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连接筋与v型筋:珍珠故实中的几处疑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0:05:15


 

笔者在最近收集、整理珍珠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些著述中有几处提法值得进一步商榷,因此特撰本文就正于专家和读者。

一、《书经》中有“天工开物”采珠全图吗?

我国古代采珠作业十分艰苦,而且要冒生命危险,正如明代林富在《乞罢采珠疏》上所说是“以人易珠”。采珠人下水之后,受到“气逼”、“寒栗”和凶猛鱼类的威胁,致使葬身珠池者“比比有焉”。自汉以来的诗文多有描述,也有人将采珠作业的情景涂之于丹青。然而,我国古代最早的采珠图出自何时,附于何书,近年来我国一些专论虽曾提到过,但似属不确。例如:“我国是采捕、利用、发明珍珠养殖法最早的国家之一。春秋时代的《书经》中已有关于珍珠的记载,并有“天工开物”采珠全图,从西汉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把珍珠作为装饰品,也是很早的事了。”(《淡水珍珠养殖技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前言”)

另一本论著写道:“对于珍珠的采集、应用和养殖,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早在公元前2200年(距今4100年前)《尚书·禹贡》中就记载了大禹治水后曾规定江浙等地产的蚌类珍珠作为贡品,春秋时代的《书经》中也有关于珍珠的记载和“天工开物”采珠全图。三国时代的医书《名医别录》已把珍珠列为重要药材,对珍珠的效用有了明确的论述。”(吴县水产局:《河蚌育珠》,江苏科技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

先说这两段话的首句语言运用方面的问题。前一段第一句是一个多谓语的句子,而句子中的”采捕""利用”缺了宾语;后一段读起来十分别扭,倒不如改成“我国是世界上采集、应用和养殖珍珠最早的国家。”确切一点的话,还需在“国家”之后加上“之一”两字。

在史实叙述上,这两段话都说我国春秋时代的《书经》中就有关于珍珠的记载和“天工开物”采珠全图,按照行文叙述层次来看,下文说的是汉魏时期的事。这样,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两书的作者都认为,在我国春秋时代的《书经》中就附有“天工开物”采珠全图。

这个问题,看来是出于作者疏忽、失之考订而产生的常识性错误。

所谓常识性的错误,指的是后一段《河蚌育珠》的叙述。它把《尚书·禹贡》和《书经》当作两部书来看待。而实际上是属同一部书,只不过前面所说的“禹贡”是该书的一个篇章而已。而且“天工开物”采珠全图并不是《尚书》的附图。

《书经》即通常说的《尚书》,又称《书》,系上代以来之书的意思。在我国上古时期,“史”和“书”的概念和现在不同,“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古代若干事迹追述的汇编,属于史籍一类的著作,所以它又简称《书》。《尚书》有《今文尚书》(相传为孔子所编)、《古文尚书》(相传系汉武帝时从孔宅壁中发现)及伪《古文尚书》(东晋枚颐所献)等多种。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其中《今文尚书》有二十八篇,被析成三十三篇,《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合计五十八篇。另有清代牟庭编注的《同文尚书》,则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三十九卷。前举两书中的两段关于珍珠列入贡品的叙述,出自”夏书”(四篇)中的“禹贡”。

《尚书》中“夏书”的“禹贡”篇,据屈万里先生的考证,系东周以来不迟于战国时期的篇章。全篇共大小十五段,记述夏禹治理好洪水之后九州(冀州、究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的地理环境、土壤、物产和可供充贡的方物。该篇的第五段提到珍珠的只是“淮夷蠙珠泊鱼”六个字。现据先生的注释,将这一段译文抄录如下:

海,泰山和淮水间的地带走是徐州,淮水沂水都已经修治了。蒙山、羽山也都治理了;大野泽也已为水停聚而成为湖泽了,东原地带也都平定了。这里的土壤是红色粘性而肥美的。草木都互相包裹着长江非常茂盛。这里的田地是第二等,这里的赋税是第五等。这里所进贡的是五色土和羽山谷中所产的雉,峰山南面所产独生的桐木,泗水之滨浮在土上可用以作磐的石头,淮水下游一带所产蚌珠及鱼类;用筐子盛着进贡的有细致的黑绸和白绸,(进贡的船只)由淮水和泗水漂浮而来,转入荷水(再由荷水转入济水,然后到达黄河)”。(录自屈万里注译、王云五主编《尚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9月,初版)

