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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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说：今天看上去我们用电脑了，即使不用电脑，也用钢笔了，很少有人用毛笔去写，好像已经不实用了，这个我想跟广大的网友讲一讲，摆脱了实用有可能使它成为真正的艺术。康德讲过，“美其实是对于实力的一种超越”，如果完全处于一种实用状态的话，它恰恰是对美的一种侵害。

11-01-13 22:31 来自腾讯微博 | 查看余秋雨的腾讯微博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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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生平简介
2. 2荣誉无数
3. 3外界言论
4. 4评价争议
5. 5学术特点

回到顶部生平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汉族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电视名人、节目特邀主持人，网络博客闻人。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据传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夫人是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与前妻李红育有一女。
　　1982年毕业于培进中学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文革”期间，余秋雨的父亲被同事诬陷错划为“右派”，叔父因热爱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遭到红卫兵及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而含冤自尽。1969—1971年，余秋雨为全家生活所迫赴江苏吴江县太湖农场劳动。学校复课后参加过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发起、组织的大学教材编写。1975—1976年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到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研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过又一番潜心苦读，陆续出版了《艺术创造论》 《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 《戏剧思想史》 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
　　1986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称号。
　　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回到顶部荣誉无数

　　在大陆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这些著作，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国出 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台湾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他的近作《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体裁，刚出版就引起海内外全面震撼，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世界十大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余秋雨由于1999年之后主持香港凤凰卫视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的历史性考察，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具有人文学科教授头衔的人，也是9.11事件之前最早向西方文明世界预告了恐怖主义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网络超男。他相继被联合国选为研讨《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参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唯一的中国学者。近年来，他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总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拥挤满了数十万名听众，被自称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精英”和被环宇电脑评级系统测评为“中国座标人物”。
　　

借我一生

著作介绍
　　《借我一生》
　　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余秋雨
　　《中国之旅》（彩色插图本）
　　从遗址看，这个被称为上京龙泉府的渤海国首都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30余里。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用10余条主要街道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完全是唐朝首府长安的格局和气派。
　　《文化苦旅》
　　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行者无疆》
　　行者独步于遥远的旷野，
　　素昧平生的未知，遭遇处处的难题，
　　只因为一个执着的信任，
　　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
　　为后来人度步出一往无垠的疆土
　　 《千年一叹》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余秋雨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他们一行人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
　　在“千禧之旅”即将结束之时，作者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四个月冒险奔波，天天都思念着终点。今天我们到了，回头一看，却对数万公里的尺尺寸寸产生了眷恋。那是人类文明的经络系统，从今以后，那里的全部冷暖疼痛，都会快速地传递到我的心间。”
　　 《霜冷长河》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
　　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
　　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
　　
　　 《山居笔记》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作者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笛声何处》
　　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在《笛声何处》当中，余秋雨依旧以其一贯的文化的视角、散文的风格，关注的则是另一种历史的、音乐的非物质的文化。余秋雨称，《笛声何处》的创作准备早在1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文化苦旅》还没有进入台湾，余秋雨赴台所到之处的一系列活动，均是以昆曲学者的身份受到接待的。

回到顶部外界言论

　　

古远清批判余秋雨的主要原因

　　
　　武汉大学 陈东琪
　　最近读到三篇文章，是长期与古远清在一个学校工作的两位教师，对古远清的揭发。文章说，古远清从一名讲师评为副教授，“主要教研成果”之一是他对“文艺符号学”的论述（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8年5月《文艺新学科手册 》）。但是，他的这一论述，至少百分之八十抄袭了余秒雨教授《艺术创造工程》一书第三章的第三部分。他们已经列出对照表，随时准备寄发。
　　这个问题，在他申报副教授之前就被同校教师揭发。当时教师们很快发现他抄袭，一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研究水平”，绝对写不出“文艺符号学”这样的论述；二是因为余秋雨教授的《艺术创造工程》当时才出版半年，是全国学术界极为轰动的著作，读的人很多。因此，一对照，就发现了。
　　那么，在这个严重的抄袭事件被发现后，他的副教授职称怎么又被通过了呢？原来，当时古远清所在学校是经济类学院，评审委员会对人文学科的事不敏感。他们在接到举报后两度派人质询古远清，古远清提出两个十分勉强的理由。一是在那本书末尾的“资料目录”中，一大堆书目间提到了余秋雨教授的《艺术创造工程》；二是他信誓旦旦地向评委会保证，他与余秋雨教授“有交往”，余教授本人不可能有意见。他同时还出示了他写的吹捧余秋雨教授的文章。
　　当时评委会决定给余秋雨教授本人写信征求意见。但是，余秋雨教授迟迟没有回信。因此，在一次评委会上，一位担任副主任的经济学教授就说：“古远清三次找了我，他年纪也不小了，反正只申请做个副教授，就不必等余秋雨教授回信了，通过一下吧，只是为了给他涨一点工资。”
　　没有想到的是，在通过两个月之后，余秋雨教授回信了，回信原件现在还有存档：“当然是抄袭。但对这个人，我已经严厉地批评过他，现在不愿再与他计较。”
　　余秋雨教授复信时，职称评审委员会已经解散，学校人事部门不想把事情闹大，经请示，临时决定保留古远清副教授职称，由人事处副处长找他当面谈话予以严厉批评。古远清也因此知道了余秋雨教授的回信内容。
　　他终于成了一个以谣言为生几乎丧心病狂的“批余派”领头羊。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忘记他抄袭余秋雨教授的往事，同时也对余秋雨教授的回信进行报复。其实，即使不是同事，也早就怀疑他的疯狂批余一定另有隐情。
　　古远清近十年来的表现，是我们楚地之耻。但是，他的同事们证明，他不是楚人。现在他又以什么“湖北经济学院艺术与传播系特聘教授”的身份发表《古远清再批余秋雨》之类臭文，受到全国网友的一片声讨。我不理解的是，与我们武大近在咫尺的“湖北经济学院”，你们真的有脸面让这么一个毫无真才实学，只会攻击当代文化大师的小人担任什么“特聘教授”吗？我们武大师生当然没有嘲笑你们“艺术与传播系”的意思，但是，要说“艺术”和“传播”，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艺术理论家、最有影响的传播学者余秋雨教授，都在被你们这个系的一个小人反复糟践，你们听之任之，那还研究什么“艺术与传播”啊？应该加一个词头“Anti——”，变成“反艺术、反传播系”更合适吧？
　　

