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合面抗弯截面系数:中共长期执政必须面对的四大挑战

中共长期执政必须面对的四大挑战 

                                                                                      刘智峰

    摘要：本文从党执政六十年的经验入手，联系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大国执政、一党执政、长期执政和全球化时代执政四个角度分析党面临的复杂局势，提出若干对策性建议。

　　从1949年到2009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全国执政六十年的风雨历程，经历了挫折与坎坷，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党在如何改革和完善自身，进而如何治理国家，即如何适应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提高执政能力、转变执政理念、改革执政方式以应对困难和危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回顾和总结。

　　在党执政六十周年之际，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在中国持续发展和崛起的关键时刻，既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巨大挑战，但同时也是历史提供给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够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成功的规律，吸取失败的教训，以更加积极勇敢的态度，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宽阔的视野看待世界巨变的形势，大幅度提升领导能力和治理、发展国家经济社会的水平，以更加灵活有力的方式走向世界，就能够使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迅速进入新的阶段，达到更高的层次。但必须看到，挑战也是严峻的，中国国内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难以预料的趋势都给党的继续而有效的执政构成了新的挑战，很多问题也是前所未见的。本文从党执政六十年的经验入手，联系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大国执政、一党执政、长期执政和全球化时代执政四个角度分析党面临的复杂局势，提出若干对策性建议。

　　一，大国执政的挑战

　　中国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国的规模：历史悠久①，土地辽阔，人口众多，

　　民族复杂，地区差异显著，都是大国的特点。相对于小国来说，要成功实现对一个大国的治理是不容易的，需要政治、经济、社会诸多因素的配合，但政治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说，一是需要中央具有高度权威，二是需要高层决策的正确。

　　从历史上看，政治秩序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都出现在中央政府具有高度权威的时期，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的鼎盛时期都是这样，中央的权威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领土的完整、政令的通畅、治理的协调，而到了这些王朝的后期，各个方面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以至最后走向覆灭，其重要因素就是中央权威的丧失，一旦中央失去了统治全局和控制与协调地方的能力，枝强干弱，地方上各自为政、尾大不掉、以至分裂的趋势就开始显现。历史经验说明，在中国这样规模巨大的国家，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权威是实现国家有序发展和有效治理尤其是应付严重挑战的关键性政治要素。

　　党执政六十年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政府是历史上全新模式的政府，既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强大中央政府的政治传统，也有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创造，具备了高度的权威、高度的组织能力、高度的整合能力和高度的动员能力四个特点。②新政权的这些特点强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迅速恢复和全面发展，尽管六十年代以后，直到文革期间出现长达十年的政治大动荡和经济上的衰退，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政治和社会秩序方面大的波动，仍然保持了国家主权的统一和社会的基本稳定，其重要原因依然是中央的权威没有丧失。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特点和成功的原因是自上而下的，其内涵就是指改革开放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有序推进的。邓小平就多次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③所以，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加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仍然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其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将在未来很长的时期里处于改革的过程中，而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国度的改革，引起的变化将是广泛的大幅度的和相当深刻的，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必须有统一的领导和协调的中心，以便保证改革的有序进行；第二，改革是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利益和制度的调整，要求社会各个方面协调一致，形成合力，完成转换。而在体制和机制的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制度或者规范的暂时空挡的权力真空或者社会失范的现象，要求中央的权威及时弥补；④第三，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以及阶层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差距拉大的问题，要求在中央统一的领导下，从全局的高度进行适度的协调和平衡，如邓小平指出的“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⑤第四，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内和世界的局势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不可控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或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处理不当容易引起连锁反应，阻碍改革的进程，而要从全局出发，通盘考虑，做出迅速果断的处理，就需要有威信有能力的中央进行强有力的领导、动员与协调，如邓小平所说：“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是高层政治，这也是中国政治自古以来的传统，如邹谠指

　　出的：中国政治的“一个特征就是政党领袖的决策对政治发展比其他国家有更直接、更重大、更显而易见的影响。”⑦因此，高层决策的正确与否对国家的治理意义重大，决策正确，则国家发展，反之则否，这已经被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证明了，政治领袖对党和国家负有重要的责任，其思想和决策直接关系到十几亿人民的利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必须非常谨慎，邹谠甚至几次强调：“政治决策与抉择是新中国政治学的核心。”“政策的决定和理性选择论应该提到研究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应当成为新中国政治学的核心。”⑧