这里所说的”海”指今黄海,“岱”是泰山,“淮”是淮水。“徐州”指的是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除此之外,《尚书》别无他处再提到珍珠,仅有的这一处也只是从贡物这个角度来说的。很难想象,被人歧视的采珠儿、珠疍其从事的采珠作业会画成图出现在“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书》)之中。更何况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春秋时期有珍珠采集的载述。这方面的记述,始见于汉代杨孚的《异物志》。

至于第一段引文中“从西汉墓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把珍珠作为装饰品”的说法,不知其所指的“出土文物”为何物,从而得出“把珍珠作为装饰品”的推断。

据笔者整理所得,珍珠用于装饰者可分为用品类、首饰类、居室类三大类。其中用品类有珠囊、珠履、珠帐、珠灯、珠柱、珠冠、珠勒、珠槃、珠轮、珠旆(包括珠幡)、珠鞯、珠笼和清代官服上的朝珠、珠襦,另有珠含,共约15种:首饰类有珠璎、珠花、珠钿、珠髻、珠衱、珠服、珠佩、珠松、珠珥(珥珰)、珠翘、珠环、珠簪、珠袍等约14种。凡此种种,都只见于文献和史籍的记载,而未见到过出土的实物。河北满城两座西汉古墓(1968年6月发掘)中出土的珠玉饰品只有引起日本、欧美等地轰动的两件金缕玉衣,女尸皮肤与肌肉尚有弹性、深埋无菌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1972~1974年发掘)亦未见有珍珠出土。当代学者曾就出土文物中为何不见珍珠作过解释。据研究发现,珍珠质凝固后,珍珠中含碳酸钙91%,有机物和水分各占4%,其他物质占0.4%。其中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文石霰石),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物质,生成后的50~70年间,会逐渐变为方解石,同时也失去水分。这说明,珍珠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分化、分解、破碎乃至挥发。

那么,我国古代有无“采珠图”呢?答案是有。但不在前两段所引的著述所说的《书经》之中,恰巧是出现在两书的作者误认为是图名的叫做《天工开物》的一本明代宋应星撰写的科技著作之中。其他著作中有无采珠图,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宋人马端临在他的《文献通考》的二百二十九卷中说的《采珠考》一书,注明一卷,不题撰人,此书是否为采珠专著,有无采珠图,因北京图书馆答复笔者称无馆藏,而未能见到此书,所以不得而知,不敢妄加推测。

刊有采珠图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为中国古代科技著述的代表作,被誉为“技术百科全书”。书中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我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及经验,还附着大量的插图。全书分三编十八卷。它的第十八卷,详细地论述了珍珠的形成机理、珍珠的产地、采集、质量;还讨论了“合浦珠还”之说,认为合浦珍珠去而复还并非神灵感召的结果,而是停止滥采,加上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珍珠生产的措施,使之具有良好的育成之生态环境的结果。该卷除文字叙述之外,还附有采珠图。

这就是开头两段文字中提到的“天工开物”采珠全图的本来面目。

据笔者所见,《天工开物》所附的”采珠图”有两类三种。现分别说明如下:

1、《天工开物》初刻本“采珠图”有五幅和四幅两种,其中民国期间的国学基本丛书简编本《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及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本《天工开物》(民国22年12月商务印书馆版)所附均为五幅。图题为:掷荐御璇、没水采珠船一、没水采珠船二、扬帆采珠、竹笆沉底。

1976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钟广言注释《天工开物》,所附“采珠图”号为初刻本插图,但只有四幅。

2、罗振玉己巳(民国十八年)涉园(罗氏居室名)重印本《天工开物》采珠图为五幅。它们是在原来初刻本的基础上,按照文意加工改画而成。罗氏在重刻序中作了说明:以《图书集成》及《授时通考》诸书所收各图,依类摹入,间有不合画理者亦按原图校正。罗本采珠图的图题不变,而画工较细致。没水采珠图画有采珠人水下作业的情景,采珠人的耳、嘴均用革兜包络,有供呼吸的“弯环”。这些实际上是宋应星《天工开物》第十八卷中文字描写的采珠作业进一步图象化。而前一类则系初刻本所附,未加改动,原貌得以保持。因之,这两类“采珠图”各有所长。