古远清一年前在法庭上向余秋雨道歉

　　
　　余秋雨先生的诉讼代理人鲍培伦律师日前发表声明，鉴于被告古远清在2003年8月名誉权诉讼案结束后在电视、报刊上连续发表与案情不符的谈话和文章，继续侵犯余秋雨先生名誉权，因此，特公布2003年8月18日双方当事人签收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的四项协议全文如下——
　　一，被告古远清分别在2001年第四期《南方文坛》、2000年3月21日《文艺报》、2001年第1期《鲁迅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和2001年第2期《学术界》上发表其撰写的《弄巧反拙欲盖弥彰》、《论余秋雨现在还不能“忏悔”》、《余秋雨与“石一歌”》、《“花城”出了一本什么样的传记？》、《文化名人传记也要打假》五篇文章，其中关于原告余秋雨涉及《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有关内容与事实不符，特向余秋雨表示歉意；
　　二，原告余秋雨自愿放弃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的诉讼要求；
　　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被告古远清负担；
　　四，双方无其他争议。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法律效力。
　　这一调解书的文号为（2002）沪－中民－（民）初字第388号。审判长为许伟基，审判员为华双根，代理审判员为黄蓓，书记员为王茜。
　　当时我在法庭上说：“余秋雨先生注意到被告在媒体上表示其经济情况难以支付16万元高额赔款，决定接受被告致歉，主动放弃赔偿要求。余秋雨先生希望此案的解决能对当代中国文化传媒的法制观念有所推进，以保护文化建设，减少人格损害，为我们和下一代创造一个安全的文化环境。”
　　我们至今仍在密切关注着被告的一切相关动作。
　　

我的三点声明

　　
　　胡锡涛
　　近几年来，武汉中南财经大学古远清，为了诬陷余秋雨先生，一直借我的名字，利用我的一篇回忆录到处投稿大造舆论，捏造余秋雨“文革问题”。为此，我不得不作如下声明：
　　一，古远清一口咬定余秋雨在1968年10月下旬参加由文汇报文艺组组织的评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文章时，就参加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这种说法，纯系凭空捏造。当年，由文汇报文艺组组织的临时评论小组五个成员——徐企平、余秋雨、王秀文、周康渝、王亚仑，都归该报文艺组编辑何倩、褚钰泉负责联系，并由他们二人指定王亚仑为临时小组长，跟上海写作组毫不沾边。这几个人没有留下任何评论文字，他们离开文汇报之后也不跟上海写作组发生任何关系。在1968年12月，余秋雨要在上海戏剧学院做毕业鉴定，在鉴定完成之后，便去了外地军垦农场。如果是参加了上海写作组，为什么立即去了外地？明明是在外地，又怎么可能参加上海写作组？这件事除了我之外，还可以由我上述的五位先生和当年文汇报文艺组的全部编辑作证，也可以由余秋雨在外地农场时一起劳动的大量人员作证。
　　二，古远清抓住我文章中透露王知常所谓“第一号种子选手”的说法，在各种文章中反复渲染，以混淆视听。关于这件事，我已在今年春天给古远清的复函中作了解释。现在，我再次重申：所谓“第一号种子选手”完全是王知常在电话中的随意笑谈，其涵义仅仅指写作水平、文章有文采而已。文章写得有文采不只是余秋雨一个人，所以，王知常这种廉价吹捧也常常随意地送给别人。更何况，余秋雨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接受这个名号，在即将“批邓”的关键时刻，他称病回家，后来又去了浙江农村，至少有一年时间。
　　三，古远清还抓住我文章中的话，认定余秋雨“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这话，我是听人误传，在文章中引用，确实起了以讹传讹的作用。因为我在2000年春天写文章时，来不及和有关人士核对事实，也无法与余秋雨取得联系，文章发表前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所以，造成这种以讹传讹，责任完全在我。我的文章发表之后，经多方面核实，我才知道：根本没有发生“张、姚接见”之事。实际发生的是，姚文元有一次到上海探亲，顺便在一个礼堂作报告，听报告的有好几百人，这样的报告可能作了许多次。余秋雨只是听众之一。姚文元报告的内容也只是泛泛而谈国内外形势，并无任何特殊内容。对张春桥，余秋雨大概只会在电视上见过。

