》命理的河南人刘禄就随侍驾侧,时常为他占验。如果认为野史传闻之辞不足为凭信,那么故宫档案中就有铁证可以判明了。康熙六十年驻跸热河行宫时,曾召见川陕总督年羹尧,令他至京时找罗瞎子代算一命。年羹尧在六月九日的密褶(详见于《掌故丛编·年羹尧褶》)中答道:

    臣到京后,闻知其人在京招摇,且现今抱病,臣是以未见伊。理合附奏,非臣敢于违旨也。

    究竟为谁算命,不详。康熙在这个密褶上的朱批是:“此人原有不老诚,但占得还算他好。”康熙早知罗瞎子“不老诚”,可见平素在这方面颇留意。

此外,故宫档案中还有乾隆皇帝的命书,他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排成八字是“辛卯、丁酉、庚午、丙子”。命书上的批语是“此命富贵天然”,这是不用说的,“惟幼岁总见浮灾”。当时是康熙六十一年,则必定为康熙令人推算了。

至于雍正皇帝故事,则比较多了。

    故宫档案中有未登基前雍正帝与门下戴铎的通讯密件,读此亦可略知端倪(参见《文献丛编·戴铎奏折》)。戴铎奏折三(康熙五十五年)云:

    奴才路过武彝山,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言语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

    雍正在该奏折上的朱批是:

    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做闲中往来游戏。功名甚淡,尚非其时,古人云:“炉中若无真种子,总遇神仙也枉然。”

    道人所说,当是雍正之命“贵不可言”等一类。雍正虽然欣喜,却因时运还没到,因此说“功名甚淡”。

    戴铎奏折四(康熙五十五年)云:

    ……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

    朱批为:

    你如此作事,方是具见谨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

    后来雍正果然登上了大宝,验证了道人的预言,因此更加热心于中国命理学的研探,并在宫中蓄养了不少命理高士、道人,或与之占卜,或与之谈论修身正命之法。以下再举一些实例,来证明雍正帝与中国命理学的渊源。

    雍正帝一生坚信命运,认为人的休咎荣枯,甚至品操能力,在他诞生时就早已决定,因此只要推算八字就能够知道。据故宫档案七五箱、四一包、一四七三三号载,鄂尔泰是他最信任的大臣之一,雍正四年在云南任职。雍正听说他身体不适,在鄂尔泰所呈的请按奏折上批道:“你好么?将你八字随便写来朕览。”鄂尔泰读朱批后,答复道:“闻臣勤瘁则廑忧怜,知臣健旺则致忻悦,并着臣将八字便呈御览,捧诵累日,浃骨镂心。”雍正的朱批是:“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痊愈矣”(故宫档案七九箱三一六包,零六一九六号)。

   故宫档案七九箱三三七包,零七六一四号载:另一名为雍正所宠爱的大臣李卫,雍正五年在浙江任职,元月十七日所呈的密折上,提到他前因担忧政事而致吐血的事,雍正的朱批也是:“将你八字随便写来朕看。”李卫在三月廿四日的密折上答道:“臣系戊辰年正月初一日午时生,因未交春,故依照丁卯、己酉、乙亥、壬午为八字,理合声明。”雍正为李卫推算八字后的结果如何,不详,但李卫一帆风顺,始终眷爱不已,相比雍正认为他的八字是相当不错的。

   不限于封疆大臣,就是普通官吏,雍正也往往要查看八字。陕西巡抚岳锺琪时常进呈下属的八字。雍正六年四月十五日的密折上,岳提到了提臣冯允中、镇臣袁继荫、张元佐三人的八字,朱批是:“八字录留中矣。”同月廿九日,岳又呈一折,说:“副将王刚四十六岁,四月十六日子时生,系癸亥、丁巳、戊子、壬子。”朱批是:“王刚八字想起来是好的。(故宫档案七七箱六零八六九号)”如非雍正授意,上官当不致将下属八字进呈。岳所进八字自然不止上述数人,这只是档案中残留下来的一部分而已。

    雍正在探听某人八字时,往往不会让其本人知道,这可以拿李卫的密折来证明,故宫档案七九箱三三九包零七六七七号载:时在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该折上的朱批是:“将李灿、秦煯二人八字写来朕看。随便问来,不可令知朕意。”李卫在八月八日的密折(故宫挡案七九箱三三九包零七六八六号)上答道:

