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彦萍:《秉 政 十要十不要》讲 稿 默认栏目 默认栏目 王爱群的blog

《秉 政 十要十不要》讲 稿

王 爱 群

一、《秉 政 十要十不要》写作的过程和目的（后记部分）

字字推敲，句句斟酌，汇集了点点滴滴的灵感，忘却了日日夜夜的艰辛，历经数载，终成拙作。落笔之后，掩卷长思，三十年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把青春年华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风风雨雨，失失落落，作为一名蹩脚的行管人员，教训多于经验，艰难多于顺达，苦涩多于欢乐。在“知天命”之年，奉献这篇小文，对于道行较高的朋友来说，也不过是“满纸荒唐言”，甚至有点说破英雄、道破天机的意味。若本文不幸流传于世，也许是一个悲哀：纵然是金玉良言，也难免众说纷纭。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的高级干部研究政策的人比比皆是，而研究策略的人鲜闻寡见，因为研究策略（谋略、权术、权力）与研究性文化一样使人难堪。我们本着“求真务实”的宗旨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愿望，通过洞悉人性善恶，细察世间炎凉，归纳古今谋略，明晓盛衰之道，通达成败之数，审辨治乱之势，以指导仕宦人生，希望为官者秉权为民，从政为公，加强官德修养，扭转腐败风气，改善决策水平，提高执政能力，虽然也说了一些他人有所想而无所言的话，但其目的仍然是让为官从政者掌好权，用好权，使其更成熟、更老练、更有益于社会。

愿珍爱本文的朋友，熟读数遍，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必有大悟。付之行动，坚持不懈，您便是官场上的强者。

二、本书研究的对象——权力

（前言部分）

身在官场中，方解其中味。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扯不清的人情世故，忙不完的千头万绪，忘不了的大荣大辱……没有得到时，朝思暮想;一旦拥有，味如嚼蜡。

为官从政，是最复杂、最多变、最难掌握的一门艺术，认识它、运用它，取胜的把握就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常思干什么，忌什么，将有益为官从政。

    权力的含义 权力=服从。没有服从，便失去权力；如果需要剥夺某人的权力而又不能剥夺其职位，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失去服从者。命令产生了服从，就存在着权力。命令产生反命令，便产生了对抗、冲突关系。协商合作和冲突之间不存在权力关系。权力可以给人带来幸福，也可以给人带来伤害。没有伤害的权力是不完整的、不牢固的；伤害过度或过多也是不牢固的，这就是权力的强制力。职位是权力的基础，但职位不等于权力。一般而言，职位+个人魅力=权力。只要有人服从，没有职位也会产生权力。“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吕氏春秋·顺说》），即是通过他们的思想、学说而具有了控制精神的权力。由此可知，思想工作是领导者永恒的主题。思想是个总开关，思想通了，一通百通。在政治领域，统一思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必然形成排山倒海之势，领导指向哪里，人们冲向哪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强敌。

    职位权力和现实权力职权法授，即职位权力是依法授予的。法授职权范围与实际职权范围总是不一致的，它多大程度上能转化为现实的权力甚至权威，还取决于领导人的品格因素、才能因素、知识因素、感情因素及运用权力的艺术和人格魅力。失去了服从便失去了权力，如果说话没人听，指挥没人应，办事没人从，职位权力仍是空的。

权力的作用 权力可以拨动历史向左转或向右转，并决定着千千万万人生死、存亡、富裕、贫困或悲欢离合。由于权力在人类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才使权力学成为一门多做少说的学问。今天，我们撕破它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审视它那多变的本来面目，目的是让读者朋友掌好权，用好权。而掌好、用好权的目的是减少矛盾和暴力，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权力可以使人名垂千古，也可以使人遗臭万年。大权在握的人只能为人民谋幸福，即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社会公正和国家富强。“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吴兢《贞观政要》）。掌权者代表谁的利益，谁就拥护他，如果他只代表他自己，那他便是孤家寡人。从掌权用权的角度讲，“三个代表”不是口号，而是一切获得和巩固权力的行动指南。如果人民认为摆脱某人的统治会生活得更好，那这个人一定是臭名昭著的强权人物。如果限制权力不能谋私，很多人也许不会在脓血中争宠。毋庸讳言，掌权者并不是没有利益，但没有非分利益。掌权者最大的幸福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成功的满足感。凡是曾经或希望掌权的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当看到无能之辈乱谋其政时，便会痛心疾首，进而产生取而代之的冲动。一旦依照自己的理想、意图行事并取得辉煌的成果时，又会产生无穷的常人难以想象的乐趣（但不能刻意追求这种乐趣）。这便是希望掌权的一种特有的动力源，甚至不惜承担决策过错的风险。