　　要做到高层决策的正确，首要的一点是从制度上保证最高领袖不能独断专行。成就的背

　　后隐藏着失败的契机，邹谠曾经提出过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我们可以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往往在取得了伟大成就之后跟着就出现重大的失误和挫折？是否在伟大成就中包含了后来重大失误的因素？为什么重大成就往往包含以后重大失误的根源？伟大成就与重大失误之间是否有连锁关系？”这一连串的问题发人深省，揭示出了我们如何应对困难与成就的本质与深层问题。他进而明确指出：“中国的伟大成就、失误，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决策有直接关系的。”⑨所以，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可以说主要是由于他个人决策上的专断造成的，如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对于“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重要责任。⑩陈云在谈到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也指出：“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11正是鉴于以上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逐渐形成和完善了集体领导的制度，随着最高领袖更替的制度化和任期制以及集体接班制度12的日益稳定，应该说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次，要做到高层决策的正确，必须保证决策的民主化，也就是广泛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

　　从高层决策的形成来看，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和专断色彩比较浓厚。一是征求意见的范围很小，一般局限于党内高层的领导干部，这使得与上层决策者意图相反的、更全面的、能够反映基层民意的意见和真实的声音难以传达到最高决策层。正确决策的基础是能对现实情况全面的把握，而过于狭窄的信息反馈渠道限制了真实信息的传播，领导者听到的往往是他们希望听到的，而不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决策的失误是难免的。13二是能够参与决策的范围是很小的，一些重要的政策和重大的决定往往都是毛泽东个人作出的，尽管在很多重大的决策上党内高层领袖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出于对毛泽东个人权威和威望以及党内团结的考虑，最后还是尊重和服从了毛泽东个人的决定。中央领导集体失去了相互监督和制约，实际上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领导。这样，所谓的公共政策就失去了公共的基础和维度，变成了少数甚至个人的政策，政治也就成了少数高层的甚至个人的政治。

　　1978年以来，上述的两点都在变化。从高层决策征求意见的角度看，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入征求意见或者决策咨询对象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即使在官员或者党内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同时咨询和征求意见的范围突破了官员的范围，非官员的学者、专家进入了参与决策的范围。这一点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十分重要的变化，而在78年之前由于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在重大政策的决策圈子里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对知识分子以及专家学者的排斥实际上是对知识的排斥，这容易导致包括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知识的漠视和无知，而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经验缺乏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只凭领导者个人的感性不可能做出理性的符合实际的决策，导致虚妄盲目的蛮干。

　　无疑地，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高层重大决策较少失误的重要原因就是参与决策的范围的不断扩大，与决策有关的利益相关者被尽量地纳入到咨询的范围，政策的公共色彩和政治的民主色彩开始逐渐增加了。

　　大国执政所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只要在上述两个方面不出现问题，即始终保持中

　　央的高度权威和重大决策的正确，就能够保证国内各方面的发展和繁荣的持续性，从国际战略的高度来看，这两点也是中国能否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政治因素。而二者之间也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重大决策的正确性有助于提高和保持中央的权威，而中央的权威也有利于正确决策的贯彻实行。

　　这里必须指出的也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是，近些年来，在中央高层决策基本正确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前提下，中央的权威出现了隐性流失的现象，即地方对中央的决策阳奉阴违，变相抵制，多方掣肘，截留政策，导致中央政策执行力的严重下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颇为普遍，许多有利于百姓的改革措施不能推进，或者只停留在表面上，这显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方面存在的复杂问题，应该从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改革相关的政策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入手，加以解决。

　　二，一党执政的挑战

　　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其实质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一

　　党制，也即是一党执政，从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来看，似乎不符合潮流，但如果从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来看，这种独特的一党执政的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14

　　但毋庸讳言，没有完美的没有缺陷的政治制度，一党执政也带来了诸多的弊端和挑战，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如何改革这些弊端，应付这些挑战是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是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独立性，避免党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带来的特权现象。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革命者到执政者、从无权者到掌权者，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

　　党最重要的角色转换。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大批党员干部进入政府机构和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组织，成为拥有行政权力的管理者，一个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以党员为主体的庞大的干部阶层开始出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使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和党的行政化和官僚化，15以及由此带来的特权现象。这一现象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党和政府的权力和权威达到高峰的时候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忧虑，比如，邓小平说：党的地位的变化使得党“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16刘少奇指出，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这是执政党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17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8

