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科检查收费标准:1972年，江青想为自己立传

　　1972年，尼克松夫妇访问中国。江青见到尼克松夫人，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性，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维特克访问中国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维特克向中国方面再三说明，她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她希望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正因为这样，维特克受到了访华邀请。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

　　维特克提出希望采访江青，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邓颖超早在1927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遮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是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维特克与江青谈话共七次

　　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 —— 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注：《〈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1972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七个人用了三天时间，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共印十本。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也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

　　周恩来来了个急刹车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在“四人帮”被捕后出版的。1977年由英国威德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第一次出版，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