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和位移的区别:隔岸远眺“耕者有其田”（档案春秋2011年度第7期）

一、一个关于土地的
　　悖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现在还是。土里刨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今天也是。虽然刨食的方法在变，土地的产出物在变，但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千百年来始终没变。哪怕当下，中国的年GDP总量除了赶不上美国，已经飞速成长为世界老二，但2010年全国单单土地出让金这一项获益，就高达2.7万亿元。一些看上去很现代的大城市，比如北京，这一年光卖地就赚了1600多亿元，而同期北京市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也才2300多亿元。在个体形态的地主被消灭了60多年之后，政府作为法人形态的地主，正满怀豪情茁壮成长。土地财赋，照旧还是中国人最大宗的财富、最难以摆脱的依赖。怀想曾经以“四大发明”称雄世界的列祖列宗，炎黄子孙如今在文化、科技、制造等业的原创力，不能不让人羞于肩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其实并没有走出多远，还是一个从“土里刨食”的同家，活在一种跟祖宗傍肩的准原始状态中。无论我们是来自农村或者城市，无论我们的土地是用于农业或者其他的什么业态，土地啊土地，都是你我所有人的命根。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出生、城市长大的人，长期行走在黢黑的柏油马路上，出没于钢筋水泥的丛林间，表面上我感觉自己正离土地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相干，但往深里细究，却发现这都是错觉而已，我们的全部身心乃至财富尊严，其实哪一样不在靠土地喂养，而岂止胃囊肚腹?每念及此，我对土地的敬畏之情，便油然而生。
　　也因此，近年来我前后两次前往台湾，虽然行旅匆促，但每次都把位于台北的土地改革纪念馆锁定为必选目标。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还能找到第二家这样的纪念馆吗?
　　纪念馆位于台北市中心的敦化南路一段一号。这里车水马龙、人来熙往，门楣上有蒋中正(介石)工楷题写的大字馆名：土地改革纪念馆。但说实话，虽然占有地利，并且握有老蒋的御笔赐字，档次显赫，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又是如此深刻，这里却依然是一个被台湾人遗忘的角落，几乎召不来拥趸。进门时的冷清，让我瞬间感受到了一丝寒意。不算开阔的展厅中根本见不到一位观光客，展柜中与墙面上陈列的所有展品展板，都似乎在述说着寂寞。纪念馆的全部工作人员，除了一位祖母级的志工(志愿工作者)兼秘书，剩下的就只有馆长侯权峰先生了，称之为“光杆司令”未尝不可。看来，无论多么重大的历史，都免不了被时间之手推向边缘，搁浅在某条幽深的河道里。
　　这真是一个悖论啊，现代的人们在变本加厉地索取着土地的高昂价值的同时，与土地的感情却越来越远。
　　
　　二、土地问题乃
　　历代王朝关注之首务
　　
　　土改、土地革命这些字眼，对于大陆民众来说丝毫也不陌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就曾响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毛泽东1931年总结的“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使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的几十年中，也依然是中国农村普遍遵循的行动纲领。正因为对这一切太熟悉了，一度，我们甚至偏执地相信，这些词汇只是共产党的专利，台湾应该不在范围之内。直到两岸关系终于慢慢解冻，从海峡那边传来了有关台湾土改的若干旧闻，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国民党也搞土改啊!
