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套第一季02:古代兵器摘自《军事博物馆》]

古代兵器摘自《军事博物馆》] 2008年05月11日 星期日 17:54

古老的春秋竹弓

在《古代战争馆》里，陈列着一件春秋晚期的竹弓。此弓由湖南省博物馆提供，1971年2月长沙浏城桥
1号墓出土。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弓的实物之一。弓呈黑褐色，弓干完整，做工精细。弓长1120毫米，弣部宽27毫米，厚20毫米。弣部向两端走向渐细，至末梢有20毫米长的部分再收细。两端连线至弓弣的垂直间距为190毫米。弣部用三层竹片叠合而成，然后用丝线缠紧，外表髹漆。漆皮已松裂，脱落。《考工记》说，做弓需要用"干、角、筋、胶、漆"六种材料。该弓出土脱水后仍不变形，由此可证明制作系用优良材料，经过特殊加工处理而成。


　　弓是古代一种弹射兵器，主要由有弹性的弓干和弓弦构成。拉弦张弓过程中积聚的能量在瞬间释放时，可将扣在弦上的箭或弹丸射向目标。弓的各部名称有：弓干的两端末梢称为箫，箫端装弭。弭是供挂弦用的，多以骨、角制作，也有铜制。弓弦用牛筋等制作，也有用丝绳绞合而成的。弓干中央的部分名弣。弣和弓梢之间的两个孤形部分名渊，亦名肩。

　　弓箭的特点是：轻便、发射速度快，能在较远的距离杀伤敌人，是戈矛所不能及的。因此，自有战争以来，即成为战场上主要作战兵器之一。著名诗人屈原在《国殇·九歌》中，以"矢交坠兮士争先"的诗句，描写战场上使用弓箭的情景。

　　两军相遇，弓弩当先。优秀的射手装备精良的弓箭，在战斗中能够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春秋战国的弓分王弓、弧弓、夹弓、庚弓、唐弓和大弓六种。用于作战的主要是王弓和弧弓。其它弓均用于狩错和习射。与此弓同时出土的兵器还有戈、矛、剑、戟、矢等十余种，共80余件。据此推测，墓主是春秋晚期楚国的一位掌兵权的人物。
                    

               铸造精湛的战国两色剑


这是一柄战国时期的铸造精湛的楚国两色复合青铜剑，陈列在《古代战争馆》。它反映了当时的铸剑技
术和作战方式，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该两色剑属柳叶形青铜剑，为刺杀短兵器，长480毫米。剑身前有锐利的锋，其两刃呈流线型。在前约1/3处收细呈束腰，以利穿透。中间有脊。剑柄较扁，又称"扁茎"。与众不同的是，该剑由剑脊至剑柄为浅草绿色的，而两刃部分又是深翠绿色的，显得非常漂亮。经过检测发现，这是一柄复合剑。剑脊和剑柄含锡量较低，有一定韧性，不易折断。而剑锋和两刃含锡量又较高，达到19%，提高了硬度，保持锋利，便于砍杀。铸造时，先用一种配方浇铸剑脊、剑柄部分，再用另一配方浇铸剑锋和两刃部分，并使二者紧密结合。于是，剑脊、剑柄和剑锋、两刃就呈现两种不同的颜色，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人民的重大创造，在青铜铸造技术上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

　　两色剑是春秋战国时期激烈战争的产物。随着战争的发展，步战的规模日益扩大，次数愈加频繁。为了适应近体格斗的需要，各国纷纷改进技术，铸造良剑。越国的欧冶子为越王允常铸造了"纯钧"、"湛卢"、"盘郢"（或叫"豪曹"）、"鱼肠"、"钜阙"五口精良铜剑（《越绝书》）。吴国的干将、莫邪夫妇则铸造了以自己名子命名的"干将"、"莫邪"两口精湛的名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称霸南方广大地区的楚国，一方面通过战争缴获了吴、越两国大量的铜剑，供作战使用；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学习两国的铸剑技术。楚王还派人去请欧冶子、干将为自己铸造了"龙渊"、"泰阿"、"工布"三口高质量的剑（《太平御览》卷三四三）。楚国提高了铸剑技术，便立即为自己生产良剑。两色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精心制造出来的两色剑完全能够适应当时的作战特别是步战的状况。它坚韧的剑脊，能经受住兵器在格斗时的猛烈碰撞，而不断裂；而其坚硬锐利的锋刃，又能刺穿当时普通的铠甲，使"剑承其心"（《晏子春秋》），造成有效的创伤。这种在战国时期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兵器，在战争中可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戈发展比较完善时期的代表--楚全戈 
     


