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是如何影响阿拉伯之春的？

2011年09月10日 00:38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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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近经常会看到西方媒体的感叹，“花了上千亿美元的战争不及自发的社会革命”，前者指的是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对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战争举动，而后者指的是从突尼斯始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激烈的部分”，例如突尼斯、埃及以及利比亚，原先的政权都被颠覆了；还有一个部分是“抗议的部分”，即包括叙利亚、伊朗、也门、巴林、阿尔及利亚、约旦、摩洛哥、阿曼以及沙特的政治抗议运动以及官民冲突。

这种评价是一种“割裂式的论点”，它意在表明一种常见的“内外因观”，即内因决定了本质，外部的干预不一定有多大效果。但实际上，我们觉得这种论点是很轻率的，因为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二分法”式的肤浅，而是一种相互递叠、层层涟漪的推进关系，就像基因选择一样，每一个部分都要贡献出最具参与力的部分，从而在可靠的或然中推进面目纷呈的必然。

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是“911”催生了阿拉伯之春，只不过是通过那种“递叠和涟漪”式的机制来完成了这一或然链的构造。当然，这种推论链的每一步其实都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唯一性路径选择。但是，它的形态分布是可以被估测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结果它是不确定的，但是作为一个收敛的集合，它是确定的。

复杂的或然链：“911”是如何影响阿拉伯之春？

当恐怖分子发动“911”袭击之后，美国前所未有的慌乱和凌乱了，这是美国本土遭遇到的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攻击(二战时的珍珠港偷袭不算)，小布什总统用“不站在我们这边，就是站在敌人这边”的“分类法”来处理国际关系，帝国不仅要紧急处理恐怖袭击对市场的伤害，也要展现它可怕的报复实力——发动了两场战争，即使后来伊拉克战争被证明跟恐怖袭击无关。前者需要美联储的持久低利率政策和“美国梦的住房消费计划”，后者则需要庞大的财政赤字和经济负担，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估计至少是3万-5万亿美元。

如果要是站在全球经济维度，“911恐怖袭击”引发的其实是美国一个庞大的需求刺激计划，美国用长期低利率和房地产消费不仅是维持甚至比过去要远远强化了美国对世界的需求。2002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标志着美国告别1800多亿美元的平均贸易逆差水平，在以后的年份快速飙升至8000亿这个级别以上的水平。美国进入前所未有的主导“世界需求”时期。美国人除了将大量财富变成军火投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土地上，美国人也用不断飞涨的房价作为担保，透支借钱消费，并创造出莫名其妙的金融衍生品，为以后充当“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埋下伏笔。

随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会发现，这个时点也恰恰是中国、印度、墨西哥以及东南亚诸国进入产业升级阶段，例如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开始重型化(当然中国更明显一点)，石化、汽车以及大量装备制造业崛起。中国制造慢慢从衣服衬衫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慢慢升迁至技术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印等新兴市场国家房地产消费开始猛烈升温，房地产行业对GDP的影响不断加深……

我们相信，产业的升级和经济重型化同“911恐怖袭击”引发的美国庞大的需求刺激是有绝对相关的。大量企业从外部需求中卖出产品获得资本，大量中国企业家从出口衣帽轮胎到梦想炼油造车，或者转型做房地产。从这个角度看，恰是“911袭击”给刚刚加入世贸，深入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国巨大的推动，中国政府获得大量的外贸盈余转化为本国的高货币基数，中国企业家则从外部需求中获得大量的资本盈余急速推动产业升迁。

新兴市场国家在“911袭击”诱致的需求刺激下，急速提高对能源尤其是石油的需求。不仅要计入传统的全球油田资源分布版图(例如沙特等国)，新兴市场强国还不得不去那些“西方大国控制不严或者撤出”的地区抢占石油资源：例如安哥拉、苏丹、利比亚、埃及。

这些非洲的阿拉伯国家大多实施的是独裁或者威权政治，共同特点是国有经济名义下的家族经济。新兴市场国家产业升级引发的能源需求暴增使得这些国家统治者阶层赚得盆满钵满，也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强劲增长。比如非洲在2002年之后的经济表现是非常耀眼的，一改过去“黑暗无望”的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的，而是新兴市场大国带来的。而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拉动又来自“911”之后的美国需求拉动，这其实是一个不断放大的“环”。

但是这些非洲的阿拉伯国家尽管经济增长不错，但是它的国内问题和冲突却被放大了。亨廷顿曾经解释过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好的经济表现往往带来政治动荡”，他认为好的经济表现会提高民众对政治的期望，从而形成社会动员，同原来的政治框架产生冲突。他这个解释在政治学上是合理的。但仅仅在经济层面考虑，也能推导出这个结论。因为威权政治下的经济分配有着很大的权力支配市场的因素，对非洲能源需求暴增的好处大多被独裁者家族及其裙带瓜分了，虽然有水涨船高的效应，但普通民众是能看到社会差距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

从生产角度看，新兴市场大国不仅提高了对非洲的能源需求，也向非洲出口大量商品。由于非洲的威权政治体制并没有激励提高本国的产业水准，而是坐享“资源红利”，这无疑落入了“资源的诅咒”：过度关注资源行业，而不注意其他行业和人力资本的培养。那么加上新兴市场大国的产品输入，不仅填补了这些国家的需求，而且也冲击了原有的传统行业(比如纺织工业)，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诞生了：这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胀上升、基建也在改善，但基尼系数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失衡、基尼系数扩大、通胀上升、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这几乎是最容易造成社会动荡的经济背景。凡是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都几乎有着相似的背景环境。当然，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些背景并不是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阿拉伯之春”的发生方式和时点是偶然的，但是它发生的动力机制是必然的，而它发生的动力机制，通过或然链的解析，其实在“911袭击”后就已然在培育、生长和壮大。我们可以说，没有“911”也许就没有后来的“阿拉伯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