每一个人都有希望受人尊重和八面威风，高级领导人也不例外。当一个领导人被分秒不差的安排行程时，或站在宏大广场接受人民欢呼时，可谓威风，但请不要忘记，这是心血和金钱的结晶，它不是让领导人高兴，而是给领导人带来尊严，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领导人是光彩的，又是烦恼的，只要想有所作为，烦心的事便会接踵而至。只有那些抱着“有了权力就有一切”的思想，望权思利，掌权谋利，才会过得逍遥自在，但在踌躇满志的时候，丧失权力甚至沦为囚犯的日子也将一天天临近。古往今来，人们怀着各自的心态去争夺权力，一旦获得，又必须不断地巩固、加强和捍卫权力，防止得而复失，在夺取、巩固和扩张的过程中，充满了复杂性、多变性、危险性，从而也使权力的纯洁性遭到蹂躏。权力既有光明美妙的一面，又有黑暗丑陋的一面，前者很难单独存在，而后者往往披着前者的外衣。因而，所有大权在握的人都应清醒地看到：一不留神，便会被权力吞噬。

在政治舞台上，手握重权的政治家既是编剧、导演，又是演员。当戏剧谢幕之后，观众可以重新回到他原来的生活空间，可是当伟大的政治家谢幕之后，人们已经无法找到原来的位置——因为所有的观众都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伟大的政治家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政治舞台没有剧本，只能随机应变。但在万变之中，依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归纳十条，读者如能熟知、掌握、运用，将提高您的领导艺术，巩固您的地位，提升您的权力，使您纵横捭阖，建功立业，处于百战不殆的主动地位。

三、为政之要就是正

为政之要，秉权之道，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则是什么呢？那就是“正”。“政者，正也。政治就是正义和公正。从政者应当讲正理，走正道，树正气，结正果。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一身正气·······”（见《为政之要》12页  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三千年前，姜尚、老子都曾讲过：“以奇用兵，以正理国。”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只要能打败对手，任何手段都是可行的。而为官从政则恰恰相反，为官从政者必须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它不仅要求目的正确，而且也要求手段合法，处处、时时、事事都体现公正和正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才能体现共产党的执政品格和本质特征。

    从政者研究权谋，主要是为了防止被人所谋。权谋虽然可以决嫌定疑，破奸息寇，任贤制势，御将统兵，但在天理道义面前，其作用是有限的，“谋”要合“正”。现在有些行政官员热衷于研究《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军事书籍，并把其中的句子套在工作中：对待同事，“上兵伐谋”；对待上级，“瞒天过海”；整治对手，“借刀杀人”；自己有错，“李代桃僵”；贪占公物，“暗渡陈仓”。政治家不同于军事家，他提出“正不用诈”。“用诈虽可以收一时之功，但功成而毁来，虽胜由败。有些初涉政坛的人，误认为阴谋诡计和冷酷无情会顺利实现目标，却不知道被曝光或放大后的严重后果”。即使是一场政治斗争，“自鸣得意的诡诈行为不可轻用”（见141页）。因为政治家是公正的化身，而不是诡诈的化身，一旦给人民留下搞“阴谋”的印象，那他离孤家寡人的距离也不会太远了。