    谕旨询问李灿、秦煯八字之处,臣已托词询问,秦煯年四十一岁,系戊辰年十月十四日酉时生。李灿已赴温镇之任,臣令人写其八字代算,系四十九岁,庚申年八月十三日申时生。

    查询八字,雍正何不直接询问本人?这是怕人捏造,也许臣下知道皇帝重视命理学,故意改为好八字来哄骗提拔,这可以拿出山东布政使费金吾的密折来说明,该折上黏有黄色浮签一张,雍正御笔亲书(故宫档案七七箱五一五号一九五六九号):

    将你实在八字写来,随便送进朕览。不可捏成来!汝等汉士大夫多有此风。欺人乎?自欺也。

   可见伪造八字的事,常有发生。

   官员们知道皇帝讲究星命,有人甚至于将命理论述之辞大胆上奏,时在雍正元年三月十一日,给事中缪沅的奏折上这样写道:

   臣今年命运不亨,五月十八日以后,有孛星飞入命宫,与臣为难,动而多咎,……求皇上鉴臣愚忠,曲赐保全,勿以文章之事差臣。挨过灾年,自守无运,皆沐圣上大恩(故宫档案七八箱三零七包五七零零号)。

    雍正为人严格,臣子奏折稍有不当意,就会骂得狗血淋头,而对于缪沅的言辞,竟然没有加以批评,可见雍正帝时命理学之风十分健旺。

    以上仅仅存录雍正史趣二三,使人知晓雍正帝非但是佛学宗师,更是一代命理大学者。不过,雍正皇帝虽然堪称一代命理大师,而且于儒道释三家均有成就,但他晚年却太迷恋道家丹法,还曾写了一首《烧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这首诗中,又是铅砂,又是炉火,烟雾缭绕,功兼内外,就好像一幅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从中可以看出,雍正很早就对炼丹有所认识并有些研究了。雍正晚年为了能长生久视竟然令朝臣遍请道教高士且不惜在宫内宫外疯狂炼丹,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推拿炼丹等能够起到一定的疗效作用,但是迷信其中甚至为之疯狂,则势必物极必反,最终,雍正因食用大量“金丹”引起重金属中毒而身亡,不免有些令人惋惜了。

前文叙述,都是北京城自古以来尤其是元明清时候北京城的一些面貌。而今日北京城的规划又有什么样的面貌格局了呢?

   北京任明清两朝的帝都达五百年之久,直到今日,它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旧北京市区街衢井然,章法分明,城区中间的中轴线由外城正中的永定门起,向北经内城正阳门、皇城天安门、紫禁城午门、过故宫六大殿、出神武门、穿景山、抵鼓楼和钟楼,约长8公里。

新市区的规划建立在旧城区的基础上,以中共扩建的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东至福定庄,南至南苑,西至石景山,北至清河,除了旧有的南北轴线外,还有一条东西轴线。东西轴线由东西长安街向西延伸至石景山,向东抵达通县八里庄,共长38公里,将市中心、城区、新市区三区连成一体。

    市中心大街两旁聚集政治、党务、经济、外交等机构;新市区为外侨使馆区及观光饭店区,林立现代化的高楼建筑;市中心与新市区之间所夹的城区部分则保留北平传统狭窄的胡同及四合院民居,呈现各种不同风貌。

位于南北轴线上的宫殿、城楼、园林现已辟为古建筑保护区,其中部分的宫殿、王府宅院开放供游客参观,而部分园林则辟为公园。

    其中西部的门头沟区十分重要,值得一提。它位于太行山脉与军都山脉的交汇部位,西北缘和北缘的灵山、黄草梁高亢平缓,南缘和东南缘的百花山、清水尖、九龙山山地挺拔高耸,其间低山河谷相间排列,永定河出山后形成冲积平原。

    门头沟区有“两多两少一高一低”之说,指的是山峰多、植被多;人口少、污染少;地势高、气温低。门头沟区山地占全区面积的98.5%,其中海拔高度大于800m的中山占山地面积的一半。北部中山面积最大,占全区中山面积的2/3以上,平均海拔在1400m以上,其中有名的有东灵山(2303m)(以下简称灵山),黄草梁(1735m)。南部中山平均海拔1000m,其中有名的有百花山(1991m)。