　　何止台湾，1952年秋冬时节，战后被美军占领的日本，也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完成了土地改革。土改，似乎已成为20世纪中叶世界格局中的一股风潮、一个关键词。
　　我就是在这种惊诧中，开始关注台湾土改的，并且逐渐明白了两组同名词汇背后的不同。
　　所谓土改，从字面理解，便是对土地制度的改革。这种需要改革的土地制度，必然是不合理的，遭到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民反对的。而改革，目的就是革除其中不合理的成分，使之变得相对合理，建立起能让大多数人、尤其农民所接受的新的土地关系。
　　从原初意义上说，混沌初开，乾坤始定，土地和阳光空气一样，承蒙上苍恩赐，并非任何人的私有，而是人人生而有之，权利均等。如此假设虽然很哲学，却未免虚渺。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衍生发展，这种天赐地权的宇宙观，早巳被打得七零八落，根本无人理睬。不同的人群、种族、国家，依据各自能力的大小，不断瓜分、占有着大小不等的土地资源。平均地权作为一件华丽的睡梦之袍，虽然还挂在地球的衣帽架上，但谁也没在醒着时真正穿过它。
　　然而作为一个梦，平均地权的美丽幻觉，依然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梦冲动，刺激起被两极分化逼向末路的弱势人群的拼死反抗，以期夺回自己的天赋地权，重塑与土地之间的占有关系。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样的案例简直层出不穷。西汉末年，因为土地兼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两极分化臻于极端。公元8年，王莽称帝，发现问题严重，脑袋一拍，即行改制，收天下田土为“王田”，不得买卖，重新分配。但他的目的不是富民，而是趁势寻租、重收税赋、改币掠财、巩固皇权。结果引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短命的王莽在位15年即被攻人长安的绿林军所杀。紧接着，东汉又爆发黄巾之乱，成千上万的失地流民，以黄巾裹头，加入到张角的造反大军中，纵横搏杀历时九个月，若非张角突然病故，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哪里还有回天之力。
　　土地问题于是成为历代王朝关注的首务。北魏孝文帝汲取先秦教训，一改封田于诸侯的“分封制”，直接向民户授田，均分地权，实行《周礼》所言，“以岁时稽(考核计数)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史称“均田制”。这一开创性的土地制度，有富民安邦之效，受到后世追奉，从隋朝到唐中叶，
　　g沿用。“每一男丁授田一顷”之类的善政，滋养了民众，托起了一个称雄一时的盛唐。但中唐以后，土地兼并之风又起，藩镇(诸侯)割据，民不聊生，黄巢起义因应而起，天下大乱，李唐王朝走向末路。宋元明清四朝，外患乘虚而入，山河残破，国将不国，均田制乃遭弃置。但期间明末流寇四起，兵戈不息，军费浩繁，均被摊派于平民一身，缙绅豪劣借机渔利，民众不堪重负，揭竿而起，其中尤以李白成、张献忠两支流民大军威风八面，横扫天下，最终颠覆了明朝二百多年的基业。
　　由土地兼并、两极分化而造成贫穷，由贫穷而点燃民变，由民变而引发内乱。由内乱而终致政权更迭，几乎已成为中国历史变动的通律。
　　时光流转到民国，孙中山鉴于上千年来治乱兴替的历史规律，早在同盟会时期，就开宗明义地亮出了“平均地权”的思想纲领，主张“耕者有其田”。然而遗憾，先生英年早逝，他的继任者们一改其初衷，以少数人的利益为利益，以豪绅们的喜好为喜好，中山先生的理想沦为空想。几十年间，除了少量政学界人士流于纸面的探讨外，仅在个别地区搞过不成功的小型实验，国民政府制订

的《最近政纲》、《佃农保护法》等等政策法条，统统化为会上说说、墙上挂挂的虚招假式。
　　1928年，时任浙江省主席何应钦等人，秉承中山遗训，也曾慷慨陈词：“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逾于此。”话音未落，即借助权力，启动议程，于同年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召开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章程规定，土地出租的最高租金(物产)，额度为“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而佃农所缴，只须“依最高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说，佃农实际交纳给地主的租金(物产)，仅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即可，其余百分之七十五允为己有。
