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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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 注》是钱钟书集中的一册，书中收入了宋代诗人柳开、郑文宝、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的作品，每部作品除原文外均附有较为详尽的注释。 本书内容全面，注释通俗易懂，读者从中可以对宋诗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 1 概述
• 2 宋诗历史特点
• 3 写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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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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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 - 概述

《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初版。其后多次重印或重排，作者均有所校订。

《宋诗选注》 - 宋诗历史特点

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自具特色。文学史上提到宋诗﹐有时作为宋代诗歌

的简称﹐有时则指某种与唐诗相对的诗歌风格。其成就虽不如唐﹐但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宋代诗歌依时间先後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沿袭期从北宋开国到宋真宗赵恒朝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宋诗基本上沿袭唐风。主要流派有以王禹偁(954～1001)为代表的白居易体(简称白体)﹐魏野(960～1019)﹑林逋(968～1028)为代表的晚唐体和杨亿(974～1020)﹑刘筠(970～1030)﹑钱惟演(977～1034)为代表的西昆体。从个人成就讲﹐以王禹偁为最大。他是宋代提倡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学习的第一个诗人﹐写下不少关心民间疾苦的诗篇。就流派言﹐以雕章丽句﹑多用典故的西昆体影响为最大。11世纪初二三十年的诗坛﹐基本上为它所把持。

复古期宋仁宗赵祯时﹐欧阳修﹑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9～1048)等青年文学家﹐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同时﹐连带反对杨亿﹑刘筠片面追求偶切﹑不重内容的近体唱和诗风﹐上承宋初王禹偁关心现实的精神﹐主张大量创作以反映国计民生为传统的古体诗﹐以配合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这一时期﹐梅尧臣同情民间疾苦的名篇《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反映宋廷积贫积弱社会问题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庆州败》﹐欧阳修揭露官府腐败的《食糟民》﹐蔡襄(1012～1067)﹑石介(1005～1045)等人直接干预政局的《四贤一不屑》和《庆历圣德颂》等古体之作陆续问世﹐名重一时﹐朝野诗风为之一变。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独特面目﹐也在此时初步形成。

革新期11世纪后半期﹐王安石﹑苏轼相继主盟诗坛﹐宋诗创作形成第一个高峰期。王﹑苏两人政治见解和诗歌主张多所不同﹐但锐意创新﹐力图建立个人风格的不倦追求则一。代表作如王安石的《明妃曲》﹑《乌江亭》诗﹐就传统题材翻出新意﹐充分发挥了宋诗长於议论的特点﹐读後耐人回味﹐被公认超出唐人的同类作品。苏轼则在“以诗为词”的同时﹐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了头的“以文为诗”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苏诗的超迈豪纵﹐触处生春﹐富於创新精神﹐其名作《百步洪》诗中一气呵成的七个联喻:“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是最好的自然写照。王﹑苏两人刻意求新而创作的一些小诗﹐如王诗《泊船瓜洲》 ﹐苏诗《题西林壁》 ﹐或以新鲜的意象示人以奇想﹐或以丰富的哲理发人以深思﹐历久而传诵不衰﹐也为宋诗增添了不少光彩。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还有黄庭坚(1045～1105)﹑陈师道(1053～1101)等﹐并出苏轼门下﹐但诗风与苏氏不同。
凝定期黄庭坚作诗﹐有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方法﹐目的是“以故为新”﹐尚不失宋诗革新期的首创精神。後来起而效法者﹐以此为定式﹐形成在南北宋之际影响十分巨大的江西诗派﹐宋诗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方面颠来倒去的形式主义道路。直到南渡之际﹐陈与义(1090～1138)等人由早期江西诗人对杜诗声律的偏爱转向学习杜甫懮国懮民的精神和苍凉沉郁的风格﹐在诗歌中反映出民族灾难降临之初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宋诗停滞不前的现象才有所改变。

中兴期南宋前期﹐抗敌﹑北伐成为诗人表现的重大主题﹐爱国诗的大量涌现﹐使宋诗在这方面成为超越前代并给後世以莫大影响的典范﹐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诗人﹐纷纷从江西诗派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建立起自己的风格。陆游的“从军乐”﹑杨万里(1127～1206)的“诚斋体”﹑范成大(1126～1193)的田园诗﹐均能独自网开一面﹐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除爱国﹑抗战之外﹐农村下层民众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共同题材。诗歌语言也开始趋於通俗﹑自然和口语化。杨万里的“活脱”﹐陆游的平易﹐范成大的明白如话﹐包括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诗歌的平直质朴﹐均使这一时期的诗歌表现出与前几个时期以及唐诗的不同面貌。