东南部中山面积小,平均海拔850m,有名的是九龙山(858m)。东北部的中山以妙峰山最负盛名,海拔1291m。整个中山普遍存在三级夷平面:

    第一级夷平面海拔2000m左右,有灵山、百花山、白草畔(2035m),顶部平缓;

第二级夷平面海拔1400——1600m,有黄草粱、南山鞍一线,老龙窝、庙安岭、髫髻山一线,呈平坦梁状中山分水岭脊;

    第三级夷平面海拔1000——1200m,构成较低一级平台,向东北渐变为分水岭,高度降至800——900m,如柏峪西、梁家山、妙峰山、张家山、九龙山。,本区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分水岭大部分海拔1200m以上。百花山──清水尖──妙峰山一线是东南湿润气流从低空入境的主要障碍,形成了气候的重要分界线,灵山──黄草梁──笔架山由于地形的抬高也起着一定作用。大部分降水落于山前,年降雨量500─800mm分布不均匀,永定镇,门头沟,军庄镇,上苇甸一带最大,年均675mm,向西北方向逐减,黄草粱,黄土嘴一带最小,年均500mm。是亚温带向温带过渡的气候。

    在明代,门头沟是京畿重地,是京西的天然屏障,守护之本。

    以门头沟为主要区域的京西,关于门头沟的名字历史不过百年左右,在明清时期,龙泉镇是婉平县的玉河乡,当时门头沟专指:从圈门向西,到官厅的一条山沟,形成与唐代的古玉河大道即是沿着此沟向西,通往区境的腹地斋堂川,远行山西以及内蒙。道路的开通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人们仅仅居住于此,发展成为村落。形成了北有九龙山,南为南大梁,山下埋藏丰富煤矿资源,到了辽代开始,煤矿的开采促进了地区的经济繁荣,由东乡西的得居民点有:闷头口宽街、炉灰坡、东店、冉家楼、西店、孙桥、梁桥、横岭、天桥浮、拉拉湖、匣石窑、官厅等,号称“十三里长街”。

     门头口位于沟谷东段的出口处,向东逐渐宽阔,键入平原,因而是西去的咽喉之处,明朝修建了三座过街楼,由东向西依次排列,过街道,扼守于河大道,装入关城,下部为关城,建有拱券性门洞,上部为神庙,因而此地被称为券门,后写为圈门,圈门以西成为权门里,圈门只处成为闷头口,意为:券门之头一道关口,进而将通往券门的这条山沟称之为门头沟。古玉和达到既是沿着门头沟西行,平时外大道,雨天行洪。明清时期,檐沟两侧小煤窑盛行林立成为京城的重要燃料供应基地,康熙年间,拨款解决此地排水问题,当时还没有门头沟称呼,而称此沟为“泄洪沟”、“排水沟”。民国初年地质考察时把这一代称为“门头沟煤田”。从而在文献著作中第一次出现了门头沟的名子。

    1917年终迎合办裕赣煤矿改名为“门头沟煤矿公司”。此后,门头沟就随着煤矿外运销售春播到了外地,民国三十六年,北平特别市在此设立“门头沟镇”,于是1947年以来第一次作为了行政区的地域名称使用。

    1949年1月,北平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将穆门头沟镇、城子镇、里十三小区、外十三小区组成了门头沟区,这是门头沟作为区域名城的开始。1952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宛平县全县、房山、良乡两县一部以及北平市13 、15 粮区组成京西矿区,1958年5月区境调整后,改称门头沟区。于是“门头沟区”名称沿袭使用至今。

    门头沟的京西地区,据悉占地1540多平方公里,山地占98.5%,可用耕地仅仅有1.5%,山间寺庙最多时多达300多座。成为北方最大的佛教道场。前文说过的戒台寺、潭柘寺就是其中最负盛名的寺院了。

    北京城自明朝定都以来,以天安门为皇室中轴格局,以后海、北海、中海、中南海四海护都,严格依照东西南北方位规矩建城,居民群分划清楚,尊卑有别,民间素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之说。以潭柘寺为首的明清佛教重地,以香山为主的民国以及现代领袖和将领的休闲暂居,以玉泉山为中心的现在国家行政领导的避暑要地等等,无一不诠释了京西在对外蒙、俄罗斯、西北以及东北防务的重要和天然之利。

