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挑战联欢会: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内幕 武器移交讨价还价--军事频道-中华网-中国最大军事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新中国行政权力所及范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所有外国列强在中国大陆的租界地，惟有一块地方仍旧被苏联占用，成为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这就是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直到1955年，旅大地区才完全回到祖国的怀抱。苏联为何能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租用旅顺口，这个海军基地又是如何归还中国的？对于这段历史，凡研究国史的论著多有提及，但均语焉不详。笔者在俄国解密档案及苏方当事人回忆录中发现了一些材料，最近又因考察50年代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到大连市查阅档案文献并进行采访，了解到许多情况，从而对这个历史过程有了基本的认识。

    日本投降后，斯大林继续使用旅顺基地

    旅顺口是举世闻名的天然良港，隐蔽险要，终年不冻。旅顺口与庙岛列岛及山东半岛蓬莱角共扼渤海海峡，构成北京和渤海海岸的天然屏障，是重要的军港和海军基地。中国清政府于1880年建造旅顺港，费时10年，耗资430多万两白银。

    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辽东半岛被日本强行割让，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以3000万两白银让中国赎回。沙皇俄国乘人之危，借口保护中国，于1897年12月强占旅顺、大连，并于次年3月迫使中国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借给俄国，为期25年，其中旅顺口及大连湾内一个港口专门辟为军港，仅供中俄两国兵舰使用。实际上，当时大清舰队已不复存在，海军基地自然为俄国独占。

    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败北，旅顺基地转为日本人占有，不久以后，整个东北都陷入日本的控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希望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斯大林以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条件，答应出兵远东，对日作战。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之后，美苏联手，一暗一明，一软一硬，劝逼中国接受苏联的条件。苏联在8月9日以百万大军进入东北的情况下，迫使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关协定规定，旅顺口作为纯粹的海军基地，仅由中苏两国舰船使用，为期30年；基地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进行管理，委员会由2名中国代表和3名苏联代表组成，苏联为主，中国为副；旅顺地区的民事行政权力属中国，但人员任免须征得苏联军事当局同意；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开放；大连行政权属中国，但如发生对日作战，则受该区域所设定之军事统制；大连港口的工事及一半设备无偿租与苏联，为期30年。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250名空降兵在旅顺口土城子机场着陆，并就任旅顺警备区司令。日军驻旅顺守备司令官小林海军中将向苏军投降，驻旅顺日军武装遂被苏军解除。同日，雅曼诺夫少将也率250名空降兵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并就任大连警备区司令(后由高字洛夫中将接替)。当天下午，一批苏军乘火车抵达金县石河驿。8月24日，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的首批坦克部队抵达旅大地区。同时，太平洋舰队空降兵部队在旅顺口降落。8月底，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的兵力约一万余人。9月1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柳德尼科夫上将率司令部作战组飞抵旅顺。9月28日，苏联太平洋舰队部分军舰开入旅顺口，齐帕诺维奇海军少将任旅顺口海军基地司令官。

    此后，旅顺、大连地区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军事管制区。旅顺口海军基地名为中苏共用，实为苏联独占。而大连市的主权虽属中国，但苏军占领当局既不允许国民党军队从海上登陆，也拒绝国民党政府设立航空站，空运部队接防，甚至以成立自治地方政府等方法阻挠国民党中央政府接收大连的地方行政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始终配合苏军当局行动，以保证旅大地区成为一块受苏联保护的革命根据地。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区的确为支援中国革命做出了极大贡献，但应该承认，其主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苏联手中，至于旅顺基地，更是中国人无法问津的“特区”。(笔者1996年5月采访韩光记录。韩光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这个问题，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候，才开始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1945年苏军占领旅大地区后，斯大林曾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从历史上地缘政治中利益冲突的角度看，中苏两国共同关注的有三个问题，即东北问题、蒙古问题和新疆问题。不过，到中共即将执掌政权的时候，蒙古问题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通过1945年的中苏条约和1946年的全民公决，外蒙古已经如斯大林所愿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新疆问题则已不在苏联的考虑范围之内--经过1945年对三区革命的调停和1949年对刘少奇的许诺，斯大林表明了莫斯科将不再插手新疆事务的立场；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制约而可能导致新中国与苏联利益冲突的只有东北问题了。俄国在亚洲地区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取得一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而这一战略就是通过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终点旅顺口的占领来实现的。实际上，斯大林所说的收回沙俄在中国的权益，指的正是东北问题。因此，对于长春铁路和旅顺口，苏联是不会轻易放手的。不过，从利益的角度看，长春铁路主要在经济方面，而旅顺基地则主要在军事方面。斯大林心里很清楚，新中国急于收回长春铁路，却没有守卫旅顺基地的军事力量，所以，在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斯大林缄口不谈长春铁路问题，而提出苏联可以提前从旅顺撤军。