二、关于东珠、南珠、西珠

在珍珠的质量评价方面,誉满全球的南珠有口皆碑。屈大均(1630~1696年)说,南珠中,出断望池者为上品,即使是汗泥池所产的下品,“皆美于洋珠”。(“汗泥”系据1985年4月中华书局第一版《广东新语》第四一四页,疑系“污泥”之误)旧谚有云,“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时下则称,“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如此颠来倒去并未动摇南珠质量最佳的地位,始终优于东珠、西珠。前一说是由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五中所说“东珠豆青白色,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衍化而来。同一段文字里,屈氏还说到东、西、南珠的产地。其称“出东洋者曰东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合浦珠名曰南珠”这几处表述都不甚确切。

1。东珠非出东洋

在清代,“东洋”当系指日本,按屈氏的说法,亦即东珠出自日本。然此说非也。东珠系产自辽宁、黑龙江、吉林的内陆江河中,当为淡水珍珠。之所以称为东珠,系因上述三省位于山海关之东的缘故。又因其地在长城之北的塞北,所以另称北珠。有关故实在清代吴振臣的《宁古塔记略》、张结彦的《宁古塔山水记》、阿桂等人的《满洲源流考》、西清的《黑龙江外记》、柴蕚的《梵天庐丛录》等书中可以找到。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也曾提到“至云忽吕古江出珠,则夷地也”。忽吕古江,系在今吉林省境内的一条古江水名。清代叶名沣说东珠的产地“源出天池,整荒万里,人迹罕至,是水皆有蚌,是蚌皆有珠”(《桥西杂记·塞上六歌》)。杨宾《柳边记略》“宁古塔杂诗”二十之九写道:“更有诸珍异,宁随草木枯。浅沙埋赤玉,老蚌出东珠”。

在金代就有采集东珠的文字记载。《金史海陵本纪》记载:“天德四年(1152年)十一月辛丑买珠于乌古回烈部及蒲与路,禁百姓私相贸易,仍调两路民夫采珠一年。”乌古回烈部,不详所指;蒲与路,在今黑龙江克东县。另一条史料称,元代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命灭怯安山等于宋阿江、阿爷苦江、思吕古江采之”。(《元史·食货志》。阿爷苦江、思吕古江,均不详;宋阿江,即今之松花江。)

 据史料记载,清代东珠的采集仍为官采,采珠人按一定编制的人数设置行政长官监督采珠。有时也有一部分没有判处死刑而发配来的罪犯充当采珠人。采珠河段插柳枝为界,逾线时有怪鸟在过界人的前头鸣叫示警。官方由直属内务府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与吉林将军衙门两个机构共同管理。所采珍珠,需由总管会同吉林将军分别查验,分级装匣加封后交翼领,经盛京(沈阳)送往北京。采集有定额,论数量、质量定赏罚。上述两机构直接管辖范围方圆仅五百里,但采珠的河流远达黑龙江边,有千里之遥。据《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永吉县乡志》所载,采珠的河口共有64处。计有:

奉天吉林河口:伊吞河、柳春河、三吞河、佛多霍河、法河、书敏河、吉尔萨河、滚河、辉法河、恰库河、托哈那尔库河、紧河、额和讷音河、大图拉库河、尼雅穆尼雅库河、霍通尼河、富尔户河、萨穆溪河、色勒河、穆钦河、斐衣户河、拉法河、温德亨河,共23处;

宁古塔河口:噶哈哩河、鄙勒浑海兰河、布尔哈图河、鲁珠多珲河、玛尔呼哩河,共5处;

三姓(依兰)河口:海兰河、萨尔布河、舒兰河、阿穆兰河、乌苏浑河、倭肯河,共6处;

防勒楚喀(阿城)河口:拉林河、阿勒楚喀河,共2处;

