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孤岛求生 规则:一个小人物在“文革”中的沉浮录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07:33:57
一个小人物在“文革”中的沉浮录 ----------怀念好友庞步云 作者：念驹老师
编者按：
在长达十年的疯狂岁月里，众生颠倒，颠倒众生是常态。人物不论大小，在劫者难逃。但毕竟大人物有国家关照着，会以历史结论，载入史册；小人物呢，即使冤沉海底也影响不了几个人。更不会影响大局。能纠正错误结论，给活路，就应该感恩戴德了。谁还有工夫去考虑小人物也有灵魂，也有思想感情，也想问个来龙去脉呢？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时隔40年后，一颗正直的知识分子良心，用他的笔来抚慰一位小人物正直善良的灵魂了！但愿这支笔，也能拯救那些伤害者扭曲的灵魂。
庞步云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是学校的一名勤杂工，按照对学校工作人员习惯上所说的“教职员工”的排序，属于末位的一群；按另一种排序----“师生员工”，他也属末位的一群。总之，即使在斯文扫地的十年动乱时期，身为“臭老九”的教师，在学校这个特殊环境里，至少在列举工作人员时仍然被排在首位----“教职员工”或“师生员工”，而“工”仍然在末位。其实这只是一种习惯的称呼方法，并未蕴含任何尊卑贵贱的意识。当然作为面对学生的人数最多的群体，教师在学校工作中无疑占有主要位置：无师即无徒，不过反过来无徒亦无师，也就无所谓学校。如此说来“教职员工”或“师生员工”的排序也就顺理成章了。总之庞步云在学校里只是一名不占主要位置的工友，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
我与他的交往缘于一位伟人对我思想不断的灌输：知识分子要在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工农是最干净的，如此等等。以上虽非原话，精神大抵如此。根据近年解密的历史资料和同代人大量的回忆文章，或许有人会对“伟人”的提法质疑。这是大可不必的。伟者，大也。伟人也者大人物而已。无论怎么说，以自己的意志统制别人的总是大人物，况且他确实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谓其“伟人”，实不为过。他的灌输曾使我虔信，且身体力行。当时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一方面被“日月换新天”的社会现实所鼓舞，另一方面又自惭形秽，因为有着类似亚当夏娃子孙的原罪----出身于商贾之家，又因为虽然根本不够格，却总是被动地入籍，被划归“知识分子”一类。所以当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学校教书以后，我比较自觉地和学校里堪称劳动人民或工农分子的人----工友接近。再则，我的个性对权贵或地位较高的人有一种本能的疏离情绪，倒是觉得没有地位的人好亲近。就这样我在学校的工友中颇有几个朋友。庞步云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正是“革命化”的口号叫得最响的时候。为了将革命化的决心付诸行动，按照那时的认识，我所在的外语教研组包干了学校内所有厕所的清扫。组内同仁轮流每天打扫和冲洗。这本来是勤杂工庞步云的本职。外语组包干了他的工作，他反而“失业”了。不过他不是甘心坐享清闲的人，仍然陪着我们冲厕所。看到老年教师担不动水的，就主动替他们担，只让他们动动扫把。我仗着年轻，而且自1958年教育改革以来，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刻苦磨练中已然练就了一副铁肩，学会了多种劳动技能，所以不需要老庞的照顾。但是每次打扫厕所他总是陪在我身边。也就在这样的劳动中我们彼此逐渐接近，闲聊的话题也多起来，最终成了好朋友。还有一件事使我们有了更加接近的机会。1964年，学校为了贯彻毛泽东对陆定一关于教育改革的指示（大意是学生课业负担太重，建议从活动总量中减去三分之一，----手头无资料可查，只能凭记忆），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增加了课余自由活动的时间，还在晚上开放兼作大礼堂的健身房，让学生打篮球，做体操。为此需要更新那里的照明设备。庞步云身为勤杂工，除了负责校内的环境卫生，还兼作水电工。大礼堂照明设备的更新自然是他的分内事。我读高中时学习上的主要兴趣在数理化，当了五个学期的物理课代表，后来与我终身职业相系的外语，虽然我学得不错，倒并非我心力倾注的重点，仅当过一个学期的外语课代表。我自问在普通照明电路等方面动手能力还可以。看到庞步云这么大年纪（其实当时他还不到五十岁，放到今天没有人会认为年纪大）还在竹梯上爬高下低地布线，觉得应该帮他一把。于是我利用下午无课的时间帮他布线，装电灯，安装配电板。这件事实际上只花了几个下午的时间。我们俩却从此成了莫逆之交。顺便提一件题外的趣事：“文革”初期大礼堂曾辟为张贴大字报的地方，有一天突然配电板后面的电线被人剪断，夜间大礼堂内一片漆黑。据说后来工作组排查嫌疑人，老庞和我首当其冲，所根据的是一个极其荒唐的理由：我们俩知道那里的线路布局。其实搞切断总电源这样的破坏活动根本不需要知道礼堂里电路的分布，傻瓜都知道总电源的进出在配电板，其无知程度简直可笑。后来由于查无实据，加以不久工作组被撤销，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本来，学校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勤杂工，他的存在不会吸引多少人的眼球。偏偏是“文革”这个特定的时势使庞步云一度成为风云人物。1966年的秋季，由于大人物的默许、纵容和推波助澜，在北京肇始的“红色恐怖”一下子波及全国，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自然“得风气之先”。我所在的学校频频出现少数军干子弟学生毒打受冲击教师和学校领导的事件。广大教师固然对这样无法无天的暴行无比义愤，却慑于自己的“原罪”，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高压下，不少人已经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大都噤若寒蝉。少数几个“头上无辫子，屁股上无尾巴”的，尽管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但是势单力薄，作用微乎其微，被那个“红五类”出身的“文革”筹委会主任骆某的一句话----“红卫兵阶级感情深”，一下子顶得不知怎么回答。而且此时教师似乎都成了运动的对象，有话也说不响。这时候一向默然无声地扫地、冲厕所、装电灯、修水管的小人物庞步云站了出来。他出身农家，由于家贫，无钱上学，依靠自身的努力初步具备阅读的能力；也由于家贫，无钱缴壮丁费，只好接受两个月的壮丁训练，操练时因动作错误，每每挨打；后来为了养家活口到城里的学校当了一名工友。旧时的学校里工友又称校工或校役，连年纪很小的学生都对他们直呼其名，鲜有现在这样称“叔叔”、“伯伯”或“师傅”的，可见地位是很低的。所以无论在乡下还是城里，他都身处社会底层，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类人，备尝艰辛，饱受欺凌。解放以后虽然经济上依然十分拮据，但政治上确实翻了身，至少不受打骂了。自己的经历使他对欺压人、打骂人的行为嫉恶如仇。现在目睹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庞步云忍不住了。他理直气壮地站了出来，一方面向操控红卫兵的筹委会主任骆某交涉，另一方面以“红五类”的身份（出身贫农、身为工人、儿子是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教育红卫兵：日本佬、国min党才打人，毛主席的红卫兵听毛主席话，要文斗，不要武斗。由于他当时的身份，那些打人的孩子奈何他不得，有时也表面上听他的劝。