企业家追求利润，政治家则希望拥护，无人拥护的政治家则到了穷途末路。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必须公正，要做到公正，首在无私（不追求个人分外利益），不与民争利。但在各种条件影响下，实现绝对公正是不可能的，“但应长存此心，长念此理，不求人人满意，只求问心无愧”（见54页）。一个领导人如果打算处事公正，也许落实得不那么公正，如果压根就不打算公正，其结果肯定不会公正。我们对别人力求公正，如果别人对我们不公正怎么办？我们不主张针锋相对，而是：“人以伪来，我以诚往。”“让他三尺，总比血流漂杵好”（第59页）。你对我不公正，我对你要原谅，久而久之，刻意的不公正会越来越少。如果碰到了刁钻刻薄之人，得寸进尺，则应对其反戈一击，让其尝到长期待人不公的苦果。公正也许会有人反对，但那必定是少数；不公正必然有人反对，但那肯定是多数。凡是想干成大事，就不应惧怕少数人的反对。有人反对，说明人们在意你的主张，一项决策如果人们无动于衷，说明人民对这项决策漠不关心。如果一个领导人为了平安无事只干些人民不关心的事，那他与成功将是永远无缘的。

我们希望为官从政要以“正”处事，是否就不需要研究权谋呢？非也，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人无伤虎意，虎有伤人心，研究权谋，如藏刃在身，以防不测。要想成为伟大的政治人物，光靠正是不足以成功的，还要正而不呆，正而有智，正与谋合，谋不违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熟知权谋而少用，不得以而用之”（见59页）。

四、研究执政方略的时代背景（第七章  第一节）

审时度势：审即审察、审辨、弄明白；时即时机、时空；度即把握；势即指时代、时势、形势、潮流，是事关全局的发展趋势。审势，就是要善于从时间、空间上审辨，把握形势。只有“审势”，才能“识势”，只有“识势”，才能“乘势”、“借势”。审时度势就要求与时俱进。成都武侯祠中有一楹联的一句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每个成功者都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紧扣时代脉搏，用宽广的眼界观察社会这个大世界，同时也要用锐利眼光观察所在单位这个小世界。

天下太平日，危乱萌动时，“今天是个好日子”，保不准明日是个风雨天。天下未忧我先忧，忧而思，思则有备，有备则无患矣。

审视我国古代三千年，国家动乱衰亡的原因主要有五种：一是民不聊生；二是太子继位（交接班、最高领导人的更迭。）；三是藩镇割据（地方权力过大）；四是内不强（包括军官腐败、兵器落后、经济总量偏小）而外征伐；五是君昏远贤，奸小用事。从目前国际上看，除了历史上的五大原因之外，主要还有：指导思想混乱，人民莫衷一是；民族矛盾激化；高压政治和官僚主义盛行；内乱而外部势力介入；深度经济危机。纵观世界风云，落后必然挨打，挨打必有内因。

审辨我国当今时势，特别近二十多年走过的改革路程，总体上是成功的，经济发展是辉煌的。如果否认改革，不是无知（不了解改革的背景，不了解改革的艰难，不了解改革的初期目标），便是失去了学者的良知（哗众取宠，事后诸葛亮）。由于改革不到位，才使近几年社会矛盾增多，其表现为：经济在积强，政权在积弱。光明一面已普照天下，阴暗一面须心知肚明。最突出也是普遍存在的令行禁不止现象，是因其执法主要失之于宽，执政主要失之于乱。

1．执法不严、网开一面的恶习根深蒂固。司法低效率、高成本、不公正，黑恶势力乘虚而入；当判决书成为废纸的时候，当强制执行无法执行的时候，当法律手段失效的时候，人民为了讨回公道，只能寄托“梁山好汉”解决。而在法制社会里，这些好汉则是非法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黑社会滋生的土壤是社会不公、法律失效或执政能力软弱的必然结果。加之不给好处不办事的不正之风，迫使公款贿赂等舞弊现象盛行。有些部门借执法之名，行保护非法利益之实，以非法利益，供养执法队伍。也有极少数警匪一家，互相利用。还有令人费解的，雇用“黑道”落实政策。更令人担忧的是通过各种手段使执法者不作为，有罪不查，漏网者比比皆是，纪检、审计乃至司法、监察部门往往被“摆平”，正义无处伸张，群体上访此起彼伏，不安定因素与日俱增。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边缘人群，正由弱转恶，由恶转黑。

依法治国，必须先治立法（看法律是否体现“三个代表”，是否体现“三个有利于”，是否体现市场经济规则，是否体现公平公正），再治执法，决不能搞“治这个，治那个，就是不治我自个”。