黑龙江爱珲河口:绰罗河、呼兰河、通肯河、西北河、吞河、多毕河、二批河、霍勒斌河、孙河、阿尔钦河、占河、呼玛尔河,共12处;

齐齐哈尔墨尔根(嫩江)河口:妥新河、绰勒河、吉金河、雅勒河、阿伦河、努敏河、毕拉河、斐音河、胡俞尔河、甘河、达巴库哩河、固里河、嫩江源、那俞尔河、鄂多河、讷莫尔河,共16处。

在宋末元初周密(1232~1298年)所写的《武林旧事》的第二卷中多次提到东珠。由于它颗大光润,极为名贵,名噪一时。“宣和(宋徽宗于1119~1125年使用的年号)间,围寸者价三二百万”(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清末柴蕚在《梵天庐丛录》中说“塞北有北珠,名扬神州”。如此名特产品成为产地人民对外交换的物品之一,也是辽金以来封建统治者对当地人民勒索的对象。清帝与王公以之为冠饰,并以多少分等级。《清史稿·舆服志》说:”皇帝朝冠……顶三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龙四,饰东珠如其数”。《清稗类钞》第一册记述光绪皇帝过生日的服饰也”冠缀大东珠”。如此珍宝,自然也是权贵敛索无时之物。据梁章钝(1775~1849)《归田琐记》载,嘉庆初查抄大贪官和珅家产清单中,其珠库内,单列桂圆大东珠就有十粒之多,另有珍珠手串230串,上房内大珠8粒,每粒重一两(另见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手串上的珍珠和上房内大珠,也极可能是东珠。就连和珅的家人刘全也有大珠及珍珠手串。此两项分别作为二十项宣示中外的和珅大罪之十五和二十。由于当时合浦等地的珠产己极稀少,为满足宫廷豪奢之需,顺治四年(1647年)专门规定了征折标准,以东珠折换貂皮:上好东珠重八分至一钱者,每一分折貂皮十张;重七分五厘至七分者,每分折九张;重六分五厘至六分者,每分折八张;重五分五厘至一分者,每分折五张,五厘折两张半;重五厘者,折两张。普通珍珠一分折一张。不足半分的小东珠,参照普通珍珠的标准折算。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对稍逊的东珠折算标准作了规定。

2。南珠并非只限于合浦所产

合浦是我国海水珍珠主要的传统产地。文献上都说”珠出合浦”(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舍合浦不生他处”(明·王士性《广志绎》)“凡中国珠必产雷、廉二池”(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而且因其质量上乘,成为名闻遐迩、声震中外的合浦名特产品。

目前流行的说法,南珠即合浦珠,是从“合浦珠名曰南珠”(屈大均《广东新语》)脱胎而来。此说似不确。这是因为,“合浦”的地理概念不是当今的甚或在屈大均所处之时的合浦,而是合浦郡的略称。郡、县两级建置的合浦,单称“合浦”,往往容易使人理解为县级建置的合浦。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入中国版图并置郡的合浦郡,其辖境相当于现今广东新兴、开平及广西容县、横县一带。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唐天宝(742~755年)时改禄州、廉州为郡,亦即后来的廉州,辖境相当于现今合浦、灵山、浦北、钦州、北海等市县地。合浦所产珍珠,习惯上称为“合浦珠”“廉珠”。其所以称为南珠者,犹如东珠、北珠,系产珠地的地理位置之故。这一带地方在五岭之南(岭南),又有南越(南粤)、南弯、南海甚至南番等说法。总之“南”,是对中国之南部以及今越南广大地区笼统的说法和泛称而已。就连屈氏自己在下文也说“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间六池”,并非局限于合浦所产。明代王三聘在《古今事物考》中说得很明白:“南珠出南番海蚌中。宋应星《天工开物》把“南珠”、西洋珠和产于塞北大泽的“北海珠”同时举称。可见所谓南珠,是包括合浦在内“雷、廉至交趾一带”海域所产的珍珠,其地甚或可以扩大到现今南海广大海域。事实上,我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版的《辞海》《辞源》,都不收”南珠”这一辞条,合浦珠即南珠之说不为我国现代、当代训话学者所承认。唯独《汉语大辞典》第一册(罗竹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11月)“南珠”条说“即合浦珍珠”,并举《中国民间故事选·合浦珠还》作为释义的例证。这说明,两者在概念上发生混淆是当代的事。