    楚全戈由戈头、柲（即柄）、鐏（柄下端的饰件）组成，长1.62米。戈头、鐏由青铜铸造，柲由硬木作成。戈头通长198毫米。其中援（用于勾啄）长125毫米,援和胡（可割杀）上开有刃,援上有脊；阑（用于固定）长111毫米, 阑侧有三穿（用于穿绳绑扎）；内（用于穿柲固定）长73毫米,上有一穿,两面均有阴纹环绕。柲全长1.55米，上部已脱水变形弯曲，表面涂有褐色漆，现仍可见。柲杆断面呈卵形，长22毫米,宽19毫米,在距头部280毫米处收缩成直径为14毫米的圆形。距柲顶端11毫米处向下开有一个长33毫米、宽4毫米用于穿内的长方形孔。孔下面有一长70毫米的槽，以固定胡部。柲下部装入鐏内的部分长38毫米。鐏全长100毫米，口部呈卵形，宽19毫米；长22毫米。距口部11毫米处有一直径为4毫米的圆孔,用以固定。距口部31毫米处一侧有一耳,以下部分为蛇头状,上面有蟠螭纹。

　　戈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句（勾）兵"，戈盛行于青铜时代。兵器有长、短之分。这件楚全戈是一种短兵器。周代兵器一般以弓矢、戈、矛、殳、戟五种兵器为一组配合使用的，号称"五兵"。五兵又区分为"车兵"和"步兵"。《考工纪》记载："车兵五兵为夷矛（长二丈四尺）、酋矛（长二丈）、戟（长一丈六尺）、殳（长一丈二尺）、戈（长六尺六寸）"。以上各种兵器的尺寸都是按周制说的。周尺，每尺合199.1毫米（见《中国度量衡史》）。依此计算，这种戈的长度仅有1314毫米，属于短兵器。另外从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图铜鉴中看，攻城的步兵左手拿盾，右手持短戈的作战的情况。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作战用了许多属于短兵器的戈。楚全戈的长度仅有1米多，只能适于近体格斗，为短兵器的一类。

　　"楚全戈"是戈这一兵器种类发展比较完善时期的代表，对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战争史等情况，均有重要的价值。

                        威风千年的四马战车

  

    古代战车的形制一般是单辕、两轮、长毂（车轮中部与辐连接的部位）、后面辟门的横长方形车厢。车辕前端有衡，上缚轭，用以驾马。车为木质结构，其重要部位装有青铜饰件用来加固和装饰。战车驾四匹马，中间的两匹辕马称"服"马，左右两侧的叫"骖"马。驾四匹马的战车，或一车所驾的四匹马，称"驷"。车上乘有三名甲士：左边甲士主要持弓，负责射箭，是一车之首，称"车左"，也叫"甲首"；右边甲士主要执戈矛，负责用戈矛等长柄兵器对敌击刺，称"车右"，又叫"参乘"；中间的甲士称"御"，主要负责驾驭战车。由于有畜力牵引，战车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甲士装备了精良的青铜兵器具有一定的杀伤力。有的车上配备了旗鼓铎铙，保证了通讯联络和作战指挥。在古代，两军交战时，国君、诸候必须亲自乘战车指挥作战。国君居中拊鼓击金，指挥军队进退。国君所乘的战车叫"戎车"。春秋中叶以后，军队中出现了专职将帅，戎车遂成为将帅的指挥车。每辆战车除车上的三名甲士外，还隶属有固定数目的步兵，再加上一些后勤徒役及装备，构成当时军队的一个基本编制单位，称为一"乘"。

　　公元前21世纪末，夏启伐有扈氏之战时，启发布《甘誓》，要求每辆战车上的车左、车右和御手，都要恪守职责，勇敢作战；否则就要"戮于社"。规定了战车的任务。商汤攻夏桀时，军队也装备战车。牧野之战时，周军出动300辆战车。周"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与夏战于牧野，作牧誓"。春秋时期，诸候国之间兼并战争加剧，战车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一次战争行动往往动用战车千乘以上。到春秋末期，晋国和楚国，拥有战车的数量已有4000乘以上。直到战国晚期各诸候国还拥有大量的战车。比如秦国的军队就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此后，这种古老的战车逐步被步兵、骑兵所取代。在先秦时期驰骋战场上1600多年的"四马三人"战车终于退出了战争舞台，成了今天人们进行历史研究的对象之一。

珍贵的秦王政七年铜戟


1979年9月秦陵兵马俑坑出土。戟为戈、矛分体联装，通高320毫米。戟体为长戈，长170毫米，宽266毫米，援微曲，脊厚5毫米。内上一穿，上斜，有刃。内正面镌刻铭文二行十五字，是："七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告丞义工兢"。内背面末端铸有"寺工"二字。戟刺为叶形矛，长150毫米，脊厚20毫米，两侧作血槽。銎长45毫米,中空直至锋端，正面镌刻"寺工"二字。戟通身呈青黄色，制造精致，形制完美，铭文清晰,锋刃十分锐利，是青铜戟中少见的精品。
   
