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求生主要内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论当代中国“人”的自身发展问题

在中国灿若星河的汉字中，“人”字是笔划最简单、但内涵最丰富的文字之一。从中国古代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管仲基于“国固”而提出的带有“工具论”色彩的“以人为本”（《管子?中篇?霸言》） ，到当代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籍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提出的“人类发展能力理论”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对“人”进行了持久的多方位的探索。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包括经济理论界）围绕“人的发展理论”展开苦苦探寻，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创新主体更以其首创精神进行了相关领域的创新实践。

正是在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中共十七大提出了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思维 ，并将它作为现代发展体系的核心。那么，在当代中国，为什么必须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发展体系的核心？在确立这一核心理念之后，围绕此问题相应地在学术上需继续探讨哪些理论观点？在实践上，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在人的自身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机制、新的进展和问题？特别是，下一步怎样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真正落实到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这些都是有待于继续探讨的问题。

在展开分析之前，这里先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含义作一大体界定。笔者在“人的三层含义论” 曾指出：第一层含义，从横向分析，这里的人不应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应指多数人，而应指“全体人民”，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有着眼于“全体人民”的宏观思维 ；第二层含义，从纵向分析，这里的人不应仅指当代人，而应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这涉及到“代际公平”问题；第三层含义，从内核分析，这里的人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所谓“多需”，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健康和生命安全需要，以及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需求。本文依据这一界定对人的自身发展作进一步探讨。

一、理论：追求人的自身发展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一）促进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

我想从一段题词说起。这是我多年来经常引用的一段意味深长的题词。题词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间：1894年，即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缘由：当时欧洲的共产主义者拟在瑞士日内瓦筹办一个杂志《新纪元》。为了创办杂志，他们给恩格斯写信，请求为该杂志“创刊号”题词。恩格斯题的是什么词呢？他给《新纪元》杂志的主编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恩格斯为什么给《新纪元》创刊号唯独摘录马克思这句话？而且，1894年是什么年份？时值恩格斯去世（1895年8月5日）的前一年。虽然尚未“盖棺”但可以论定，这是作为亲密战友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的概括和表达，可以说这是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得出的重要结论 。

的确，马克思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曾明确指出，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新社会本质的精辟论断。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一个 “完全实现”与 “促进”的关系问题。“在我国现阶段，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还不可能达到“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的境界，但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则是我们担负的历史使命” 。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把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义的。

（二）关注人的自身发展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理念
综观二战以后人类发展理念的演变，大体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脉络：一开始都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到了五六十年代随着社会矛盾的突出，人类发展增添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关注；继而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又增添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八十年代后，随着人权的兴起，人类发展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幸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应运而生并受到普遍关注。60余年来，由“物”到“人”，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发展，这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

在这方面，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人类发展能力理论”值得重视。按照这一理论，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状态的能力 。这里的“过”、“做”、“实现”是人自身自由发展的三大重要支点。以人的能力扩展和生活质量提高为核心的人类发展理论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结晶。中国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将它作为现代发展体系的核心，是与人类现代发展理念内在相通的。

（三）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笔者曾经讲过：“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禁锢而止”；“在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浸蚀而止” 。如果仅仅是市场经济，那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商品拜物教”，从而导致人的“异化”，因此必须把发展市场经济同社会公平和法治结合起来。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寻求市场经济同社会公平和法治的紧密结合。中国正在探索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其基本价值趋向是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和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结合。

这种新体制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属性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两条轨道或平行或交叉地对“人”产生影响。（1）在人的独立性方面，“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具有独立性，主体间不存在依附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每个商品生产经营者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它更要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不仅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主体地位，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全方位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首创精神。（2）在人的平等性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并进而要求地位平等和机会平等，但它难以保障结果的平等，难以完全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本质，则可以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3）在人的开放性方面，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开放性，其活动都是面向社会又依赖于社会的，都要求破除人为的分割和封锁，使人走向开放。

从这一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可以说它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辨析：关于几个问题的讨论

在确立人的自身发展在现代发展体系的核心地位之后，围绕此问题有下列三个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 “历史唯物论” ，还是“历史唯心论”？

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或者说“以人为本”，究竟是“历史唯物论”还是“历史唯心论”？ 笔者认为，弄清这一问题，不应抽象地看“人”，而应具体地看“人”，其中主要看“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

从主体方面分析，主要是看“靠谁发展”。在这方面，要害是对待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具体表现在，是尊重还是忽视甚至亵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发挥还是压制甚至抹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中国讲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当然，在现实中，不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的事是有的，但是，从基本面来说，“靠谁发展”的主体是明确的。