然而老庞骤然之间令人刮目相看，不仅由于他敢于主持正义，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还由于他以行动制止正在进行的暴行，想方设法保护被害人。教师中每每流传着这样的事：某日某时红卫兵正在打人，庞步云手持竹竿冲进人堆里，用竹竿隔开被打的教师，大喝一声：不许打人！“红色恐怖”为害最烈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庞步云最揪心的日子。他在校园里一边扫地，一边留意着那几个打手的动静，只要发现打人的事，立即冲将过去制止。一时庞步云成为教职员中令人敬佩的人物。一些人对他的称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老庞”变为“庞师傅”。他的另一大胆行动是为保护受害者而将他们藏匿起来。据我所知，至少有四个人受到过这样的保护。一个是校长。有一天夜里校长与另两名教师在宿舍遭遇用带铁钉的拖把柄毒打，经过医院的缝扎，第二天头部和手臂都缠着纱布绷带，仍被责令到校接受批斗。庞步云作出了大胆的举动，他把校长叫到自己房间，把他反锁在里面，叮嘱他任何人敲门也别应声。另一位受保护的是住在他寝室楼上的数学教师老郑，他说话口无遮拦，得了“大炮”的雅号，因此工作组进校不久就被打为“牛鬼蛇神”。老庞干脆叫老郑别去牛棚，把自己锁在房内别出声，不管谁叫门都不应。还有两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年轻教师，如果不是庞步云，也许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事情是这样的。自1966年八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各地各单位的工作组相继撤离。于是我们学校部分学生和少数教师开始质疑工作组将两名青年教师打成反革命的决定，要求工作组回校检讨并为这两名教师平反。渐渐地学生中形成了批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主要是“文革”筹委会所操控的红卫兵，其中包括实行“红色恐怖”的那些人。一天保工作组的一些红卫兵在策划并放话说，如果要工作组回校检讨，就把这两名教师打死，并决定当夜付诸行动。庞步云得知这一信息立马告诉了批工作组一派的几个学生和教师。大家商议后决定让这两名教师先躲起来。于是分头通知。为其中一名买了火车票，连夜乘火车回台州老家躲灾。另一名是杭州人，无法逃回家躲灾，就在横河公园栖身过夜，躲过一劫。
那些以打人取乐的孩子自然不乐意老庞的干涉，起初因为他的“红五类”身份奈何他不得，后来对他渐生厌意，当面叫他“庞伯伯”，背后骂他“庞癞痢”（年轻时他曾患伤寒症，因无钱医治，虽然保全性命，却脱尽头发，成为秃顶，根本没有感染过黄癣----即俗话所谓的“癞痢”）。暗地里有人甚至看过他的档案，放出老庞有历史问题的传言。但是由于工作组已经撤离，工作组扶植起来的“文革”筹委会遭遇批工作组派声势越来越大的批评，渐渐招架不住，对庞步云的陷害暂时还只是“徒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与此同时庞步云在校内却声誉日隆。后来保工作组派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倒戈，最后基本上土崩瓦解，学校成为批工作组派的一统天下。1967年初夏“文革”筹委会于无形中寿终正寝，在“支左”军宣队的张罗下开始成立革委会。由于制止武斗有功，庞步云当上了革委会委员，担任后勤组长（相当于总务主任）。地位改变以后老庞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成为得志猖狂的中山狼，而是一如既往地扫地，冲厕所，修理水电设施，也没有在总务处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这时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保护课桌椅，一件是保护实验室和图书馆。当时社会上已经十分混乱，各派群众组织争斗不断，甚至发展到武力相向。在中学界，对立的两派红卫兵组织（简称一司和三司）不仅彼此打来打去，还到对方学校去打砸抢。他们在自己校内也经常武力争斗。每一次这样的武斗，不仅双方各有人员受伤，而且公物遭殃，课桌椅和门窗严重受损。如因为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 日接见红卫兵时对宋彬彬说了“要武么”而改名为“要武中学”的华光中学（其址后为杭州电大），到1968年恢复招生时竟然没有一间玻璃窗完整的教室，没有一副完好无损的课桌椅。在我们学校庞步云坚决地制止破坏公物的行为。看到散放在露天的课桌椅他必搬回室内，看到有不爱护公物的行为，他必上前干涉，批评。客观上，我们学校已是一派的一统天下，比较好管理，也是公物受损较少的一个原因。为了防止外校的对立派冲进学校打砸抢，庞步云嘱咐泥水工用砖块把实验室和图书馆的门窗都砌死，外面糊上石灰。所以到1968年春“复课闹革命”，学校重新招生时，我们学校除图书馆因正当“文革”的特殊时期，暂时不能开放外，完好无损的一千五百套课桌椅以及设备齐全的实验室适逢其时地保证了新学期的开学。庞步云实在是立了彪炳学校史册的大功。