　　这种对党的官僚化、特权化现象的担忧和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毛泽东不久以后发动1957年整风运动的初衷，也是此后接连发动“四清”和“文革”的重要原因。19

　　党进入行政管理阶层，掌握政权的另一个后果是党的先进性和独立性以及党应该具有的

　　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被削弱了，被对权力和利益的世俗追求取代了，如德热拉斯过于尖锐地指出的：“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党和党的领导阶层以及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创造出来的。一度曾经是生气勃勃、组织严密和充满首创精神的党正在消失，而逐渐转变为这个新阶级的传统式的寡头统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阶级的人，压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20党的这种令人吃惊的变化几乎是立即就发生了，托洛斯基说：“组成权力机关的那个阶层出现了独立自在的目标，力图使革命服从于这种目标。在领袖们和这种权力机关之间开始出现分裂，领袖们表达了阶级的历史路线，能够站在机关之上来观察问题，而庞大、笨重、形形色色的机关则很容易使一般共产党员丧失进取精神。。。。。在党和国家内有一个庞大的革命家阶层，他们尽管大都来自群众，但早已脱离了群众，并以自己的地位和他们对立。阶级本能已经从他们身上消失。”21就是说，在革命胜利取得政权之后，领袖的革命、理想精神和庞大的官僚队伍之间在目标上出现了分歧，毛泽东一再发动对党的整风和批判，不重视抓经济和生产，而更重视抓阶级斗争，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以至于最终发动“文革”，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企图改造党，保持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22

　　尽管毛泽东的动机是好的，但实践证明他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原因在于，毛泽东过于理想主义了，他不能适应党从革命到执政、从破坏到建设、从战争到和平的角色转换以后地位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整个党员干部队伍在心理、追求、精神上的变化。事实上，在党完成了革命，转入现代化建设以后，必然会出现革命精神的消失和随之而来的世俗化的过程，如托洛斯基慨叹的：“当紧张状态过去，革命的游牧民族转入定居的生活方式时，庸人的特性、自满自足的官僚爱好情趣又在他们身上出现，并活跃和发展起来。”23杨尚昆甚至在新中国还没有成立，刚进北京城的时候就感受到这种惊人的变化：“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感触甚多。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24而在转入和平时期的建设以后，也必然会出现阶层的分化和随之而来的不平等现象，一定会有一部分人从普通群众中分离出来担任管理者的角色，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这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是发展的常态，不是什么变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适应并接受这种变化，从现实的、理性的、政治的、普通人的而不是理想的、浪漫的、道德的、超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党员干部身上发生的这些正常人性会有的变化，承认不同人群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的要求，用法律的、制度的方式去区分和约束特权现象。25

　　改革开放以来，管理者阶层的规模日益扩大，并且因为其掌握着权力和资源，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它与被管理者阶层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复杂，而党的先进性和独立性被削弱的问题在党政合一体制更加巩固的前提下依然难以根除，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党必须正视和面对的严重挑战，除了主要依靠法律和制度以外，毛泽东时代时刻保持警惕和压力以及动员群众的做法也有可以借鉴之处，奥尔森就指出毛泽东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使得邓小平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而没有遇到苏联那样的抵抗：“毛泽东发动了一场针对他自己的高层和中层下属—那些红色官员---的革命。他彻底击垮了他的经济所依赖的那些行政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一个较为长期的结果是，在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没有接近于像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国家那样多的地位稳固的行政管理人员小团体。所以当邓小平及其他实用主义者们在毛泽东死后的短时间内挫败了毛的遗孀和四人帮的其他成员后，几乎已不存在行业、企业或行政管理人员团体，其内部人游说活动能够破坏邓小平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革摧毁了狭隘的既得利益。”26而近年来学术界对斯大林时期实行的对党内干部的“大清洗”政策也做出了新的评价，除了依然认为这种残酷的党内斗争迫害了大批干部以外，还认为在这种政策停止以后，失去了对党内精英阶层的压力，导致了党内权贵阶层的出现，腐败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增加了，是苏共失败的原因之一。27

　　必须看到，今日既得利益阶层对惠及多数民众的改革的阻力要远远大于从前，如何限制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并破除改革的阻力，保持党的独立性和先进性，实现党的伟大理想和目标，是涉及到党政关系、行政管理体制、分配体系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的复杂问题。