3。西珠出何处

屈大均说“其出西洋者曰西珠”。“西洋”指何处?1999年版《辞海》”西洋”条第二个义项说明末清初以后,亦即屈大均所处的时代,是指大西洋西岸,即欧美各国为西洋。

我国以珠为宝、以珠为饰之事,早在先秦的诸子中就有记述,但都是就珠说珠,没有点明其产地。汉代已有朱仲、董偃母子等人从事珍珠的商贩。班固《汉书》第七十卷说的王章妻眷流放到了合浦,“采珠致产数百万”,说的是合浦珍珠。合浦虽是荒服之地,但毕竟属于中国。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到异域珍珠的,笔者所见当推后汉辛延年的《羽林郎》中的”大秦珠”。诗中所说的年仅十五岁的卖酒少女,“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鬓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馀'。何等华丽的装饰!如果说这只是文学作品的渲染,那也可以说明”大秦珠”已有相当高的声誉和知名度。事实上,据《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的记载,西域珍珠就已闻名于世。胡姬之“胡”,系我国古代对北方和西部地区各族的泛你,“胡姬”则为其女性,构成有三种:一为北方游牧民族中的妇女;一为专门从事舞乐,往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伊朗系妇女;一为以卖酒为主要职业的伊朗系妇女。据止,《羽林郎》中的胡姬当是后者,亦即汉代就来到我国的伊朗系卖酒女。大秦,即古东罗马帝国,在今土耳其。

地处中国之西的西人、西物东来,是两汉通西域、开辟陆上交通,从而使我国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成果。我国珍珠资源过早地枯竭,其产地早在汉代就“渐徙于交趾郡界”(《后汉书·孟尝传》)。以两汉为起始的中西商贸活动中,包括珍珠贸易在内是完全可能的。唐宋以后,异域珍珠更是大宗运来我国,也有专门从事珍珠生意的番商。宋庆历中,一次偶然的事件造成“自是禁中不尚珍珠,珠价大减”。其间接原因是,当时广州有死去的番商其珍珠没官,“有司贱估其值,十分才及一分,群宫分买之,为本路监司按劾计赃,以珍珠赴京师。”(胡仔《苔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九)

一些笔记中还写到散失到中国市场上的异域奇特珍珠。如

水珠:《纪闻》载:“大安国寺,睿宗为王时,尝施一宝珠。开元十年,西域胡人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曰:吾大食国王,贞观初贡此珠。后吾国募有得之者当授相位。”

不夜珠:《飞燕外传》载:“真腊国献万年蛤、不夜珠,照人无妍丑皆美。”

清水珠:《宣室志》载:“冯翊严山游岘山得一物,状如弹丸。持示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后逢西国胡人,市以三十万。曰:此乃吾国至宝,谓之清水珠。若置浊水中,莹然洞澈矣。”

大秦珠:《魏略》载:“大秦国出明珠、夜光珠、真白珠。”

履水珠:《宣室志》载:“顺帝即位,岁拘弥国贡履水珠。色黑铁,大如鸡卵,其上鳞皱,其中有窍。云持入江海中,可行于洪波之上。遂命善浮者以五色丝系于左臂遣入龙池,其人则步骤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潜于水中,良久复出,而遍身略无沾湿。”

清泥珠:《广异记》载:“则天时,西国献清泥珠,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刚额中。有胡人十万贯买之,纳腿中。则天欲剖其腹,胡不得已于腿中取出,云:‘西国有青泥泊,多珍宝,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投泥中,泥悉成水,其宝乃可得'。则天因宝持之。”另《小豆棚》亦载:“广东香山小揽卖药林氏家之子,从其房前大榕树上取得黑色珍珠,为番贾以三万金买去。其称青泥珠,出西海外。隋时曾有一枚入中国,后高丽使以六十万售之,可疗痨疾。”

上清珠:《杜阳杂编》载:“开元初年,罽宾国贡上清珠,光照一室。”《酉阳杂组》载:“肃宗为儿时,每为明皇所器,命取上清珠以绛纱裹之,系于颈。”