这时老庞身上也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自从因功当上革委会委员，对他恭维的人多了起来，他自己也似乎自我感觉好起来。在人前或会上他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得最多的一句是：“nalaosivekopozidangdou（你们老师不可怕字当头）！”至于他们怕什么，为什么怕，他心中无数，也说不清楚，只是凭自己朦朦胧胧的感觉。其实他也说不出更多的话。自“文革”开始以来，他感受最深的是教师们大多畏首畏尾，人云亦云，或三缄其口以自保。尤其在武斗盛行的时候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没有多少人站出来支持他制止暴行。更有甚者是麻木不仁，冷眼旁观。这正是他恨铁不成钢的一点，所以现在要用这句话点化他们。对于“文革”中政治斗争的各种情况和个中原委他并不了然，也不懂。有限的文化水平使他不可能去钻研一个个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更不知猜度其中隐含的“微言大义”。他最直接的理解是打人不是毛主席的教导，是旧社会才有的事，所以要坚决反对。 “血统论”横行的时期，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对立的两派都希望把属于“红五类”、本身又是工人的庞步云争取到自己一边。但是筹委会操控的一派打人，肯定不是好东西，他无法容忍。所以他站在另一边。现在掌权的一派是他当初支持的，无疑他仍然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的主张无论是否正确，他都不假思索地支持。在成立革委会考虑解放校级干部时，由于这一派的主要头头出于权力的考虑坚决要打倒校长，他也附和，支持打倒自己曾经冒险保护过的校长。他不明白“打倒”两字意味着什么，以为就是不当校长，那有什么关系呢。被他同样冒险保护过的朋友、数学老师“大炮”，和我一样是反对打倒校长的。围绕校长的政治生命，原先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分裂，形成了主张打倒和主张解放的两派。为此老庞有时也不顾朋友情谊，和我们面红耳赤地争论。 “nodounaowudu,lizangvejianding（你头脑糊涂，立场不坚定）！”他能说的就这么一句，没有更多的道理。不过争论归争论，我们的私交丝毫未受影响。他老是要教训教师们，说他们“怕字当头”，俨然自己一贯敢字当头，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于是一些人开始对他反感。
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在市革委会担任常委的便利，在1968年4月7日的杭州日报安排刊登一篇长篇专题报道，说我校挖出一个以原校长为首的反革命右倾翻案集团，并配以相应的社论，以党报点名的方式将反对打倒校长的一派定性，彻底击垮。随着校长的再度被打倒，一批保他的教师也被关进“牛棚”。现在掌权的一派曾经以最讲政策，反对对受冲击的教师施以武力而赢得民心，最终实现学校的一统天下。如今他们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重新建起了“牛棚”，而且出现过几次打人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68年4月18日夜里，开完打倒已经当上革委会副主任的原副校长（他是革委会内反对打倒校长的成员之一）的大会，群众散场以后。那位副校长被严重打伤，是爬回家的。另一名副校长脸部和腰部也被严重打伤。庞步云身为革委会委员，又是跟定打倒派的，自然对自己一派使用这样的手段（我猜测，其实他不明就里）击垮对方不持异议。但是他仍然坚决反对打人，对此进行过谴责。与1966年秋的暴行不同的是这次施暴为时不长，施暴者主要是两个人。不过手段依然十分残忍，而且是关黑了灯打，不让受害者看见凶手面目。现在弄清楚，这确属该组织内个别人的行为，而非头头的授意。经部分教师的抗议和交涉，革委会的一名常委发表了广播讲话，批评了打人行为，并说“他们是没有了武器的敌人，失去了反抗能力，打这样的人算不得英雄。”此后类似这样严重的打人事件没有再发生。“大炮”也被再度关进“牛棚”，受到摧残，但仍受老庞的暗中保护。
1968年9月5日工宣队进驻我们学校。已经在权力宝座上尝到甜头的革委会头头对一山二虎的局面自然感到不舒服，工宣队同样感到处处掣肘，也不舒服。于是革委会与工宣队的矛盾日渐尖锐。工宣队进驻的同一天，学校送走了去宁夏六盘山区插队的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作为学生，不论现在是革委会成员还是一般群众，都面临离校上山下乡的归宿。于是革委会内部出现了“飞鸽牌”和“永久牌”之分。学生自然是“飞鸽牌”，教师则成了“永久牌”。身为“永久牌”的部分委员开始作现实的考虑，逐渐向工宣队靠拢。老庞仍然认死理，做“飞鸽牌”的铁杆盟友，因此遭到工宣队的嫉恨。两年前曾经悄然放出的有关他历史问题的传言成了工宣队手中对付“飞鸽牌”的一张牌。老庞的盟友也十分重视这一信息。他们开始考虑一旦工宣队抓到庞步云的什么辫子，自己会处于何种被动境地。其时正当“文革”处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工宣队和革委会都有人参与其事，因而都能看到教职员工的档案。于是革委会的人查阅了老庞的档案。他们发现他解放后填写的个人档案表的照片上，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十二角星钢印的痕迹，这大概是有关他有历史问题传言的缘由。另外，他们从履历表发现他曾参加两个月的壮丁训练。这些人开始考虑如何争取主动，摆脱与庞步云的干系。在初冬的一个夜晚，他们在传达室楼上的单身教工宿舍区，我寝室隔壁的一个房间开会商量对策。自从校长被第二次打倒，保他的一派垮台，我虽然有赖接近上层的学生以及对方派内部朋友的保护没有受大的冲击，却已经被下放到市郊四季青公社“办学”，后来干脆连人事关系也从学校调离，成为四季青公社的成员，不过宿舍没有搬。那天夜里他们似乎争论得很激烈，声音非常嘈杂，吵得我无法入睡。由于我的抗议，他们转移到离我远一点的空房间继续开会。清晨，一位与我情同手足、接近上层的学生来到我房间，告诉我，今天早上校园里将发生一件惊天大事，革委会将贴出对庞步云隔离审查的布告。他们是这样考虑的：看来工宣队马上要对老庞下手了。一旦老庞被工宣队宣布隔离审查，那么革委会的几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将面临被迫交代与他关系的被动境地，从而任人摆布，所以必须赶在对方动手之前先发制人，使其无所措手足。天真的老庞，死心塌地做人家的铁杆哥们，怎么会想到政治如此肮脏，人心如此险恶呢！即使再铁的哥们，一旦利益攸关，就可弃如敝屣。当时我是这个核心圈外唯一得知肮脏内幕的人。果然革委会赢得了主动权，工宣队被迫与革委会共同发布对庞步云隔离审查的公告。
庞步云突然被隔离审查，关在科学馆三楼的一个房间受审，被整整折磨了一个多月。最后因为没有一项罪名可以坐实，只好把他放了。出来的时候人整个儿落形了。他首先来到我的房间，一面哭，一面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你应该是知道的（不知他凭什么这么认为）。你要告诉我啊。你要帮我说话啊。”我说：“我知道你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不能说。到时间我一定会告诉你，为你说话。”接着他向我诉说在隔离室里的遭遇。他们审问他的是三件事。第一件，要他交代当国min党特务的罪行；第二件，交代参加反动军队的事；第三件，腐化堕落生杨梅疮以致秃顶的事。天哪，全部是捕风捉影的事。他们加到他头上的三条罪名，所据的就是档案表上的那张照片，他自己所填写的参加两个月壮丁训练的履历，还有就是他的秃顶。关于照片的事老庞告诉我，解放初填表时要缴照片，他因为穷，拍不起照，就把解放前身份证上的照片揭下来充数，所以有十二角星钢印的痕迹。壮丁训练也是迫不得已，缴不起壮丁费才无奈受训的。应该说这是旧社会贫苦百姓悲惨生活的见证。至于生活腐化而得梅毒，更是黑色幽默，想象力太丰富了，比骂他“癞痢”的红卫兵还要“高明”。