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ts人妖种子:林达：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

林达：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

　　原编者按：最近的两则消息牵动了全球的神经：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大规模骚乱，反对派占领总统府并组建了临时政府，原总统巴基耶夫逃往国外；在泰国，军队在驱散红衫军时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死伤800多人，4月7日曼谷及周边地区实施了紧急状态法，泰国刑事法院随即于8日批准逮捕了红衫军的7名领袖，局势骤然恶化。

　　很明显，吉尔吉斯斯坦和泰国的政治民主既不成熟也不彻底，同许多拉美和非洲的国家一样，民主的契约精神经常被有权力欲的野心家轻易击碎。由独裁专制走向民主法制更是一条充满荆棘的不平之路，在这条路上，西班牙走出了一条成功辙迹。从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中我们看到，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一步步历程中，民智的启蒙、神圣的契约、伟大的妥协缺一不可，而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关键人物也留给了后世一张几乎完美的答卷。对于那些面临民主转型的国家来说，对于那些畸型的“民主”制国家来说，西班牙的历史值得借鉴、发人深思。

　　上篇：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36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了。在长达三年的西班牙内战于1939年结束后，佛朗哥推翻共和政府，自任国家元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立长枪党为唯一合法政党，颁布“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的法令，大权独揽，所有军政要员甚至主教都由他任命。当他的死讯传开，全西班牙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憧憬着一个民主开明的政府，一个包容开放的国家。

　　国际上普遍认为，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是中国的一个新起点，时光回溯90年，1929年的西班牙世博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起点。那还是在西班牙内战前的最后一个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治下。要是对比以后发生的共和、内战和佛朗哥独裁统治，阿方索十三世治下的西班牙，绝不是最糟糕的状况。用现在的词语来说就是，那个时候西班牙的各项综合指标，其实已经相当不错。可惜的是，这一点不是一条道路的开端，而是一个十字路口的正中，这也很像抗战前的中国。

　　路口的左右有了两个选择。左边是苏联的榜样，右边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榜样，当西班牙走到这个路口，左右两边开始劝说争取它，争取西班牙走向它们的一边。其实西班牙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在这条道路的前端，有着民主法治制度的榜样。可是让西班牙当时做出这个选择吗？门也没有，它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火候，历史进步的道路是一步步走来，一个没长大的小孩儿，怎么可能拖进成人的行列中。

　　佛朗哥借助右边的德意，打跑了左边的一方，他却又没有跟着右翼走，而是站定在那个十字路口。佛朗哥的决定是后退。佛朗哥要把西班牙退到封建的过去，稳定下来，再重新以非常缓慢而谨慎的步子往前走。

　　从内战后期开始西班牙就在佛朗哥掌控之下。佛朗哥宣称的起事目标，是要恢复“旧西班牙”。他要恢复原君主体制，但是在平定局势以后，他并没有把权力交给被第二共和废黜的阿方索十三世。两年后的1941年，阿方索十三世去世。这时，佛朗哥也没有把权力交给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唐·胡安，而是留在了自己手里。

　　佛朗哥是一个军事统帅出身的人，他的最忠实追随者是军队将领们。西班牙军队庞大，却装备陈旧。佛朗哥也从来没有希特勒般的野心。至于保卫国家，他知道，在“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下，并不需要他领兵保卫西班牙，他只要镇住西班牙内部就可以了。

　　佛朗哥在内战以后，把西班牙右翼的政治思潮全部归并起来，起了一个名字，叫“民族运动”，包括了天主教神职人员、保王派、军人、长枪党人、技术官僚等等。佛朗哥利用自己的威望，强迫他们都归入“运动”，成为一个大家族。这个大杂烩不能说是一个政党，因为它太杂了一点，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纲领，这一点佛朗哥并不在乎，他自己就不是一个讲究政治纲领的人，谁也说不清佛朗哥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可是“运动”又是西班牙唯一合法的“政党”。在佛朗哥时期，“运动”之外，任何政党都是非法的。

