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梁变截面弯矩图:马光远：“中国模式”究竟证明了什么？

　　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正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走了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而这种以“摸着石头过河”著称的改革形式，近年来又被冠之以“中国模式”，并被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和“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的模式，尽管“中国模式”一直并没有很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但这并不妨碍各界对其的赞扬抑或批评。特别是在今天，当中国的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方向性选择的时候，讨论“中国模式”的成败得失，并对中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寻找改革新的共识和突破口，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模式”的前身是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但对于“北京共识”，无论其倡导者，还是支持者对其认识上却并未达成“共识”，甚至成了最没有“共识”的共识。比如，其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有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和商界精英组合的带领，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并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

　　但是，如果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上的保守和经济上的激进，甚至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精英的集权式的领导和国有经济的“长子”的作用，这无疑是对“中国模式”最大的误读。考察中国模式，恐怕更多的要考察：其一，是什么力量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和繁荣；其二，集权的政府在中国繁荣中究竟是中国增长的短板，还是独特优势；其三，“中国模式”有没有持续性，其自身的优势有没有可能带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真正的考察中国模式是非功过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中国前30年的改革，创造了年均9.7%的增长，这在一个二元经济特征明显、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资源配置的方式模糊扭曲的大的经济体出现，被很多人视为奇迹。当然，也有很多人克制而又不无严肃的指出，30年来中国的增长其实无所谓奇迹，和当年的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一样，属于赶超型的，在发展的方式上，主要也是依靠出口，高投资，高储蓄以及高代价的方式。但是，客观而言，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发展建立在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下，人口庞大，并且国有经济成分一直很高的国家，这无疑也属于经济增长的奇迹。到那这种奇迹的创造，却并非“中国模式”的倡导者所总结的威权模式，就经济增长而论，中国经济增长之所有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和私人公司的创造力，而不是什么别的优势。

　　其一，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看，在1992年小平南巡之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比较快，但并没用给世界留下极其深刻的影响。国有企业沉重的包袱和低效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也使得经济运行极其不流畅，经济长期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的方式并非基于市场，而是完全基于政府，计划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仍然首屈一指，无人撼动。只有在小平南巡讲话，特别是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真正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的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毕现无遗。毫无夸张的说，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如果没有入世之后全球化的市场，中国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增长，这是市场的奇迹而非政府的奇迹；

　　其二，在国有企业改革障碍重重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而恰恰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真正引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占有的各种资源不足30%，却贡献了中国增长的60%，中国就业的90%，中国专利和创新技术的70%。而从国企的改革进程看，政府改变对国企的管理，在微观经济领域收缩权力，释放经济活力，才使得国企在某些领域告别亏损。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一部不断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和限制政府干预的历史，一方面，通过改革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构筑了新型的政企之间的权力边界，培育了一个能够和政府抗衡的市场主体。没有对企业的改造，没有民营企业这些市场主体，就不可能创造中国的繁荣。尽管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明显，但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高达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最主要力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改革，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崛起，靠所谓的政治保守、经济激进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维护国有经济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就能创造所谓的增长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