    1949年初，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处理意见，斯大林表示，由于形势的改变，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从旅顺撤军。但如果中共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这一愿望。中共当时根本没有海军，自然无法接受斯大林的“好意”。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其目的主要是废除1945年条约，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最初反对“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后来，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苏联有关部门反复考虑，数易其稿，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关条约和协定，其中规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最后，经过双方讨论确认的协定规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之前，成立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而民事行政直属中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权力及苏联借用和租用的所有财产立即移交中国；大连港的问题待对日和约缔结后处理。协定中还有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国政府同意，苏军可与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这自然是中苏结成军事同盟的需要和结果，同时也为苏军继续驻守或将来重返旅顺港留下了机会。对于毛泽东来说，关键是必须签订一个新条约，以示中共的民族立场及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至于旅顺口，当时中国的确无力驻守，也就乐于借用苏联的海军力量。

    根据新的协定，苏联政府解除了对旅大地区的军事管制，并将行政权力移交旅大地方政府，同时还将苏军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47个工厂、11所电影院、188处宅舍、33个仓库、23处地产等，共302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18处，但大连造船厂改为中苏合股企业，大连铁路局和铁道工厂等属双方共同经营的长春铁路财产，也不在移交之列。

    此时，驻守在旅大地区的苏军部队，总计约30万人，分别驻扎在旅顺、金州、长海等地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远东地区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51年9月8日，美英等国在旧金山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同时，美日还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因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没有邀请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苏联代表虽然出席了会议，但鉴于邀请中国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动议被拒绝，且和约条款中没有规定将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苏联，所以苏联代表拒绝在对日和约上签字。以上国际形势的变化，自然牵涉到旅顺基地的命运。

    苏军撤离旅顺口的日期已经临近，但中国尚未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海军，而美日勾结对远东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则日益严重，中国不得不考虑继续请苏联海军留在旅顺基地。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根据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口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口。”这一要求当然符合莫斯科的意愿，不过，斯大林的考虑更加全面。他在4月2日回电说：“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苏军尽快撤出旅顺口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作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底撤出旅顺口。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和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口，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向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作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口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除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延长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9月15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国的照会在陈述了理由后，请求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

    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归还旅顺口

    由于苏联履行1950年协定，如期归还了长春铁路，又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所以中苏会谈公报发表后，中国国内普遍表示拥护，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在报道上海各界的反应时说，“这与两年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公布时的混乱状况相比，已有极大改变。虽然也有人对延长旅顺基地使用期限不满，但总体来说，反映不大。”不过，旅大地区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大之初纪律很差，奸污妇女、强夺民财等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笔者1963-1969年曾在旅顺土城子机场服兵役，听当地农民说过这种情况。)虽然后来苏联军事当局采取极其严厉的惩治措施（包括就地枪决），改变了这种状况，但给当地居民留下的恶劣印象却难以很快消除。因此，苏联延长在旅顺驻军，引起了中国当地军民的不满。据旅大市甘井子区苏军飞机场负责人反映，“中苏关系不如以前密切，最近有些工人、学生对苏联同志不够尊敬。苏联妇女抱小孩上电车时也不让座。对上电车的苏联军官，过去不推不挤，现在又推又挤，个别的还有打人现象。”

    中国政府当然非常重视苏军驻守旅顺基地的作用。1953年2月22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旅大市，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同日下午，周恩来出席庆祝苏联建军35周年、慰问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曾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军队所走过的艰辛的、英雄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苏联军队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旅顺口地区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东北的桥头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在目前的形势下，苏联军队驻在旅顺口地区，对于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会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将锦旗和纪念章授予苏军将士。次日，周恩来向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当时苏联的领导核心中，马林科夫兼任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最高，贝利亚掌管安全部和内务部，势力最大，再加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老近卫军”重返政治舞台，赫鲁晓夫所处的地位最不起眼。然而，凭借长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权术，赫鲁晓夫先是联合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于1953年6月击败了贝利亚，又利用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1955年2月把马林科夫排挤出核心圈子，从而逐步树立起个人的领导权威。在这场政治和权力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所依靠的，在国内是他掌握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和人事关系，在国外则是通过党的系统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取得联系。而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特别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前，赫鲁晓夫主要是利用党的渠道向中国通报各种情况，以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推动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交还旅顺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典，苏联派遣了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华，而率领代表团的不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却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为给中国准备的厚礼，赫鲁晓夫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大量援华项目的确定。这包括：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加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出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不过，事情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从政府的角度看，苏联当时尚未把对华关系摆在显著的地位。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有关措施的决议草案，从草案内容看，苏联政府最初确定的出席中国五周年庆典活动的政府代表团规格较低，团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团员有苏斯洛夫、卡巴诺夫、亚历山德罗夫等。作为苏方的庆祝活动，不过是在北京举办苏联成就展览；在苏联各地组织群众集会；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群众团体发祝贺电；组织科学、文化著名活动家和著名劳动能手发表广播讲话和寄个人贺信；在苏联报刊杂志上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中国的成就，以及播放中国电影和中国流行歌曲，张贴巩固苏中友谊的标语等等。唯一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就是确定在10月1日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这算是对中国自1949年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