　　一党执政带来的另一个必须重视和解决的是利益诉求代表性的广泛与否问题。

　　实际上，不论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其核心问题都是政策的制定问题，即通过合法的、权威的、强制的政治方式在社会上进行价值和利益的分配，如伊斯顿所指出的：“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那项政策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换句话说，不论是为了一个社会还是为了一个范围狭小的集团，或者为了其他任何集团，一项政策包含着一系列分配价值的决定和行动。”28

　　在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和较高程度的社会自治和社会自组织模式下，社会各阶层和利益差别群体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不同党派或者社会自治团体在竞选或者议会斗争中表达出来，并最终在政府的政策中得以体现。而在中国特殊的一党制下，不存在公开的党派竞争，也不存在议会中的政治斗争，社会自治程度不高，社会自组织能力也不强，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都在党的领导之下，党掌握着政策的制订和执行的各个环节。29在中国这样的规模超大的社会里，一个党如何做到能够代表、综合、协调、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并制定出公平合理的反应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要求的政策就是很复杂的问题。

　　必须看到，只有中性的、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代表少数权势者狭隘利益的政府才能够制订出正确的合理的被人民广泛接受的政策，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并赢得更广泛的民众的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使人民的意志能够在政策的制订者的选拔任用上真实地体现出来，如施米特指出的：“只有来自人民意志的政治权力，才能够首先形成人民的意志。”30这要求我们破除民主只能在多党制下推行的迷误，解放思想，大胆推进政治体制上，尤其是涉及干部的选举、任用方面的民主改革，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党制下的民主制度，如邹至庄指出的：“从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意义上来说，民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一党制下实行。”31其次，在政策制订的过程中，放弃内阁政治和秘密政治的做法，扩大群众参与，以更开放更透明的方式向涉及到的相关利益阶层和群体进行广泛的咨询，征求民意，特别重要的是，允许民众对公共政策的自由讨论和批评，是制订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正确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基础和前提。32而从巩固政党制度的角度来看，有序地扩大群众的制度性参与有利于政党制度的稳定和增强政党的力量，从而有利于群众对整个政治体系的支持。33

　　从党执政六十年的历史来看，1978年以前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各阶层群众对政治的参与是极为有限的，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公民个人权利的得到保护，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各个方面有利于民众参与政治的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以及“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和落实，群众的政治参与正在逐步扩大和深入，但必须承认，这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需要继续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三，长期执政的挑战

　　与实行多党制和政党定期轮替的政治制度不同，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从执政六十年取得的成就和国际政治的比较来看，这一制度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适合中国的国情，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持续稳定的发展，而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党不但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而且通过不断的改革，使得这一制度逐渐完善和成熟起来。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政党的平均寿命越高，“就越制度化，越稳定”34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在看到它的优势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一个政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诸多弊端，比如思想容易僵化、制度容易硬化等，原因虽然复杂，但主要是由于缺乏政治系统中的公开的合法的竞争所至，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继续长期执政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一党长期执政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容易老化和脱离实际，必须主动进行思想的自我更新，坚持解放思想。

　　回顾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执政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问题是关键的，它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事业兴衰成败的现实问题。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重要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政治主导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和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的改革都必须是自上而下地从政治开始，也即是从领导者的思想开始，这也是本文开头强调高层决策重要性的原因之一，这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悠久传统和独特之处。35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准确把握了中国政治的这一特点，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创造性改造，突出强调了政治、思想、理论等的决定性作用。36

　　必须看到，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和重大决策之所以正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着国民党的权力和力量的抗衡，迫使毛泽东和党不断地修改和纠正自己在不同历史时期过于左倾和激进的错误，如邹谠指出的：“中共在政治、经济、社会方案中的温和与谨慎，其实就是中国的权力平衡的结果。换句话说，正是国民党力量的对持，迫使中共放弃了自己的激进政策，防止了过激行为，导致自己变得更为温和，阻止了滥用暴力及其权力腐败的倾向。”37