　　此即民国史上有名的“二五减租”。
　　但这个颇具革命精神的章程一经推行，即遭到浙江城乡地主、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弹。
　　1929年3月，曾任北洋政府高官的屈映光，联络曾任浙江省省长及北洋陆军上将的张载阳、曾任广州军政府参谋部长的吕公望，以及曾任北伐军军长的周凤岐三人，联名上书，攻击浙江减租已造成“共党乘机捣甜’，“向业方肆行抢掳，杀人烧屋，大祸频乘，势急倒悬”。
　　借“共党”说事，在那个年代可以迅速占领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总是有理，最占便宜。这就和中共这边后来总是以反右说事、宁左勿右是一个道理。
　　在此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的立场也剧烈分化、日趋对立。一个主张力推，一个声言暂停。此时的省政府主席已由张静江接替何应钦，立场骤转，前后观点截然相左。党政双方内讧，无法统一，只能各自向南京递送呈文。国民党中央遂于1929年5月2日召开第三届执委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决定“核准浙江省政府的要求，取消《二五减租暂行办法》”，但认为这只是因实行上的困难而暂时停止，并非取消二五减租之原则，要求浙江省政府修正文字，以除误解云云。
　　大陆执政时期的国民党，原本就产自地主阶级及其同一个阵营，二者的关系，譬如鱼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为同一个利益共同体。谁若指望他们与自己的根系自断血脉，同自己的嫡亲分道扬镳，岂非与虎谋皮?浙江在推行二八减租期间，那些“纯正老成、乡望素负”的地方成绩人士，纷纷挑头抗拒，全省八十多个县，只有少数县乡有所动作，大多数装聋作哑，不予响应。浙江省外，其他各省更是绝无反响。由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所传播的土改良种，还没来得及破土绽放，即被掐灭窒息。
　　但土地政策关连民心向背，对此具有清醒认识的，在国民党内从来不乏其人。有蒋介石“文胆”之誉的陈布雷，就曾明明白白地告诫：“民生主义政策最具体的，也使农民得到一点实惠的，就是二五减租。本党政策，向来对于农工似乎不太顾到，所以共产党常常藉此煽动。”而在其前后，国民党中委历届全会上，孙科、萧铮、陈立夫、陈果夫、徐恩曾等党魁要员，都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议案，要求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积重难返的大量社会问题。就连蒋介石本人，也曾多次在这些议案上批示：“实行总理(孙中山)之土地政策确有必要”；“即希切实研究核办施行”云云。
　　但结果如何?直到被赶下大海，老蒋也没真正“切实研究核办”过，更谈不上“施行”。他的意识停留在“即希”的层面——即刻，希望，祈使，等待，迟迟不肯落地；他的情感天平摇摆在既得与长远之间，拿不定轻重。他总是在犹豫中观望，最后在观望中绝望。
　　这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根本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之所在。这个差异，最终决定了中国命运之走向。
　　
　　三、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土地问题，如果你不解决它，它就要解决你!”这是德国土地专家达马熙克的名言。不幸的是，达氏的名言对于蒋介石及其幕僚，更像谶言，应验得竟然如此精准!蒋家王朝最终被逐出中国大陆，堪称“它解决你”的现实范本。
　　以权力藐视规律，最终无不被规律吞噬。相信这已成为老蒋的噬脐之痛。
　　1949年1月，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总结在大陆的严重挫败，陈诚坦言，共产党的成功，不仅在于“巧妙地欺骗了学生”，还在于“成功地利用了农民”。尽管语多贬损，但是政治驳难，你能听到对立双方什么好话嘛?官场语言，必须“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要滤过他的浮沫和噪杂，听辨他说不出口的弦外之音。所谓“欺骗”和“利用”，无非“争取”和“赢得”的另一种表达。失败者如若不从道义上给自己留点面子，其情何堪!
