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惯性矩公式推导:房价大跌，跌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

【中华论坛】 房价大跌，跌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 

发表于：2011-11-09 16:14:34
作者:张容之更多作品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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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大跌，跌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
——兼论专制保守派的丑恶嘴脸
张容之
2011年9月5日，杭州万科四大楼盘73—85折降价销售，引起老业主情绪激动，要求补偿或者退房，并发生怒砸售楼部事件；
2011年10月，上海多家标杆房企降价30%，先后引发长泰西郊别墅、中海御景熙岸老业主不满，怒砸售楼部；
2011年11月6日，安徽芜湖一楼盘深度降价，引发老业主不满，同样是怒砸售楼部；
真是冲冠一怒为“楼盘”！
这些老业主们一定觉得自己很委屈，是全世界最冤的冤大头，所以才丧失理智，公开打砸售楼部。不过他们还算比较清醒，砸的只是售楼部，换成房管、土地等政府部门试试？量他们没有这个胆子！不过话又说回来，砸售楼部就不违法吗？难道不是破坏社会公共安全吗？我们的执法部门哪里去了？
买卖本属公平交易，卖方保证产品质量（包括承诺的各项售后服务），买方按质论价，按约付款，这不仅是法律，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买房者都是具有独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双方协商、自主决策，既然在合同上签字画押，就应当照章办事。如果发现有合同欺诈行为，也可以到消协、法院处理，谁给了你们“打砸抢”的权利？房价跌了就忍无可忍、大打出手，房价涨的时候你们会掏钱补偿开发商吗？哪怕把这笔钱捐给生活困难的失学儿童？不会。就冲你们只顾个人利益，无理搅三分的违法行为就不可能。这些老业主的心理无非是坐在自己新购的房子里，一边欣赏房价暴涨，一边暗自钦佩自己的聪明敏捷，可以为日后出手大赚暗自高兴；而今占不到便宜便觉得社会不公、造化弄人，竟而大打出手，你不觉得亏心吗？
房价大跌，倒跌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来，这真是意外收获！
眼睛只盯着个人利益，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更不顾及规则、公平。宁愿社会不发展，自己不吃半点亏，这正是我们的国民劣根性之一。
不禁又想到一部分无比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领导和城镇职工来。中国曾经以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维持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中国城镇职工的“幸福”生活（这百分之二十包括农村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理所当然的都是城镇户口）。从“大到住房、医疗、天灾人祸、退休养老，小到生孩子和子女的入托上学、安置就业，乃至打开水、洗澡、买饭、节日副食品供应、上下班接送、春天郊游、夏季避暑、冬天大白菜存贮，还有死后火化、开追悼会、骨灰盒安放，甚而至于建立公墓、统一祭扫等。原来只是听许多单位的领导诉苦说，他们单位除了火葬场外，其他的社会福利事业都已举办；最近我才知道，有的单位职工死后火化，还得提供燃料油”（《国民素质忧思录》谢思忠），这种生老病死完全依靠单位、国家的天堂般的待遇不仅家属跟着沾光，职工退休后还可以让子女接班延续，简直是封建社会权力世袭的翻版。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广大农民的贫困生活。没人给他们分房子，没人给他们提供劳动保护，没人给他们法定节假日，没人给他们规定退休年龄，无论七老八十，生命不息，劳动不止。据统计，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农业税也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柱，中国农民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纳税人群体。
广大农民在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不仅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面对“大跃进”、“共产化”重大政策失误造成的大饥荒面前，为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保证城镇不饿死人而完成严苛的粮食征购任务，并因此付出千万农民饿死的惨痛代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从新中国的建立到新中国的成长，广大农民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他们有理由受到这个国家的尊重。
但是，很少有城里人认识到这种严重的城乡差别，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社会不平等，完全是由于国家政策的不平衡造成的。城市俨然成了中国的上流贵族社会，农村则成了落后闭塞的代名词。城市人心安理得的享受宽广的马路、繁华的商店、舒适的影院、美丽的公园等先进市政生活设施，却从心底瞧不起农民，认为农民穷、土、脏、落后，甚至编排段子嘲笑他们（实质上的不平等以改革前为重，文化上的轻贱则于改革初期尤甚）。农民不仅没有受到尊重，反而受到社会的歧视。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户籍制度被打破，农民有了更大的自由，进城打工、经商、承包工程，虽然从事的大多都是城里人不愿干的保姆、保安、保洁、搬运、修理、建筑等体力活，但毕竟就业渠道相对增加，发展机会增多，农民的生活水平比改革前有大幅提高，城乡差距大幅减小。发展好的农民还可以在城里买房、买车，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城市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也正在逐渐向城市过渡，2008年底中国城市化已经达到45.68%。特别是近年国家大力推行社会养老和医保政策，使农民也享受到了过去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这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进步。改革，无论从生活水平还是思想观念，都对中国农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然而，对于过去的城镇职工而言，他们的特权无疑是减小了，因为国有企业改革，许多富余的城镇职工下岗，也和农民一样站在了被市场重新选择的起跑线上。那么这成不成为某些人极力否定改革开放的借口呢？