　　但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党长期执政的局面下，没有其他党派在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方面与执政党进行公开的合法化的对抗和竞争，失去了外来的压力，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思想更新的重要动力，长期执政的党随时都面临着指导思想陷入教条、僵化和停滞的危险，从而导致重大决策以及具体政策上的失误，这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决策出现重大错误的重要原因，如邹谠在另一处指出的：“中共当时（1949年前）的理性的行动与政策是一个政治多元社会内的势力对立的结果，是力量微弱一方在战略上、策略上、政策上、制度上的反应。建国后，政治一元化，理性的成分逐渐减少，以大跃进和文革为两个不同性质的顶点。”38实际上，这一点连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像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39可以说，如果是在多党竞争、定期轮换执政的条件下，像“文革”这样长达十年的重大决策上的错误是不会发生的。

　　那么，要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避免党的思想的老化和严重错误，就给党的最高领袖和高层领导集体带来很高的要求，党的领袖和高层就必须主动地解放思想，不断地根据社会具体情况的变化修改和纠正失误，实现思想上的自我更新和进步，以此来弥补缺乏外在政治压力而失去思想创新动力的缺陷。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邓小平才大力支持1978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的思想解放，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并把思想解放提到了关系到党国生死的高度，他说：“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40“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1可以说，没有1978年以来党在各个阶段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如同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42

　　还应该指出的是，允许党内不同意见和思想的存在，有利于思想的解放和形成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正确思想的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面指出的存在着外在政治力量的抗衡和竞争以外，当时党内不同思想之间的争论和斗争也维持在相对宽容的限度内。但在建国以后，随着毛泽东地位和威望的提高，个人崇拜的发展，党内正常的思想、理论争论的环境消失了，这是造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一再发展而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陈云在分析文革的教训时就指出：“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他还说：“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不是坏事，可以使大家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合理一些。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不好。”43

　　一党长期执政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政治制度的僵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特殊利益阶层对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阻碍。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在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之后，都会表现出惰性、暮气和僵化的现象，在多党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定期的政党轮替在公开的政治竞争中解决这个问题，新上台的执政党总会带来新的改革和新的风气，修正体制中的错误，使体制重新获得活力，更重要的是，有在野党的监督，执政党的权力会受到有力的制约，以防止特殊利益阶层的形成，在出现决策上重大失误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政权交替得以纠正。但在一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制度的活力只能来自政党主动的制度创新，在政治体系内部形成必要的权力制衡和张力，以此保证制度的活力、主动纠正自己的失误，抵消由于权力一元化和缺乏制约带来的特殊利益集团现象。

　　如同前文指出过的，我们必须现实而理性地去看待政治中的人，那些党员领导干部也都和普通人一样有人性的弱点，有个人的欲望，他们入党从政，既有理想信仰上的追求，更有个人生存发展家庭事业上的考虑，祛除了政治的光环，从政就是一种职业---一种特殊的受雇于国家并代替国家掌握和行使权力的职业，他们也有认识上的局限，不承认这一点，就会像毛泽东那样把干部队伍正常的个人利益要求看作是变质和变修，而企图彻底改造和根除。所以，用圣人的眼光要求干部没有个人利益，或者认为他们是仁慈的和无所不知的观点都是浪漫的，也是不切政治实际的。44在实际政治中，那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的人往往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如奥尔森指出的：“居支配地位的人从公共物品收益中取得的分享份额一定是更大的：从社会收入的意义上讲，这个份额是由他再分配给自己的收入加上他获得的一小部分市场收入。”45

　　所以，首先应该承认政治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追求个人私利的现实性和正当性，然后才可以考虑如何把这种追求限制在适当的合理的被管理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必须看到，如果没有对党和行政权力的制约，如毛泽东所担心的：“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46就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形成特殊利益阶层或称分利集团，他们会利用权势攫取国民收入的更大份额，阻碍有利于民众的改革，降低经济的活力，造成“制度僵化怔”47，这种现象的持续发展可能最终导致整个制度的腐败以至毁灭，科兹就指出，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是前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说：“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48前苏联亡党亡国亡制的教训是惨痛的，中国共产党要想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吸取这个教训，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推动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党政官员也因其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权而成为改革开放中受益最大的群体和阶层，一个庞大的相对稳定的管理者阶层及其与商人群体相互勾结而形成的裙带复杂盘根错节的政商利益共谋阶层已经形成，这个阶层攫取财富的速度之快和数额之巨大令人震惊，根据统计，仅截止到2006年，中国内地拥有过亿个人资产的有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亿元富豪人数的91%。49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僵化和改革难以推动的现象早就出现，以至于经济学家邹至庄称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官僚市场经济”，它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碍：“体制的惰性使改革进程放慢，包括政府官僚主义制度和国有企业与银行系统中的既得利益。虽然政府的明示政策是实施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但是政府官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官僚主义行为，则在阻止改革的进程。”50这里所说的制度僵化怔就是指目前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获取高额非法利益的工具而阻碍中央利民的改革政策的推进。