飘零期南宋後期﹐再也没有出现比较重要的诗人。先后活跃在诗坛上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为诗宗贾岛﹑姚合﹐重新走宋初的沿袭晚唐诗风的老路﹐虽也写出一些清新可读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宋诗也如当时的政局﹐已是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直至宋末文天祥等爱国志士以血泪凝成的正气歌留名汗青﹐宋诗才最後迸出了一道引人注目的亮光。

关於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徵﹐有著深刻的时代根源。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徵。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与宋诗议论化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像中的人生哲理。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於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即源於《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宋诗多流派﹐当与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党争纷繁的原因有关。如北宋末吕本中(1084～1145)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後又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一如禅宗之“法嗣”传衣。列名之人均以名节自励﹐气味相投。至於文学观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诗家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则与“诗话”的党同伐异有著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关於宋诗的评价﹐自南宋严羽《沧浪诗活》起就存在著严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尊唐”与“崇宋”两大派系。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像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是它的缺点。从文化史的立场上讲﹐宋诗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於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是它的成功之处。

《宋诗选注》 - 写作特点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钟书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

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宋诗选注》虽然不是文学创作，但却有着浓厚的文学性，不仅以它精辟的理论、丰富的知识吸引人，而且以它生动的语言吸引人。特别是钱先生善用比喻，因而形象生动，说理透辟，使人如读文艺散文，不但不觉枯燥，而且感到妙趣横溢，爱不释手。

《宋诗选注》选诗八十家，其中的王令，素为一般的选本所冷落，而因钱先生对他“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的特别表彰，始引起人们的重视。阅读《札记》，还知道他对晚宋的乐雷发也格外垂青。第一卷22页云：“此次所读晚宋小家中， 《雪矶丛稿》才力最大，足以自立。《佩韦斋稿》次之，此稿（指毛《吾竹小稿》）又次之。”宋末小诗人众多，一般囫囵视之，很少细致分疏，钱先生抉发出乐雷发、俞德邻、毛前三名的次序，值得注意。

具体论及乐氏时，他说：“乐雷发声远《雪矶丛稿》笔力健放，不拘于晚唐体。七言歌行尤排，七绝次之，律诗俚滑”，并点评《九嶷紫霞洞歌》 、 《常宁道中怀许介之》 、 《乌乌歌》 等十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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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里评乐氏有一句“近体诗还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话，曾引起一些

学者如萧艾先生的质疑（见萧氏注释的《雪矶丛稿》），萧先生的观点其实与四库馆臣一脉相承，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4评乐氏云：“其诗旧列《江湖集》中，而风骨颇遒，调亦浏亮，实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殊。”还举例评赏，都是近体。《札记》中虽然没有“还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话，但说“律诗俚滑”，意差近似。钱先生垂意的是其七言歌行，“笔力雄放”，已摆脱“晚唐体”也就是“江湖派”的路数。乐氏之于江湖派，有依有违，应从不同诗体来论析。重视文体区别与特点，是钱先生一以贯之的评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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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宋诗选注》，选乐雷发诗共四首，其《乌乌歌》、《常宁道中怀许介之》、《秋日行村路》三首均见《札记》提及，其评语可与《选注》对读，多有异同。仅《逃户》一首，不见《札记》所选十首之列，这类反映民生疾苦的“人民性”题材，当是因时代“大背景”而“照顾”选入的，为“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作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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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的《札记》既是记录个人日常读书心得，初不拟立即示于外人；但从全书已亲自

编序，共802则，且随笔附注互相参见，实又粗具著作形态。这一特殊情况使其在钱先生的著作系统中具有特殊作用：它作为钱先生读书时的第一印象的记录，反映他接触文本时最初的注意点或兴奋点，可以借此了解他的选择方向与旨趣，这对研究他的具体艺术趣味、爱好和标准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比如这首《逃户》肯定未能进入他的最初视野，是不免违心而为之选录的；《札记》又作为原生态学术作品，又具有与其公开发表著作的比较对照的价值，从《札记》到《宋诗选注》、《管锥编》乃至《谈艺录》的增订部分，其异同详略，改易修润，往往有深意存焉，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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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 - 评论

钱锺书先生对宋诗的甄选标准是：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的把戏

不选、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当时闪光而今已走电的不选……亦即凡有宋诗通病的一律不选，当然他所选的大都是足以代表宋诗水准的佳作了。“晨书冥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这是钱先生在1957年选宋诗过程中所写的两句诗，可见他的择选之严。可是即便这样一个选本也难以逃脱当时“政治标准第一”的阴影，只是影响不大而已。在那个唯“左”是从的年代，有钱锺书这样的一个“艺术标准也第一”的选本，已算是奇迹了。所以此选本一问世，即遭到迎头痛击。当时一些批判文章的作者倒也不乏名家，多为饱学之士，文章也写得很有当年的水平。如果今后再版《宋诗选注》，很希望把这些批判文章附录于后；如嫌多嫌长，可以选萃，可以撮要，以便今日的读者对照欣赏。　　