2．政府职能紊乱。有利益，巧取豪夺乱作为；无利益，不闻不问不作为；环境差，各方施压难作为。一些人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基层单位把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不了了之”上，结果往往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政令繁多，无所适从。一个厅局级单位，一年要发一二千个文件，前令未行，后令又至，搬文山、赴会海成了各级官员的主要工作。一位县委书记的儿子问爸爸为什么天天开会，爸爸说：“工人天天做工，农民天天种地，干部天天开会”。这是一位县级领导的真实写照，也是无奈的自嘲。给人指一条路是向导，给人指一千条路是疯子。张书记说“挖”，李书记说“埋”，王书记说“重来”。天天有新思路等于没思路，届届有新规划等于乱规划，指示太多便成了瞎指挥。

3．官场明规则与潜规则相悖并行，且呈相互消长之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求真务实；公平公正，刚正不阿；……执政者的一切法律、政策都是明规则。

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官官相护，拍马奉承；受爵公堂，感恩私室；隐性世袭，近亲繁殖；上头要面子，下头要票子；装腔作势，假公济私；拓展权力，通常是用甲权争取乙权，再用甲、乙权争取丙权。继之用甲、乙、丙权共同争取丁权，收获的是部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潜规则与明规则此消彼长，时强时弱。明规则必须在“推行”中才能慢慢执行，潜规则具有自发性、主动性，禁止不力便会压倒明规则。

4．效率普遍低下。一是推诿扯皮。或因利益而从中作梗，或各取所需而执其一端，或相互顶牛僵持不下，或手续繁琐，卡住一环，误了一串。二是执政水平不高。遇事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果。或当断不断，使下级无所适从。三是政策棚架。用讲话落实讲话，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或走走过场，搞搞形式；或拖拖拉拉，不讲实效；或人浮于事，官多兵少，派活的多，干活的少；或马马虎虎，草率行事，敷衍塞责，不求实效，出了问题，互相推卸责任。

5．讲团结而忘原则。下级有矛盾，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大家只有掩盖失误、良莠不分、团结一心、共同对上、利益均沾、皆大欢喜（这也是窝案增多的原因）。

6．官德民风低下，已经动摇了政权根基。东汉末年的王符曾描写了当时的乱国之象：“奸臣肆心于上，乱化流行于下。君子载质而车驰，细民怀财而趋走。”（王符《潜夫论·爱日》）即奸佞之徒在上面为所欲为，腐败的风气在社会中泛滥。君子陪同作为保证人，带着礼品趋车奔走，百姓带着金钱钻门子、托关系。中国官民的“协调”成本可能是世界之最，不论干什么事，不跑心里不踏实。看一看滚滚车流和匆匆“君子”，想一想钻门子、  找熟人、拉关系的数量和消耗有多少，这些连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少见的现象，难道不能令人深思吗？

少数官员品格低下。饱食终日的懒官，左右逢源的滑官，无所作为的庸官，是非不明的昏官，表里不一的刁官，见钱眼开的贪官，专横跋扈的恶官，暴殄天物的败家官，以及不想事，少干事，见了领导吹两句的“好好官”等随处可见，致使：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欺上瞒下之徒横行官场；贿赂公行，谄谀日盛，虚浮之风迷漫朝野；有礼者有理，一些判官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台上信誓旦旦，台下胡作非为，政绩做秀司空见惯，走过场认认真真，搞形式轰轰烈烈，讲假话脸不变色心不跳，图虚名不怕国家受实害；还有刁滑之辈，话难听，脸难看，开口不是“明天”就是“等等看”；更有官中之盗，粉饰高呼，内贪外廉，黑白通吃；或官商勾结、官商一体，把权力转化为金钱；或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或收钱财，不消灾，还美其名曰“贪赃不枉法”。

7．权力的运作模式不合理。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检查者，三位一体的运作机构，使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凡是“严格审批程序”，无不演化为“雁过拔毛”。过一次手，扒一层皮，“顺手牵羊”已蔚然成风。权力在流转中变异，资金在转移中流失。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政府自己乱自己。甚至前门治乱，后门披着“法制”的外衣又出现。乱收费的另一层原因是只让干事，不拨经费。让巧妇做无米之炊，逼得巧妇“卖春”。还有的设好圈套，诱其违规，然后罚款。审批事无巨细，条条框框乱如缠丝，多如牛毛，认真执行则一事无成。干大事多有大罪，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怪病。近几年来，似乎一直在进行机构改革和简政放权，但部门权利就像九头鸟一样，你砍掉一个，它再生一个，甚至愈砍愈多。相当一部分掌权者总是口放心不放，虚放实不放，明放暗不放，上放下不放，你放我不放。表面上年年改，实质上打转转。故清理审批事项，拆庙去神、改变运作模式的机构改革和“严法宽政，经济自由”的取向，应作为一场革命来进行。