　　所以，必须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上进行大胆的思想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打破制度的僵化和特殊利益阶层对改革的阻碍，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最重要的是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制约和限制，因为政府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和资源，在行政主导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下，政府的权力几乎无所不包。顾准说：“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51要限制和制约行政权，就必须在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府和人大，以及行政和司法的关系的改革上进行大刀阔斧的创新，走出全新的路子，继续修修补补式的不去触动根本权力格局的渐进式改革已经难以撼动制度僵化怔了。

　　四，全球化时代执政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执政大不同于此前的执政，对于有六十年执政历史的共产党来说，这是一场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全新的挑战和考验，从执政党的理念到执政的方式，以及政府官员的政治观念都需要进行迅速的变革，以适应这个新的时代。

　　技术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铁器和枪炮的出现以及使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和国家的权力构造。52而全球化时代对政治改变最大的技术不是交通的迅捷，而是信息革命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增加了执政的难度，人民的民主意识的增强和参与政治手段的进步给政府的执政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政府尽快转变观念和执政的方式。

　　这场革命才刚刚开始，它将如何或者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改变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还有待于继续观察，但起码有三点给执政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了。

　　一是政府权威的被削弱以至于下降。信息自古以来就是政府控制和管理民众的重要工具，在一定意义上说，谁掌握了信息的来源和传播，谁就控制了权力。在信息主要依靠文字和语言传播的年代，政府只要控制了印刷、报纸、广播、电视、电话、邮政等传播媒介和渠道，就几乎垄断了所有的信息渠道，就可以通过这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工具传播政府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灌输和动员---也就是所谓的宣传，政府几乎是唯一的也是权威的信息来源，政府完全可以控制信息的传播，只传播对自己的统治有利的信息，而排除那些政治反对派或者敌对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其他政治信息，塑造政府的正面而权威的形象，维护政府的权威和威信。但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电话的日益普及，手机的广泛使用，短信的出现，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使以前信息传输的载体由文字变成了数字，传播的方式和速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普通百姓开始掌握了传播信息的手段，可以自由地发布信息，交流思想，相互影响，国家失去了对信息的垄断，宣传的效果正在失去，其权威也就被削弱以至下降了，政府也无法再完全阻止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和思想、意识形态的传播，于是，对政府权威和形象进行塑造的权力已经有一部分到了人民的手里，就是在这样的意义说，信息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和公民的关系，政治变“平”了，有学者甚至认为信息革命直接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如果让我指出（柏林墙倒塌的）最重要因素，我想应该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信息革命。极权统治依赖的是对信息和力量的垄断，然而传真机、电话和其他现代化通信工具的广泛应用却让过多的信息传到了铁幕的另一边。”53总之，在新的信息技术之下，政府的权威和威信都出现了危机，这已经有了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54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加剧了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使反映统治者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形成也难以占据稳定的统治地位，民众信仰真空和心理失衡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些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管理。

　　二是网络凝聚民意并以此形成对政府的压力。在信息主要依靠报纸、广播、电视传播的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是单向的，政府是主动的，控制着信息的收集、编辑和最终被民众所知的具体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完全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只要控制了这些媒体的编辑就等于控制了民众的行动，如斯宾格勒所说：“报纸在今天是一支具有若干严密组成的兵种、以新闻记者为军官、以读者为士兵的队伍。但是和任何队伍一样，士兵在这里也是盲目地服从，而且战争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读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许去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不知道他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55报纸还决定着说什么和不说什么，就等于决定着什么是真理，“许可每个人随意说话，可是报纸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说的话的自由。单凭不向世界通报，报纸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一种缄默的可怕的检查，由于新闻纸的读者群绝对不知道有这种检查的存在，所以它就愈有力量。”56也就是说，在报纸的时代，传播的主要是政府的意图，民意是无从形成的，也就不能构成对政府的压力。这样的局面在网络时代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报纸、电视成了多元中的一元，而不能再垄断信息了，民众也掌握了传播信息的手段；变化之二是信息传播的方式从以前报纸、电视的由政府向民众的单向度的传播变成了传播者之间的双向甚至多向的互动，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论坛上，对一件事情的关注很快就会形成讨论，成为一种新的凝聚民意的方式，成为酝酿和推动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化的平台，这给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无法预知的隐患，而且信息的即时传播使得不确定性增加了，变化的趋势更加复杂，增加了处理的难度。