从客体方面分析，主要是看“为谁发展”以及相应的“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在这方面，究竟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还是“为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发展成果是由“部分人”分享，还是由“全体人民”共享？这是问题的症结。中国讲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强调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可见，“为谁发展”的客体是明确的。

从以上两个方面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符合历史唯物论基本原则的，它与抽象谈论“人”的历史唯心论有原则区别。

（二） “人本工具论”，还是“人本实质论”？
近来，谈论“以人为本”的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据我观察，在同一术语下，要表达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这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以人为本”。

一种是侧重于从执政者“本治”角度出发的“以人为本”。例如有的论者称，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以人为本”，以证明这个理念源远流长。管子确实讲过“以人为本”，但其完整的涵义是什么呢？管子自己讲得很清楚：“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引自《管子?中篇?霸言》）我以为，能认识到“本理”与“国固”，“本乱”与“国危”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相当深刻的，而且实施“本理”的政策，客观上对老百姓也带来好处。但这种“以人为本”，是站在执政者的角度为其“本治”服务的，它的中心词是“以”，而不是“人”。我把此称为“人本工具论”。

另一种是真正站在“人”自身的立场，来秉持“以人为本”的。如前所引，马克思名言：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这里马克思用了“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最无愧于”、“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等关键词，这是一种切实站在“人” 自身角度研究问题的“人本观”（可惜，现在一些地方在引述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这句名言时，把前面的“自由的”一词给略掉了）。我把此称为“人本实质论”。

中国应力求避免“人本工具论”，应按照“人本实质论”来探讨人自身的发展问题。

（三）“低端人本论”，还是“高端人本论”？

提出“以人为本”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但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倾向，是把“以人为本”只等同于关注人的物质生活，这与完整意义的以人为本有很大差距。

当前，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政府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是一个突出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公共服务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解决公民“共享”问题，只要发展社会事业就完事大吉了。必须强调指出，人民不只是消费者，而且是社会生活参与者。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将会明显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也逐步增强，这是中国人民的新需要。

鉴于此，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应提全体人民“共享” 四个方面的成果：第一，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第二，共享改革发展的文化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第三，共享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满足人民对于公共服务方面的需要。第四，共享改革发展的政治成果，让老百姓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所以，下一步要由不全面的、低端的以人为本向全面的、高端的以人为本升华。

当然，由低端的以人为本向高端的以人为本升华要有个过程。要注意避免形成超越阶段的浮躁氛围。即使就公共服务方面而言，在目前公共品供给不充分的背景下，也要切实把握科学的、合理的“度”，公共服务均等化横向上范围要适中，纵向上标准要适度。至于共享改革发展政治成果的广度和深度，也还有一个“由低向高”逐步提高的过程。要把整体突进、重点突破与渐进的操作方式结合起来。

三、实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自身发展方面的进展与存在的差距

1998年，当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笔者曾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探讨过改革开放的成效问题，在《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一文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同时也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纪元。回顾20年的历程，最突出的，我认为就是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在中国大地的崛起。尽管这种力量还很幼小，还只是‘初见端倪’，但是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这是20年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

今天，当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周年的时候，笔者依然坚持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并不限于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或“翻几番”，也不限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甚至也不限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位次的上升，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是我更重视的，在于人的自身发展及其在现代发展体系中核心作用的初步发挥。这里依据新的情况，从实践角度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一）中国“第二次革命”促进人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
发轫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过程中“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1985），是“新的伟大革命”（胡锦涛，2007）。这场伟大的革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对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启蒙，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则是新一场更加波澜壮阔的启蒙。这场变革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的自身解放和发展。总结近3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变化，在人民、国家和党“三个面貌”的变化中，人的面貌变化是应该排在第一位的。

就改革对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和促进而言，以下四个方面值得重视。

1、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革，对农民“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和促进。

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累积性的边际演进道路。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像暴风骤雨一般迅猛兴起（到1983年春，包产到户比重达95％以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以及随之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展开，这三项农民的创造，使占全国人口80％、将近八亿的农民从传统体制下初步解放出来，农民开始作为自主的力量，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并演出了一幕幕活剧。 何士光的作品《乡场上》描写的一位老农民由唯唯诺诺、忍气吞声到挺直腰杆、扬眉吐气的变化，反映了一个群体的觉醒：经济上独立的农民开始站起来了。当然，中国农民的解放和发展是呈阶段性的，必然要经历多次的解放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后的成长中难免遭遇“蹉跎岁月”，但已有的变革标志着一个觉醒的开端。

2、各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创建，对职工和管理者“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和促进。