　　佛朗哥像所有现代独裁者一样，他维护稳定统治的方式，主要是不让任何异己有组织起来的机会，绝对禁止反对党的存在。“运动”系统以外，一切有政治诉求的组织形式都萎缩甚至消灭了。工会只是“运动”之下单一垂直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都是如此。

　　专制的坚冰在融化

　　倒退之后的西班牙却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似乎在寻求一个重新起步的契机。

　　在“二战”之后，西班牙被联合国的决议围困，可是它几乎一天也没有自我封闭过。西班牙天生是一个旅游胜地。1931年，它一年的外国游客是二十万，到了战后的1951年，外国游客不仅没有减少，还翻了一番，一年五十万，并且在飞速增加。在1964年，一年的外国游客是一千五百万，相当于大半个西班牙的人口，1978年的外国游客是三千九百万，相当于整个西班牙的总人口。如此之多的国际旅客和西班牙人密切接触，对西班牙人必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全方位的影响。

　　西班牙开放旅游的条件是一回事，选择是否开放是另一回事。关键是佛朗哥必须作一个决策，让不让外国人随意进来。国门开放可以给贫穷的西班牙带来生机，也可能给佛朗哥的制度带来冲击。佛朗哥还是选择了开放。

　　战后的西班牙被排斥在世界之外，一度非常贫困，佛朗哥也听凭百姓外出移民。从1959年到1963年，四年之间有将近四十五万西班牙人移居国外，其中一半去了南美。南美成了贫困的西班牙人的一条出路。之后，移民的人数仍然在剧增。在整个佛朗哥时代，有几百万西班牙人生活在国外，成为侨民。仅在1974年一年，他们就带回西班牙七亿美元。大量的人口进出和交流，必然推动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进步，让它呼吸外部世界的新鲜空气。

　　佛朗哥没有自己激进的社会改造的理想，他要回到一个秩序井然的旧西班牙。因此，他几乎像是一个独裁的国王，只要不触及他的统治，他并不想以全新的理论，改造民间社会本身。那是一个自然发展中的、民间结构没有被破坏的社会。那是西班牙走向未来的基础。

　　西班牙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回到国际社会。1953年，西班牙开始获得美国和法国的援助，1955年返回联合国和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古老的西班牙，开始了返回欧洲的艰难跋涉。

　　20世纪60年代，在外国资金的帮助下，西班牙开始经济起飞。对报刊的检查开始放松，批评言论多起来，社会活泛起来。

　　不论佛朗哥政治上如何落后，他都能从传统思维出发，基本上顺应传统的经济体系，因此在经济上，始终是开放的。非常有意思的是，佛朗哥并不因为“二战”之后，国际社会把他划入法西斯、对他关上大门，他就心生嫉恨，和世界作对。他只是耐心等待，抓住一切机会回到国际主流社会之中。西班牙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是“落后”和“先进”的关系，却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就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过去，而它们则是西班牙的未来。所以，它们之间很快走近，是一点不奇怪的事情。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发展，西班牙工业和旅游业都发达起来，社会自然随之发生变化。大量无地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城市扩大。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必然产生了一个技术官僚阶层。这个阶层希望加速改革，希望西班牙在政治上也向欧洲靠拢，而佛朗哥不得不容纳这些技术官僚。

　　教会成了推动民主的进步力量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个宗教组织、一种思想、一个政党、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形态等等，都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生、发展和变化。可能，它的糟粕被时光的流水冲走，金沙留下来；可能，它没有站得住脚的内涵，以致完全被时间销蚀，踪影不见；可能，它在顺应着变化，也在锤炼和改变自己，浴火重生。

　　历经两千年漫漫生存的天主教，刚刚在教皇保罗二世去世的时候，让全世界人看到了它在现代社会奇迹般的生命力。两千年，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宗教信仰仍然能够在如此众多的现代人心中安然存在。认定信徒们是愚蠢的人，很难说自己就是聪明的。

