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野性的呼唤攻略:琉璃河商周遗址概述

琉璃河商周遗址概述雷少雨　　现今北京市所辖的各郊区县中，以房山区的地上文物和地下文物遗存最为丰富。其中琉璃河商周遗址就是很有名的一处，这处古代文化遗址位于琉璃河乡境内，距北京市区43公里，范围包括琉璃河乡北部的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整个遗址面积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大石河 (琉璃河)流经遗址的西侧与南侧，北侧是京石公路，京广铁路则从遗址的中部穿过。在遗块台地的断崖上，一些灰坑，灰层等古代遗迹清晰可见。　　这处古代文化遗址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正式发掘，经过十几年的考古实践，已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遗址内包含了居住址，­古城址和墓葬三区部分遗存。由于这三部分遗存同时存在于一个遗址内，时代又相同，这就决定了这处古代文化遗址的性质和重要性。通过对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的分析和研究，认定该处遗址应属商周二代的古文化遗存，至今已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　　在已发掘的居住址中，发现了当时人们居住过的房子，使用过的窖穴，以及属西周时期的遗物，包括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其中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在一些使用过的灰坑中，也发现过时代属于商代的陶器。　　古城址座落在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六十年代初期，北城墙有的地段，在地面上还留有一米多高的夯土城墙，后因平整土地，这些残留在地面上的城墙，已被夷为平地了。虽如此从远处望去，整个城址仍比周围的地面高出一米有余。昔日城内巍峨的宫殿，长短宽窄不等地街道，房屋，手工业作坊等的分布情况，目前尚不清楚，由于城内绝大部分地面被民房所占据，破坏严重，它们的遗迹也许很难重见天日了。　　经过钻探和发掘，得知北城墙和东西二面城墙的北半部，在地下尚保留了大部分墙基。其中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保存最好。北城墙全长329米，东西二面城墙保留的北段长约300米，南城墙及东西二面城墙的南段，由于破坏严重，长度不明。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发现有深2米多的护城壕沟。根据城的东北和西北两个城角的方位，以及已知的长度，推测城的平面应是方形或长方形。　　埋在地下的城墙，虽已属断壁残垣，但通过考古发掘，对它的修建方法，版筑技术，墙体结构，以及筑城时所用的工具等，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关于城墙的修建年代，由于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的墓葬以及属于西周时期的遗迹所打破，这就说明这座古城的修建年代，最迟不应晚于西周初期。对古城历史的认识，是和古代文献所载西周初期北京地区的历史情况，基本上是相一致的。　　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在现今北京城西南的茫茫原野上，还曾经存在过一座规模较大的城池。那么，它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当时占有它的是些什么人？通过对遗址的第三部分遗存——墓葬区的发掘，找到了确实可靠的答案。　　墓葬的钻探和发掘工作，是从1973年秋开始的。墓葬最集中的地区，是在遗址中部的黄土坡村。为工作方便，以穿过墓葬区的京广铁路为自然分界线，把分布在铁路以西的墓葬划为Ⅰ区，铁路以东的则划为Ⅱ区，到1986年冬为止，二区共发掘墓葬二百余座，车马坑近三十余座。　　按照墓葬规模的大小，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在墓葬Ⅰ区多中、小型墓，未见大型墓。Ⅱ区则大，中、小、型墓都有，但被盗掘的现象严重。墓葬的基本特征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四周一般有熟土二层台，坑底放置棺椁。大型墓往往在墓室一端还带有墓道。人骨保存情况，一般是小型墓较好，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屈肢葬较少见。另外，在墓葬Ⅰ区，在墓坑的填土中和墓底腰坑中，一般都有殉狗现象，而在Ⅱ区此种现象则少见。　　墓葬中的随葬器物，一般放在头前的棺椁间或二层台上，小型墓以陶器为主，大中型墓以青铜礼器为主，但被盗的墓，青铜礼器则少见，有的甚至被盗掘一空。　　发掘的三十余座车马坑，最少的埋二匹马，一辆车，最多的埋四十二匹马、十余辆车，有的光埋马未埋车。有的车马坑，还发现有埋人和狗的现象，一般较大的车马坑，都发观有铜的车马器。墓葬Ⅰ区的车马坑位置，是在墓主人之南，而Ⅱ区发现的车马坑位置则在墓主人之北。　　在整个墓区发现的大、中、小型墓，不论在其规模，随葬器物，以及葬具上都存着一定的差别，这种现象反应了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的不同，尤其是众多的小型墓与大、中型墓同埋在一个墓地里，说明它们与大、中型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发现的墓葬的形制，葬俗，及其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这些墓葬都具有明显的商周时期的特点，只是在年代的早晚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就是年代相近的墓，也存在着先后的区别。由于墓葬的时代与古城修建的时间相吻合，这就为古城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历史上对燕的封地众说不一的最后解决，提供了确实可信的实物依据。　　除墓葬与古城址在年代上的一致外，墓葬中发现的大量随葬器物。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玛瑙器、骨角器，以及原始青瓷器、漆器、蚌器、货贝等等，就其数量而言，光是青铜礼器就有百件之多，而且大都铸有铭文，如果加上其它质料的随葬品，全部出土器物已超过了万件。在众多的出土器物中，最能说明历史问题的是青铜礼器，及其器物上所铸的铭文，尤其是一些铸有“匽侯”铭文的青铜礼器，为确定古城址的性质和作用，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证据。除此而外，就其器物本身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对研究古代的铸造工艺，美术等方面内容，也有很高的价值，251号西周墓中出土的伯矩青铜鬲，通体饰满了浮雕的牛头形花纹，造形别致，精巧华丽，纹饰生动，铸造精细，在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上，都具有很高的水平，是青铜礼器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这件器物在盖内和口沿上都铸有内容相同的铭文，记述了伯矩受到匽侯赏赐的情况。还有253号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堇鼎，造型浑厚宏伟，纹饰古朴刚劲，给人一种庄重肃穆之感。通高62厘米，口径48厘米，重41.5公斤。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礼器中最大的一件。器内壁口沿下铸有铭文26字，记述堇奉匽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贡献食物，而受到太保(召公奭)的赏赐情况，铭文所记正好与文献上所载召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燕侯，而“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一事相印证，同时也反映出了燕国与周王室的关系。在一些青铜礼器中，铭文中有明确记载人的名字和事迹的，就有十余件，大都是大中型墓里发现的，说明这些人是匽侯手下的有力人物，并得到过匽侯的赏赐和恩宠，所以才纷纷作器，以示怀念。因此，联系到一些铸有铭文，尤其是铸有“匽侯”铭的青铜礼器的发现，可知分布在黄土坡村周围的这批墓葬，应是燕侯家族很重要的一处墓地。而墓地中的一些大型墓，可能就是燕国的某一代侯王。死后埋于此，那么他们生前所居之地，就应是墓地西侧的古城，是古城的实际占有者。从墓葬及其大量的出土器物以及古城址的存在，再加上遗址本身的范围来分析，可知在三千年以前，以古城址为中心的这一带地区，绝非是一般性的村落，应有过它的一段辉煌的历史。结合文献进行研究，可以肯定，三千年前这里应是西周初期燕国的封地，是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古城就应是燕国的都城。这样，由于考古的实践，从而解决了自汉代以来对燕的封地所论不一的争论。同时，也证明了《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是可靠的。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发掘，是建国以来，北京地区考古工作中一项重大的收获，在全国同类遗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对北京古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周初燕国历史的研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鉴于此，1979年将琉璃河商周遗址公布为北京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该遗址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北京地区文物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人们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提高，琉璃河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的价值和作用，将会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这里将是人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