　　国民党内，一些清醒的上层人士，对陈诚的观点深表认同。以为大陆之败，不在国军愚蠢，而在共军太狡猾了；不仅输在军事，更输在政治。须知，这是一场内战，对于煮豆燃萁的双方来说，所谓政治，无非民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产党推行土改，成功地发动了农民；国民党拒绝土改，彻底失去了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民心得失的那一瞬间，内战双方的胜负其实便已注定。
　　中共名将陈毅元帅尝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用煎饼喂出来的。
　　请想像T吧，那该是何等壮观的一幕啊!据《解放军报》在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前夕(2011年6月22日)的最新报道，淮海一役，根据地老百姓“一共出动小推车88万多辆，挑担31万副，而上阵的民工达543万人。或者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每一个战士身后，都有9个民工”在助威打气、输血压阵。而前方的60万将士中，还有这些民工的子弟不下十之八九。这就是经过了土改，从地主手里夺得土地后的翻身农民，给予代表其利益的政党的回报。
　　而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却还在组织少数失地地主，纠结成穷凶极恶的“还乡团”，试图反攻倒算、重温旧梦。
　　如果说这就是“欺骗”、“利用”，国民党又何尝不是?只不过双方锁定的对象不同。比较而言，哪怕再过—万年，中国人也更愿意在获得梦寐以求的利益的前提下，被共产党这样的政党“欺骗”和“利用”一把。
　　这就是政治，从来不讲原则，只讲利益。
　　而民众利益的最大化，不正是政治、并且是最大的政治吗?
　　直到陷入绝境，国民党才终于醒过神来。好在失之东隅，还可收之桑榆。台湾虽孤，却是国民党的最后一块伊甸园，如若再丢失，那可真要被扔进太平洋喂鱼虾了。为长远计，国民党必须深刻反省，拿出点不同于以往的招数来。显而易见的是，为图存，这一阶段的蒋介石，向共产党学习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并且逐渐从隐秘走向公开。以前只能在日记里说说的悄悄话，诸如历数共产党的七大优点“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以及他特别赞赏的“干部不准有私产”等等之类干脆被摆上了桌面，成为他动辄教训干部的论据。
　　1950年8月5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成立，蒋介石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渠道，搞来中共延安整风的全套

文件，作为参考蓝本，试图对国民党来一番脱胎换骨式的大改造。而土地改革，则为这场大改造揭开了序幕。
　　小小台岛，孤悬海外，它的最大好处在于，岛内的地主豪绅，和来自大陆的官宦权贵，缺乏天然的血缘关系，彼此利益素无牵连。国民党虎落平阳，却阴差阳错地终于摆脱了原先所代言的那个利益集团，不必再受其摆布。这就等于为老蒋排除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大障碍，坚定了他力行土改的决心。割别人的肉，当然要比割自己的更容易。
　　据载，台湾土改完成后，菲律宾及南美一些小国也曾想仿而效之，可是就因为缺少这一条特殊的便利，基本无一成功。
　　只有当政府超脱于各个利益集团之上，居间于各种势力与普通民众之间，它才可能是清醒和公平公正的。但这种机缘，有一无再，只怕千载难逢啊!
　　
　　　四、台湾土改
　　三大步骤
　　
　　据载，台湾光复(即抗战胜利)后，农民在全省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50％，而其中佃农占70％。这一统计数据揭示，耕地分配严重失调，大多数耕者贫无立锥之地，需要靠租赁他人土地、仰人鼻息而活。
　　同时土地租额普遍偏高。在土地肥沃的中部地区和农民稠密的新竹，租率高达“七三分”，业主七，佃农三。佃农在支付了劳力、种籽、肥料、农具等成本后，还要冒自然灾害的风险，最后所得仅为收获物的三成。负荷之重，不难想象；贫穷困苦，自属寻常。其他一般租率，也普遍在“六四分”。只有贫瘠易灾、开垦未久。收成难料的地区，租率才可能低于“五五分”。更出格的是，除了正产物，地主对田边地头的副产物也不放过，还要加收“副产物租”，租额大多按正产物的租率或与农民对半分。苛刻之至，无以复加。
