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童话作品:中共“密使一号”【图文】 - 青花瓷的日志 - 网易博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18:37:09
中共“密使一号”【图文】

吴石
前面的话:
《潜伏》热播后,许多粉丝认为余则成的原型就是吴石,并在网上列举了两者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长相相似。孙红雷饰演的余则成与吴石均带着眼镜,斯文,相貌到气质均十分相似。
其次,两人为我党从事情报活动的历史时期吻合。《潜伏》的历史背景是抗战胜利至解放战争期间,而吴石将军也正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开始与我党联系,并提供重要情报。
其三,都与我党著名的情报人员“龙潭三杰”有联系。余则成在赴天津“上任”前,来到冀中根据地,受到李克农同志的亲自指导和教诲,而历史上,吴石与李克农曾有直接联系。
其四,1949年后都在台湾继续潜伏,且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余则成随溃败的国民党政府一起前往台湾,而吴石将军在大陆解放前夕,按我党指示携妻儿赴台,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最后,他们在台湾的合作伙伴同为女性。在台湾帮助余则成的是女共产党员晚秋,而在台湾与吴石联系的也是一名女地下党员。
尽管余则成与吴石有不少相似处,但也有不少网友指出,两人的职位及人生背景相差甚远。吴石去台前已为中将军衔,去台后官居“国防部参谋次长”,属于高官级别,此外,他还有留学日本背景,还参与了8年抗战。而余则成一直在军统工作,军衔只是中校,也没有留洋背景。
事实上,余则成是当时我党许多地下工作者的集中化身。
地下工作者,也被敌对方叫做间谍、特务。有时候自己人也“戏称”他们为“特务”,如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中共情报史上的“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他们身负重任、忍辱负重,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和所处的位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人抵得上千军万马。但这个工作不是常人所能担承的,他们呈现的也是“非常人生”,或“隐姓埋名”,甚或“事泄身亡”。
6月10日,是震惊国共两党高层的“密使一号”吴石将军就义59周年,仅根据有关历史资料汇集此文,悼念吴石烈士!
“密使一号”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毛主席赞“密使一号”的诗文。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这是“密使一号”奔赴刑场时吟诵的一首诗。
“密使一号”是谁?
他叫吴石,是台湾“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1950年6月10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吴石就义时的情景
当时对国共两党来说,“吴石案”是一桩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除有限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1973年,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吴石,字虞薰,1895年生于福建闽侯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吴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学生军。此后,他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和张治中、白崇禧为校友。1929年,吴石以保定军校“状元”的身份,东渡日本留学。留日归来后,他在陆军大学任教多年,是军界公认的“日本通”。
解放战争期间,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当时,他担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指示地下党员吴仲禧,设法通过与吴石的老乡关系,在国防部谋取一个职务。经吴石帮忙,吴仲禧很快被委任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要到徐州前线去“视察”。吴石对他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你可以去找他。”几天后,吴仲禧来到徐州,李树正亲自接待了吴仲禧,还带他到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见地图上详细标明了敌我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当即用脑子默记,并说:“今天不早了,等有空还想看看,以便回国防部好汇报。”李树正满口答应。第二天,李树正派参谋带吴仲禧再去机要室,吴仲禧趁机把主要的部署用笔记了下来。
到南京后,吴仲禧并未回国防部,而是直奔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作了汇报。
1949年5月,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在上任之前,他专程到香港和中共地下党联系工作。吴仲禧代表组织告诉他,已经介绍谢筱迩同志与他联系,有什么重要材料都可交给他。吴石回福州后,与谢筱迩秘密见面。谢向吴石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此后,谢便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重要情报。有一次,毛主席来电询问,请吴石再核实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吴石知道他送的情报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很是高兴。
1949年7月,吴石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最后一次和吴仲禧见面,告诉对方,他即将调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
“虞薰兄,这太危险了!你不去不行吗?”吴仲禧担忧地说。
“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得了什么?”吴石说,“组织上给我的联络代号是‘密使一号’。为了避免蒋介石怀疑,除了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留在大陆外,夫人王璧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女都随我一同去台。”
1949年12月初的一天,吴石穿着整齐的中将军服,在台北寓所的书房里接待一位穿着漂亮旗袍的中年女人。对方从身上取出一封信交给吴石。吴石看后,说:“哦,朱枫女士!”他再看落款“刘栋平”的署名时,心中顿时明白,她就是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
“哎,朱小姐,你是什么时候来台的,现住在什么地方?”
“好几天了。”朱枫说,“不久前,我女儿女婿写信要我来玩,现住在我女婿王昌诚家。”
朱枫,原名朱贻荫,后改名朱湛之。
来台湾前,她在上海接受秘密使命,布置任务的是舒同、刘栋平。舒同是内定的“台湾省委书记”,刘栋平是一位老练的地下党员,与吴石有联系。
舒同说:“现在中央对解放台湾的工作抓得很紧,只有通过我们的‘密使一号’吴石,才能获得准确的情报。这就要有人赴台亲取,我们认为只有朱枫同志最合适。”
“关于和‘密使一号’联系的问题,吴石赴台前,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给他。”刘栋平递给朱枫一张小纸条。
“你到台湾后,还要和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舒同说,“台湾工委的负责人是蔡孝干,代号‘老郑’。你与‘老郑’和‘密使一号’只能分别单独见面。”
听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朱枫慎重藏好情报,三天后,在基隆港码头,她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的张大副手中。这批情报,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亲自送到北京,直接交到毛泽东手中。
朱枫随后又约见“老郑”蔡孝干。
在此后的40多天中,她分别和吴石、蔡孝干多次见面,又获得几批情报,都交张大副安全带走。
恰在这时,情况突变!
台工委委员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了蔡孝干。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也被捕叛变。
吴石派交际科长聂羲紧急约见朱枫,说:“‘老郑’被捕叛变,情况万分紧急,你必须立即转移!”他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便以探病为名,于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敌人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的名字,立即扑向吴石寓所,很快从吴宅中搜出他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蒋介石当即下令:立即逮捕吴石、朱枫!
于是吴石被捕,朱枫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老部下、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50年6月10日,聂曦,吴石(低首写遗嘱者),朱谌之,陈宝仓(由右至左)聆听死刑判决,随后五花大绑,押赴刑场。
1950年6月10日,他们4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时年45岁。吴石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他还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葬岗子上。这一案件当时震动了台湾岛。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还在“文革”时期,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1993年2月,王碧奎女士在美国洛杉矶逝世。1994年,吴石小女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吴石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国家有关部门遵照二位故人的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葬于北京福田公墓的吴石夫妇墓
1994年安放吴石遗骨的碑文中并未明言其彪炳中共情报事业的功绩。碑文曰:
“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洲,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学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于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五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罗青长为吴石烈士题词
附记:台北马场町
马场町位于台北的郊外,最早是个赛马的地方。 蒋介石占领台湾后,把马场町变成了刑场。在五十年代初的白色恐怖期间,大批的共产党人士,及亲共产党的‘左派’青年被枪杀在这里。五十年后,这些死去的终于得到了昭雪。
2000年,台北市市政府把这里建为马场町纪念公园。并刻了这个石碑。碑文写着:
一九五〇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和瞻仰。
中华民国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2005年,当时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曾到此,为死者和死者的家属鞠躬谢罪。
离石碑不远,就是刑场土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