   关于戟的年代，戟铭记为："七年"，当为秦王政七年，即公元前240年。

　　戟铭"相邦吕不韦造"，为时任相邦的吕不韦督造。《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 "相国"即"相邦"，秦官，其职位较丞相略高，掌管全国政务，系最高行政长官。

　　戟铭"寺工"是工官之职，即具体负责制造兵器的机构的工匠之长。"告"是工官的名。"丞"次于寺工的工官，即寺工的助手，"义"亦是他的名。"工"是实际铸造戟的工匠，"兢"是工匠的名。"寺工"、"丞"、"工"是具体铸造时的各级铸造者。"寺工"、"丞"为二级监造，"工"是直接生产者。

　　戟是一种装有木必和尊，兼有勾和刺两种作用的冷兵器。它自商周产生至秦时，正处在一个被大量使用的时期。《史记·高祖本记》载："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之外，持戟百万"。从秦始皇七年铜戟锐利的锋刃中，可以想见当年秦国大军手持利戟，驰骋中原，灭六国，统一中华的壮举。


                        一件特别的古代兵刃--汉代铁钩镶



       钩镶残长480毫米，上钩残长290毫米，尖部残失；镶部长190毫米，宽140毫米，上有一刺，高80毫米；镶鼻、下钩残失。

　　 钩镶是由盾演变而来的一种钩、盾结合的复合兵器，上下有钩，中部是后有把手的小型铁盾。钩为圆柱体的长铁鋋，都稍向后弯。上钩顶端锐尖，下钩末端为小球，两钩中间连接盾后的把手，即镶鼻。盾为圆角方形薄铁板，用圆盖钉钉在钩架上。盾上部有一刺。

　　 钩镶的作用是：镶用以推挡和击刺，主要起盾的作用；钩用以钩束对方兵刃，以利于自己的兵刃杀出。它的作用较单纯防御的盾要积极。所以汉代刘熙《释名·释兵》说："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用之宜也。"钩镶通常与刀、剑等兵器配合使用。左手持钩镶挡钩敌人的兵器，右手持刀、剑砍刺敌人。钩镶创制于汉代，当时盛行铁戟，而钩镶对抵抗戟的进攻较为有效。因戟有横出的小枝，被勾束后，很难迅速抽回，持钩镶者即可乘机砍刺对手。汉晋以后，戟逐渐退出战场变为仪仗用器，钩镶也随之衰微以至绝迹。


               战场上号令三军的南朝铜鼓(算不算兵器-_-!)


鼓通高470毫 米，鼓面直径630毫米，面有四蛙，面外伸大于胸20毫米；鼓足直径610毫米；胸腰间有扁耳两对，每耳之上下各有一长条孔，鼓身饰羽人衍鸟纹。

　　 铜鼓是我国古代西南和南方少数民族独创的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铜质打击乐器，它是将青铜发音清朗洪亮、不易受潮的优点与鼓类乐器发音浑厚雄壮、表现力丰富的优点溶为一体的产物。它的结构特征是：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一头有面，侧附四耳。其结构的固定名称有：面、胸、腰、足、耳五部分。

　　铜鼓通过鼓面而发音，但无音阶变化，属于无调打击乐器类。由于它音高声大，传播辽远，古时人们常把它作为传信的工具，《隋书·地理志》说，俚人"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明代谈迁在《国榷》中说："始出动，必击鼓高山，诸蛮闻声四集"。鼓声既是信号，也是命令。闻之而动，不可稍怠。尤其是在战争中，其号召力和鼓动力，远非别的信物可比。因此，战争的双方都很重视对铜鼓的争夺。在一个时期，铜鼓的得失，成了战争胜败的重要标志。明代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说："凡破蛮必称获诸葛铜鼓"。夺得了铜鼓就等于夺得了敌方的旗帜和指挥权，置敌方于崩溃瓦解之地。铜鼓又是胜利的象征。
     
                     隋代府兵调兵的信物—铜虎符（好精致...）


虎符系黄铜所铸，为立虎状，高48毫米，长70毫米。-枚正面为阴刻小篆"长利府"三字，背面阴刻楷书"右武卫"、"长利二"六字。另一枚正面为阴刻小篆"大华府"三字，背面阴刻楷书"左武卫""大华三"六字。

　　 兵符是传达命令或征调部队的凭证。以金、玉、铜、竹、木等制成，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伪。每只兵符上都有编数。编数的多寡不仅体现着兵符的用途，而且控制着军事行动的规模、范围和权限。《汉书·文帝纪》载，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师古说："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庄浪所发现铜虎符共十四枚，每枚均有编数，编数最大的是五，属发兵之例，与应劭之说符合，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批铜虎符是用于军事行动的凭证。东汉以后，符的使用范围渐广，符上编数随之扩大，以适应多种情况的需要。