对他训斥、审问的除了工宣队的人，还有那位在“红色恐怖”时期被老庞救过命的革委会常委（不过他没有动手打人，动手的是工宣队的人）。一个多月的隔离审查中老庞受尽了酷刑。据他对我哭诉的有这样几种：拳打脚踢，把他打翻在地，尤其用拳头重击头部，这几乎是每天的“必修课”；冬天脱去棉衣棉裤，只穿裤衩和衬衫在水泥地上长跪，往往一跪就是两个多小时；用舞台上的聚光灯烤他的光头；夜晚用聚光灯对着他的眼睛不停地一开一闭，不让睡觉。一个多月如此残酷的折磨，使庞步云在生理和心理上被彻底摧垮。他变得病病殃殃，精神萎靡，老是抱怨头疼，无事的时候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呆坐，独自掉泪，与当初说“你们老师不可怕字当头”的“豪情”相比，简直换了一个人。我看望过他多次，每次见到都是这副样子。他见到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但是庞步云的厄运并未就此了结。一年多以后，1970 年春季的一天早上，老庞所居住的凹形区宿舍，发生了两起失窃事件。居处与老庞的寝室隔一个房间的数学教师王某和居处与老庞的房间完全不相连的职员冯某，因外出洗脸时房门未关，回来时均发现手表失窃。老庞得知后即向住在楼上的工宣队反映。孰料这一说却又招来了无妄之灾。他当即被隔离起来审讯了一天一夜，要他招认偷了两只手表。当天他的寝室被彻底搜查，连地板都撬起；他们还到他儿子的工作单位杭州铁路机务段去调查，了解他儿子结婚有没有买手表。老庞楼上的邻居数学老师“大炮”也被叫到工宣队办公室询问，主要问他老庞有没有可能偷手表，言谈之间对“大炮”也有怀疑。当然由于“大炮”是教师，又是党员，对他说话的态度比较温和。“大炮”立即对工宣队毫无根据的乱怀疑表示不满，同时义正词严地说：“我曾经在公安局工作过，对如何查案子也知道一点。如果你们要排查，那么所有住在凹形区的人，包括工宣队员，都应列入排查对象。”谈话不欢而散。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大炮”来到我房间，说老庞放出来了，我说：“去看看他！”我们俩推门走进老庞的寝室，只见他一个人坐在床沿流泪。见到我们便说：“我因为穷，就被冤枉做贼！我人是穷，可是绝对不会去偸。”这话我相信。老庞人穷志不穷。我知道的几件生活小事可以为证。“文革”前有一次他生病，工会派人买了一点糕点去看望他，他坚决不收。当时工友工资普遍较低，一般都只有三十几块，而子女往往不少，负担较重，所以工会在考虑生活补助时对他们多有照顾。老庞的情况也一样。他儿子在我校读书时父子俩经常拼吃三分钱一碗的青菜，其经济的拮据可见一斑。工会每年会把申请补助的人员名单交各工会小组讨论。在我的印象里，名单中未见过庞步云的名字。可见他宁穷而不愿张口。我的居处系一个大房间隔出来的一半，与另一半只用非常薄的三合板草草分隔，三合板钉在朝隔壁房间的一面，朝我的一面是固定三合板的木档。靠天花板的地方留出宽宽的一条缝，相邻的前后间彼此声光相闻相见。为了准备结婚，我得对居处稍加修缮。在“先生产后生活”（这是那个年代的一句口号，即先把生产设施搞上去，然后再建生活设施），实际上往往是“先生产无生活”的年代，要指望单位主动来改善你的居处，是不可能的，只好自己动手。我在钉隔板的木档上钉上竹条，再糊上泥土，待干以后再抹上墙灰，做成了一堵简陋的灰壁。这件事老庞和“大炮“以及另两位朋友帮我出了大力。我从食堂打来饭菜一起吃，老庞说什么也不肯吃，一定要自己去打饭吃。俗话说小处见大，老庞的骨气可见一斑。再说，身为后勤组长，如果贪小，捞外快的机会少不了，三年多来从未听说有关他这方面的闲话。
看望老庞后的当天中午，在食堂排队打饭时，曾被老庞救过命的那位革委会常委问我：“听说你去看过老庞了。其实我们只是找他问问，也没有说一定是他偷的，他对你说了什么？”消息实在灵通，不到一个小时就知道我去看望老庞了！“文革”初期我曾被人盯梢，想不到现在又有人故伎重演，我强压怒火回答：“他说，他因为穷，被人冤枉做贼！”
经过第二次打击，老庞彻底崩溃了。从此他再也没有笑容，整日愁眉不展，老是伤心落泪。见到他的样子，我常常想到普希金的小说《驿站长》里的主人公驿站长维林。他在初次见到作者时显得那么欢乐蓬勃，女儿被拐走、找女儿又受挫后霎时间变得老态龙钟，前后判若两人。我拿老庞和他好有一比。老庞受的打击还不止于此。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经两次给低工资职工加薪。我们学校的大部分工友都加了薪，唯独老庞被排除在外。他月薪才三十五块，完全属于加薪的范围。他曾询问当时的校革委会副主任陈某，得到的回答是：“你还想加工资啊！给你加工资的钱都用到对你问题的外调上去了！”害人的钱还得被害人出，这是什么逻辑？！（当然我知道陈某说的只是托词，但是其仇恨程度昭然若揭。）这不禁使我联想到那时向被枪决者的家属收取一毛五分钱的子弹费。政治上加害于人还嫌不够，再在经济上对人雪上加霜，末了还要往伤口上撒一把盐，何其毒也！
“文革”结束以后，开始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为老庞伸冤的时机成熟了。“大炮”和我都找学校党支部书记反映了庞步云的情况。书记非常重视，与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作了认真研究，决定平反老庞的冤案。在给他平反的全校教工大会召开前，新任校长和我商量，说庞步云文化不高，让他自己上台发言有困难，再说以他目前的状态也发不了言，希望我代替他发言。我马上答应下来，认真写了发言稿。我在会上公开了庞步云两次蒙冤的真相，在结束发言时借古人之言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含冤者固当昭雪，为蠹者必遭流放。”
平反以后庞步云的情绪有所好转，但是心中块垒难消，仍然沉默寡言，不时黯然神伤。几个朋友都一再劝慰：“连刘少奇都被整死了，你能活下来，看到四人帮倒台，很幸运了。”但是收效甚微。他已经年届花甲，到了告老还乡的时候。学校对他相当照顾，按照他的愿望，让他退休后回萧山乡下的老家安度晚年，户口与女儿对调，同意他女儿顶他的职来校工作，并派人事干部帮他办妥一应手续。回老家的庞步云依然不能从往昔的痛苦中自拔，终日愁容满面。一天，“大炮”告诉我老庞生病了，我们便与另一个朋友一起去萧山乡下看他。一进门便见他斜卧在床上流泪。天哪！给别人带来如此巨大痛苦的人，如果能读到我今天的文章，不知作何感想？！老庞就这样在无法排遣的愁绪中以泪洗面，度过了一生的最后岁月，两年以后告别人间。
庞步云走了。这个有着如此善良心灵、天真思想、穷且益坚的无辜小人物，怎么能料到被权力和私欲扭曲的人心会这么丑恶，怎么能理解自己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怎么能见容于这个是非善恶被颠倒的世界呢？他只能走了，带着永远也解释不清的疑问，带着满肚子的委屈走了。
亢甫
西元2011年2月26日
于京东寓所
编者按：
在长达十年的疯狂岁月里，众生颠倒，颠倒众生是常态。人物不论大小，在劫者难逃。但毕竟大人物有国家关照着，会以历史结论，载入史册；小人物呢，即使冤沉海底也影响不了几个人。更不会影响大局。能纠正错误结论，给活路，就应该感恩戴德了。谁还有工夫去考虑小人物也有灵魂，也有思想感情，也想问个来龙去脉呢？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时隔40年后，一颗正直的知识分子良心，用他的笔来抚慰一位小人物正直善良的灵魂了！但愿这支笔，也能拯救那些伤害者扭曲的灵魂。