    说到香山双清别墅,这里也简略谈谈香山的双清别墅的历史故事,因为双清别墅在历史上也是藏风聚水的好去处。

    香山,早在金代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就已建成皇家园林。清代,乾隆皇帝又于乾隆十年(1745年)大兴土木,建成了拥有二十八景的“静宜园”。这座香山静宜园,又曾于1860年遭英法联军及1900年遭八国联军两度劫掠焚烧,乾隆时期兴建的楼台亭阁大部分被毁,昔日的皇家园林内,遍地皆是断壁残垣。
    1917年,河北省发生特大水灾,大批难民涌入北京。当时,曾于1913年至1914年任过袁世凯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被北平各界推举出面主持赈灾工作。为了安置滞留北平的400多名受灾孤儿,熊希龄在香山创办了香山慈幼院,并自任院长(香山慈幼院旧址即今香山饭店所在地)。而双清别墅,就是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期间,在香山为自己建造的住所。
     双清别墅在现在香山公园内的东南部,得名于院内一座石壁下淌出的两眼泉水。这两眼泉水,始凿成于金代金章宗时期,初名“梦感泉”。乾隆兴建静宜园时题名为“双清”,乾隆所题“双清”二字,至今还镌刻在院内石壁上。双清泉水流入院中,汇为一个池塘,南岸是乾隆时建造的“松坞云庄”,如今只余石砌台基,北岸有一排十几间平房,即是熊希龄所建双清别墅的主体建筑。

1949年1月20日,古都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此次会议上决定,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往北平。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不久,即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警卫部队,分乘11辆吉普车和10辆大卡车,从西柏坡出发,途经河北省唐县、保定,于3月24日到达涿县。3月25日凌晨,由涿县乘火车,于中午抵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后,换乘汽车前往颐和园稍事休息。当天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西苑机场举行了入城仪式,检阅了解放军驻北平部队,会见了前来迎接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北平各界代表。当晚,毛泽东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这一住,毛泽东就相中了这里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成了他的寓所了。他将会议室设在那排平房正中的大房间内,办公室和卧室分别设在会议室的两侧。会议室门前的池塘边,有一座六角凉亭。池塘中栽种着莲花,近旁的石壁上攀爬着古藤,整座院落,笼罩在苍松翠柏之间,故而乾隆时曾将此院落命名为“松坞云庄”。毛泽东住进双清别墅期间,正值解放战争行将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历史转折之际。1949年4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双清别墅会见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签署国共双方代表团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双清别墅签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了渡江战役。解放军一举渡过长江,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那张著名的毛泽东阅读印有“南京解放”大字标题的《人民日报》的照片,就是1949年4月24日上午,由摄影师徐肖冰在双清别墅池塘边的六角凉亭中拍摄的。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毛泽东这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篇,就是在此时作于双清别墅。
     为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多次在双清别墅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那时常来双清别墅的座上客有张澜、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柳亚子等人。毛泽东还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柳亚子一同游览了颐和园,归来后,于1949年4月29日在双清别墅写下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中说“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落花时节”,即指当时北平4月下旬的暮春时节,“三十一年”,指毛泽东1918年第一次来北平(曾由李大钊安排在沙滩北京大学红楼工作和学习),至1949年又来北平,整整是三十一年了。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给住在上海的宋庆龄写了亲笔信,邀请宋庆龄来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事”。此信由邓颖超专程送往上海。1949年3月25日8月23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居住了5个月。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居住期间,也曾多次进城,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各种活动,但工作结束之后,还是返回香山双清别墅住宿。直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中南海召开之前,毛泽东才于1949年8月23日,告别了香山,定居在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自1949年3月25日,至8月23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居住了5个月。如今,在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住过的那排平房中,还保留着当年陈设的原貌,见证着开国前夕那段除旧布新、风云际会的历史时刻。可以说,毛泽东就是在这里,领导解放战争和筹划了新中国的建立。

     在人文自然居住环境方面,京西门头沟还有七有七无之说:

    有清新空气无污染;有适宜温度无酷暑;有鸟语花香无嘈杂噪音;有适度的人流甚至人烟稀少,而无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之情状;有特定的任务组合没有日常环境的压力;有天然的矿泉水和天然的绿色食品没有污染;有绝对休闲的环境没有其他的干扰——这就是京都繁华之地,闹中取静的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门头沟山灵水秀,三山一涧一湖一潭,阅尽人间春色。百花山、灵山、黄草梁:三山相望三足鼎立;灵山与黄草梁之间有龙门涧,还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绝壁高30——40米,最宽只有2米,峰峦相距一米。堪称——鬼斧神工一线天。 