　　庄浪铜虎符上"系之以卫府，冠之以地名"，是隋大业三年以后兵符上的一大特色。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这是隋代府兵组织系统的一次重大变更。各地鹰扬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隋书·百官志》载："十二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总府事，并统诸鹰扬府"。鹰扬府分内军和外军，原三卫改名三侍，也统一设置鹰扬府，此为内军鹰扬府。大业三年后，鹰扬府逐渐冠以地名。庄浪铜虎符正面均小篆阴刻鹰扬府名，为外军鹰扬府名。庄浪位于甘肃东部，是联结天水、陇东、关中地区的交通要冲，隋代属天水郡。庄浪成批发现铜虎符，均为右半，按规定当存内库。可能是因隋末兵败，内库有职吏携符逃亡至此，见隋王朝大势已去，遂埋符于地下。

元至正十一年铜铳
    火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而管形射击火器的发明与创制同样也给世界带来了一份惊
喜。从此，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出现了火器的声响与弥漫的硝烟。早在我国南宋时期陈规就创制了竹竿火炮，是一种原始的管形火药喷火武器。其后寿春府造"突火枪"，亦是以竹为筒，内安子窠，这便是管形射击火器的鼻祖。虽然以竹、木制成的火枪、火筒，射程近，威力不大，尤其枪身容易烧毁炸裂，但它却促进了金属管形射击火器--铳的出现。
    那么中国乃至世界究竞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金属管形火器，目前仍是一个谜。但就目前所知，有铭文断代的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是元至顺三年(1332年)铜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藏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有铭文火铳，长435毫米，重4.75千克，铳口直径30毫米，铳身镌有"射穿百札，声动九天"、"神飞"、"至正辛卯"、"天山"等铭文。此铳比例匀称，铸造精美，是馆藏古代军事文物的珍品。
    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是火器技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元代制造了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并应用于战争,尤其到元末使用更加频繁。元至正年间张士诚起兵反元，在高邮称王，国号"大周"。元廷派纳速刺丁率兵镇压张士诚起义军时，曾使用了"火筒"、"火镞。而张士诚也迅速掌握了铸造和使用火铳的技术。新近在浙江余杭发现了一件"天佑"铭铜铳，其形制与"至正辛卯"铜铳十分相似，铳前膛外壁镌有"天佑丙申，朱府铸造"铭文两行共8字。"天佑"为张士诚初称王时的年号。天佑丙申，相当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与至正辛卯铳铸造于同一时期。
由于元代金属火铳出土数量太少，以至日本著名火器史家有马成甫曾怀疑至顺三年与至正辛卯铳的真实性。"天佑"铳的发现，足以说明元末我国已使用金属管形射击火器于战争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比欧州出现的火炮整整早了半个世纪。至正辛卯铜铳为仅有的元代有铭火铳三件藏品之一，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堪称中国军事技术史之瑰宝。

                        "仁字伍号大将军"铁炮

   火器以其巨大的威力成为战争的骄子，纵横疆场后，暗淡了刀光剑影。随着战争的多元化，它又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带有科技含量的大口径大型火炮也相继出现。明代中期制造了多种形制的大将军铁炮。所谓"大将军"或"将军"，是明、清两代对大型火炮的称号。古代战争馆陈列的"仁字伍号大将军铁炮"，铸造于公元1592年，长1.45米，口径105毫米，炮身铸有9道箍和两个铁环。铭文："保阵边疆，仁字伍号大将军，巡抚顺天都御史李颐置，整饬蓟州兵备佥事杨植立、整饬永宁兵备佥事杨镐、监造通判孙兴贤，万历壬辰孟冬吉日，兵部委官千总杭州陈云鸿造、教师陈胡、铁匠卢保"。这是中国当时比较先进的火炮。
    明末中国固有的火器技术已落后于当时的西方，随着西方贸易商船和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西方先进的火器技术也返传到中国本土。最早传入的西方火炮称佛郎机，由葡萄牙人于正德年间率先传入东南沿海。而由荷兰商船传入的重型火器，明代称为红夷大炮，其输入时间约在万历年间。但据"仁字伍号大将军"铁炮的形制，还不属于红夷炮类型。多道固箍与明初中国固有的铁炮相似，但有一对炮耳和用作瞄准的前后两个铁环，是吸取了佛郎机的新技术。西方重视对火器技术的研究，由于伽利略和他的学生托里拆利对运动学的研究，早已使点放火器的外弹道学成为了一门科学。因此，体现在西方火器的形制上，具有炮耳和瞄准具，可以灵活调整发射角度，能"无奇不中"，而这在中国原有的火器上是不曾具备的。"仁字伍号将军炮"虽然已经引进了西方的-些火器新技术，但仅是模仿铸造，没有能究明其中的科学道理，故其炮耳、照门、照星都显得十分稚拙。