庞步云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是学校的一名勤杂工，按照对学校工作人员习惯上所说的“教职员工”的排序，属于末位的一群；按另一种排序----“师生员工”，他也属末位的一群。总之，即使在斯文扫地的十年动乱时期，身为“臭老九”的教师，在学校这个特殊环境里，至少在列举工作人员时仍然被排在首位----“教职员工”或“师生员工”，而“工”仍然在末位。其实这只是一种习惯的称呼方法，并未蕴含任何尊卑贵贱的意识。当然作为面对学生的人数最多的群体，教师在学校工作中无疑占有主要位置：无师即无徒，不过反过来无徒亦无师，也就无所谓学校。如此说来“教职员工”或“师生员工”的排序也就顺理成章了。总之庞步云在学校里只是一名不占主要位置的工友，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
我与他的交往缘于一位伟人对我思想不断的灌输：知识分子要在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工农是最干净的，如此等等。以上虽非原话，精神大抵如此。根据近年解密的历史资料和同代人大量的回忆文章，或许有人会对“伟人”的提法质疑。这是大可不必的。伟者，大也。伟人也者大人物而已。无论怎么说，以自己的意志统制别人的总是大人物，况且他确实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谓其“伟人”，实不为过。他的灌输曾使我虔信，且身体力行。当时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一方面被“日月换新天”的社会现实所鼓舞，另一方面又自惭形秽，因为有着类似亚当夏娃子孙的原罪----出身于商贾之家，又因为虽然根本不够格，却总是被动地入籍，被划归“知识分子”一类。所以当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学校教书以后，我比较自觉地和学校里堪称劳动人民或工农分子的人----工友接近。再则，我的个性对权贵或地位较高的人有一种本能的疏离情绪，倒是觉得没有地位的人好亲近。就这样我在学校的工友中颇有几个朋友。庞步云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正是“革命化”的口号叫得最响的时候。为了将革命化的决心付诸行动，按照那时的认识，我所在的外语教研组包干了学校内所有厕所的清扫。组内同仁轮流每天打扫和冲洗。这本来是勤杂工庞步云的本职。外语组包干了他的工作，他反而“失业”了。不过他不是甘心坐享清闲的人，仍然陪着我们冲厕所。看到老年教师担不动水的，就主动替他们担，只让他们动动扫把。我仗着年轻，而且自1958年教育改革以来，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刻苦磨练中已然练就了一副铁肩，学会了多种劳动技能，所以不需要老庞的照顾。但是每次打扫厕所他总是陪在我身边。也就在这样的劳动中我们彼此逐渐接近，闲聊的话题也多起来，最终成了好朋友。还有一件事使我们有了更加接近的机会。1964年，学校为了贯彻毛泽东对陆定一关于教育改革的指示（大意是学生课业负担太重，建议从活动总量中减去三分之一，----手头无资料可查，只能凭记忆），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增加了课余自由活动的时间，还在晚上开放兼作大礼堂的健身房，让学生打篮球，做体操。为此需要更新那里的照明设备。庞步云身为勤杂工，除了负责校内的环境卫生，还兼作水电工。大礼堂照明设备的更新自然是他的分内事。我读高中时学习上的主要兴趣在数理化，当了五个学期的物理课代表，后来与我终身职业相系的外语，虽然我学得不错，倒并非我心力倾注的重点，仅当过一个学期的外语课代表。我自问在普通照明电路等方面动手能力还可以。看到庞步云这么大年纪（其实当时他还不到五十岁，放到今天没有人会认为年纪大）还在竹梯上爬高下低地布线，觉得应该帮他一把。于是我利用下午无课的时间帮他布线，装电灯，安装配电板。这件事实际上只花了几个下午的时间。我们俩却从此成了莫逆之交。顺便提一件题外的趣事：“文革”初期大礼堂曾辟为张贴大字报的地方，有一天突然配电板后面的电线被人剪断，夜间大礼堂内一片漆黑。据说后来工作组排查嫌疑人，老庞和我首当其冲，所根据的是一个极其荒唐的理由：我们俩知道那里的线路布局。其实搞切断总电源这样的破坏活动根本不需要知道礼堂里电路的分布，傻瓜都知道总电源的进出在配电板，其无知程度简直可笑。后来由于查无实据，加以不久工作组被撤销，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本来，学校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勤杂工，他的存在不会吸引多少人的眼球。偏偏是“文革”这个特定的时势使庞步云一度成为风云人物。1966年的秋季，由于大人物的默许、纵容和推波助澜，在北京肇始的“红色恐怖”一下子波及全国，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自然“得风气之先”。我所在的学校频频出现少数军干子弟学生毒打受冲击教师和学校领导的事件。广大教师固然对这样无法无天的暴行无比义愤，却慑于自己的“原罪”，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高压下，不少人已经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大都噤若寒蝉。少数几个“头上无辫子，屁股上无尾巴”的，尽管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但是势单力薄，作用微乎其微，被那个“红五类”出身的“文革”筹委会主任骆某的一句话----“红卫兵阶级感情深”，一下子顶得不知怎么回答。而且此时教师似乎都成了运动的对象，有话也说不响。这时候一向默然无声地扫地、冲厕所、装电灯、修水管的小人物庞步云站了出来。他出身农家，由于家贫，无钱上学，依靠自身的努力初步具备阅读的能力；也由于家贫，无钱缴壮丁费，只好接受两个月的壮丁训练，操练时因动作错误，每每挨打；后来为了养家活口到城里的学校当了一名工友。旧时的学校里工友又称校工或校役，连年纪很小的学生都对他们直呼其名，鲜有现在这样称“叔叔”、“伯伯”或“师傅”的，可见地位是很低的。所以无论在乡下还是城里，他都身处社会底层，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类人，备尝艰辛，饱受欺凌。解放以后虽然经济上依然十分拮据，但政治上确实翻了身，至少不受打骂了。自己的经历使他对欺压人、打骂人的行为嫉恶如仇。现在目睹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庞步云忍不住了。他理直气壮地站了出来，一方面向操控红卫兵的筹委会主任骆某交涉，另一方面以“红五类”的身份（出身贫农、身为工人、儿子是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教育红卫兵：日本佬、国min党才打人，毛主席的红卫兵听毛主席话，要文斗，不要武斗。由于他当时的身份，那些打人的孩子奈何他不得，有时也表面上听他的劝。