蜈蚣珠:《右台仙馆笔记》载:“广西南宁府税关前旗竿,斗中焰焰有光。……守关者缘竿而上,见其中有蜈蚣长可三尺,已为雷火所毙。李元敏斫破之,得一珠大如龙眼。置暗室中可以代灯。……李持之至广州求售。西洋人见之曰:此蜈蚣珠也。人或为毒蛇所噬,以此珠熨伤处,毒水涌出,即时平复。佩之可避蛇膛,唯不可近口鼻耳。”

波斯宝珠:《集异记》载,开元初,任司徒之职的李勉游广陵,行及睢阳,遇一潦倒贫困而又病及膏肓的波斯老胡人,乃一老商贾。感李勉救困扶危之德,抽刀决股,取出寻觅二十载始行找获之波斯国传国宝珠相奉。其事另见《广记》。

瑞梅宝珠:《广异记》载,咸阳东岳寺大殿中武王头顶所镶一颗珍珠,形如瑞梅,色暗红,尚有一些白斑。此颗“天珠”,为胡商以五万贯买去。

另有一则与珍珠有关的异国礼仪风俗:据《梦溪笔谈》卷廿四载,熙宁中,珠辇国使人入贡,乞依本国俗撒殿。诏从之。使人以金盘贮珠,跪捧于殿槛之间,以金莲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谓之撤殿,乃其国至敬之礼也。朝退,有司扫彻得珠十两,分赐是日侍殿合门使副内臣。

以上几则珍珠故实,出自野史笔记,有的记述有特异功能的异域珍珠,有的则是异域人慧眼识宝。特异功能的珍珠大多出自异域,是否存在尚无法论定。“纪闻”说的西域,汉代以来是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泛称,广义的西域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飞燕外传》的真腊国,即明万历以后改称的柬埔寨。《宣室志》中的西域胡人,是对西域各族(东汉起也通称葱岭以西各族)的泛称,多属印度一伊朗等印欧人种;拘弥国,古西域国名,又作宁弥。位于今新疆于田县克雅河之东一带。《酉阳杂俎》中的罽宾国,隋唐时期约相当于今阿富汗东北一带,唐代称“血箇失密”,或作“迦湿弥罗”,均为克什米尔的古译。至于诸家笔记多有提及的“波斯”,有三种说法:其一,Pasai,指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其二,Persia,指今伊朗;其三,Pathin,古地名,故址在今缅甸南部勃生。我国唐代龙朔(唐高宗李治于661-663年使用的年号)元年设置波斯都督府,治所在波斯国疾陵城,今伊朗俾路支一锡斯坦省东北萨巴里湖附近。八世纪中废。

另据宋代赵汝适《诸蕃志》载:“真珠,出大食国之海岛上。又出西难、监篦两国。”这是异邦出产天然海水珍珠之地的记载。大食国,一说指穆罕默德(570~632年)创立的阿拉伯帝国,其地在阿拉伯半岛,原为一伊朗部族之称;另一说则是在新加坡与现今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结合部。两说的大食均地处亚洲。西难,古国名,疑为锡兰Ceylon的异译。若是,旧译西岭、西仑、西垅,即今斯里兰卡。监篦,古国名,故地在今印度西亚亚苏门答腊东北的兰河(Langsa)或甘巴河流域。

经过上述一番梳理,有史料提及的天然海水珍珠产地,诚如当代学者周佩玲先生所说:“主要有波斯湾地区(指伊朗以西、沙特阿拉伯以东波斯湾海域)、位于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和南洋地区(包括印尼、缅甸、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见《康寿富贵之石一珍珠》,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79页)对这些地方作一番考察,可以说,都是在两汉以来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包括草原丝路和绿洲丝路)及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之t地、交通要冲,亦或货贸中转地,而且是乎在西亚、南亚、东南亚的范围内。西亚在中国之西自不必说,南亚、东南亚也属出了洋的“番邦”。虽然上述各地并非是大西洋西岸的欧美各国,却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洋。屈大均所说的西洋,也许是元代以来至明代中期以前的概念,亦即在今南海以西自东经110°以西)海洋及沿海各地。《世界史话(古代中世纪部分)》上说,汉武帝在位时(前140~前87年)中国人就这乘着装载黄金和丝绸的海船从广东的徐闻、合浦出发,穿过南海,经印尼、缅甸,远航至印度东海岸,在那里”市明珠、壁荒璃、奇石、异物”。差不多同时,印度人也绕过马六甲海峡,运货到中国来进行贸易。这也使得前面的说法得到印证。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西珠出自中国之鱼; 西的今称西亚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沿海海域,而非欧美各国之西。南亚和东南亚在明清时期尚有“西番”“夷番”之称。

