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钢筋锚固长度:私有财产并非神圣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是在欧洲王权时代产生的，由于那个年代，欧洲王权几乎没有任何约束，无法无天，因此，贵族阶层便与王权达成交换条件，贵族认可“君权神授”的合法性，王权则接受贵族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请注意，在这个交换条件中，双方都是借助“神”的名义，事实上，谁能被“神”保佑，完全是权力者自己说了算。

    到了资本主义革命时期，新生的资本家阶层和市民阶层，接过了封建贵族曾经用来对付国王的手段，也公开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颁布的《人权宣言》，是欧洲封建社会以后，首次写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的文件。不同的是，在此之前，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时，起草人杰弗逊特地删去了“天赋人权”中关于财产的描述。法国《人权宣言》发表后，杰弗逊向法国有关人士建议，取消“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款。结果，1793年，法国《宪法》公布时，里面果然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

    直到今天，美国《宪法》中，也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款，甚至没有专门的“私有财产”条款。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中，《宪法》里面保留“神圣不可侵犯”的，大概只有英国、意大利和原先的西德（德国统一后是否还保留这一条，还没有查）等少数几个国家。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都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

    因此，如果今天的中国还要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等于是向欧洲封建领主学习，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当然，有人说，在中国的《宪法》中有“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作为对应，私人财产也应该获得同样的待遇。在我看来，应该修改的是《宪法》中对国家财产的描述，应该把国家财产头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帽子拿掉，而不是在私人财产上加上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帽子。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国家财产不可侵犯”就足够了，加上“神圣”之类的宗教化形容词，完全是多此一举。

                       第二，为什么私有财产不能神圣化？
    美国开国功臣弗兰克林说：“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创造，从属于社会的需要”。杰弗逊说：“财产法已经过分扩张，损害了人类的自然权利”。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说，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是需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财产私有权决不能至高无上，甚至成为宗教性的崇拜对象。私有财产权也不可以超越人类的自然权利，凌驾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益之上。财产的私有权力必须得到必要的限制，必要的时候，出于公益权利的考虑，也可以征收私人财产。

    简单来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主张私有财产权不得伤害公众权利，因此，将私有财产“神圣化”，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没有哪个社会愿意从根本上接受这样的现实。

                    第三，“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如何理解？
    本文前面提到的一个英国穷人说“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是否属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理解这个问题时，我们先要考察一下，欧洲王权到底是公权还是私权？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都没搞清楚。如果王权代表纯粹的公权，那么不要说国王走进这个破房子，拆掉也很正常。但是，欧洲历史上，王权很少代表公权，绝大多数时候，王权都是私权，都是为王室成员谋私利的工具。即使到今天，英国王室到底是公权还是私权，依然混乱不堪。如果王权是公权，王室财产就不应该由王室成员私人继承。如果王权是私权，那么，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所有的私权都应该是平等的，因此穷人拥有破房子和国王拥有王宫的权利是一样的。王宫不让人随便进，破房子当然也有权不让人随便进。所以，英国穷人傲慢地对待国王，那是私权对抗私权的结果，那是平等，而非“神圣不可侵犯”。

                    第四，“钉子户”是私有财产权的启蒙吗？
    有人在评论本文引用的那张“钉子户”照片时说，这代表着中国私有财产权观念的启蒙。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无知。欧洲在提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前，普通百姓的私有财产权基本上没有任何保障，所以后来才会出现“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个极端。而在中国历史上，平民的私人财产几千年来一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不缺乏私有财产的概念，也就根本谈不上现在中国人的私有财产观念的启蒙。只不过在新中国前几十年，有一个历史断层而已。

    与欧洲相比，古代中国人的私有财产观念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帽子，而这个帽子现在也已经被现代社会抛弃了。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私有财产观念是基本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的。站在传统的立场上，需要私有财产观念启蒙的，是资本主义革命初期的欧洲人，而不是古代的或现代的中国人。

                         第五，“钉子户”该不该拆？
    拥有房产的“钉子户”应该是私权。在“该不该拆”这个问题上，首先要看他所抗衡的对象是谁。如果是开发商，那么，开发商也是私权。两个私权之间不能因为财产的多寡而有轻重。因此，当这个“钉子户”面对的是另一个私权的时候，完全有理由坚持自己的权利，不答应条件就是不拆，法律应该保护他的这一权利。这个结果就好比本文前面提到的英国穷人不让国王进家门，德国农民不让国王拆磨坊一样，因为，在这两个例子中，国王代表的也是私权。

    如果这个“钉子户”面对的是另一种情况，比方说要建公共广场，建公众水库，那么，这个“钉子户”面对的就是公权。在这种情况下，“钉子户”坚持自己的权利只能是有条件的，而不能是无条件的。私有财产的权利不能凌驾于公众权利之上。在给与一定的补偿之后，强行拆除就是应该的。

    但是，最难办的是，由于官商勾结的普遍存在，很多私权都打着公权的旗号，这是当今中国最可恶的现象之一。因此，面对这个极端顽固的“钉子户”，人们拿出刚刚颁布的《物权法》，研究后指出，《物权法》最欠缺的一点是，没有明确界定公权或者说“公众利益”到底是什么。这个欠缺在未来的执行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随意解释“公众利益”的现象。就好比在这个“钉子户”的例子中，“有碍城市观瞻”也变成了一种公众利益，变成强行拆除的理由。

    即使是公众利益得到明确的概念界定，在私权和公权发生冲突时，也不应该是私权无条件让步，公权必须做出相应的补偿。那么这个补偿标准如何制定，又是一个麻烦。吴敬琏最近遭人痛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说不能把拆迁中的补偿标准定得太高。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有明确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但是，公权和私权的混淆时常出现；公权和私权发生冲突时，对于私权是否应该补偿，如何补偿这些问题则显得很随意，有时全凭权力意志行事。这也是现代人们批判中国古代物权观念的焦点，这些传统中的不良现象有些也延续到现在。因此，现代中国加强法制建设，目标之一就需要借助当今适用的法律来改变这种现象。

                        第六，不是“法制不健全”一句话能解决的事情。
    在说完关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几个方面的问题之后，我们似乎只能说，拆还是不拆要根据实际情况，这个“钉子户”的出现，体现了中国现在法制还不够完善的现状。这句话似乎可以做一个总结，但是，我从这件事情中还看到，很多人在评论这个“钉子户”时所表现的观念，显示出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头脑混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例子，私有财产观念启蒙是另一个例子。他们在评价一件事情时，习惯性地拿起大规模占领思想市场的批量化、标准化观念成品，自己不动脑子地让别人替你思考，就像超市里的食品，回家一热就吃。

    现代社会总是喜欢提供无限多样的产品，造成人们的懒惰，同时也造成人们思想的懒惰。遇到一个问题，总是可以在思想的产品市场上找到各种现成的观念。很多人往往顺手采用思想超市里最流行的观念，简单加工一下就变成自己的观念，旋即端上了台面。殊不知，最流行的东西往往是价值最低的东西。这个关于房子的“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也让我看到很多思想领域的“钉子户”，这可不是“拔”或“不拔”能解决的。

附记：今天又看到文章说，这样的钉子户多了，可以制止房价疯长。其实正好相反，这样的钉子户多了，房价更有上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