随着农村改革向城市的推进，企业改革遂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现代企业制度应运而生。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新型劳动制度特别值得关注，这是劳动者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表现。截至到目前，在全国3000多万名国有企业员工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各类非公有制企业员工中，着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以企业员工为一方、雇主为另一方，政府为第三方，一个新型的“三角关系”初具雏型。尽管在上述“三角关系”中，工会的力量还不尽如人意，职工的权益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一批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但毕竟有了一个企业对话的框架。再考虑到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企业管理者股权激励制度的实行，所有这些都对职工和管理者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3、伴随新技术革命而展开的改革对知识阶层“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和促进。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一个重大的变革是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正如美国管理学家迪伊??沃德?霍克所说的：“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历时400年的时代即将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冲破阻力而来这样一个时刻。”其实，微机是自2000年前出现阿拉伯符号数字以来最重要的进步；鼠标是自有老鼠以来最重要的发明。 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不仅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自身。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在中国，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阶层“人的主体性”开始释放，一批“新人”开始出现。这批新人既有技术专长，又有开发潜质，他们不喜欢等级制，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总之，它反映了信息革命所重塑的一代新人的基本特点，就是更富独立性和开放性。

4、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经济组织的兴起，产生的新社会阶层“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和促进。

伴随着新经济组织的兴起，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被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员主要有六：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576.2万户，私营企业494.7万户（2007年3月底已达504.4万户），外资企业59.5万户。 即使按每户一个“老板”计算（实际上私营企业不只一个），在中国大小“老板”超过3000万（平均每40个人中有一个“老板”，市场经济发达地区“老板密度”更高一些，据笔者实际调查，浙江省约20人中有一个“老板”）。如果在加上其他“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保守的估计，整个“新的社会阶层”人员应在5000万人以上。由于其受自主的经济力量所支撑，这一新的社会阶层更带有自主性、独立性和开放性。

（二）在人的自身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效
在上述体制变迁的推动下，人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主要表现在：

1、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改善，物质生活水平较大提高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的首要权利。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把改善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放在首位，民众的生活状况发生明显变化。1978-200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3587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67.7%和57.5%下降到2006年的43%和35.8%。在贫困标准由人均100元提高到693元的同时，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2.3%，中国的减贫成效引起国际关注。

2、人的文化和社会权利得到改善，精神生活和健康等自身素质有所提高

在人的精神需要方面，文化生活比较丰富。仅以与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广播电视为例，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且分布相当广阔的国家，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5%左右。在人的自身素质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所关注的“人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水平” 有所提高。中国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从改革开放初的68岁提高到目前的73岁，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公民接受教育状况虽然问题较多，但义务教育还能得到基本保障，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和初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9.3%和97%。

3、公民参加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权利有所改善，参与程度有所扩大

这方面特别需要提出的是，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完成“人权”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到法律概念的转换，这是一种进步。此外，在基层民主方面，例如农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城镇居民直接选举居民委员会，城乡居民在参与基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上也有明显进展。

（三）在人的自身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

1、部分困难群体的生存和国民收入的结构性问题。

迄今为止中国仍存在为数可观的贫困人口问题：按693元的标准，2006年末农村贫困人口2148万人。按958元的标准，农村低收入人口5700万人。除此之外，城市还有2000多万困难居民，上述合计约为8000万人，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人群，解决贫困问题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虽然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与人直接有关的“两个比重”，即“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则是下降趋势。前者，从1996年的69.3％，下降到2003年（“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年）的64.8％，累计下降4.5个百分点；同期，政府部门收入则由17.1％上升到20.2％，企业收入也从13.6％上升到15％。至于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998年为53.14％，2003年则下降为49.62％，累计下降了3.52个百分点 。这就是说，在社会财富的“蛋糕”明显做大的同时，虽然居民收入的绝对数在上升，居民所得和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则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注重人的发展是明显相背离的。

2、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的环境、安全、健康问题。

在传统发展模式主导下，虽然积累了庞大的资本，但这是以透支资源、环境以及劳动者的健康和幸福为代价的。环境方面，中国GDP虽已超20万亿元，但环境损失严重。据统计，2004年全国环境损失5118亿元，占GDP的3.05%。以2007年几起环境事件为标志，环境问题已酿成让老百姓喝不上干净水的社会问题。安全方面，这些年来事故频仍，矿难不断，2006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11.3万人，特别是煤矿亿吨死亡人数达204人，代价惨重。此外，健康和生命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2007年发生在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在“人的生命”问题上已经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虽然属于个别事件，但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特别关注的“体面的生活和尊严” 有巨大落差。