　　还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右翼滥杀俘虏的行为，就受到过一些教会的谴责。从政治层面来看，右翼胜利对教会的生存有利，但是对他们来说，残酷行为违背了神的旨意。善的宗教精神沉淀下来，推动教会改革，这是他们生存下来的理由。因此，当西班牙社会逐步向着开明、更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一个同样在感悟上帝、在反省中进步的教会，站在支持社会进步的一面，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们理应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专制者的附庸。

　　一个过于长久的独裁政府，假如不积极寻求转变，那么对立的极端派，地下活动、革命，等等，迟迟早早会重新冒出来。社会不可能停滞不前。佛朗哥政权的建立使西班牙又站到一个新起点，仍然面临如何前行的问题。维持了一段内战后的“团结”景象以后，随着时代演进，对西班牙社会应该如何相应进步，佛朗哥手下的大阵营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形成不同派别。佛朗哥的统治却必须依靠所有这些派别，他的办法就是在几派之间平衡，不让任何一派坐大。

　　改革先从媒体开始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在经济上有了本质的变化，政治上仍然是和世界相对脱节。它的制度显然落后于它的经济发展。在这个时候，西班牙仍然是危险的。因为它的制度落后，就必然面临变革，也就再次面临难题：如何既推动演进，又不重蹈覆辙再走极端。1969年，佛朗哥做了两个重大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1969年7月22日，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为未来的西班牙国王。

　　佛朗哥选中了唐·胡安的儿子，三十岁的胡安·卡洛斯。胡安·卡洛斯在1938年出生于意大利。1948年他父亲请求佛朗哥，让他在西班牙接受教育，获得准许。胡安·卡洛斯是在佛朗哥的严密看管下，完成了一个欧洲国王应该接受的全部西方教育，甚至包括在陆海空三军中的服役。

　　佛朗哥的第二个决定是：把大权交给了他自己选定的一个接班人布兰哥，自己退居二线，只偶尔在危机时刻出来掌舵。

　　布兰哥主事期间，体制内的改革呼声一点点地产生了。改革派官员首先希望改善西班牙的对外形象，让它变得能够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0年，西班牙的一百三十一个温和反对派，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趁着西德外交部长的来访，发表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公开信，指出西班牙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差距，呼吁人权和基本政治权利。

　　体制内出现的改革派人物，有一个很出名的官员，叫佛拉加。佛拉加担任西班牙的新闻和旅游部长。他在1966年主持通过了新闻法，这个立法结束了出版物的预先检查制度。尽管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但是这个立法使得很多报纸在七十年代可以发表对佛朗哥政权的批评文章。

　　八十岁的佛朗哥默许了这些改革。

　　佛朗哥和共产党都在变化

　　1969年宣布王储的同时，西班牙试图通过一个“结社法”。佛朗哥也希望能够显示西班牙有政治结社自由。可是法案一提出，就给改得面目全非。政治结社仍然限制重重：必须至少有二万五千个成员，而且不管大小，都要得到“运动”的全国委员会批准，还都不能参与竞选。根据这个结社法案，西班牙大众的结社，仍然是在“运动”的框架之内。西班牙搞这个法案，说明它想在世界面前显得漂亮点，它知道自由是“方向”。同时，它对政党的恐惧一如既往。

　　反对党不允许存在，并不等于不存在。从内战结束到五十年代，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在国外，却不断派人回来，发展组织，实行游击战。这种方式被事实证明不可能成功。一批批潜入的共产党员都被逮捕监禁，中央到后来已经不再派人回去自投罗网。事实上，十月革命的方式已经不现实了。

　　有意思的是，佛朗哥和共产党都在变化。

　　1956年，在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全会上，通过了“民族和解政策”，决定“用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地下武装斗争，来取代佛朗哥政权。

