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神枪国语:叶圣陶语文教学思想研究之九

国文本是“读”的学科

──叶圣陶语文教学思想研究之九

1932年的秋天，法国著名科普作家法布尔的《化学奇谈》由开明书店翻译出版，译者是顾均正。叶圣陶为这个译本写了一篇序。在这篇序里，叶氏讲到，为学语文而看的书和为学科学知识而看的书，应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提出学语文应重在“读”，学科学知识应重在“试”；并且特别指示：“国文本是‘读’的学科。”而理科则不能光“读”光“记”，还得尽力去“试”。

“国文本是‘读’的学科”，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深长思索。

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在课堂里，教师和学生的时间精力，大半是花在“讲”上。过去，主要是教师“讲”，讲背景，讲情节，讲结构层次，讲中心思想，讲写作方法；现在觉得光教师“讲”，学生只是被动地“听”，不好，于是教师“讲”学生也“讲”，师生交叉着“讲”，叫做“注重师生的双边活动”。这样做的结果，一堂课45分钟，往往都被“讲”挤满。“读”的时间呢?对不起，顾不上了。殊不知，学生自己读课文的时间被挤掉了，“讲”又哪里能讲得中肯?即使是听教师“讲”，恐怕也难以“听”得真切、入微。由此看来，重温叶氏关于“国文本是‘读’的学科”，把“读”与学习语言的关系想清楚，彻底扭转“重讲轻读”的偏向，大有必要。

一提到“读”，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旧时私塾、学馆里的“死记硬背”和“摇头晃脑”“拿腔拿调”，认为这是陈腐落后的一套。其实，旧时教育的弊端并不在“读”，而在囫囵吞枣地读，不知其所以然地读，为死记硬背而读。三味书屋里那位寿老先生，自己朗读“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的时候，“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读出了无穷的滋味，读得入了神。这是一种境界的“读”。小鲁迅和其他的孩子，也得跟着“放开喉咙读”，读“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读“上九潜龙勿用”，读的东西对孩子们来说一概不知所云，仿佛只是一连串毫不相干的噪音，这哪里能有兴味?这是又一种境界的“读”。可见，问题的症结不在“读”本身，而在为什么读、读什么和怎么读。

学语文，可以有种种不同目的，但归根结底，是要学习语言。用叶氏的话说，就是让学生学会从语言去理解别人的意思，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理解和表达的渠道和手段都是语言。学语文，既要讲求“懂”，更要讲求“会”。而懂和会，都得学生自己去接触语言。教师讲“运用语言必须如何如何”，“这篇文章运用语言如何如何”，学生听了，仿佛有点懂，其实并没有真懂，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充分地、足够地去接触语言；至于会，那就更谈不上。因此，学习语言，首先必须要接触语言，而接触语言的重要方式就是“读”。要从范文学语言，不能光凭“讲范文”，而要充分地、足够地去“读范文”。

读和看不一样。“阅读”二字，阅是目治、心治；读是口治、耳治。眼看和口诵，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特点。眼看，重在思考和理解；口诵，重在感受和体味；二者互有影响，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叶氏曾说：“原来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精读指导举隅·前言》）总之，要阅与读兼顾，心、眼、口、耳并用，这是语文学科特殊的学习方法，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为学习语言而看书看文章，为什么必须出声地读，有时要熟读，甚至熟得能背呢?道理大致有三：

其一，是明法度。词语的搭配，句子的组织，都有一定的法度和规则。普通的语法书里，讲的就是语言运用的规则，学习语法就是为了明白说话、写文章怎样才算“通”，怎样就“不通”；普通的修辞书里，讲的是语言运用的技巧，学习修辞就是为了明白说话、写文章怎样才算效果“好”，怎样就效果“不好”。只是从语法书、修辞书里学到的，是道理，是知识；光明白这些道理和知识，还不能真正过“语言运用”的关，一定要把那些语言运用既通且好的模范文章拿来读，出声地读，顺畅如流地读，用文章中那些规范的、合乎法度的、精练优美的说法来影响自己原有的说话习惯，这才能够把语法书、修辞书里说的道理和知识，化为自己的真正有用的营养，使自己逐步通过“语言运用”关。语言运用，有精粗之分、文野之别，趋精达文靠的就是读，读美文，读模范文。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决不是虚妄之言。再进一步多读庄周之文，笔底自然显出汪洋恣肆；多读韩愈之文，落笔无形中透露出一种气势；多读鲁迅的文章，自己说话、写文章也会注意精警中略带幽默；多读朱自清的文章，自己说话、写文章也会注意清新、细密：这就更是学习语言的一种高层次和高境界。