　　让人奇怪的是，访遍历史，你会发现，但凡有钱人，哪怕腰缠万贯、脑满肠肥，除少数外，大多数都是钻进钱眼里拔不出来的吝啬鬼，其千方百计敛财的想象力，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当时台湾习俗，业佃一经约定，佃方必须首先缴付无息保证金，习称“碛地金”，金额普遍等同于全年租额，甚或一倍以上。约定的租额同时也成了“铁租”，“不论土地性质、耕种情形，不问水利好坏、土壤良窳，更不顾天灾人祸、年成丰欠”，佃农都须照约定的呆租全数缴付，“铁定不变”。纵使你有三长两短、不测风云，哪怕告贷，也要如数纳租，无可宽免。
　　即便如此，农民贷得的土地租期还大多短暂，且不定期，得不到长远保障，增租撤租，全凭业主一句话。占九成以上的租赁关系，建立在口头约定之上，并元书面契约，以致纠纷频发。一旦双方意见分歧，业主挟其强势的经济、社会地位，可轻易占得上风，佃农惟有牺牲。
　　据测算，1949年时的台湾地租，平均高达56.8％，交纳了一年的地租后，农民手头所剩寥寥。确如陈诚所言，“他们比任何人都辛苦，而享受比任何人都差，可谓终年辛劳不得一饱。”他们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过于脆弱，朝不保夕，其结果必然是耕作情绪日益低落，不平之心日涨夜大，历尽盘剥的底层农民已成为引爆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
　　1950年5月，已经迁徙海岛的国民政府立法院，三审通过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将1949年4月刚刚由地方政府拟定的《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提升至法令位阶。但这只是为完备法律程序所做的后补动作，事实上，早在一年多前，陈诚的宣讲和发动，就已经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亮相。《为推行三七五地租告全国同胞书》，即为其中最有名的篇什。
　　所谓“三七五减租”，简言之就是：佃户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租额为“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计量品种：水田为稻谷，旱田为甘薯；且当年颁布当年实施。实施意图非常明确，首先把高地租降下来。但，按照陈诚的话讲，“这只是土地改革的开始，并不是土地问题的全部解决。”根据设想，台湾土改共有三大步骤需要完成。与“二三七五减租”同步或稍后，还有“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两大步骤也在进行之中。
　　所谓“公地放领”，就是政府把自己所有的公有土地，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卖给目前承租这些土地的农民，归其私有。“放领”并非无偿，而是所售公道，以“不超过市价为原则”，最后定价是：“全年正产物收获总量的两倍半”。原先承租这些公地的农民可以继续租种，付钱则不急，允以10年，分20期，慢慢还。每户农民以6口计，最多可承领水田2甲，或旱地4甲。甲是明末侵台荷兰教士误算公顷制而形成的计量单位，1甲约合0.97公顷、14.55市亩。
　　台湾公地，大多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日本总督府手中接收过来的土地。这笔土地一共有多少?台湾已故著名报人曾虚白当年曾公开著文，称：“政府今天的地位是地主间天字第一号的大地主，这个大地主拥有田地十六万公顷，占全省可耕地面积五分之一。”
　　要把如此可观的大片土地“放领”出去，化为私有，如同割去政府身上老大一块肉，不咬咬牙是做不到的。包括当时正担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的曾虚自在内，一批从大陆迁台的旧官僚起初也是疑窦重重：“你说地主不是耕者，你政府可曾下过田，做过工?你说地主该把田让出来，大家就看你这天字第一号的大地主怎么办?”