如此明朗化的问题,为何会使屈大均作了错误的判断,造成直到当代仍然沿袭其不确的说法?笔者试以两点原因来解释。其一,受名产廉珠传统产地在幽深海域所囿,淡水珍珠的采集,无论是东珠亦或是甓社珠(产地在江苏高邮西北的甓社湖),其规模、产量、珍珠质量诸多方面均远未及海产合浦珠。在屈大均心目中,中国珍珠就是合浦等地所产的南珠。南珠为海产,推而论之,东珠、西珠也当是海洋所产,而自然而然地在东、西的方位词后加了一个“洋”字。当然,西珠也是海产,而东珠却非海产。其二,是由于对东洋、西洋地域观念上的错位。元代和元代之前的东、西洋之所指,系以南海为基点,亦即在东经110°、南海为基准,其东、其西分别称之为东洋、西洋。屈大均是明末清初时人,他所说的东、西洋看来还是这种界定所指称的地域,全部是指海洋或沿海。这与屈氏在《广东新语》卷十五所说正相吻合。这段文字并未实指其地。清代以来,东、西两洋的地域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东洋,习惯上称日本;西洋当指大西洋沿岸的西欧各国。这一变化为后世人诠注产生了错觉。当代不少论著解释这个珍珠评价的谚语时,大都是采用后一说,甚至包括珠宝鉴赏的专门论著也不例外。这也许是歪曲了屈大均的原意。

三、“礼部侍郎谢公”

有一则史料,为水产学界广为知晓,尤其在对珍珠养殖的专项讨论中常被引用。其价值堪与鱼类养殖中的“范蠢”《养鱼经》相比匹:

“礼部侍郎谢公言,有一养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择光莹圆润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开,急以珠投之,频换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华。比经两秋,即成真珠矣。”

这则史料是目前已知的我国人工育珠的最早记述,出自宋代庞元英所写的《文昌杂录》。文中谢公所言之养珠法,似有两种可能,一是此法为谢公耳闻目睹,据以为谈资;一是谢公或其家人亲躬体行,所得经验言及同僚。二者以前一种可能性较大。从史料本身的上下文细味,另据谢公任职所到之处皆为内陆来推敲,所言之法当系淡水育珠之法。但其记述,较之于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汪曰祯《湖雅》和柴蕚《梵天庐丛录》等所记,甚感粗略。

这则史料中的主角“谢公”,经考定系谢景温。此说已在《珍珠掌故门外谈》一文中提出。潘炳炎先生在《我国珍珠历史的考证》一文中,则在直接引用这则史料时将“礼部待郎谢公言,有一养珠法”作“礼部侍郎谢景温云:有一养珠法”。虽说己非《文昌杂录》的原文,却也表明潘先生作了同样的认定。两文均刊载于《农业考古》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总第十六期)。对于“谢公”的推断,兹作进一步说明。

1。关于《文昌杂录》

《文昌杂录》是一本记述宋代朝章典故轶闻的笔记,成书于元丰五年至八年(1082~1085年),全书六卷,补遗一卷,共七卷。《四库全书提要》称:“元丰(宋神宗于1078~1085年使用的年号)壬戌(l082年)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时官制初行,所记一时闻见朝章典故为多。”因尚书省旧有文昌天府之称,所以用作书名。尚书省为官署之名,东汉时设置,称尚书台,南北朝时始称“省”,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宋代于其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每部之下有四司,各司又有郎中、员外郎、主事。作者庞元英,字懋贤,单州(今山东单县)人。当时任职主客郎中。此职在唐宋时为礼部所属四司之一的官职,掌藩国朝聘事项。光武帝(东汉刘秀)时的主客,则负责少数民族及外国宾客接待之事。