　　流亡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卡利约说，要和所有人一起，包括中产阶级、教会，甚至武装部队，来实现民族和解，结成同盟，反对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西班牙共产党在声明中赞扬“中间阶层”，特别是“非垄断的资产阶级”，他们愿意和内战时期的宿敌西班牙天主教会和解。此后，共产党和天主教会的异见者结合，弥补了以往的鸿沟。共产党是改革派中的左翼，可是，他们只能处于流亡或地下状态。

　　七十年代，佛朗哥看着西班牙从内战之后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之变化，很是感慨。一个古老民族步履艰难，走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世界是在变化的，认识是在变化的，人也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多么容易看到自己的变化，而不能相信他人的变化。

　　人生和世界，都如一个棋局，死棋还是活棋，有时候就在自己手里。

　　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西班牙独特的艰难。在佛朗哥后期的西班牙，如若只有政治改革的问题，则形势会简单得多。最火烧眉毛的，是独立运动很快走向极端。首当其冲的就是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分子。

　　北方的巴斯克，是一个很特别的地区。巴斯克民族主义的独立诉求，不仅和共产党等左翼力量汇流，也得到当地天主教会的支持。巴斯克在佛朗哥统治下被严厉压制，佛朗哥不仅禁了他们的旗帜，还禁了他们的语言，结果是恶性循环，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越没有表达和活动的余地，就越是只能诉诸暴力行动，镇压也就更残酷。1970年的前九个月，西班牙政府审判的政治犯高达一千一百零一人，很多是巴斯克民族主义者。9月18日，佛朗哥出席圣塞巴斯蒂安的公开活动，一个巴斯克人当场自焚抗议。当他重度烧伤被送走的时候，佛朗哥神色不动。但是，这一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国际社会开始重视巴斯克民族的处境。

　　西班牙开始变革的一刻，它的富裕地区的区域独立运动就风起云涌。反佛朗哥的专制独裁和独立运动纠缠在一起。这样的势头越冲，政府越不敢在司法领域改革。统治者仔细数数手里的“法宝”，只有利用所谓的“司法执法”作为镇压工具。西班牙长期对政治犯严刑峻法，监狱黑暗。这样更刺激了异议人士的反抗烈度，而其中又包括大量独立运动的参与者。

　　这是许多国家曾经遇到，正在遇到或者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况，就是区域独立和国家政权之间如何互动。任何一个国家遇到这一类状况，其实都是伤透脑筋的。例如，过去的英国和北爱尔兰地区，今天的俄国和车臣地区。在一个司法不公的社会，这种互动，更是非常容易步入恐怖活动和镇压无度的恶性循环之中。

　　刚刚出现改革趋势的西班牙，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区域独立混为一谈，极端分子甚至恐怖分子冲在最前头。知识分子也厕身在混杂的诉求之中。

　　这种反对派力量的增长，佐以分裂诉求甚至恐怖活动，自然又刺激体制内守旧派和极端派的反弹，反而使得体制内的改革派很难有所作为。军队里的保守派军官写信，表示抗议外国干涉内政。政府还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民众示威支持佛朗哥。政府用汽车把民众送到集会地点，而且发放报酬，还有免费午餐。当政治两极的对立延伸到民众层面的时候，不由让人想起第二共和时期和随之而来的内战。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走的那一步。

　　寻找不流血的转型道路

　　以后的几年，西班牙就不断处于这一类的政治风波中。渐渐地，体制内外的温和改革派，都开始寻找一种不流血的转型道路。在学者和政治家中间，逐渐出现了一种想法，就是必须利用佛朗哥政权的宪法，来实现渐进的变革。也就是说，不再寻求破除现有政治结构，而是在体制框架下实现改革。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一批原先的保守派，都主张依据现行宪法，建立“高度进步”的民主制。