然而老庞骤然之间令人刮目相看，不仅由于他敢于主持正义，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还由于他以行动制止正在进行的暴行，想方设法保护被害人。教师中每每流传着这样的事：某日某时红卫兵正在打人，庞步云手持竹竿冲进人堆里，用竹竿隔开被打的教师，大喝一声：不许打人！“红色恐怖”为害最烈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庞步云最揪心的日子。他在校园里一边扫地，一边留意着那几个打手的动静，只要发现打人的事，立即冲将过去制止。一时庞步云成为教职员中令人敬佩的人物。一些人对他的称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老庞”变为“庞师傅”。他的另一大胆行动是为保护受害者而将他们藏匿起来。据我所知，至少有四个人受到过这样的保护。一个是校长。有一天夜里校长与另两名教师在宿舍遭遇用带铁钉的拖把柄毒打，经过医院的缝扎，第二天头部和手臂都缠着纱布绷带，仍被责令到校接受批斗。庞步云作出了大胆的举动，他把校长叫到自己房间，把他反锁在里面，叮嘱他任何人敲门也别应声。另一位受保护的是住在他寝室楼上的数学教师老郑，他说话口无遮拦，得了“大炮”的雅号，因此工作组进校不久就被打为“牛鬼蛇神”。老庞干脆叫老郑别去牛棚，把自己锁在房内别出声，不管谁叫门都不应。还有两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年轻教师，如果不是庞步云，也许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事情是这样的。自1966年八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各地各单位的工作组相继撤离。于是我们学校部分学生和少数教师开始质疑工作组将两名青年教师打成反革命的决定，要求工作组回校检讨并为这两名教师平反。渐渐地学生中形成了批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主要是“文革”筹委会所操控的红卫兵，其中包括实行“红色恐怖”的那些人。一天保工作组的一些红卫兵在策划并放话说，如果要工作组回校检讨，就把这两名教师打死，并决定当夜付诸行动。庞步云得知这一信息立马告诉了批工作组一派的几个学生和教师。大家商议后决定让这两名教师先躲起来。于是分头通知。为其中一名买了火车票，连夜乘火车回台州老家躲灾。另一名是杭州人，无法逃回家躲灾，就在横河公园栖身过夜，躲过一劫。
那些以打人取乐的孩子自然不乐意老庞的干涉，起初因为他的“红五类”身份奈何他不得，后来对他渐生厌意，当面叫他“庞伯伯”，背后骂他“庞癞痢”（年轻时他曾患伤寒症，因无钱医治，虽然保全性命，却脱尽头发，成为秃顶，根本没有感染过黄癣----即俗话所谓的“癞痢”）。暗地里有人甚至看过他的档案，放出老庞有历史问题的传言。但是由于工作组已经撤离，工作组扶植起来的“文革”筹委会遭遇批工作组派声势越来越大的批评，渐渐招架不住，对庞步云的陷害暂时还只是“徒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与此同时庞步云在校内却声誉日隆。后来保工作组派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倒戈，最后基本上土崩瓦解，学校成为批工作组派的一统天下。1967年初夏“文革”筹委会于无形中寿终正寝，在“支左”军宣队的张罗下开始成立革委会。由于制止武斗有功，庞步云当上了革委会委员，担任后勤组长（相当于总务主任）。地位改变以后老庞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成为得志猖狂的中山狼，而是一如既往地扫地，冲厕所，修理水电设施，也没有在总务处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这时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保护课桌椅，一件是保护实验室和图书馆。当时社会上已经十分混乱，各派群众组织争斗不断，甚至发展到武力相向。在中学界，对立的两派红卫兵组织（简称一司和三司）不仅彼此打来打去，还到对方学校去打砸抢。他们在自己校内也经常武力争斗。每一次这样的武斗，不仅双方各有人员受伤，而且公物遭殃，课桌椅和门窗严重受损。如因为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 日接见红卫兵时对宋彬彬说了“要武么”而改名为“要武中学”的华光中学（其址后为杭州电大），到1968年恢复招生时竟然没有一间玻璃窗完整的教室，没有一副完好无损的课桌椅。在我们学校庞步云坚决地制止破坏公物的行为。看到散放在露天的课桌椅他必搬回室内，看到有不爱护公物的行为，他必上前干涉，批评。客观上，我们学校已是一派的一统天下，比较好管理，也是公物受损较少的一个原因。为了防止外校的对立派冲进学校打砸抢，庞步云嘱咐泥水工用砖块把实验室和图书馆的门窗都砌死，外面糊上石灰。所以到1968年春“复课闹革命”，学校重新招生时，我们学校除图书馆因正当“文革”的特殊时期，暂时不能开放外，完好无损的一千五百套课桌椅以及设备齐全的实验室适逢其时地保证了新学期的开学。庞步云实在是立了彪炳学校史册的大功。
这时老庞身上也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自从因功当上革委会委员，对他恭维的人多了起来，他自己也似乎自我感觉好起来。在人前或会上他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得最多的一句是：“nalaosivekopozidangdou（你们老师不可怕字当头）！”至于他们怕什么，为什么怕，他心中无数，也说不清楚，只是凭自己朦朦胧胧的感觉。其实他也说不出更多的话。自“文革”开始以来，他感受最深的是教师们大多畏首畏尾，人云亦云，或三缄其口以自保。尤其在武斗盛行的时候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没有多少人站出来支持他制止暴行。更有甚者是麻木不仁，冷眼旁观。这正是他恨铁不成钢的一点，所以现在要用这句话点化他们。对于“文革”中政治斗争的各种情况和个中原委他并不了然，也不懂。有限的文化水平使他不可能去钻研一个个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更不知猜度其中隐含的“微言大义”。他最直接的理解是打人不是毛主席的教导，是旧社会才有的事，所以要坚决反对。 “血统论”横行的时期，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对立的两派都希望把属于“红五类”、本身又是工人的庞步云争取到自己一边。但是筹委会操控的一派打人，肯定不是好东西，他无法容忍。所以他站在另一边。现在掌权的一派是他当初支持的，无疑他仍然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的主张无论是否正确，他都不假思索地支持。在成立革委会考虑解放校级干部时，由于这一派的主要头头出于权力的考虑坚决要打倒校长，他也附和，支持打倒自己曾经冒险保护过的校长。他不明白“打倒”两字意味着什么，以为就是不当校长，那有什么关系呢。被他同样冒险保护过的朋友、数学老师“大炮”，和我一样是反对打倒校长的。围绕校长的政治生命，原先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分裂，形成了主张打倒和主张解放的两派。为此老庞有时也不顾朋友情谊，和我们面红耳赤地争论。 “nodounaowudu,lizangvejianding（你头脑糊涂，立场不坚定）！”他能说的就这么一句，没有更多的道理。不过争论归争论，我们的私交丝毫未受影响。他老是要教训教师们，说他们“怕字当头”，俨然自己一贯敢字当头，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于是一些人开始对他反感。