　　胡锡涛 2004年7月26日夜

 

回到顶部评价争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余秋雨的散文集在国内外华人中广为流传之后，出现了指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要求余秋雨忏悔的声音。2000年4月孙光萱在《文学报》1134期上发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自称正式揭发余秋雨的过去。2004年8月，余秋雨在半自传形式的 《借我一生》一书中，否认自己为“石一歌”（百度词条）成员。在《借我一生》中被化名“金牙齿”的孙光萱认为，余秋雨在书中避重就轻，回避事实。
　　2008年6月5日，余秋雨在个人博客中发表日志《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含泪劝告”灾民莫要为低劣的豆腐渣建筑质量上访，并认为，汶川地震后一些家长在子女所在学校倒塌、子女被埋丧生后要求通过诉讼来惩处相关学校领导和承包商的举动被“反华媒体”利用，家长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被“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利用。在文章发表之后，“含泪劝告”一时成为网络流行语，除了“含泪劝告余秋雨”还有模仿《含泪劝告灾民》的“含泪劝告裸聊官员”、“含泪劝告A股灾民”，以至用百度搜索江湖戏称“余含泪”三字，必定是对余秋雨的批判或调侃。 也有人认为，余秋雨从“党和国家”的角度出发，具有“不可企及”的高度，令人不敢评价。2008年9月，发生了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后，模仿文章《含泪劝告三鹿受害者家长》在网络上盛传一时，拍马文学也被戏称为“余秋雨体”。更有笔名苏南坡的网友写就古文《吊余翰林》，并附白话文解释，取笑拟建余氏生祠一事。
　　2008年5月23日余秋雨在其博客中贴出了《就汶川赈灾捐款答记者问》的文章，以自问自答的形式阐述“余秋雨教授，从报纸和网络上看到，您给四川灾区捐款一次就高达二十万元”。多家媒体广泛报导宣传余秋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20万元，成为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纪录”。然而一年之后，与余打过名誉官司的“老冤家”萧夏林在博客发表《余秋雨20万假捐款“真相调查”》一文，文章被国内多家网站和论坛转载，火药味十足地指出“汶川一周年，余秋雨这个世间最无耻的大众文化明星文化商人汶川第一耻，又跳出来故伎重演，兴风作浪，在媒体上疯狂炒作自己了”，认为余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捐款属“虚拟虚构捐款”。除了捐款数，去年不少媒体所报道的余秋雨率九久读书人在灾后重建时将向灾区捐数万元、建两所希望小学的承诺，也被萧夏林认作是商业炒作。“汶川地震(至今)一周年了，我们没有看到余秋雨建设‘秋雨九久希望小学’‘99书友希望小学’的任何消息……我们必须最后确认，余秋雨的2008年汶川地震捐款(属于)虚拟虚构捐款，(余秋雨所属公司承诺修建的希望小学也是)虚拟虚构希望小学……”。作家郑渊洁晒出共38万的捐款捐物证书和收据作为此回应。面对质疑，余不是拿出收据、证据澄清，而是抛出“咬余专业户”“古余肖沙”四人，称四人一向浪费精力造谣，而有关假捐款之说也是四人所为，并暗示自己可能要对他们进行“揭露”。对此诈捐门，网友纷纷谴责，有百度网友称“余含泪，文不如蔡京、秦桧、郭沫若，品却过之。假捐门已然成为余的滑铁卢，身败名裂，得其所矣”，虽不一定准确，但也反映了相当部分网友的态度。

 

回到顶部学术特点

　　语言通俗，散文小说化。作者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喜欢。其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注重故事情节的构建；二是历史现场还原式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余秋雨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概念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

　　宏大、取材广泛，写法自由，文情并茂。《文化苦旅》共有31篇，以《都江堰》最短，也有3500余字，而压卷之作《江南小镇》有9000余字。长篇散文能吞吐古今，驰骋中外，具有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描写、记叙、抒情与议论水乳交融，充满睿智与情趣，富含哲理。余秋雨散文的核心表达方式是议论，但又多与抒情融合，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地方正是来自这种用抒情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余秋雨的通俗体散文迎合了当前快餐文化和肤浅式审美的受众需求，本质上和央视百家讲坛一脉相通，甚至是百家讲坛的先声。其贡献，在于播散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其负面影响，是解构了扎实的考古训诂学风，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变得轻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