                        明洪武五年碗口铳

伴着硝烟战火，火器到了明清两代进入它最为辉煌的时期。三眼铳、四眼铳和七星铳等相继问鼎战争。多姿多彩的
作战方式，使它们不再甘于仅限于在坚城高堞上"耀武扬威"和在平川旷野上闪烁火焰，又随着战船在江河中与惊涛竞威。在古代战争馆里，陈列着一件明代碗口铳。它为青铜质，重15．25千克，长365毫米，铳膛呈直筒形，口内径ll毫米，向后逐渐变细，铳身外壁铸有三周加强箍，铳身镌有"水军左卫进字四十二号大碗口筒，重二十六斤，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日宝源局造""韩"的铭文。
       碗口铳，口径较大，体形短粗，铳口呈碗状。明邱濬《大学衍义 补》卷122记："今炮之制，用铜或铁为具，如筒状，中实以药，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线，用火发之"。明何汝宾《兵录》卷12记："碗口铳用凳为架，上加活盘，以铳嵌入两头，打过一铳，又打一铳。放时，以铳口内衔大石弹，照准贼船底耪，平水面打去，以碎其船，最为便利"。根据此铳铭文和文献记载，均说明碗口铳主要是装备水军进行水上作战使用的。主要用于发射较大的弹丸，以击碎敌军战船的船板或舷板。当然，亦可装备陆军进行野战或攻守城垒战斗。

               明洪武十年铜铳（无图）
   军事博物馆古代战争馆陈列的这件明代火铳，是1971年在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城墙内发现的。铳全长43
5毫米，前膛长290毫米，药室长70毫米，尾銎长75毫米，铳口内壁直径20毫米，重2.1千克。铳身铭文五行，字款是："夙阳行府造。重三斤八两。监造镇抚刘聚，教匠陈有才，军匠崔玉。洪武十年月日造"。
   这件铜火铳系"手把铜铁铳"或"无敌手铳"一类，是明代前期常见的单兵火器，从洪武年间开始大量制造并装备军队。它的构造是：由前膛，药室，尾銎三部分构成。药室上有火门。其使用方法是：先将火药由铳口装进药室，再塞入以坚木制成并用以闭气的马子，然后将散子弹装入前膛，用火绳通过火门点火，引燃发射药，使火药燃烧生成的大量高温气体，将子弹推射出膛。手铳的特点主要是体积小，重量轻，口径小，身管长，射程远。明初所造铜铳，铳身多刻有制造地、制造部门、工匠姓名、监造官职、重量和制造年月等。到永乐年间，手铳已发展到工艺精细，形制统一的阶段。铳身构造也有所改进，自药室至铳门，壁厚逐渐递减，说明当时对膛内压力从药室至铳口递减分布的状况已有一定的认识。火门铸成一个长方形槽，便于装填引火药，上面装有防护盖，可避免风雨吹散、打湿引火药，使火铳在风雨中仍能正常使用。这时的手铳由中央统一制造，统一编号，反映了当时军工部门统一制造和管理手铳的状况。到明中期，由于手铳准确性差，点火费时，射程有限的缺点，即被较先进的鸟铳所替代。

                        罪恶铁证--倭寇盔甲

       元至元二年(1336年)，日本内部分裂为以天皇醍醐和大封建领主足利尊氏为首的南北朝，相互攻伐不已。
战乱中的溃兵败将，亡命海岛，与冒险商人相结合，到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和疯狂掠夺。这些武士、浪人和商人被统称为"倭寇"。中国境内的一些窝主、海寇、奸商和流氓分子也乘机打劫，与倭寇狼狈为奸，为害百姓。明朝政府为防止倭寇的侵扰，不断加强海防，所以在嘉靖以前虽然不断有倭寇来犯，但终未酿成大祸。至嘉靖时期，明朝国势衰微，军备废弛，使倭患日重，沿海人民深受其害。嘉靖后期，明廷适时起用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他们组练新军，改变阵法，使抗倭实力大增，相继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给倭寇以重创。嘉靖四十五 (1566年)，彻底剿灭倭患，中国人民的抗倭斗争最终以胜利而告结束。
   1987年，南京市药材公司退休工人吕道绶先生将这副收藏多年的倭寇盔甲捐献给了军事博物馆，现在陈列于古代战争馆。这副盔甲除头盔缺一颗顶珠外，其它完整无损。其领口处标有盔甲的制造日期"正平六年十二月一日"的字样。"正平"为日本年号，相当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这也正是日本倭寇形成并不断侵扰和掠夺我国东南沿海的时期。这副盔甲是日本侵略我国的罪恶铁证。