改革不是维持社会分配结果的绝对平均，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打破各种特权，最大程度实现社会整体、广泛的平等，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权力与机会的公平均等。因为个人思想、心态、能力的差别，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绝对平均，而是要通过国家财税政策调控最大程度缩小贫富差距，并为各种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改革打破了原有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在招工、入学、入伍、分配、就业等各种机会面前不平等的制度，这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然而，那些因为打破了从国家罩着，单位养着，衣食无忧，旱涝保收特权的利益群体，改革后不得不面对生活、生存的竞争压力，于是便认为社会不公，而至于对“改革”两个字咬牙切齿起来，恨不得像那些怒砸售楼部的老业主一样，要把改革开放的“售楼部”砸翻，这未免蛮横不讲道理。与时下背井离乡，在全国各个城市奔波求生的上亿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相比，你们的委屈算什么？你们心中的“社会公平”可曾顾及到他们？
盼望自己的特权生活能够幸福万年，对于更大的社会群体的贫苦生活却漠然视之，忽略不计，这样的心态又何尝不是某些国民的劣根性呢？
否定改革政策的伎俩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极力宣扬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如何平等、幸福，不遗余力地为计划经济，甚至“文革”唱赞歌，以吸引公众；另一方面利用改革开放产生的相对自由的舆论氛围，肆无忌惮的攻击改革者是资本主义走狗，汉奸、卖国贼，以丑化改革，这恰恰充分暴露出某些人的丑恶嘴脸！他们极力歌颂的那个时代是绝对公平的吗？相反，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那是个制度森严的等级社会。一流公民是国家干部，二流公民是城镇职工，三流公民才是广大农民（如果当时可以称之为公民的话）。请问，那个年代城市和农村通婚吗？有几个城里人愿娶农村女孩或嫁到乡下？农村孩子考大学与城里的分数线一样吗？毕业分配与军人转业，农村户口与城里户籍的军人安置标准一样吗？企业招工对城里人和农民的标准一致吗？国家干部与城镇职工的工资标准一致吗？和农民辛苦劳作的工分价值一致吗？即便到了今天，国家干部的子女在入学、就业、特别是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权利与普通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几率哪个大？我还想问，谁是那个时代最有钱的人？据说毛泽东的稿费上亿，还说过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资金不够就用他的稿费的话被作为领袖大公无私的美德广为流传，可见毛主席一定是当时的中国首富（毛泽东稿费究竟有多少只有国家有关部门才能证实，但这目前还是国家机密）。这就是你们所宣称的绝对平等吗？当然，这只是经济生活上的不平等。理论家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上的不平等还需赘言吗？各个等级内部的不平等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能把制约公共权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专制保守派身上吗？从他们把言论自由、制约公共权力等民主要求，以及所有不符自己口味的思想视为资产阶级异端，欲诛之而后快的封建政治色彩来看，向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无异于与虎谋皮。我可以断言，如果专制保守派当政，中国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和平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梦想将就此止步，剩下的就只有暴力革命一条路可以走了。
改革的成功在于打破了二流公民和三流公民之间的不平等体制，但作为一流公民的国家干部的特权却还没打破，有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继续进行。缺乏制约的公共权力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造成的政治腐败、瓜分国有资产，以及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社会文化道德等诸方面的破坏，大大增加了改革的负面影响。中国必须正视这些影响，在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上大胆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为改革提供强大的组织和人才保障。同时，应该充分提高广大农民工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以巩固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朱镕基总理接受香港《镜报月刊》采访时说，第三代领导集体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够，“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份责任。当时我是看得清楚这一点的”，“但是我没有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这一切，我要趁著自己头脑清醒出版我的所有讲话，用我的这些从政记录真实展示我的从政得失，为后来者提个醒，记取经验教训”，“现在看这一个教训：风险高、难度很大的改革，往往也是价值很高、意义很大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敢动，造成的不利后果比搞这种改革带来的风险还要大”。
诚哉斯言！
那些极力否定改革开放的专制保守派，以为少有人替农民说话，便可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利用人们对某些现实问题的不满情绪拉虎皮做大旗，妄图恢复或永远保持他们的政治特权，我看是打错了算盘。不要以为民主只会温文尔雅，即便未来中国充分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那些破坏民主体制、破坏公平正义的无耻之徒也要坚决打击；对于利用公权瓜分国有资产、非法获利者完全可以没收其非法所得；对于利用垄断行业牟取暴利者不仅可以通过财税政策调节，也可以政府“强捐”，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当然，这些政策必须建立在民主体制和法治程序的基础上，而不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
对于任何呼唤民主自由，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我都支持，但对于那种偷换概念、欺世盗名，想糊弄中国农民再次沦为三流公民的倒退声音，我只能嗤之以鼻说：
做梦！
2011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