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联在线 网贷之家:晚清官制改革中慈禧反对袁世凯废除军机处

[导读]1905年年底，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8月回到北京，提出了师法日本、实行立宪的主张。依袁世凯的主张，改革先要从官制入手，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慈禧担心废军机处使大权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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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欲借拟定官制改革方案之机，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遭强烈反对。慈禧太后担心大权旁落，颁布的新官制中保留了军机处“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
1905年年底，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8月回到北京，提出了师法日本、实行立宪的主张。
朝廷内部围绕立宪的争论
五大臣如此明确而又急切的态度引起一些文武官员的疑虑，他们或是大谈立宪有妨君主大权，或者宣扬立宪有利于汉人而不利于满人。即便是张之洞此时也变得犹豫起来，他是赞成变法的，但这时是不是就到了宣布立宪的时候，他还吃不准，尤其吃不准朝廷的态度。五大臣之一的载泽见此非常愤怒，立即上了一份奏折，一一对反对者的言论进行反驳，其中说到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也许就是这三句话深深打动了慈禧，使她对立宪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识和决心。
1906年8月25日，慈禧命将考察政治大臣的条陈交军机大臣、会议政务处大臣和参预政务处大臣阅看。28日讨论。讨论很是激烈，态度鲜明赞成立宪的是军机大臣奕劻、徐世昌、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等人，他们认为立宪符合民意，应从速立宪；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荣庆、铁良明确反对立宪，理由无非是：立宪容易引起骚乱；立宪会使执政者无权，坏人得以栖息其间。老谋深算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则提出了一个中立的观点：中外情势不同，应定为预备立宪，而不是立即实行。这一观点得到政务处大臣张百熙的认同，认为中国应通过预备立宪，提高国民程度。
争论实际是提出了立即立宪、反对立宪、预备立宪三种主张，显然，赞成立宪的是大多数。对慈禧来说，“立即立宪”的步子似乎迈得太快，难以接受；最可行的是“预备立宪”，既可表明立宪的态度，缓和国内要求立宪的压力，又可有所缓冲和准备。正是在这种心境下，9月1日，朝廷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表示要仿行宪政，“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同时也定下了立宪的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清政府的改革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袁世凯欲借官制改革废军机处
在清末这一场变革中，袁世凯扮演了重要角色。
慈禧对袁世凯有深刻印象是戊戌政变时袁的告密。由于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与维新派有过联系，所以她和一些亲贵一样，对袁世凯并无好感，认为袁“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倒是荣禄出来声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为袁担了保。庚子事变后，袁世凯通过交涉，使外国军队很快撤出了天津和大沽口。这使慈禧打消了对袁的顾虑，她曾高兴地对左右的太监们说：“想不到庚子那年的事，我闯了大乱子，但因此机会，我能提拔出两个忠臣来，一个是岑春煊，一个是袁世凯。英雄出少年，岑三在南方替我平定广东、广西的乱事；袁四在北方替我对付外国人，保守北京、天津。他们年纪都很轻，着实能干点事。二十年之内，我可以高枕无忧了。”这话传到袁世凯耳中，心中好不快活。不过他也深深知道，老佛爷经常是喜怒无常的，要一步步向上爬，还必须牢牢依靠老佛爷身旁的权势。
当时慈禧所倚赖者，先是荣禄，荣禄死后是奕劻。袁世凯对他们，用尽讨好贿赂之能事。尤其是庚子事变后，荣禄体弱多病，常常难以到军机处入值。这时又传来庆亲王奕劻将入军机的消息，袁世凯马上派人给庆亲王送去银十万两，就此取得奕劻的欢心。此后，凡是庆亲王府婚娶生日等一切庆典活动，袁世凯都会送上银两，还与奕劻的儿子载振结成兄弟交。庆亲王本身就是一个无能和贪心的人，政治上没有一点主张，所以只能依赖袁世凯。
袁世凯势力的迅速扩大，除了依赖慈禧和朝廷中的权势以外，还得益于天津小站练兵。他从1895年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到1905年，就训练成了一支包括六个镇、六万余兵力的新式军队，奠定了北洋军的班底。1901年就任直隶总督后，他积极办警察、办实业、兴学堂，很快名声大噪。1903年，清政府建立练兵处，奕劻是总理大臣，袁为会办大臣。袁以直隶总督身份参与朝政，势力更是炙手可热。他自己也是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时人高树《金銮锁记》中记叙袁世凯到颐和园接受慈禧召见的情况：卫士们皆以黄布裹头至脚，画以虎豹头和虎皮斑纹，个个如虎如熊。王公大臣的马车纷纷避让，那些宫监们也避在一旁呆立观看，甚至有将袁与西晋末年的权臣桓温相比的。可以想见，正是袁的这种权势，为自己树立了政敌。
依袁世凯的主张，改革先要从官制入手，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他抬出庆亲王奕劻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大臣，虽然奕劻是正的，但实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袁世凯之所以热衷于撤军机，设责任内阁，除了看重权力以外，据胡思敬撰《大盗窃国记》分析，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即当时那拉氏已年过七十，衰病日增，深恐一旦那拉氏死去，光绪亲政修戊戌前怨，自己的首级将难保。所以希望设立新内阁，使天子不得有为。
但如何实现这一意图？袁世凯首先想到了出洋考察宪政刚刚回国的五大臣，因为他们的意见对清廷的决策是十分重要的。1906年8月6日，当五大臣到达天津时，袁亲自为他们设宴洗尘。直截了当地问：“此行劳苦，将何以报命？”五大臣不解其意，面面相觑。袁世凯拿出早已拟好的疏稿说：“我已考虑多时了，就按这个去办。”这哪里是商量，简直是命令。五大臣只好将折递上。出使考察宪政的戴鸿慈和端方另又上折请改官制。
在8月28日受命阅看考察政治大臣折件的诸大臣讨论会上，虽然意见不一，但多数也同意将改官制作为预备立宪的入手。这样，在1906年9月1日颁发的预备立宪上谕中，赫然写上了“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这一条。第二天，成立了编定官制局，成员中包括了载泽、荣庆、铁良、张百熙、戴鸿慈、徐世昌、袁世凯等十四人，另外令张之洞、端方等地方大吏派司道大员随同参议，最后确定由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接着以外务部公所为厘定官制局，由一批留日学生关起门来制定改革方案。本来在清廷的安排中，应由载泽主持官制改革工作。但是由于袁世凯在编制馆中安排了不少亲信，一切说帖都经其阅定。正是在他的掌控下，编制馆很快拿出了一个改革官制草案。
其要点就是：仿照立宪国先例，立法、行政、司法各有责任，不相统属。在国会未成立时，先在北京设立资政院，以代替立法机关；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以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预定采取三审制，将来在各省陆续设立地方及高等法院之后，所有民刑诉讼，皆归法院办理，行政官不得干涉。设立责任内阁，首领为国务总理大臣，各部设尚书一人，皆为国务大臣，重要行政，须经国务会议通过。裁撤军机处和原内阁，以军机大臣改国务总理大臣。此外还要裁撤吏部、礼部、翰林院、宗人府几个旧机构、合并工部、商部为农工商部，改户部为度支部，刑部改为法部，将兵部分为陆军与海军两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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