后膛枪炮的开山鼻祖--明嘉靖二十四年子母铳 （无图）
       明嘉靖二十四年造的子母铳，由母铳和子铳两部分组成，其中，母铳1枝，子铳4枚，系青铜所铸。
    母铳由前膛、长口、尾銎三部分构成。前膛长390毫米，长口长180毫米，尾銎长70毫米。铳口内壁直径27毫米，口沿厚l0毫米。长口凹下呈半圆形，后沿两侧末端各有一个20毫米长、
8毫米宽的小口。尾銎内壁直径34毫米，中空，口大里小，均有木柄痕迹，已腐朽。长口与尾銎连接处左侧有一个20毫米宽横纽，纽中有一竖孔。通体7道固箍，最大外径63．5毫米，重4千克。铳身阴刻铭文一行，字款是："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造，胜字三千二百五十八号，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京运，铸匠刘春"。
   子铳四枚，形制均一致。由前膛，药室，尾冠三部分构成。前膛长80毫米，药室长60毫米，尾冠长15毫米，铳口内壁直径15毫米。口沿厚5毫米。药室中部上方有一小火线孔。药室两端上方各有1毫米宽高的提鋬，中各有一绳孔。通体3道固箍，最大外径35毫米，重0.85千克。铳身阴刻铭文一行，字款均是，"胜"字号。
    1984年9月10日，河北省抚宁县庄河乡农民在城子峪古长城倒塌的军械楼处割草时发现这组子母铳。城子峪地处山海关东北约30公里。这一带地埋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争战之地。明朝中、后期，明政府为防御我国北方民族的袭扰，一方面，加固和改进旧长城，把长城作为进攻时的依托点，防御时的退守阵地,用以迟滞、阻碍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另一方面，在兵器的制造和装备上，十分重视火器的改进和生产。为统一管理全国的火器制造，设立了国家兵仗局，火药局等机构，以监制火器、弹药的生产。据《明会典》记载，弘治以前，每三年定例要造，碗口铜铳3000门，手把铜铳3000枝，铳箭头90000个。嘉靖年间，仅1558年一年就造鸟嘴铳达10000枝。到明代中期，火器仅在"京军"中装备的数量就已达到："京军十万"而"火器手居其六"的高比例。此外骑兵部队中，除主骑射外，还设火器"手。步兵作战列阵时，冷兵器和火器的比例是：一人执长矛，二人持火器，近则白刃格斗，远则以铳炮击之。
   火铳是用金属铸造的以火药气体压力发射弹丸的管形火器。《明史·兵志》中将明代的管形火器分为炮、铳、枪三大类，每一大类中又分出许多种，仅铳一类就有：手把铜铁铳、无敌手铳、千里铳等十几种。古代战争馆展出的这组子母铳，铭文清晰，表面光滑，工艺精良，而且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最宜于野战时步骑兵使用，是嘉靖年间火器制造的精品。使用子母铳时，首先在子铳内装填弹药，然后将子铳装入母铳的长口内，再用铁销拴牢；铳尾接一个3～5尺的木棒，一手握棒、一手点燃子铳的火药线，即可发射；发射后再换一个子铳，这样便可提高发射速度，又可防止铳膛发热。如果子铳弹药用尽，母铳还可当冷兵器击伤敌人。子母铳是火兵器史上后膛枪炮的开山鼻祖，是标志火兵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佐证，也是研究我国古代火兵器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朝鲜赠送的龟船模型

   龟船是明清时期朝鲜战船，由当时朝鲜民族英雄、三南水师统制使李舜臣改制。该船四面发炮，颇具攻击能力；形似龟甲，防御力较强；船体轻巧，机动性能良好。曾在明万历年间发生的抗倭援朝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侵朝日军被压缩到朝鲜东南沿海一带,遭到中朝联军围歼痛击，于是爆发露梁海战。战前，年逾70岁的老将邓子龙督兵千人，驾驭巨舰为前锋，埋伏于露梁海北侧；朝将李舜臣督朝鲜水师，乘龟船埋伏于露梁海南侧；明水师提督陈璘率主力舰队在正面阻击。十九日拂晓，中朝联军三面合围，在露梁海与日军展开激战。联军驾龟船逼近日舰，跃上敌船，奋勇冲杀。老将邓子龙不幸身亡。战至中午，陈璘、李舜臣驱龟船夹击日舰，施放喷火筒，焚毁日军大部战船，剩余日军狼狈逃窜。李舜臣驾龟船全速追击，中途不幸牺牲。陈璘乘胜奋击，焚毁日军大部战船。日军全线崩溃，以失败而告终。中朝联军共同谱写了一曲团结战斗，共御倭寇的壮烈赞歌。龟船在此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最好见证。