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在市革委会担任常委的便利，在1968年4月7日的杭州日报安排刊登一篇长篇专题报道，说我校挖出一个以原校长为首的反革命右倾翻案集团，并配以相应的社论，以党报点名的方式将反对打倒校长的一派定性，彻底击垮。随着校长的再度被打倒，一批保他的教师也被关进“牛棚”。现在掌权的一派曾经以最讲政策，反对对受冲击的教师施以武力而赢得民心，最终实现学校的一统天下。如今他们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重新建起了“牛棚”，而且出现过几次打人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68年4月18日夜里，开完打倒已经当上革委会副主任的原副校长（他是革委会内反对打倒校长的成员之一）的大会，群众散场以后。那位副校长被严重打伤，是爬回家的。另一名副校长脸部和腰部也被严重打伤。庞步云身为革委会委员，又是跟定打倒派的，自然对自己一派使用这样的手段（我猜测，其实他不明就里）击垮对方不持异议。但是他仍然坚决反对打人，对此进行过谴责。与1966年秋的暴行不同的是这次施暴为时不长，施暴者主要是两个人。不过手段依然十分残忍，而且是关黑了灯打，不让受害者看见凶手面目。现在弄清楚，这确属该组织内个别人的行为，而非头头的授意。经部分教师的抗议和交涉，革委会的一名常委发表了广播讲话，批评了打人行为，并说“他们是没有了武器的敌人，失去了反抗能力，打这样的人算不得英雄。”此后类似这样严重的打人事件没有再发生。“大炮”也被再度关进“牛棚”，受到摧残，但仍受老庞的暗中保护。
1968年9月5日工宣队进驻我们学校。已经在权力宝座上尝到甜头的革委会头头对一山二虎的局面自然感到不舒服，工宣队同样感到处处掣肘，也不舒服。于是革委会与工宣队的矛盾日渐尖锐。工宣队进驻的同一天，学校送走了去宁夏六盘山区插队的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作为学生，不论现在是革委会成员还是一般群众，都面临离校上山下乡的归宿。于是革委会内部出现了“飞鸽牌”和“永久牌”之分。学生自然是“飞鸽牌”，教师则成了“永久牌”。身为“永久牌”的部分委员开始作现实的考虑，逐渐向工宣队靠拢。老庞仍然认死理，做“飞鸽牌”的铁杆盟友，因此遭到工宣队的嫉恨。两年前曾经悄然放出的有关他历史问题的传言成了工宣队手中对付“飞鸽牌”的一张牌。老庞的盟友也十分重视这一信息。他们开始考虑一旦工宣队抓到庞步云的什么辫子，自己会处于何种被动境地。其时正当“文革”处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工宣队和革委会都有人参与其事，因而都能看到教职员工的档案。于是革委会的人查阅了老庞的档案。他们发现他解放后填写的个人档案表的照片上，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十二角星钢印的痕迹，这大概是有关他有历史问题传言的缘由。另外，他们从履历表发现他曾参加两个月的壮丁训练。这些人开始考虑如何争取主动，摆脱与庞步云的干系。在初冬的一个夜晚，他们在传达室楼上的单身教工宿舍区，我寝室隔壁的一个房间开会商量对策。自从校长被第二次打倒，保他的一派垮台，我虽然有赖接近上层的学生以及对方派内部朋友的保护没有受大的冲击，却已经被下放到市郊四季青公社“办学”，后来干脆连人事关系也从学校调离，成为四季青公社的成员，不过宿舍没有搬。那天夜里他们似乎争论得很激烈，声音非常嘈杂，吵得我无法入睡。由于我的抗议，他们转移到离我远一点的空房间继续开会。清晨，一位与我情同手足、接近上层的学生来到我房间，告诉我，今天早上校园里将发生一件惊天大事，革委会将贴出对庞步云隔离审查的布告。他们是这样考虑的：看来工宣队马上要对老庞下手了。一旦老庞被工宣队宣布隔离审查，那么革委会的几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将面临被迫交代与他关系的被动境地，从而任人摆布，所以必须赶在对方动手之前先发制人，使其无所措手足。天真的老庞，死心塌地做人家的铁杆哥们，怎么会想到政治如此肮脏，人心如此险恶呢！即使再铁的哥们，一旦利益攸关，就可弃如敝屣。当时我是这个核心圈外唯一得知肮脏内幕的人。果然革委会赢得了主动权，工宣队被迫与革委会共同发布对庞步云隔离审查的公告。
庞步云突然被隔离审查，关在科学馆三楼的一个房间受审，被整整折磨了一个多月。最后因为没有一项罪名可以坐实，只好把他放了。出来的时候人整个儿落形了。他首先来到我的房间，一面哭，一面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你应该是知道的（不知他凭什么这么认为）。你要告诉我啊。你要帮我说话啊。”我说：“我知道你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不能说。到时间我一定会告诉你，为你说话。”接着他向我诉说在隔离室里的遭遇。他们审问他的是三件事。第一件，要他交代当国min党特务的罪行；第二件，交代参加反动军队的事；第三件，腐化堕落生杨梅疮以致秃顶的事。天哪，全部是捕风捉影的事。他们加到他头上的三条罪名，所据的就是档案表上的那张照片，他自己所填写的参加两个月壮丁训练的履历，还有就是他的秃顶。关于照片的事老庞告诉我，解放初填表时要缴照片，他因为穷，拍不起照，就把解放前身份证上的照片揭下来充数，所以有十二角星钢印的痕迹。壮丁训练也是迫不得已，缴不起壮丁费才无奈受训的。应该说这是旧社会贫苦百姓悲惨生活的见证。至于生活腐化而得梅毒，更是黑色幽默，想象力太丰富了，比骂他“癞痢”的红卫兵还要“高明”。对他训斥、审问的除了工宣队的人，还有那位在“红色恐怖”时期被老庞救过命的革委会常委（不过他没有动手打人，动手的是工宣队的人）。一个多月的隔离审查中老庞受尽了酷刑。据他对我哭诉的有这样几种：拳打脚踢，把他打翻在地，尤其用拳头重击头部，这几乎是每天的“必修课”；冬天脱去棉衣棉裤，只穿裤衩和衬衫在水泥地上长跪，往往一跪就是两个多小时；用舞台上的聚光灯烤他的光头；夜晚用聚光灯对着他的眼睛不停地一开一闭，不让睡觉。一个多月如此残酷的折磨，使庞步云在生理和心理上被彻底摧垮。他变得病病殃殃，精神萎靡，老是抱怨头疼，无事的时候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呆坐，独自掉泪，与当初说“你们老师不可怕字当头”的“豪情”相比，简直换了一个人。我看望过他多次，每次见到都是这副样子。他见到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但是庞步云的厄运并未就此了结。一年多以后，1970 年春季的一天早上，老庞所居住的凹形区宿舍，发生了两起失窃事件。