　　三是所谓突发性事件的频繁出现增加了执政的成本，也给执政者带来空前的压力。突发性事件完全是一个随着信息革命而来的新名词，在此前的时代没有过。所谓的突发性事件不在于事件（自然的或者人为的）本身的大小，而在于这件事被了解的范围和受关注的程度。在信息闭塞的时代，某地的伤亡巨大的地震或者洪水、瘟疫，甚至谋杀或者官民冲突之类，由于信息传播速度的缓慢和范围的狭小，并不能构成对政府的压力，政府也容易处理，如李普曼指出的：“正在发生的事情知情人越少，控制人们的行动就越容易。”57但手机短信，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以及3G时代的到来正在使这一点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即使是很偏僻地方的很小的事件也会在瞬间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议论而演变成突发事件，从而构成对政府的压力，要求政府尽快有效地处理，这自然增加了政府执政的成本（物质上的和人力上的），使政府的决策和处理都更加复杂。还应该考虑到的是，网络时代给境外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势力、分裂势力、恐怖主义等传播信息和相互沟通以酝酿和制造事端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增加了突发性事件发生的几率，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隐患。

　　从党执政六十年的经验来看，要成功地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执政者就必须适应形势，转变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方式。

　　第一，从权威执政转向民主执政。权威执政有效的基础是政府拥有足够的可以控制民众的资源和手段，但信息革命正在使政府失去这些基础，权威被削弱了，而民众的权利意识和能够与政府对立的手段反而在提高和增加，这迫使政府必须放弃从前的居高临下的权威姿态，以平等的民主的方式执政才能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特别是在处理突发性事件的时候，不能使用粗暴的简单的武力的方式，在信息时代，武装和警察对民众的威慑力已经丧失了，信息爆炸凝聚起来的代表着多数的民意及其中的正义感足以使事件中激动的民众蔑视国家的暴力。

　　第二，从秘密执政转向公开执政。权威政治的特点就是秘密，涉及民众利益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决策、重要的人事任命都是秘密的，在决定完成以后才公开，民众只能被动接受。但这种方式在信息时代正在变得不合时宜，民众渴望参与决策，渴望了解真相，更重要的是，从前的民众也有这样的愿望，但他们缺乏手段，也就无法挑战政府的权威。但现在他们掌握的手段使得他们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更多的信息，挖掘真相，并与更多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使政府难以继续保密。所以，政府与其继续顽固不化而让自己陷入被动尴尬失去民心，就不如主动放下身段，公开秘密，使执政的过程公开化和透明化，取得民众的信任。58

　　第三，从慢执政转向快执政。在没有突发性事件的时代，政府的执政可以是慢的，冷漠的，官僚主义的，甚至政府不作为也未必引起多大的反应，59在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其影响也只是局限在一个地方，不会有更大的反响。但在信息时代，如果政府继续这样的方式，一个很小的不起眼的事件也会成为突发性事件，处理不快不当则会引起连锁反应，酿成更大的危机，中国近几年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多的，尤其是最近的石首事件，一个人的死亡就可能酿成巨大的波及深远的社会危机。这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彻底放弃从前的冷漠粗暴的方式，具备快速反映，果断决策，迅速处理的能力，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事态，不酿成突发性事件。

　　总之，全球化时代才刚刚开始，其对政治的影响正在显现出来，执政者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主动地积极地调整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本文从以上的四个角度简略分析了党在21世纪执政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实际上也是叠加在一起的，这将使变化更加复杂，党治理国家和统治社会以及领导人民发展经济的任务更加繁重和艰巨，我们只有直面挑战，正视困难，相信人民，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改革开放，不但要积极主动地适应时代的变化---要做世界的强者和成为真正的大国，仅仅是适应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发扬党以往执政过程中的优良传统并与新时代结合起来，走出中国自己的政治道路，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然后再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前面，敢于领导世界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