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洛必达法则:汪精卫谈武汉分共经过(摘录)

回到上海的时候是四月一号，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孑民，李石曾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从四月一号到五号，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蒋同志等对于这两件事，很坚决的，以为必需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议了，全为共产党所把持。兄弟说道，如此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能赞成的。于是兄弟自任前往武汉，向中央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提议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蒋同志等所提议之事件。蒋同志等很不赞成兄弟往武汉去，而兄弟则以为不得不行，遂于四月六日下船。……四月十日，兄弟到了武汉，闻得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已决定移往南京，极为欣慰，以为分裂之祸，庶几可免。不料十三日以后，便接得南京上海实行分共的消息，并且接得南京成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消息，兄弟每日均有电报去反对及阻止，至十五日而消息证实，十七日而武汉中央党部也决定免蒋同志的职了。

于此有一句附带声明的话，四月四日兄弟曾同陈独秀发表过一篇辟谣宣言。这篇宣言，是有来历的。当四月一二三日，吴蔡李诸同志，曾对兄弟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使国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个不可解的纠纷，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听得，十分惊讶，曾将这些话质问陈独秀。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兄弟以之转告吴蔡李诸同志，吴同志说，“这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陈独秀，陈独秀遂亲笔作书，并亲笔作此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如今亲笔书函，还在兄弟这里。这一段事，本无关正文，因有人误会谓这篇宣言乃是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治国的，故不能不附带说明几句。

如今再说自从四月十五日宁汉分裂之后，一般忠实同志从党的组织和纪律着想的，都服从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命令，以反对蒋同志等，然而并不因此而停止了北伐的进行，所以十七日免蒋同志职，十九日依然誓师北伐。关于北伐的事，不在今日演述的范围，如今当说说武汉分共的经过了。

武汉分共的经过，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个月，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裁制共产党徒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和共产党和平分离，第三阶段是以严厉手段驱除共党，如今逐一说来。

当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一般忠实同志，痛心之极，然而主张立时分共，是做不到的，因为四月十九日已誓师北伐，第四方面军陆续出发，沿京汉路线，和张作霖作战。第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和张发奎军长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及唐生智总指挥所统率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在容共时代，自然有不少共产分子杂在里头。吴先生曾责备兄弟，为什么说和共产党死在一块，生在一块。其实这是容共时代的事实。十四年间东征时候，和十五年间北伐时候，死尸堆里可以证明。即如此次北伐，蒋先云等确是共产党人，确是和国民党忠实的武装同志死在一块的。当第四方面军在前方和张作霖死战的时候，如果后方同志，发生分共问题，则联合战线，为之摇动，无异给张作霖以一个绝好的机会了。所以当时一般忠实同志，虽明知已到了国共两党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上去，便是国民党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上去，已是无可并存的，然而为前方武装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问题，而只提出裁制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中共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便是此意。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恶感，从此日深，而斗争亦从此开始了。及至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长沙发生反共风潮，当时苏俄代表鲍罗廷等，及中国共产党徒都要求中央党部，对于长沙事件，加以严重之处置。及至六月一日，苏俄代表罗易忽然约兄弟去谈话，说“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的，鲍罗廷给你看没有呢?”我说，“没有”。他说，“我可以给你看。”他于是把那决议案给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们自己翻译出来。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兄弟说，“可以给我吗?”他当时有点迟疑，最后才说“今天晚上送给你，因为要修改几个字。”晚上果然送来，兄弟如今将这决议案原文送给主席，以备各位同志的参考。那决议案有几点很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说土地革命，主张不要由国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实行没收土地。这实为湖南事变的原因，为农民运动脱离了国民党的原因。第二点，对于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没收，以避免军官和士兵的反对。第三点，要改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其实即是要增加共产党人去，他不说穿便了，并且公然的说，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变更。第四点，要武装二万CP党员，并挑选五万农工分子武装起来，他说的农工分子，其实也即是指共产分子。第五点，是要国民党领袖组织革命法庭，来裁判反共产的军官。这就是国民党领袖替共产党做刽子手，来自己杀自己。

这决议案的内容，大概如此。拿刚才的譬喻来说，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恰好这个时候，第四方面军已在河南打破张作霖军队，收复黄河以南。兄弟等便于六月六日前赴郑州，商量第四方面军班师回武汉的事。

六月十三日兄弟等回到武汉，第四方面军已陆续班师回来，在那时候，兄弟忽然听得罗易要走了，不解其故，后来才知道，罗易因为将那决议案交给兄弟，大受鲍罗廷的责备。罗易的意思，以为国民党的左派，必当与共产派同其生存，否则必为右派所消灭，故应该将这决议案，给左派知道。鲍罗廷的意思，则以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不同，他仍然是为国民党的，见了这决议案，必然和共产党决裂，责罗易轻率误事。中国共产党多数是帮助鲍罗廷的，遂将罗易驱逐回去。兄弟等知道这个消息，当然更加紧张，于是从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鲍罗廷闻此消息，不能不走，而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于七月十五日议决，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来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可是，同时又发布命令，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由此可见中央虽然因为发现共产党消灭国民党之阴谋，不得已而与之分离，然其分离，必经过郑重的手续，且其分离必采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径。无如七月十六日，中央方才宣布以上的决议和命令，而同日市上已看见共产党七月十三日的传单，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决，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惟共产党员，仍须加入国民党，不能退出。及至七月二十日，又看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七月十九日的传单，宣传大意相同，对于国民党厚诬丑诋，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其初还不明白，何以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后，仍要留在国民党里呢，后来看见莫斯科的电报，才知道共产党留在国民党里，为的是好从中取事，以破坏国民党。而其所以退出国民政府，为的是可以明目张胆做破坏国民革命的工作。所以电报里头，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建立非法的战斗机关，其用意至为明显。兄弟如今将这两种宣言，和一个电报也都交给主席，留与各位参考。

中央党部，看破了共产党这种阴谋，所以一面训令国民政府，允准共产党人一律退出，一面训令军事委员会，通饬国民革命军各部队长官，将共产党人一律撤去，因为国民革命军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共产党人既然退出国民政府，便没理由仍然有留在国民革命军里头，要想利用军队的地位，以为破坏国民政府的利器，这种一厢情愿的事，是不可能的。共产党经此一番严密的防范之后，知道计无所施了，只有纠合贺龙叶挺一般党徒，在南昌发难，以希图一逞。南昌之变，江西备受荼毒，其流毒旦及于广东，国民党遂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而进于严厉的驱共了。

以上便是武汉分共经过之大略。(1927年11月5日汪精卫在广州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