其二，是积材料。这里的材料，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语言材料，一是指思想材料。语言材料主要指字、词、语、句。一个意思，要表达得准确、清楚、巧妙，既有深度又有力度，关键是要选择好词语，组织好句子。要选择，要组织，就得有尽可能多的材料储备。否则，难免捉襟见肘。语言材料从哪里来?从阅读的书刊中来，从人民群众的口头上来。对于学生来说，当然主要是从课本中大量的范文中来，从课外阅读的大量书刊中来。可是，课内的课文、课外的书刊，只是匆匆翻读，如同浮光掠影，当时仿佛记得，过后迅即忘却，语言材料还是无法积累起来。要想有效地积累语言材料，就得靠读；对于那些精彩的、典范的文章或语段，还要熟读，甚至背诵。这样，每当需要表达某个意思，与此相关的许多词语、句式，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脑际浮现，供你斟酌、选择，供你灵活地加以运用，笔端就不会感到枯竭。至于思想材料，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语言和思想不可分割，精彩的语言材料一般总蕴含着闪光的思想；积累了一定的语言材料，也就往往同时吮吸到了有益的思想营养。通过熟读、背诵，腹中蓄积了一定数量的优秀诗文和名言警句，思想就会变得丰富充实起来，遇到相应的情境或际遇，就会自然地触发联想，所谓“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正反映了这种思想材料的彼此沟通和高度活跃状态。

其三，是激感情。文章不是无情物，优秀的诗文总是或显露或含蓄地表达出作者的感情。这种感情，作者是通过特定的词语、特定的句式和特定的语气语调来表达的。读者用眼来读，可以从某些词语、句式中体察其内蕴的感情；然而要确切地把握其语气语调，却非用口来读不可，非用高低抑扬、疾徐顿挫的声调去揣摩不可。例如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只有出声朗读才能传达出这位大无畏革命斗士的满腔激愤之情；否则，只用无声的默读，就只能领会其意而不能感受其情。而要真正学习语言，就必须同时体察蕴含在语言之中的感情，因为优秀的语言作品总是感情的产物，感情是语言的生命。

出声诵读，包括熟读、背诵，其功用大抵如此。可见，语文教学中忽视诵读、与学习语言的本旨相悖，因而是不可取的。

叶氏把读分为两种：一是吟诵，二是宣读；其中宣读是基本的读法。什么是宣读?叶圣陶说，宣读“只是依照对于文字的理解，平正地读下去，用连贯与间歇表示出句子的组织与前句和后句的分界来”（《精读指导举隅·前言》）。在另一个地方，他又把这种宣读称作“论理的读法”，即“把文句中一个个词切断，读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来。又按各句各节的意义，读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来”（《中学国文学习法》）。宣读的作用在求文字的理解，把词语的意义弄明白，把词语与词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弄明白。宣读的时候，如果读出破词、破句，就表明对词和句的理解有讹误。宣读的语调是“平正”的，它只要求注意“连贯”与“间歇”。连贯不好，间歇不恰当，表明对文章的文脉和语流还没有掌握好。宣读适用于课堂教学的预习阶段，也即通读课文、初步理解课文的阶段。

另一种读法是吟诵，与“论理的读法”相对，又可称作“美读法”。吟诵的“吟”，常与“唱”联在一起，叫“吟唱”；可见吟诵就是带有一定腔调的出声诵读。这“带有一定腔调”，无非是适应感情传达的需要而在声音的高低、长短、疾徐、轻重、断续等方面作恰当的艺术处理而已。

旧时读古文，常用吟诵。吟诵的调子，各地不一，但以恰当传达出诗文的气势和感情为依归。现在教古文（包括一般文言文），凡熟悉旧时那种吟诵法的，也不妨试着用它来作示范，因为它确能较好地传达出文字的情趣，激发起读者的感兴。学生接受并学会了这种吟诵法，会提高文言文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至于读现代白话文，因为它的语言与人们日常使用的口头语比较接近，读法就不能与文言文雷同。按照叶氏的观点，白话文一样可以吟诵，读法“大致与话剧演员念台词差不多，按照国语的语音，在抑扬顿挫表情传神方面多多用工夫，使听者移情动容”（《精读指导举隅·前言》）。吟诵适用于预习、讨论之后的深入玩味阶段，它是以理解为前提的，因为只有理解在先，然后才谈得到传出情趣与畅发感兴。叶圣陶在批判旧时的吟诵法时曾说：“从前人读书，多数不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单在吟诵上用工夫，这自然不是好办法。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上比从前注重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工夫太少了，多数只是看看而已。这又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同上）这是叶氏在读法问题上继承传统又发展传统的鲜明一例。

对于“读”的研究，当代的一些学者已从语音学、阅读学、朗读学、心理学、阅读生理学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多半还是理论的、思辨的，由于多年来语文教坛上“讲风”久盛不衰，所以“读”的理论研究成果变为人们普遍的教学行为，似乎还需要时间。为此，把叶氏在60年前所说的“国文本是‘读’的学科”这句话重新提出，引起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看来并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