     荒草梁东边的珍珠湖是永定河的第二大水库,顺着109国道,十八潭就是水的珍珠项链,二叠系瀑布高二十余米,潭潭有树、潭潭有水、潭潭有鱼,一年四季不干,长流不息,登高远望三山,领略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意境,走遍三水,使人明白山是水之源,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水是山之剑,山再高也要劈开,冲出山回归到大海气势。

 以天安门为中心的长安街以西,最早首钢的建立和地铁通向苹果园,造成了地面的地气阻隔,文革形成了以首钢为中心,以西山煤矿为外围的局势大炼钢铁,既浪费了资源又造成了工业迟滞,污染了整个京城的东部以及东南部的环境,也造成了中国建国以来政局的蹇涩不通。

     也幸在当年陈希同案子带出一个首钢周冠五和周北方的腐败大案:周北方曾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导致亏损。周北方行贿案件的爆幕,终于引发了首钢的搬迁。客观地说,周北方的落网,也间接地给北京人民带来了撤出污染的好处,终结了北京人民每年接受1万8千吨污染颗粒的天空下生活的历史。首钢的搬迁,从传统堪舆风水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对西部直通东部的障碍的清除,或者说是东部祥气与西部发源地的终于沟通,接通,相通,畅通;西客站快速道通往西六环,直达到门头沟的京西群山,使西部起点距离北京中心天安门的长安大街仅仅二十分钟车程,23.5公里的直通距离,形成了东西顺畅直通的格局。

     而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搬迁到了门头沟,也无疑是将压在龙脉脊梁的土包陈气移出,直接清除阴沉、浑浊的空气对城市的污染,才使得天蓝气清。

     地下龙脉地铁直通苹果园老北京旧地城区,暗合了阳通阴合的概念。就以交通论,北京以天安门为内围得井字正方为格制,东西南北二环作为旧北京的城墙位置,不允许有快速道交通穿插,形成了地下铁通畅无阻,地面二环以内交通缓慢阻塞的局面,而长安街,自西至东,是唯一的,可以由西向东直通推进或者自东向西长驱直入饮誉世界的宽阔大道。

     我们再看看以天安门为中心向西现代典型建筑对京城的象征意义也即风水影响:

   国家大剧院——歌舞升平,文化的传播;

   中国银行——民生根本;

   中国人民银行——经济命脉的管理机构;

   军事博物馆——革命的纪念;

   中央电视台——政令传播;

   中华世纪坛——祭祀、祈福;

   由此可见,北京西部地区将在新时代再一次接通天地之气,成为中国北京开元要地,成为北京政治、经济、文化新气象的元始通泰之地。

   然而,北京城虽然地理环境各方面在历史上均是绝佳之地,但近代以来或多或少却被人为地遭到破坏,令人痛心。随着北京现代建筑的迅猛发展,维护古都风貌的问题也显得日趋突出和紧迫,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不少现代建筑违背了古都的文化内涵,违背了尊天敬地、天人合一的传统格局,给古都风貌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于是有人开始质问:难道北京城的现代化建设要以牺牲自己的历史文脉为代价吗?

    尝听人说,今日北京的形胜,可谓地势犹在,而面貌全非了。近50年来,北京的生态环境更是每况愈下。数十年前,北京城还保留着她雄浑壮美、令人震撼的古都格局。以规整、恢宏为基调,以南北中轴线上的皇家建筑为主体,以大片低矮、灰暗的民居衬其崇高、辉煌。而现在的北京城却在“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大都市”之间痛苦挣扎。位于王府井路口的“东方广场”原设计方案为建筑高度70多米,建造面积达80万平方米,这意味着这座体量4倍于人民大会堂、高度2.5倍于天安门城楼的庞然大物将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各种标志性建筑变得矮小,导致城市中心偏移。作为妥协的产物,东方广场被拦腰截断,呈现粗壮矮胖的身姿。其实在北京城,尤其是在“皇城”内和周边,无论是对高度的竞争还是对体量的追求,都是对古都的一种反叛。