3、群众的政治生活参与度问题。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人民在政治生活领域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表现。这四个权可用四个度来测量，这方面还有一定差距。至于世界银行用“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来测度中国的情况，确有明显的低估和失真成分，但作为一种方法也值得关注。

四、方略：从五个方面促进人的自身发展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的自身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整个国家财富的增加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精神文化需求和参与政治生活的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呈现上升、趋旺的态势。尤其是随着全球化潮流的涌动，对于中国来说，不发达经济阶段的问题（如几千万贫困人口等）没有解决，发达阶段以及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老龄化、人类生存环境、人权保障等）又迅猛涌来。这些都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就需要研究新的方略，以应对人自身发展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挑战。

（一）针对人的生存和物质生活需要，首先从经济方面促进人的发展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的生存和发展是人所有发展的基础，没有此前提，其他一切发展均无从谈起。在现阶段，重点是解决减贫、就业、分配和消费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减贫”。针对当前农村尚存的2100万贫困人口，一要继续“输血”，即增加扶贫资金的投入，并适当提高标准；更重要的是“造血”，即促进贫困农民就地或转移到其他地区就业，以使其尽快摆脱贫困境地。

关于“就业”。从未来几年的就业格局看，城镇大约每年有800-1000万新增劳动力等待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大约也有900-1000万进城。按未来五年计算，两者合起来大约9000万左右。 面对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需要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职能，特别是做好就业培训和信息的提供，还要注意以创业带动就业。在这方面，应针对束缚人的体制障碍，打破城乡人口管理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

关于“分配”。突出的是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两个比重”问题。应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途径，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力争在几年内达到55%左右；通过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制度（包括“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以及压缩政府部门的非规范收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力争在几年内达到70％左右。当然，在按资本等要素分配的过程中，要注意财富的“累积效应”。针对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矛盾，务必实行“提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比重)”、“调高(调节过高收入)”、“打非(打击并取缔非法收入)”完整方略。在此基础上，通过缓解——遏止——缩小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使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以体现社会公平。

关于“消费”。人的生存和物质生活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最终落到消费上来。针对目前的消费状况，应进一步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特别是提高消费质量和保障消费安全。诸如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问题，关乎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问题，必须提到“人本”的高度来认识和实现，要保障人的消费尊严。

（二）针对与社会事业相关的“民生性”需要，从社会方面促进人的自身发展

民生性问题与社会建设息息相关。当前最突出的是解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方面，作为制度建设，应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按此思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资金不应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而应加大对目前比较薄弱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在教育方面，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应由目前的不足3%尽快达到4%，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在医疗卫生方面，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目前不足2%（2005年为1.77%）先达到2.5%左右的水平。在社会保障方面，着力解决城乡全覆盖问题，以为全体人民构筑广泛而严密的社会安全网。

这里还要指出，除了社会事业以外，还有社会管理问题。在这方面，应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整个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实现公民管理社会的权利，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三）适应人文明素质提高的需要，从文化方面促进人的发展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在中国现阶段，提高人的文明素质，必须尊重人类普世的文化价值，把握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鉴于中国没有经历过严格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残存着若干封建主义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需要以适当方式“补一些课”。

在文化方面促进人的发展，关键是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不仅要把人们的心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禁锢下疏导出来，而且还要从“金钱拜物教”的浸蚀下疏导出来，同时要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例如，在未来虚拟世界日益兴盛的体制下，人的主体性会不会因过度纵欲而产生扭曲，这也值得观察和研究。

（四）着眼于实现人民的政治权利，从政治方面促进人的自身发展

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根本”和“目标”两个重大问题。以什么为根本？答曰：“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什么为目标？答曰：“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这里，“根本”里有“人”，“目标”里也有“人”。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则与当今中国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从实现人民的政治权利角度分析，关键在于实现下列四个权利，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上述四权是任何公民都应享有的权利，每一种权都可以用一定的度来测量，应该切实采取措施使每一种权的实现度得以提高。

（五）着眼于人的生存环境，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方面促进人的自身发展

继呼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从人的发展角度出发，人们呼唤着第四种文明——生态文明的实现。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G8和5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会议表明，当代世界环境问题的严峻期已经到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生态问题，而是一个集自然、经济、社会、制度、人权等诸多问题于一体的复杂体系。欲真正研究并缓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更大范围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努力，特别是从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探索。在体制方面，应着手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在机制方面，也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E（ Environment，环境）S（Safety，安全）H（Health，健康）机制” 。通过上述努力，应对生存环境的新挑战，强化人文关怀，使人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实现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