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基础梁:中共创建时共产国际到底援助了多少经费

刘小花：中共创建时共产国际到底援助了多少经费

发布时间:2011-11-09 13:40 作者:刘小花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81次

 

中共一大代表（画照）

　　中共创建时期的经费来源情况考察

 　　有关中共创建时期党的经费来源情况的史料十分零散，主要见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中共早期文件、报告，参与创建党组织的相关人物回忆录中。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当时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援助、党员的自我支持以及向社会募捐等方面。 　　一、共产国际的援助 　　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援助始于1920年春维经斯基首次来华。虽说维经斯基是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指派，来中国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和考察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把维经斯基的赴华看作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组织联系的开始。关于维经斯基来中国后给中共提供经费的确切数目，因史料匮乏，我们目前只能从相关共产国际档案及当事人回忆录中寻找一些线索。 　　维经斯基来中国后，多次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1920年8月成立）电报联系。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请求东方民族处按其电报要求汇款（数额不清），汇款的地址为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① 随后，在民族处给维经斯基的回电中，明确告知钱已寄出。 1920年9月30日，东方民族处又派遣信使带上价值10万美元珠宝（钻石）去出售，以作活动经费，另有一次“责成优林带去两千美元”给维经斯基。但至12月21日，东方处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称：“出售钻石要花很长时间，而答应给的钱至今未兑现。”也就是说，维经斯基可能未全部收到东方民族处答应给的经费。但是毫无疑问，维经斯基获得了一定的经费，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先获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支持。因为从上海发起组成员后来的回忆录来看，都无一例外提到了当年维经斯基给予的经费支援。 　　具体维经斯基援助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多少经费？目前有确切记载的只有1921年12月施存统在日本留学时被日本警视厅逮捕，接受审讯时的口供：“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维经斯基）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1000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30元报酬；然前年以来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虽然施存统口供中的数据可信度还有待考证，但是我们可以从当时维经斯基利用这些经费在上海开展的工作中得到旁证。维经斯基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创办了《劳动界》周报，创刊号一次印刷了2000份，一分钱一份，由出版部印刷厂承印。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此外，还有个别共产党小组也间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包惠僧回忆：武汉的组织成立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曾拨款一二百元，支部成立后的两三个月间，上海方面每月汇来200元活动经费，并说这些经费是共产国际提供的。 　　此外，从维经斯基回国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立即出现经费困难也证实了其获得过维经斯基提供援助的事实。包惠僧回忆：“1920年冬，维经斯基回国，陈独秀赴粤，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书记由李汉俊代理。党的经济来源中断，一切工作陷于停顿状态，除了青年团和外国语学校还在继续进行以外，就没有什么活动。”②李达也回忆道：“维经斯基回苏联后，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却是无法筹措。” 　　这时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支绌，工作出现停滞的情况也引起了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的关注。为了使工作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他大胆采取举债贷款和其他手段以挽回局面。 　　显然，这种带有临时性质的援助不是长久之计，经费的拮据使党的许多工作陷入停滞状态。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直到1921年6月马林来中国后才得以重新恢复。马林的到来对于中共一大顺利召开起了直接推动作用。从经费上看，共产国际资助这次会议组织经费就不下千元。包惠僧回忆：“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一大代表租用了博文女校作为各代表住宿之地，“一次付了三个月（另一处回忆为二个月）的房租，讲明只住一个多月（实际上我们只住了不到半个月）。”③ 　　对于中共日常的活动经费问题，马林明确表示愿意予以解决。据刘仁静回忆：“关于经费问题，开始他们作了个预算，每人每月二十几元生活费。马林看了他们的预算，感到数目字不大，说共产国际可以帮助解决。”④ 　　但是由于李汉俊、陈独秀相继与马林发生误会，以致不愿再接受其经费援助。他们认为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⑤ 直到后来陈独秀被捕入狱，马林奋力援救陈出狱，这才消除了误会，答应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但据包惠僧（曾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支部书记）回忆，当时只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接受：“在经济关系上，只有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支援，中共方面不开支经费。在中共负责的同志中，陈独秀任商务印书馆的特约编辑，李达任中华书局的编辑，都可以独立生活。张国焘任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生活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开支。各地方的党务经费也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劳工运动的名义下开支。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大半年，到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才由党中央统一支配。”⑥ 　　陈独秀正式回上海担任中央局书记开始到中共二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援助的详细经费数额，我们可以从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得知：“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携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从报告可以看出，这期间中共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于共产国际援助。 　　从上文梳理的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经费来看，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以下情况：一是在中共创建时期，共产国际的援助帮助很大，尤其是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和活动开展给予的帮助，这一点应予以肯定。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更好地承担起了发起组的角色。二是起初共产国际这种援助具有明显的临时性质，还没有与中共建立稳定的联系。直到“一大”召开后，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才逐步开始正规及定期化。三是从现有资料来看，除上海、武汉共产小组有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外，绝大多数早期共产小组还是靠自力更生，自筹经费艰难地开展党的工作。陈公博回忆道：广州的共产党并没有用过苏联一个钱，既没有地址，更没有人事费。那么，这些地方共产主义小组又是靠什么经费来租房办公、印刷宣传品、开办学校、开展工运等各项工作的呢？ 　　二、党员的自我支持 　　在没有国际援助或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各地党组织主要通过自我支持，捐出薪俸、稿费以及缴纳团费、会费等方式来维持党的工作。 　　（一）党员捐出薪俸、稿费用作党的经费。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报告称：“《社会主义者》日报，该报每月需要700元，很难维持下去。每月从党员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来维持《共产党月刊》和负担工人夜校的费用.”⑦广州党小组陈公博回忆：他和谭平山、谭植棠等都在学校当教授，以每月收入的赢余，充作党的费用，这样辛辛苦苦支持了一年。