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稳层试验总结:《闪闪的红星》背后的艰辛

《闪闪的红星》背后的艰辛

2007-05-15　作者:文／薛凯洲 [发表评论 (0)]   【PDF版】

　　李心田简介
　　１９２９年生于江苏省睢宁县，１９５０年参军，曾任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寻梦三千年》、《梦中的桥》、《银后》等。其小说《战斗的童年》、《两个小八路》、《跳动的火焰》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５日　星期二
　　如果说“文革”期间还产生过艺术精品的话，名冠其首的当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闪闪的红星》。《闪闪的红星》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主人公潘冬子更是尽人皆知。那么这部电影是根据哪部儿童小说改编的？主人公潘冬子的原型又是谁？小说又是如何搬上银幕的？其间经历过怎样的波折？请看——
　　潘冬子的原型
　　到底是谁
　　１９６１年，李心田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个小八路》，受到欢迎，后来编辑又约请他再为孩子们写一部小说，于是便有了《闪闪的红星》的创作。当时李心田是部队文化速成中学的教员，所教学生中，有很多学生的父母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像济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等的子女都是他的学生。而这些老红军在战争年代将孩子分送他人，等到全国解放后孩子才找到父亲。还有一位老红军，长征时留给家中一顶帽子，上面有老红军的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帽子才找到了他的父亲。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女青年，入党的第二天就被敌人吊在树上，最后壮烈牺牲。这些真实的故事打动了李心田，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素材。为了不忘记这些红军子女艰辛的童年，并告诫后人，便有了创作《闪闪的红星》的初衷。
　　关于冬子的原型，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１９７５年初夏，上级突然通知李心田参加一个样板戏的研究会。三个穿灰色样板服的人坐在台前，开始时并无意外，后来扯到了《闪闪的红星》上了，让李心田谈创作的依据，对许世友的印象如何，一字未提样板戏之事，气氛非常沉闷。一直到中午送李心田回家的路上，其中的一人说《闪闪的红星》出事了，要李心田如实谈创作的依据，不能对军区里任何一个人讲，并带走李心田的创作手记。半个月后，创作手记还给了李心田，并告知事情过去了。原来是有人告状到江青那里，说《闪闪的红星》是给许世友树碑立传的。而江青想打倒许世友，便想办法将《闪闪的红星》做一发炮弹。后来，鲍先志的儿子鲍苏声主动承认《闪闪的红星》是写的他们家的事情，他把账认了下来，军区做出了政治结论，此事才过去。
　　小说出版一波三折
　　经过两年紧张的写作，李心田于１９６４年完成小说的创作，并起名《战斗的童年》，将稿子寄到了北京。到１９６５年“文革”前夕，全国的形势已经非同一般。不久，“文革”开始了，当时李心田所在的文工团规定，所有人员的作品一律上交，不许私留一个字，否则会受到党纪处分。而李心田的小说里面有不少描写人情、人性的内容，怕遭到批判，李心田很是惶恐。面对自己的心血，在交上手稿的同时，李心田悄悄把誊清稿留了下来。当时兴烧书，果然交上的稿子，连同别人的书籍、文稿，在院子堆成一堆，全烧了！烧的时候李心田就在现场，心中还说“文章误我，我误青春”，决心以后再也不写了。不久李心田长期深入部队，１９７０年任济南军区创作室副主任，继续文学创作。时隔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来约稿，李心田便将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出版社。
　　当时的政治环境注定了一本书的出版是要多灾多难的，要经过集体研究、审查，还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李希凡审阅了小说，认为小说不错，但可出可不出。最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工作的王致远顶住了反对意见，决定出书。但稿子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将稿子中冬子妈对丈夫的依恋，红军走后的失落感以及对白军的恐惧等都删去了，甚至加上了读毛主席的书以及毛主席在革命中的作用等。
　　稿子定了之后，有人认为《战斗的童年》名字一般化，李心田苦思两天后提出改为《闪闪的红星》，但当时的编辑谢永旺考虑到“红星”二字苏联惯用，就叫《闪闪的红五星》吧，清样出来后封面上印的就是《闪闪的红五星》。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王致远硬着头皮把那个“五”去掉，印出来的书才是《闪闪的红星》。
　　书出版之后，这是“文革”中最先出版的为数极少的文学作品，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发表评论，称《闪闪的红星》是对儿童教育的绝好教材。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部小说，全国十多家出版社要出版此书。当时，我国的文学作品极少与外国交流，《闪闪的红星》很快被译成了英、德、日、法、越等国文字，对外进行出版发行。那时我国尚未与德意志民主联邦共和国建交，德文译本是在我国驻奥地利使馆签订的，而法国的丽阿夫人１９７４年因翻译此书而获奖。
　　小说搬上银幕
　　躲开江青插手
　　小说出版不久，便有人找李心田提出要拍成电影。最先和李心田订约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提出要拍成电影。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汝俊、王愿坚、陆柱国等同李心田住在总政的招待所里，开始了剧本的研究。最后由王愿坚、陆柱国统稿，八一厂最有实力的李俊、李昂、王平做导演，开始了演员的挑选。在一百多个孩子中，经过跟踪调查，发现了９岁的祝新运，导演们征求了李心田的意见后，最终确定了祝新运。而祝新运的演出非常入戏，拍摄前把规定的情景讲给他，他很快就能酝酿出情绪来，该哭的时候，眼泪自然就流了出来，根本不用眼药水。少年得志的祝新运因为《闪闪的红星》一举成名，虽然当时得到的“报酬”只有一本影集，上面写着：“祝新运同志留念，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摄制组赠，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１日”，但是“无形资产”却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这就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度。后期制作请傅庚辰作曲，李双江演唱，使影片相得益彰。
　　电影拍成之后，请江青审查。她非常高兴，并说：“如果时间许可，我还要再看一遍，值得我看两遍的电影还不多。”这使八一厂受宠若惊。不久，八一厂带片子来济南答谢。当时的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委负责人都很重视，把这事当成大事来对待，人员全集中到电影放映室，准备听江青的指示，当然是李心田要在场的。但李心田夜间要排队买蜂窝煤，再加上没有汽车可坐，便骑着自行车去晚了。到了大门口，门卫不让进，同行的人就说：“他就是作者。”哨兵怕是冒充进去看电影的，还是不让进。还巧，有一个秘书焦急地探头向外找，一眼就看见了李心田，急忙说：“哎呀，就等你了！”李心田这才进了放映室。电影出了名，江青就要插手，指出几个要修改的地方。当时谁敢违抗，便由导演去添补一些镜头。后来，由于演冬子的演员祝新运因病服药，把脸给吃胖了，拍出的效果相差很大，实在无法接上，江青也就作罢。这样，《闪闪的红星》才保持了原貌，躲开了江青的插手。　
　　电影公映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朱德委员长看了影片后的第二天，就为他的外孙女写了“闪闪红星”四个字，现手迹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从电影拍成到今天，３０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４０岁左右的人提到《闪闪的红星》都会滔滔不绝，《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已成为经典歌曲。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