    对照历史,尤其是明、清以来,北京古都的风水形胜及其生态环境,在今天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其自然条件而论,北京城内,据明代崇祯八年(1635年)刊印的《帝京景物略》记载:“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俨然一派古木林深、遮天蔽日的景象。当年北京周围松林稠密,道路上只可容一人骑马前行。茂密的山林,也带来丰盛的水源。钓鱼台、玉渊潭、金鱼池等地,常年泉水涓涓,许多地方“泉从地涌,一决而通”。但是到了今天,却常见风尘漫天:近50年来,北京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先是在“大炼钢铁”和“向山河湖海要粮”等口号下,毁林烧炭、毁林开荒,就连北京植物园的名贵植物也曾一度被毁而改种粮食;接着是北京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林木荒疏、植被破坏、生态恶化、水面锐减。随着大部分护城河段变为暗河,以及西直门北面的太平湖被改为地铁用地等重大举措,使北京城的水体面积急剧缩小;同时,北京城的绿地面积也因各种原因而一度急剧下降,加上北京郊区和西北省区对植被林木的严重破坏,“风沙逼近北京城”的警告已成为严酷的现实;严重的问题是,北京夏天的气温超过了过去号称“三大火炉”的重庆、武汉和南京,这恐怕也与上述不适当的人为活动不无关系。近几年,随着电力和通讯事业特别是移动电话事业的迅速发展,物理污染中最为严重的电磁污染更是日趋严重;近三十年来,中国北方严重干旱,水源奇缺——这与拦河堵坝,大搞水利工程,破坏生态平衡有关,使在京畿汇流的六大水系受到严重损害。就连天安门前的金水河也断了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传统堪舆地理学以“高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但总没有真山真水来得真切。国家大型的南水北调工程也已经启动,将分东线、中线、西线三路向华北和京津远程输水,当然,这将使京畿六大水系得到补充,丰润北京的龙脉;天安门不但是北京的象征,并且还是中国的象征。最初天安门及其广场(即传统堪舆地理学所谓的明堂)的设立是非常讲究并完全符合古代风水原则的,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天安门广场左右两侧的建筑与古代风水理论有所出入——右侧白虎位的大会堂高于左侧青龙位的历史博物馆,但是,还好在左右两侧至正阳门形成合抱局势,总算对整个格局有所弥补;记得在世界著名《易经》学家李建军先生一篇学术随笔《从中国文化理念看国家大剧院设计》里提到——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还会记得,人民大会堂西侧曾经是一个闲置了十多年的大坑。十多年前发生“六四”学潮时,人们一时迷惘,有人就曾从风水的立场断言,这个不吉利的大坑是造成国家动乱的原因。后来,人大常委会决定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永久性的办事机构,挖掘一条地下通道,把人大常委会与人民大会堂连通起来。但这个建筑物一旦建成之后,就与北侧的中南海遥遥相对了。于是又有人说,如此以来,人大常委会与中南海将形成“北旺南弱”的局面,难免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冲突……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地理风水学有意无意里几乎已被当做糟粕给剔除掉了。然而正是在这种丢弃了传统地理风水学的背景下,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功利工程蜂拥而起,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包括母亲河黄河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被拦腰斩断,许多水流的自然走向也被认为地改变了,劈山造田一类破坏生态平衡的做法长期得不到纠正,天然草原、天然森林已经逐渐减少——这些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无一例外地都违背了中国传统地理风水学的原则!在各种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的情况下,终于有人站了出来大声疾呼:我们已经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即便当今,我们也常听见北京老人们在感叹“风水走了”,然而风水是否走了呢?他又为什么走了呢?引人深思。

眼见着零八奥运日行日近,我这个常以忧国忧民自诩的家伙也颇有些急了。思忖着要怎样为国家民族做点事,不然始终是心里欠安的。

    然而凭我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又凭着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并且无甚来头与来由,要为民族、家国做出事来未免显得有些噱头。或许也能够惹人怜悯。

    然而奥运的脚步终究临近了。举国上下都是欢声一片并且紧锣密鼓张罗着如何迎接圣火的到来。

    譬如前些日子北京的一家名为“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的机构就在竭力编纂一本名为《和谐中国——新时期先锋人物成就博览》的书籍。幸运的是,这个协会某部的领导竟然就给我来了电话,说是要将我的事例录入书中,我似乎受宠若惊,也似乎受惊若宠,却是十分地诚惶诚恐起来。