                        郑成功军队的国姓瓶

   "国姓瓶"就是郑成功军队使用的火药瓶。因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所以这种火药瓶被闽台人民称为"
国姓瓶"。说起"国姓"名称的来历，还有-段有趣的故事。郑成功原来叫郑森，福建南安(今南安县东)人。他的父亲是郑芝龙，早年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跟随颜思齐等人往来于日本、台湾等地，被推为首领，称霸海上，后出仕明朝，亦官亦商。在此期间，郑芝龙结识了日本平户人田川氏，这便是郑成功的生母。郑成功生长于日本，七岁时才回到祖国，与其父一起生活在福建，这时已经是南明时期。有一次，郑成功的叔父郑鸿逵引其子郑肇基去见南明隆武帝。隆武帝赐肇基姓"朱"。郑芝龙知道这件事情后，第二天也领着郑成功去见皇帝。隆武帝见郑成功长得十分可爱，且对答如流，便抚摸着郑成功的脊背说："可惜我没有女儿嫁给你做妻子！"于是，赐郑成功国姓"朱"，赐名"成功"，暗示郑芝龙积极抗清，取得成功。从此以后朝廷内外都称郑成功为"国姓"。
   在清朝不断用兵东南的关键时刻，郑芝龙公开降清。郑成功跪哭力阻无效，毅然与其决裂，举起了抗清大旗。此后，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两岛为根据地，建立了一支精锐的水陆两栖作战部队。在巩固福建的同时，数次举兵北伐，准备收复南京，恢复明朝的统治，结果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均以失败而告终。而后郑成功当机立断，实施战略转移，把目标对准了台湾。
   当时台湾被荷兰殖民者所侵占，台湾人民不断起义反抗。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率领将士数万人，自厦门出发，经澎湖，在台湾禾寮港登陆，围攻荷兰总督盘踞的赤嵌城，击溃敌人从巴达维亚派来的援兵。经过8个月的战斗，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投降，台湾重回祖国怀抱。郑成功在台湾建立行政机构，实行屯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不失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和民族英雄。"国姓瓶"的存在是这段光辉历史的有力见证。

雅克萨抗俄之战与神威无敌大将军炮

   雅克萨位于今黑龙江省呼玛县西北黑龙江北岸，历史上属于中国。17世纪中叶，沙俄派兵侵占了雅克萨，筑室盘踞。1674年(康熙十三年)，沙俄甚至将其编入尼布楚管区，在色楞河与楚库河汇合处建立色楞格斯克，并利用清廷对"三藩"用兵之时，霸占中国大片土地，抢掠财产，残杀中国民众。
   康熙帝多次派使和沙俄和谈解决边界事端问题，但对方始终无理拒绝。为了惩罚沙俄的侵略行径，决心夺回雅克萨，收复被侵占的大片领土。战前，清廷作了充分的准备，在黑龙江地区增设了10个城池，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管理和战备，调兵遣将，勘察地形，设驿站储军需，造船铸炮并派兵驻扎于爱珲、呼玛尔、额苏里等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又在爱珲设黑龙江将军，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的管理，以便直接指挥雅克萨作战。1685年4月(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命都统彭春、副都统郎坦、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水陆军3000余人由黑龙江城(今爱珲)出发，5月22日进围雅克萨。当即通谍俄军撤离。俄军统领托尔布津恃强负固，置之不理，企图负隅顽抗。24日，从尼布楚增援雅克萨的俄军哥萨克兵乘筏顺江而来，被清军福建藤牌水兵猛劈狠砍，大部被打入江中，余众溃散而逃。清军无一伤亡。同日晚，清军在城南佯攻的同时，其他陆路清军激烈攻城，用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和红夷大炮等火炮从三面轰击，杀伤城内100多人，摧毁所有城堡和塔楼。第二天早晨，清军又在城下三面积柴，声言要火攻。托尔布津招架不住，乞求投降，率600余人撤往尼布楚。被俘而自愿留住中国的俄军l00多人，后编入镶黄旗满州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从而被沙俄侵略军窃踞长达20年之久的雅克萨重返祖国。
   沙俄贼心不死，俄军撤回尼布楚后，又拼凑兵力，于同年八月再次窜到雅克萨，在旧址上筑起城堡，四处烧掠我边民，无恶不作。康熙帝又下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军讨伐。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6月，清军2000余人和汉军八旗内福建藤牌兵400人再次进抵雅克萨城下，用神威无敌大将军等火炮日夜向城内猛轰。俄军胆颤心惊，挖洞穴居，鏖战4昼夜，800俄军被歼只剩下百余人，托尔布津被击毙。接着，清军在城外掘壕围困，截断城内水源，并击败了俄军的5次反扑。俄军伤亡累累，最后只剩下20余人，弹尽粮绝，危在旦夕，被迫请求清军解围。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夏，其残部退回尼布楚。
   沙俄连吃了两次败仗，内部又矛盾重重，因其战略重点在西方，无力向东方扩张，于是在1689年，俄军退出雅克萨。两国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自此使我国东北边疆获得比较长久的安宁。
   在抗击沙俄的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中，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战功卓著。该炮为铜质前膛炮，上有铭文："大清康熙十五年三月二日 造"(1676年)，炮重1137千克，炮身长2．48米，口径110毫米。筒形炮身，前细后粗，上面有五道箍，两侧有耳，尾部有球冠。炮口与底部正上方有"星"、"斗"供瞄准用。火门为长方形，每次发射装填1.5～2千克火药，炮弹重3～4千克。该炮用木制炮车装载，多用于攻守城寨和野战，在两次雅克萨攻城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古炮技术的发展和清御制威远将军炮