钱锺书先生不是呆板学究，他是睿智才子。《宋诗选注》中的序言、各个诗人的简评以及每首选诗的注释写得极为精妙。钱先生高屋建瓴，指点前贤，议论风生，语妙天下。读《宋诗选注》最强烈感受是钱先生的序、评、注比宋诗本身要好看。选诗原应是以诗为主，评注为副；读《宋诗选注》则觉得是评注为主，诗为副。就像在婚礼上，伴娘却比新娘漂亮，给宾客平添了不少惊喜！比如在谈到“僻冷的作品”不选时，钱锺书先生写道：
　　
“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
　　
这里全是用小说、用散文的笔法在写论文，文字灵动，比喻传神。如果钱先生在90年代写上述这段文字，很可能会改用现代科学用语作譬，试为改作：
　　
“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乐死。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克隆技术；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水晶棺，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永朽不垂’的状态里。……”

一般的断代诗选，在前言中论述这一时代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成就、特点，以及

产生这些成就、特点的社会原因，也就够了。而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又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综合分析，总结出一般文艺创作的特点和规律，具有较高的理论性，兼了文艺理论著作的某些职能，这正是钱先生站得高的地方。
例如钱先生在《序》中说：“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接着，根据所选材料向我们介绍了三种常见的表现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直写史实，以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为例。这两首诗着力描述了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前月诏书来，生齿复版录；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谰。州符今又严，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钱先生在注释中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札子》，证明梅尧臣的描述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司马光的《第一札子》说：“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国家乏少正兵，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以为乡弓手……闾里之间，惶忧愁怨……骨肉流离，田园荡尽。”对一般的选注本来说，到此满可以打住了。但钱先生却不满足，又借这个例子进一步来说明文件和文学的区别，指出：“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这种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做为诗歌的唯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远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末，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所以作者认为“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因为“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第二种反映方式是曲传心理，以范成大的《州桥》为例。这首诗是公元1170年范成大出使金国经过北宋旧京汴梁时写的。诗说：“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注中引了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证明断没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臣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然而范成大的诗里又确确实实地传达了他们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寥寥二十八个字里滤掉了渣滓，去掉了枝叶，干净直捷的表白了他们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我们读来觉得完全入情入理。钱先生仍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在《序》中进一步指出：这个例子“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象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作者在另一条注里说：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自杀以前的独白，古来好些读者都觉得离奇难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待得不清楚，因为既然是独白，“又谁闻而谁述之耶？”但是对于《长恨歌》故事里“夜半无人私语”那桩情节，似乎还没有人死心眼地问“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或者杀风景地指斥“临邛道士”编造谎话。所以作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第三种方式是借古抒怀，钱先生用五首跟“桃花源”的传说有关系的诗加以说明，一首是肖立之的《送人之常德》，诗里说：“忽逢桃花照溪源，请君停篙莫回船”；“山林黄尘三百尺，不用归来说消息”。这首诗写在宋亡之后，作者感慨在元人统治下的地方已经没有干净土了，希望真有个陶潜所描写的世外桃源，而且劝告被送的友人进了桃源洞就住下来，不用向我们报信，免得象《桃花源记》里的渔夫，出了洞以后再也找不到那片乐土了。注里引了方回的《桃源行》以作比较，这首诗写在宋朝将亡未亡的时候，诗的序文说：“避秦之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君国之亡，不忍以其身为仇人役，力未足以诛秦，故去而隐于山中尔。”诗里也说：“楚人安肯为秦臣，纵未亡秦亦避秦。”表明诗作者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个桃花源去隐居，免受异族统治的心理，反映了那个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第三首是汪藻的《桃源行》，里面说：“那知平地有青云，只属寻常避世人……何事区区汉天子，种桃辛苦求长年！”这首诗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时候作的，诗中明显地含有讽喻之意，跟肖立之诗里寄托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第四首是邹浩的《悼陈生》。第五首是陆游的《书陶靖节桃源诗后》：“寄奴谈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独为桃源人作传，固应不仕义熙年！”陆游处在南宋的偏安局面里，耳闻眼见许多人甘心臣事敌国或者攀附权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气节拍合起来。通过这些例子，钱先生向我们证明：“一首咏怀古迹的诗虽然跟直接感慨时事的诗两样，但是诗里的思想感情还会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标记，恰象一首咏物诗也可以诗中有人，因而帮助读者知人论世。”

钱先生这些精辟的论述不仅向我们介绍了宋诗的一般情况，告诉我们怎样认识和评价古典文学作品，而且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也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宋诗选注》 - 作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