《文昌杂录》一书涉及珍珠者,除上述一则外,另有两则故实。在卷一中,记三佛齐注辇国朝贡时的“撒殿”礼俗。此则史料另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在《文昌杂录》第四卷中记高邮新开湖边的大珠,与《梦溪笔谈》卷二十所载,虽同为淡水大珠的甓社珠,但情节相似而不相同。

2。礼部侍郎谢公其人其事

(1)礼部及礼部侍郎。宋代中枢官制参用唐制,设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尚书省的职掌如前所述。省本级的行政首长,唐代以来为尚书左、右仆射。其下设的六部,每部设尚书(部长)一人,侍郎(副部长)两人。神宗元丰以后,除刑部侍郎外,其余各部侍郎只置一人。六部的尚书为从二品,侍郎从三品。尚书省属下的六部名称,从唐至清一直沿用,而且成为主要的政务部门。其中,吏部掌管全国文职官员的任免、考课、勋封等项;户部掌管全国户口、土地、赋税、钱粮、财政收支等项;兵部掌管武官选用及军事行政;刑部掌管司法行政;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礼部掌管礼仪、祭祀、科举、学校等项。礼部侍郎即礼部副部长之职。

(2)礼部侍郎的“谢公”

宋神宗赵顼于元丰年间进行官制改革。这一重大举措,作者作为身处其境的一名官员,记述朝野闻见的《文昌杂录》必然会有所反映。据查,该书的第一卷中就罗列了当时尚书省本级及其下属的官员名单。省本级官员在姓氏之后加一“公”字。猜度其意,可能是表示尊崇之意。而下属各官员则在官衔之后直呼其姓名。据其所载,谢景温任职礼部侍郎。《文昌杂录》作者庞元英已自谦称“忝冒”礼部四司之一的祠部之主客郎中。王硅、蔡确为尚书左、右仆射事,亦见载于《宋史·神宗纪》,其时为(元丰)五年四月癸酉。五月辛巳朔,行官制”,亦即《文昌杂录》所说元丰壬戍(1082年)五月。

《文昌杂录》大部分采用语录体作为记事方法,而且按时序先后来记述。某官员发表的言论一般是以“某部某职+姓氏+公”或“某部+姓氏+某职”的语句领起下文,其中涉及谢景温者有六条,卷一有三条,卷二有两条。卷三的一条系记述谢氏调职事,而非言谈记录。前五条以“礼部侍郎谢公言”或”礼部谢侍郎言”作为起始语。这种方式为谢氏任职的时间查考提供了比较分明的线索。所言养珠法在卷一,时间是在任礼部待郎当年的七月底。至第三卷则称“以礼部侍郎谢景温依前通议大夫知洪州”,其时在元丰六年(1083年)正月初十。据此可知,谢景温任礼部侍郎是在元丰五年五月至元丰六年正月,前后共约八个月。

谢氏所任官职一般期限不长。据《宋史》列传第五十四,谢氏一生升黜频繁。他中进士后,曾任汝州、莫州通判,江东转运判官,获罪降为通判、涟水军长官。神宗初,遭罪之事弄清之后,调至真州任江西提点刑狱,后又相继出任京西和淮南转运使。此后曾任侍御史、邓州知州。调升陕西部转运使,改任邓州、襄州、澶州知州,又改任右谏议大夫、潭州知州。授礼部侍郎后又出任洪州知州、应天府知府、瀛州知州。元祐初年,朝廷设立代理六曹尚书,欲授其为刑部尚书,遭非议而改任郓州知州,再迁永兴军,在河阳知县任上去世。实际调迁降谪次数远不止上述。谢氏仕途如此曲折,固然与殆自神宗开始的党争有关,然其人操守不端实为重要原因。有人斥其“天姿奸佞,素多朋附”。在拟拜刑部尚书之际,言事激切的“殿上虎”刘安世所写《论谢景温权刑部尚书不当》的四个”论”,历陈其斑斑劣迹。

    本文刊《古今农业》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