　　怎么办?结果大出其所料，老蒋竟然拂心忍性做到了，不计得失，慷慨割肉。从1951年推行开始，到1975年截止，分9批，共“放领”公地13.9万公顷、计54.7万笔，受益农民28.6万户。
　　上述两大步骤完成后，台湾全省仍有20，6万甲耕地，为地主所有；30，2万户佃农，仍在与不劳而获的地主共享血汗所得。于是，1953年1月20日，台湾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土改进入第三阶段：对地主实行限田政策。陈诚放言：“地主可以保留水田三甲或者旱田六甲，这些土地的收益，相当于荐任一级公务员的收入，假使他有其他收入，那么生活更不成问题。”至于多余土地，一律由政府征收。征收地价与“公地放领”相同，为“全年正产物收获总量的两倍半”，同样分10年、20期，逐步向地主偿付，但比“公地放领”多支付4厘利息(年利率4％)。偿付方式为发行实物土地债券，让售台泥、台纸、农林、_T矿等四大公营公司股票等。政府征收的这些土地，仍作“公地放领”，由原来承租的农户承领。
　　一年后，这项对地主阶级实行“赎买”的改革步骤，即告如期完成，土改三大预设，一一落地为实。尽管期间杯葛不断、矛盾重重，失地地主大骂当局“戴孙中山的帽子，穿共产党的鞋子”，甚至引发后来地主子弟因不满而大搞“台独”，但时效尚算圆满。直到1976年，蒋经国才明确发话：“今后公地不宜再办放领，而应依公地公用原则……”
　　
　　五、围绕历史的
　　批评将永无止息
　　
　　既为改革，必有阻力，特别是针对土地的改革，无异于釜

底抽薪，阻力之大，有加无已。虽然台湾当局标榜，他们坚信地主“是在法律许可ZT获得土地”，“非由掠夺而来，自无予以没收之理”，必须“采取和平的与渐进的方法”，不宜“操之过急”。因而台湾土改“是相当和平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
　　但当局和部分学者的解释显然是片面的，他们故意忽略了当时人口不过600多万的小小台岛，却聚集了大约近百万国民党军队这一事实。如此庞大的一股军力所形成的威慑之势，哪有明眼人胆敢视若无睹?加之从1950年5月20日零时起实施的全省戒严，任何敢于向当局叫板的行为，都将被视作“叛逆”，“戡乱”没商量。三七五减租刚开始，陈诚就在由大地主组成的省临时议会中公开表示：“我革命j-辈子，没有看过不爱钱的富绅，但也没有看过不要命的地主。”话说得简直再明白不过To
　　即便“采取和平与渐进的方法”，曾任农复会主委和行政院秘书长的蒋梦麟仍然认为：“台湾固多开明地主，惟不明事理的地主也不乏其人，如果和他们去商量等于与虎谋皮，是永不会成功的。”地主对待土改的态度也是再明白不过的。
　　对于经历过1947年“二二八事变”及其之后一系列流血镇压的台籍人士来说，他们刚刚领教过国民党的厉害，怎么可能在一两年后就淡忘?包括地主在内，学会服从恐怕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岂有他哉。
　　面对铁石，鸡蛋岂敢碰硬!诚拜已经流过的鲜血之所赐，才有不流血的土改在台湾。其问也有善识时务者，主动向当局献缴土地权状。
　　历史是一个整体，有它牵丝攀藤的大格局、彼此制衡的规定情境，任何分支都不可能孤零零一枝独秀。仅仅抽取一端，不及其余，轻给结论，不说故意，起码也够糊涂。
　　国民党既然花费极大成本，决心办成此事，行藏自然也会十分小心、多加斟酌，努力奉行“先礼后兵”，力求圆满。例如对台湾民族运动代表人物、时称台湾第一大地主的反对派林献堂，陈诚的对策是“礼送出境”。1949年9月首先把他请去日本治病，任其吟哦“异国江山堪小住，故国花草有谁怜”之伤感，困居东京，直到7年后客死异国。
　　但对中小地主，陈诚可没有恁大耐心喽。对于各县敢于公开抗命阻挠的，或拘押，或解送保安司令部，决不手软。和平土改不和平。
　　宜兰县地主陈进东，对三七五减租非常抵触，减租刚刚进行的第二年，就以儿子需要工作场所为名，威逼佃户提前退租。老实巴交的佃户李某被逼不过，眼看土地被收生计无着，绝望2_T服毒自杀。当地政府闻讯后，立即按减租条例规定，启动法律程序，将地主陈进东判处徒刑，送入大狱。
　　耕者有其田条例正式实施前，曾一度命题《台湾省扶植自耕农条例》，于1952年11月28日由行政院送立法院审议，但其间累受质询，连续17天通不过。立法委员们大骂法案起草者、省地政局长沈时可，“在台无尺寸之地，慷他人之慨，毫无人心，只讨上峰的好，你对得起台湾地主么”?所拟法条“死卡地主，杂乱无章”，“有三大死罪实不可赦”!