8．痼疾必须根治。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公款奢侈症”、“当官吹牛症”、“做事浮躁症”、“效率低下症”、“失职渎职症”、“繁文缛节症”、“近亲繁殖症”等，这些顽疾沉疴，严重侵害着党政肌体。近几年由于改革的趋利性以及改革的不彻底、不规范，使一些左右改革的利益团体、部分官员上下其手，左右逢源，成为营私舞弊的温床。回顾二十多年来反走后门→反不正之风→反腐败的“反”字三步曲，愈反愈重，积重难返，大案屡刷记录，贪官再创新高，这些阳光下的阴影，其成也非一日，其积也非一世，不改危殆，急改生变，宜渐进而不宜骤行，宜少而深，不宜多而轻。

改革的方向仍然不能动摇，即经济市场化，社会法制化，政治民主化，官员监督化。下级有大罪，上级有大失。这些沉疴痼疾的深层因素是体制性的、制度性的，如选拔干部时，公开竞争渠道不畅，暗中活动不止。只要有人拿着官帽，跑官要官就不可能根绝。故整顿吏治，不仅仅是撤几个官，而要通过改革，完善目前的选任制度。讲到改革，大家似乎都是改革派，但为什么总是改而不动呢，因各级官员身在其中，身受其益，多数采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行的态度。

伟大人物只能在搏击风浪中成长，一切艰难困苦都是造就天才和成就伟人的基石。当前时弊未革，正在迎取伟大政治家的光临。换言之，产生伟大政治家的时代已经成熟，谁能解决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谁就是又一个伟大人物。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稳住阵角”而修修补补，那么“乱了阵角”的可能性和一天天沉沦的风险将与日俱增。

五、时代变，治国方略必须变（第七章  第二节）

与时俱进，就必须把改革进行到底。现在改革一是利益向强势群体倾斜，二是改革的操作者上下其手，使改革变形。

治国方略不仅是宽严，还有由“人主”治国向“民主”治国过渡的问题。没有法制约束的民主治国，其最大风险是国家失控，解决失控又需要强权，形成民主——分裂（派系矛盾、混乱、无序）——强权的三段式。一些野心家往往在民主的大旗下，采取取悦人民的空口承诺，以蛊惑起家，以专制告终，大民主演变为大独裁，这就是“第三世界”中所谓民主的苦果。但民主治国在法制的约束下，应该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模式。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可以救中国；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它可以使中国人民站起来；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是因为它可以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我们都可以学习和坚持。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例子，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师夷之长以制夷”呢？师夷之长不仅在经济领域，也应当包括政治领域。不要一讲民主，就想到“西化”，马克思、列宁都是西方人，不论“东”“西”，只要对治理国家有利，都可以试，切莫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打上阶级的烙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很怕共产党的“赤化”，可毛泽东从来不害怕国民党的“白化”，因为真理在共产党一边。如果我们今天的制度被“西化”的可能性越大，说明我们的制度改革越必要、越紧迫。目前我国只采取了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似乎没有了“民主治国”的风险，但法有良法，又有恶法，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持统治地位而立法，就无法逃脱只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烙印。这种法律往往可以体面地、有效地保护政治、经济寡头们的利益。不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如何，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不可或缺，法如网，再细也有孔，故法繁细，不仅违法者众多，而且使法令难行，还会助长寻找法律空子，产生伪诈诡辩。德如水，无孔不入，德治则民风淳朴而高雅，犯罪者少。但水柔韧，仅靠德治则强暴难除，德治法治，相得益彰。