    那个时候我尚在贵阳与友人合作建立工作室。而该协会的领导又凑巧到贵阳出差,于是计划过来拜望我——这就使得我更加地诚惶诚恐了。

    我抚摩着自己的心窝,纳闷了,我究竟是哪一路的名人,竟然就引得皇城所谓名人协会的领导找上门来并且是要“拜访”了。

    我自己疑惑,并且无法解答,于是请求这位名人领导为我解答。

    领导说,周(廖)老师您在重庆的一位书法家朋友曾向我说过您,说您年少有为,我们都很感动,经过研究决定,准备吸收您入编我们的名人大典。

    还开国大典呢,我心里琢磨着。

    但我又疑惑于我究竟做出了一些怎样的成就,竟然能够有幸入编这本“先锋人物成就博览”。

    询问这位名人领导,原来名人领导也不知道我的成就——这并不奇怪,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领导说,编纂这本大型书籍是为迎接奥运而准备的。届时将要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为您在国际上的声誉提高知名度。

    这个时候,我从惶恐,到了恐慌。不曾想,我这个在穷山沟里的呆惯了的小子,忽然间,我的名字就要飘洋过海去留洋了。

    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好吗?

    面对领导的热情,我怎么可以断然拒绝,只好委婉以求回旋了。

    古人说,礼贤下士,必有求于人。

    领导的感情是十分狂热的。这以后一直在不停与我电话联系。

    自从交上了这位名人领导,我还真成了名人,从未有过这样受人狂热的追捧乃至吹捧。

    甚至在三个月后我到了深圳,名人领导依然穷追不舍,名人领导说,是您的经济不够方便吗?没关系,我们给您提供方便。

    我很感动,并且感激,原来,名人领导们为迎接奥运,真是费煞苦心啊!

   

    北京一直是我的向往。

    而且从申奥成功那一刻起,我的心就随着奥运的圣火跳动。一位北京朋友,给我发了邀请,说让我去北京,他的网站想给我做一期访谈。

    访谈可以,不惟独名人,老百姓也可以做访谈。

    北京要向世界展示自己,我也希望自己能向别人展示自己。

    所以我去了。

    在这以前,我所有的蓄积,完全地爆发了,于是我写北京,不惟独写北京的风景,风俗,风土,风尘,风云,风情,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风水。我用我的文字,向世界人类展示北京的文化,中国的文化。

    因为不曾去过北京,所以对北京的了解,完全局限于书本。

    三天三夜,一篇洋洋洒洒近十万言的文章出来了。我拿着初稿,沉沉地睡着了。是的,沉沉地睡着了,为这篇文章,我足足酝酿了三年,而它的写作,却用了三天。

    我想,等到北京以后,先做一番实地考察,然后再进行修改罢。

    文章的得以完成。我深深地感激着两位北京的朋友。一位就是这位邀请我到北京做客的友人,为了一本资料,朋友一天里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然后特快邮递给我。还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友人,为了我所需要的资料,她在学校图书馆整整一天都在为我拍摄资料照片。

    初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友人便要宴请我。因为时间的急促,甚至顾不上这么一桌热情腾腾的宴席,便约好她陪同我到第三极书局购书。知道我要来,儿时的伙伴陈宣宇先生也兴冲冲赶了过来。

      没有太多的言语,俩人就默默陪同我在书店里选书。不知不觉,迎来了黄昏,我尽管收获了两大箱书籍,却依然没有找到所需的几本资料。

      师大的友人说,我们学校的藏书很丰富,去看看有没有。

      资料在师大图书馆找到,朋友很快借来复印好郑重地送赠于我。

       我说,很谢谢你啊,文章也写完了,需要的资料都是你为我找到的。

       友人什么也没说,留给我一个浅浅的笑,笑脸上还有两个圆圆的酒窝。

       和友人在师大启功先生的塑像前留了影,没想到相机坏了,没留到影,却留下了遗憾。

       写这么一篇短短的并且不知所云的小文,就是想要告诉我的读友们,《风水北京,万古龙城》这篇作品,虽然不曾写到友情,而它却正是因了友情而得以存在。

       这就是我的关于北京的文章。她隐藏着,并且饱含了朋友对我的以及我对朋友的,浓厚的情谊。

       北京的朋友们,世界的朋友们,2008年,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