⑧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作之初,经费问题是由李大钊每月捐出个人薪俸80元为各项工作之用。但是随着《劳动界》周刊发行量的增大，以及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费用，经济上更加捉襟见肘。在没有钱的时候，张国焘甚至将自己的衣物悄悄地拿出去典卖，来应付紧急的开支。随后，经费问题在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规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献若干。⑨ 　　为推广工人运动经验，启迪工人的阶级觉悟，1921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工人周刊》。“《工人周刊》开创的经费由同志们筹措，各人当场认捐，集资80多元，已够办创刊号的费用。守常（李大钊）说：‘最近可再拿出50元，一定要办好这件事。’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开始了筹办工作。”⑩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维经斯基离开后，为缓解经费困难，党员曾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据李达回忆：“维经斯基走后，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沈雁冰也回忆：李汉俊为维持生活，给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写了不少稿子。沈雁冰也给了李汉俊千字五元的最高稿酬。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图书室开办时也是靠沈雁冰捐了80元稿费才成立的。 　　（二）缴纳团费、会费支持党的工作。 　　在党创建时期，为培养青年干部，在上海、北京、广州、长沙等地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经费来源之一就是团费。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组织规定每年每人最少额纳费一元。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规定团员要缴纳一定的会费。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明确规定：每个团员月担任12元月费。至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的团章明确规定：经费以团费特别捐及其他收入充之。团员入团时，须缴纳如团费五角，并须按月缴常费一角；但劳动者入团费得免缴。 　　关于党费，中共一大并没有明确规定，直到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才开始规定党员要缴纳党费：“党员月薪在50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50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一些研究性的组织，如北京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湖南发起了俄罗斯研究会，上海、广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这些研究会主要靠会员缴纳会费来维持。 　　北京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规定会员须缴纳会费，“包括常费--每年分三个学期，每学期缴常费五角，皆于开学时缴纳；买书费--由各人自由量力认捐，认百元亦可，十元八元亦可，不认一文亦可。又认十元以上者，书籍所有权或归公归私，可由认捐者自愿决定。”湖南成立的俄罗斯研究会主要“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其发起由姜咏洪自愿捐助百元，各会员亦均自认会费，将来关于派遣赴俄调查及发行丛刊等特别费用再行开会募集。”并专门设“会计干事一人，经理会费出纳。”上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章程规定：会员每人每月收会费小洋一角。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励新学会章程规定：会费由会员入会金、职员特别筹募、赞助员之捐助三项组成，并规定会员入会时须交会费一元。还有的研究会不收入会金及常年捐，而主要通过所得捐及特别捐获得。1920年12月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规定所得捐为“会员用本会名义发行之书报或论文，所得报酬应酬百分之五为本会会费，又百分之五为公共购书费。”特别捐为“会中遇有特别需要款时，用绝对自由的方法，征收特别捐。” 　　三、向社会募捐 　　中共创建时期，党员以知识分子为主，职业多为教师、编辑，还有部分是完全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党员自我支持肯定是不行的。因此，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向社会募集经费也是党活动经费来源之一。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经费除了李大钊和一般同志们捐献的以外，也向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们去筹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20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100元等。此外，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进一步在工人中深入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以此作为组织工人的联系纽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办主要靠社会募捐成立。为募集到创校经费，党组织专门在《劳动音》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募捐启事，并附有详细的预算费。该学校主要筹建人邓中夏回忆道：学校经费时由募捐得来。发起学校时还拉拢了几个有力工头，因为开始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助才行。从后来长辛店补习学校顺利开办来看，这次向社会募捐经费应该是成功的。有的小组还利用政府资源来开展党的活动。如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 “宣讲员养成所”作为宣传马列主义的基地,是公立的教育机关，经费是由政府出的。 　　结 语 　　从上文梳理创建时期党的活动经费来源可以看到，中共通过共产国际援助、党员的自我支持及向社会募集等渠道获得了一定的经费，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当时党的经费还是非常拮据的，许多工作因经费匮乏只能停滞或中断。早期的共产党员克服重重困难，经常以一当十，超负荷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费的不足。正是靠着党员的这种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精神，在建党初期，党的各项工作才得以逐步开展起来，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成功地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这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期的共产党员们为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其精神财富和历史功绩永远值得后人珍藏和铭记。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②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知识出版社编:《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③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浙江省委、嘉兴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④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⑤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知识出版社编：《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54-55页。 　　⑥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知识出版社编:《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另据张国焘本人回忆：劳动组合书记部预算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等每月就需一千零数十元。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⑦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84页。 　　⑧《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页。 　　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⑩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7-128页。《党的一大前后》，《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北京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就成立了，1921年10月又重新组织起来，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版,第30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版,第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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