居处与老庞的寝室隔一个房间的数学教师王某和居处与老庞的房间完全不相连的职员冯某，因外出洗脸时房门未关，回来时均发现手表失窃。老庞得知后即向住在楼上的工宣队反映。孰料这一说却又招来了无妄之灾。他当即被隔离起来审讯了一天一夜，要他招认偷了两只手表。当天他的寝室被彻底搜查，连地板都撬起；他们还到他儿子的工作单位杭州铁路机务段去调查，了解他儿子结婚有没有买手表。老庞楼上的邻居数学老师“大炮”也被叫到工宣队办公室询问，主要问他老庞有没有可能偷手表，言谈之间对“大炮”也有怀疑。当然由于“大炮”是教师，又是党员，对他说话的态度比较温和。“大炮”立即对工宣队毫无根据的乱怀疑表示不满，同时义正词严地说：“我曾经在公安局工作过，对如何查案子也知道一点。如果你们要排查，那么所有住在凹形区的人，包括工宣队员，都应列入排查对象。”谈话不欢而散。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大炮”来到我房间，说老庞放出来了，我说：“去看看他！”我们俩推门走进老庞的寝室，只见他一个人坐在床沿流泪。见到我们便说：“我因为穷，就被冤枉做贼！我人是穷，可是绝对不会去偸。”这话我相信。老庞人穷志不穷。我知道的几件生活小事可以为证。“文革”前有一次他生病，工会派人买了一点糕点去看望他，他坚决不收。当时工友工资普遍较低，一般都只有三十几块，而子女往往不少，负担较重，所以工会在考虑生活补助时对他们多有照顾。老庞的情况也一样。他儿子在我校读书时父子俩经常拼吃三分钱一碗的青菜，其经济的拮据可见一斑。工会每年会把申请补助的人员名单交各工会小组讨论。在我的印象里，名单中未见过庞步云的名字。可见他宁穷而不愿张口。我的居处系一个大房间隔出来的一半，与另一半只用非常薄的三合板草草分隔，三合板钉在朝隔壁房间的一面，朝我的一面是固定三合板的木档。靠天花板的地方留出宽宽的一条缝，相邻的前后间彼此声光相闻相见。为了准备结婚，我得对居处稍加修缮。在“先生产后生活”（这是那个年代的一句口号，即先把生产设施搞上去，然后再建生活设施），实际上往往是“先生产无生活”的年代，要指望单位主动来改善你的居处，是不可能的，只好自己动手。我在钉隔板的木档上钉上竹条，再糊上泥土，待干以后再抹上墙灰，做成了一堵简陋的灰壁。这件事老庞和“大炮“以及另两位朋友帮我出了大力。我从食堂打来饭菜一起吃，老庞说什么也不肯吃，一定要自己去打饭吃。俗话说小处见大，老庞的骨气可见一斑。再说，身为后勤组长，如果贪小，捞外快的机会少不了，三年多来从未听说有关他这方面的闲话。
看望老庞后的当天中午，在食堂排队打饭时，曾被老庞救过命的那位革委会常委问我：“听说你去看过老庞了。其实我们只是找他问问，也没有说一定是他偷的，他对你说了什么？”消息实在灵通，不到一个小时就知道我去看望老庞了！“文革”初期我曾被人盯梢，想不到现在又有人故伎重演，我强压怒火回答：“他说，他因为穷，被人冤枉做贼！”
经过第二次打击，老庞彻底崩溃了。从此他再也没有笑容，整日愁眉不展，老是伤心落泪。见到他的样子，我常常想到普希金的小说《驿站长》里的主人公驿站长维林。他在初次见到作者时显得那么欢乐蓬勃，女儿被拐走、找女儿又受挫后霎时间变得老态龙钟，前后判若两人。我拿老庞和他好有一比。老庞受的打击还不止于此。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经两次给低工资职工加薪。我们学校的大部分工友都加了薪，唯独老庞被排除在外。他月薪才三十五块，完全属于加薪的范围。他曾询问当时的校革委会副主任陈某，得到的回答是：“你还想加工资啊！给你加工资的钱都用到对你问题的外调上去了！”害人的钱还得被害人出，这是什么逻辑？！（当然我知道陈某说的只是托词，但是其仇恨程度昭然若揭。）这不禁使我联想到那时向被枪决者的家属收取一毛五分钱的子弹费。政治上加害于人还嫌不够，再在经济上对人雪上加霜，末了还要往伤口上撒一把盐，何其毒也！
“文革”结束以后，开始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为老庞伸冤的时机成熟了。“大炮”和我都找学校党支部书记反映了庞步云的情况。书记非常重视，与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作了认真研究，决定平反老庞的冤案。在给他平反的全校教工大会召开前，新任校长和我商量，说庞步云文化不高，让他自己上台发言有困难，再说以他目前的状态也发不了言，希望我代替他发言。我马上答应下来，认真写了发言稿。我在会上公开了庞步云两次蒙冤的真相，在结束发言时借古人之言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含冤者固当昭雪，为蠹者必遭流放。”
平反以后庞步云的情绪有所好转，但是心中块垒难消，仍然沉默寡言，不时黯然神伤。几个朋友都一再劝慰：“连刘少奇都被整死了，你能活下来，看到四人帮倒台，很幸运了。”但是收效甚微。他已经年届花甲，到了告老还乡的时候。学校对他相当照顾，按照他的愿望，让他退休后回萧山乡下的老家安度晚年，户口与女儿对调，同意他女儿顶他的职来校工作，并派人事干部帮他办妥一应手续。回老家的庞步云依然不能从往昔的痛苦中自拔，终日愁容满面。一天，“大炮”告诉我老庞生病了，我们便与另一个朋友一起去萧山乡下看他。一进门便见他斜卧在床上流泪。天哪！给别人带来如此巨大痛苦的人，如果能读到我今天的文章，不知作何感想？！老庞就这样在无法排遣的愁绪中以泪洗面，度过了一生的最后岁月，两年以后告别人间。
庞步云走了。这个有着如此善良心灵、天真思想、穷且益坚的无辜小人物，怎么能料到被权力和私欲扭曲的人心会这么丑恶，怎么能理解自己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怎么能见容于这个是非善恶被颠倒的世界呢？他只能走了，带着永远也解释不清的疑问，带着满肚子的委屈走了。
亢甫
西元2011年2月26日
于京东寓所
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
《三国演义》中一个小人物```
什么是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
如何看待历史人物与小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如何评价文革中的“知青”？
诸位：在冰箱中谁主沉浮
文革中的巴金是怎样完成从”奴在心者”到奴在身者？
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区别在哪里?
文革中的十个阶层怎么排？
我主沉浮在哪个电视台首播?
鱼为什么可以在水中沉浮
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的定义..其作品
一个实心球放入足够水中，浮力是0.9N，分析小球在水中的沉浮状态及小球密度？
求《“文革”风雨中的刘志坚》一文，发表在《党史博览》2005年第5期上，作者为尹家民
文革末期的连环画《李梅》中反映的沿海渔区某大队中的翠岛在哪里？
文革期间右派中的哪个人的原名是将冰之
一个实心物体浸没在液体中,你能否根据物体密度与液体密度之间的关系,对物体的沉浮作出判断?
小人物送题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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