　　布兰哥当政的后佛朗哥时期，是一个强权开始明显变化的时刻。几乎是规律，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由于长久对异议的压制，现在只要出现松动的出口，就怕会引出井喷一样的反应。体制外没有合法的政党，也就没有体制内外对话的沟通渠道。最怕的是内外激进派的相互刺激，形成恶性循环。最佳的途径当然是内外温和派的合作。可是，这样的合作如果没有制度性渠道，就全靠双方的悟性，靠双方在几近不交流的状态下配合，这是何等困难而危险的事情。

　　1973年6月，佛朗哥正式宣布由布兰哥担任西班牙总统。

　　布兰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每个周日都准时经由同一条路线去教堂。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组织“埃塔”就在街道旁租了一个公寓，告诉房东他们是雕塑艺术家。“雕塑家”每天在里面叮当作响地敲打，谁也没有起疑。就这样，他们凿出一条通往街中心的地下隧道，在里面填满了炸药。布兰哥任总统半年之后，一个周日早晨，布兰哥的车队经过此地前往教堂，“埃塔”在隧道里安放的炸药，把布兰哥的汽车炸得飞到了邻近大楼的屋顶上。凶手安然逃脱，逃往葡萄牙。当天，政府原定审判十个工人委员会的成员非法结社罪，爆炸发生在法庭审判开始之前十分钟。

　　“埃塔”从此暗杀不断，成为西班牙最著名的恐怖组织，直至今天。

　　布兰哥被暗杀之后，佛朗哥在布兰哥的内阁里选了那瓦罗接替。

　　那瓦罗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铁腕人物。内战期间，他驻在西班牙南部海港城市马拉加，有“马拉加屠夫”之称。在布兰哥当政时期，他是管镇压的内务部长。可是，非常意外的是，那瓦罗其实也在寻求改革的路径。

　　在“左”与“右”之间的摇摆

　　然而，此刻的西班牙危机重重。

　　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政治上相对隔阂于外部世界，经济上却已经融入世界经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萧条，也一样影响西班牙。经济危机使西班牙物价上涨，失业增加，工人生活水平下降。经历经济起飞“大起”之后的“大落”，特别难以忍受。萧条为罢工火上浇油，也为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添薪加火。面对这种局面，任何改良措施都可能招致保守派首领们的反弹。那瓦罗只能艰难地在体制内外的改革呼声和保守派之间走钢丝。

　　那瓦罗上台不久，1974年2月12日，他发表公开讲话，推出一个谨慎的体制改革计划，叫做“开放”。这就是著名的“2·12精神”。在这个讲话中，那瓦罗提议，在现行秩序下，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让原来排斥在体制外的反对派，有可能被吸纳参与政治。改革设想看上去相当大胆，包括市长和地方官员由选举产生，而不是政府任命。允许自由结社，但是不允许组织政党。

　　可是，那瓦罗改革仍然受到佛朗哥的约束，他并不可以全部做主。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西班牙的旅游靠的是地中海的海滩魅力，旅游广告必然是海滩的情景。保守派老人们拿着旅游广告去向佛朗哥告状，把旅游广告和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对比，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花花公子》之类杂志是佛朗哥坚决要在西班牙禁止的，于是就下令各方面收紧。这种松松紧紧、左右摇摆，总是让外界吃不准，下一步会走哪个方向。时间一长，左右两翼都感到失望。那瓦罗夹在中间，可谓两边都不讨好。

　　那瓦罗2月12日讲话过后才几天，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的天主教主教发表讲话，支持巴斯克地区的民族文化自治。西班牙当局对文化自治依然紧张，因为后面很可能跟着的就是独立。总统那瓦罗把主教软禁起来，要把他驱逐出去，而主教表示拒绝出境，并且宣称他只听梵蒂冈教皇的命令。梵蒂冈教皇保罗六世，本来就讨厌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冷酷和固执，表示支持毕尔巴鄂主教。这事在西班牙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弄得政府非常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