　　不料此事惊动了蒋介石。老蒋并不忌惮越权，而是按一贯的风格索性直接插手，以国民党总裁名义邀集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农村复兴委员会主委蒋梦麟，以及有影响力的立法委员等，要求力压众议，确保通审，明年1月即行实施。为明确施政目标，彰显法理依据，干脆将法案更名为《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o如此这般，立法院才于1953年1月中旬三读通过，于1月20日明令发布。
　　大多数县市，虽然未必敢公然作对，但纷纷以怠政敷衍，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法令下达，往基层转饬(传达)一通了事，绝不着力落实。例行公事的结果，照例是公事不得例行。官场太极拳的可恨，就在于程序俱全，而效果全无。只要官场尚存，这样的太极高手，总会有他坐庄的地盘，生生不息。
　　陈诚乃官场耆宿，对下属玩的这点小把戏心知肚明，别说伤筋动骨的土改大计，就是平常末枝微节，没有足够的措施提前设防，只咱也会不了了之，无疾而终。所以，在一系列改革措施启动前，陈诚首先对基层干部展开集训，成立省、县市及乡镇督辅导机构，对每一阶段的推进情况逐节检查，凡执行不力者，一俟发现，即行换血，以大陆来台人员顶替上岗。如此，则风行草偃、一呼百诺。
　　台湾土改完成后，由佃农跃升为自耕农的农民，“娶了三七五媳妇，盖了三七五新厝”，对土地的热情激涨，土地的产出连年递增，转而以盈余投资工商企业，为随后台湾的经济起飞及均富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又有过第二次农地改革，旨在提升农业规模和机械化、商品化程度，但同第一次调整土地关系的改革相比：社会影响大为逊色。
　　2010年深秋，在土改纪念馆侯权峰馆长的引导下，我在台北郊区一个名叫“猫空”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一户早年曾受惠于土改的林姓茶农的生活现状。拥有上千亩山地茶园的林家，门前道路凌涧越坡，却宽阔平坦，两侧摆满了造型各异的大型盆景，整组屋居沉浸在“茅屋三椽，远山含笑，人隋温馨、知足常乐”的意境之中，俨然就是生态美学的一个现实标本，惹人钦羡不已。主人至今不改农人本色，采茶制茶，每事躬亲，自产自销的高山茶温润馥郁，年逾古稀的老祖母亲手为我们演示茶道……
　　历史已成定局，但围绕历史的评议却永无止息。关于台湾土改的是非曲直，直到今天仍争议不断，难见定论，有些改革弊端也在多年之后逐渐凸显，然而大多数文献记载还是褒多于贬。至于非议，颇为意外的是，有些恰恰来自土改的得益者。例如当年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鹿港辜家，一向被此间认为是土改的最大得益者——作为大地主的辜家当年把土地换成了台泥股票，成就了日后台湾最大水泥生产企业台泥国际集团在工商企业界的领导地位。然而有记载显示，偏偏辜家后人对此竭力否认：“当时大小地主至少有十几万人，每人都领有台泥、台纸、农林、工矿四大公司的股票，为什么独独只有我们家发迹呢?”“实是靠敏锐的经营策略”，而非“一次土改搭发给地主的股票。”对土改，辜家之后亦持负面评议：“与其说是为农民而进行的改革，不如说是国民政府想要巩固政权”。其结果，“反而让台湾民主化的脚步迟到了几十年”。
　　这样的批评，亦是亦非，不妨兼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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