天下大事，最误因循守旧，不改前人之法，则难成新业。刘邦西入咸阳，“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去秦法……”由于人民久苦秦朝苛政，刘邦宽大为怀，“约法三章”天下大治。而孔明入蜀则严刑峻法，是因刘璋昏暗，失之于宽，“文法（这里是指公文、法典）羁縻（牵制），相互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蜀地人士，专权而自私，君臣之道，逐渐废弛。诸葛亮认为：“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只有“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诸葛亮《答法正书》）。“弛世用重典”，汉末乱世，其法应严。三国魏之谋臣郭嘉分析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其中有“绍以宽济，公（曹操）以猛纠”。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措施）变”。“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韩非子《五蠹》）“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董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霸，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趣同而世异也。”（见《诸葛亮集》47页《论让夺》）古人的这些论述，今天读来仍有受益，看似相同的措施，英明者使国家振兴，愚弱者使国家衰败。任何口号或决策，当提出时，多是利大于弊，但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些口号、决策则会变得弊大于利。在对改革开放没有形成共识时，“不争论”是明智的，当形成了改革洪流，而对各种改革建议、方案如果不争论，稀里糊涂搞改革，则是不明智的；在改革方向已明，而道路不清晰时，“摸着石头过河”是策略的，而今改革已有二十多年，再不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摸石头”则是不策略的。任何一种制度、体制、机制，都有成长、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到一定时期，不小变必然酿成大变，不改革必然引起革命。清朝末年，赶走了康有为，来了个孙中山。慈禧太后诛杀六君子，大清王朝烟飞灰灭。日本天皇支持维新，至今子孙安享荣康。面对积弊，决非一改就灵，当坏政府改革的时候，往往会引来革命，加速政权的灭亡。例如法国的路易十六进行的财政改革，不仅没有拯救没落王朝，反而使路易十六走上了断头台。当一个好的政府存在严重弊端的时候，“不改革死路一条”，因为政府运作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是自发的，进是艰难的，强势集团总是从利益出发，不断剥夺人民，从而使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坏。你要干部年轻化吗？他就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大换血；你要干部知识化吗？他就让那些没有从政经验的白面书生一步登天；你要搞宏观调控吗？他就官商勾结；你要放权企业吗？他们就把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财产；你要捐资助学吗？他就以学生为人质对家长进行敲诈勒索。不变不行，不改不成，要以小变防大变，以改革防革命。只有改革得当，才能逐步使人民摆脱苦难，让社会一天天和谐。改革会有成功或失败两种后果，同为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苏联改革而衰亡，中国改革而兴盛，此目标相近而策略异也。西方选举体现民主，曹锟选举体现金钱，蒋介石选举体现霸道，此形式相近而内容异也。改革的失败往往不是改革意图过错，而是改革操作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断地层层歪曲改革内容，或干脆终止改革，以使自己在改革中最大限度的获利或减少损失。可是一旦要进行“宏观调控”时或进行“必要的市场干预”时，这些人便从冬眠中迅速觉醒，大展手脚。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久改不动，恐怕与当权者不愿丧失既得利益有关。如果硬是不改，即不去掉体内的毒瘤，我们的生命将受到威胁。人民正期盼着这场改革不走过场，少一点嘴上功夫，多一点实质内容。

对前任领导人要有继承，有发展，并在继承中发展，如邓小平对毛泽东。有的人不懂得这一道理，在毛泽东主席去世后搞两个“凡是”，只继承不发展，走不通。继承伟人的遗志而不创新，就只能把历史的财富变成包袱，就只能在伟人的阴影中徘徊。邓就主张解放思想，而且认为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不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抛弃计划经济，中国仍然积贫积弱，邓也不会成为历史的巨人。“与时俱进”，也是要求我们要从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一切事物都在变，只有“变化”不变。英明者知变先变，明白者见变随变，愚笨者已变不知变，还在哪里责骂变。阴极则阳生，阳以革阴；阳极则阴生，阴以革阳。天道变化，温暑凉寒成也；人道变化，兴衰成败俱也。在变化之中，又有相对稳定的不变。如法律不守则乱，长守则悖时事而荒谬，乱与谬都不能长治久安。故立法则守之，法久而谬则变之，守法与变法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人情安于守常，难于创新。守常之人多得虚荣，创新之人多遭非议。凡是有志于改革创新的人，必须有承担责骂的心理准备。当改革取得成功后，一切责骂的对象则成了赞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