清代的威远将军炮，是在中国古代火炮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大口径短管炮，具有很大的威力。
    火炮是人类创制的一种具有大规模杀伤效力的兵器。战争中能够有效地摧毁敌军众多的战斗工具和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早在北宋时期，中国军队就广泛使用各种竹制、纸制的管形喷射器--火筒和火枪。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又进一步创制了竹制管形射击火器--突火枪，为火炮的发明奠定了技术基础。元代初年，中国有了金属制的手铳，虽然形体较小，但已是火炮的雏形，经历了元代末年和明代初年的激烈战争。火炮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小型铜火炮被广泛地用于水陆作战中。明初还有了直膛铜炮。青铜炮质地坚韧不易爆裂，且熔点低较易铸造，但其造价高昂。从明洪武年间开始，较大型的火炮就改用铁铸造了。公元1335年(元至元十五年)，朱元璋驻和州时，焦玉进献了几十支火龙枪，试枪时，"势若飞龙，洞穿层革"，威力很大。朱元璋见此十分高兴，觉得军中如果装备这样的火器，"取天下如反掌"，于是下令"功成当封大将军"。从此火炮有了正式封号。明王朝成立后，中央设立神机营，把各种兵器统称为神器，封各种火炮为将军，分别冠以"神铳"、"神威"、"火龙"、"无敌"等名号，以显示火炮的巨大威力和人们对它的崇拜，每年春秋，还"遣官祀之"，以示隆崇。14世纪末期，中国的火炮制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了清朝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加强，其中以御制铜质威远将军炮为好。清廷也授予火炮各种将军封号，每年秋季，派大臣至卢沟桥致祭。
    威远将军炮为一种大口径短身管的前装臼炮。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制造。铜质，重300千克。长690毫米，口径212毫米，前粗后敛，形如仰钟，两侧有耳，以4轮木质炮车承载，发射爆炸弹。炮身铭满汉两种文字："大清康熙二十九年景山内御制威远将军，总管监造御前一等侍卫海青，监造官员外郎勒理，笔帖式巴格，匠役伊帮政、李文德。"炮膛明显分为前膛和药室两部分，前膛深375毫米，药室深160毫米，直径100毫米。用时先将火药装入药室，间以木，加土寸许，然后将炮弹放入前膛，弹外用火药填实，再隔一层湿土，最后用腊封炮口。发射时，先从炮口点燃炮弹上引信，再速燃火门上引信，"炮发子出，迸裂四散，为用最烈"(《清会典·武备》)。火炮以装药量多少和炮尺高低数决定其射程和杀伤威力。该炮在康熙帝平定中国西北部噶尔丹叛乱和清军多次对敌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清代子母炮

    清兵入关以前，不重视制造火炮，战斗中主要靠骑射取胜。但在1626年至1627年，明军在宁远、锦州守卫战中凭恃火炮重创清军后，清廷才认识到利用火炮的重要性，自此开始组建火器部队。1691年(康熙三十年)设立八旗火器营，给每名士兵发鸟枪一支，并于每旗设子母炮五尊。由于康熙帝的重视，火炮专家辈出，火炮业发展很快，在吸收西方佛郎机炮等枪炮的先进技术后，对中国古炮进行改进或重新制造，从而大大提高了炮弹的命中率和杀伤效能。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清廷铸造了两种铁质子母炮。一种长约1.77米，重47.5千克。子炮5门，各重4千克。装药110克，铁子250克。另-种长约1.93米，重42.5千克，余同前一种。炮的尾部装有木柄，柄的后部向下弯曲，并以铁索联于炮架。此炮装备在四足木架上，足上安有铁轮，可推可挽。使用时将子炮放入母炮后腹开口处，用铁闩固定，然后点燃子炮，弹头从母炮口飞出。上述两种子母炮，起初使用实心弹丸和小弹子，到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以后，改用爆炸弹，命中率高，杀伤力大。在康熙帝亲征准葛尔叛乱战争中，仅以三发坠其营而获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