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下楼游戏:伍修权教导子女：我家哪个孩子也不许经商

伍修权教导子女：我家哪个孩子也不许经商

伍连连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时时思念那些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浴血奋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更思念我的父亲伍修权。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二个年头，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总是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哥哥和妹妹

　　我们家一共六个孩子，其中两个有着不平常的经历。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父亲要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调回延安工作，当时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长途行程，交通工具有限，不允许带这么多孩子走，必须要留一个在兰州。大姐曼曼已经三岁，不仅会说话，还知道父母的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如果留下来就比较危险；二姐望生才出生不久，留下来会给人家造成很大负担。考虑再三，父母还是决定把唯一的儿子老二天福留下来。当时甘肃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罗杨实叔叔提出可以交给他的母亲抚养。这样，哥哥就来到了罗家。罗爷爷是远近闻名的中医，原本生活比较安定。虽然罗叔叔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孩子的父母是什么人，但是罗奶奶心里清楚，这个孩子的父亲一定是和自己儿子一样的人。从此，罗奶奶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哥哥，就像对自己的亲孙子一样精心呵护，关爱有加，为躲避敌人的盘查，有时不得不跑到乡下生活。不管再苦再难，罗奶奶也没有一丝怨言，这样哥哥在罗奶奶的照顾下一直过了十年，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罗奶奶把哥哥带到北京，哥哥才和我们团聚。这时罗叔叔也调到中央党校工作，从此伍、罗两家就比亲戚还亲，经常互相走动，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

　　妹妹延力也是因为父亲抗战结束后紧急调到东北工作，又是不可能带走的孩子。父母原准备把她送给当地老百姓照看，等有机会再来接她。但是跟随父亲多年的公务员吴树成伯伯说什么也不同意，说这是革命的后代，交给他带吧，只要他活着，孩子就不会有问题，他保证把孩子带到东北，完好地交给父亲。吴伯伯跟随部队，历经无数艰辛，长途跋涉，出生入死，终于把延力带到了沈阳。当父亲看到吴伯伯背上为保护延力不被敌机伤害、留下多处弹痕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 你是这个孩子的救命恩人啊！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希望吴伯伯能留下来同我们一起生活，但是吴伯伯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回到了河北老家。为此，父亲时常教育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在最困难时期给我们帮助，抚育了我们的亲人。父亲还要求姐姐经常给吴伯伯写信，父亲也会尽自己所能，在生活上给吴伯伯一些帮助；待延力长大，父亲也要求她要与吴伯伯常联系。每当父亲提起这段往事，都会深情地说，你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人民群众，你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回报人民，要努力工作啊。这使我们懂得自己并不只是父母的儿女，我们也是人民的儿女！

　　父亲在中联部

　　1958年父亲调到中联部工作，任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1959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中联部机关食堂同各单位食堂一样，也想尽办法用各种树叶、植物发酵做成“人造肉”等，还想方设法粗粮细做，尽量把食堂的伙食做得可口、耐饥一点。我们原来都在家里吃饭，这时父亲要求我们都到食堂吃饭，每人按定量吃，教育我们要和大家同甘共苦渡过难关。父亲还对我们说，现在主席都不吃肉了，总理也不吃肉了，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都要和大家一起渡过困难时期啊！他教育我们在学校除了要学习好，还要和同学们一起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同心同德渡过眼前的困难。

　　父亲看到中联部的一些干部由于营养不良出现浮肿和疾病，很是不安。他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商量，参照其他单位的经验，亲自动员大家，响应中央号召，勤俭节约，搞好生产，改善生活，渡过难关。机关成立了劳动生产办公室，他帮助解决开展生产的启动资金和生产人员不足的困难。当他了解到一些生产人员在口粮不足、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坚持生产的动人事例时，很感动地说： 他们实在太辛苦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每天多给他们发二两补助粮，每月多给一份农副产品。在生产一线的同志们知道部领导的关心后也很受鼓舞，大家的劳动热情更高了。中联部的专业生产队和生产基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结出硕果，改善了同志们的生活，得到部领导和全体干部职工一致赞扬。

　　这段时间中联部不仅在郊区建立了生产基地，还把机关大院的空地利用起来。我们家就住在中联部里，我们家周边空地也被利用起来养了鸡、猪，种上了蔬菜。屋外不仅常常有鸡鸣、猪叫声，还有马车声和马达声不绝于耳；为了蔬菜能长得更好，大家还挑来了粪肥浇菜，这样粪便和发酵饲料的气味直接就散发到我家。工作人员都觉得太影响我们家的正常生活了，很过意不去，但是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高兴的话。一天生产办公室的领导见到父亲说： 真是对不起，你看我们在你家附近种地，饲养家禽，可能影响了你们生活。但一时又解决不了，请部长谅解。父亲马上笑着说： 没有关系，这是特殊情况，搞好生产是大事，我这里你们不用顾虑。他还津津乐道地讲起了延安大生产运动，南泥湾开荒种地的故事。这些本来带着愧疚之情的同志们被父亲这种顾大局的品德深深感动了，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也为改善机关干部职工的生活作出了更多贡献。

　　父亲是个很谦和、很为别人着想的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单位住房都很紧张，中联部有几位干部的住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办公厅只得找到父亲，同他商量，看能不能从我们家的住房中调出两间。父亲非常痛快地说，没有问题，你们安排吧。回到家，父亲立即嘱咐腾出一层的两间带卫生间的房子交给单位分配。这样，有两位同志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其中一位是烈士子女，她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对国内生活有些不适应，刚搬进来觉得很不自在。父亲对我们说，她的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我们理应给她更多的关心和帮助。父亲有时会关心地问她生活工作情况，有时还会请她在我们家吃个饭。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见到她，也会和她交流交流。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也像朋友一样了，她把这里当成家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她才搬走。

　　父亲因为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对国内的情况了解不是太多，只是从中央的文件中了解政府在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方针政策。1963年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个深入基层了解国内农村实际情况的好机会。这时我党在国际共运中同以苏联为首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政党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父亲工作十分繁忙。但是父亲还是不愿意错过这个时机。在父亲一再向中央提出申请后，终于得到批准，1965年10月开始了他在安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

　　开始省里领导安排父亲在公社吃住和工作，但是父亲认为只有到第一线才能更准确地掌握农村实际情况，于是他下到生产队，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重视调查研究，对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作细致调查，取得真实可信的凭据。他对工作队员说： 切不可偏听偏信，草率从事。当时各地工作队都对生产队干部存有戒心，不敢同他们接触，怕犯立场错误。但是父亲说对干部也不要一律排斥，他们的意见也要听，吃“派饭”也可以到干部家，这样掌握的情况就比较全面，解决问题才会更有针对性。由于父亲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干部群众的意见，提出合情合理的解决措施，因此得到了干部和社员们的认可，大家都很满意。在工作中，父亲也很关心同他一起来的中联部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一次公社给父亲炖了一只鸡，当端上饭桌时，父亲让拿下去，对秘书于洪海说，明天把左君和映平(中联部干部)找来，一起改善。还有一次，洪左君同志得了肠炎，父亲知道后立即去看望他。当时天上淅淅沥沥的小雨虽然停了，但是乡间小道路滑难行，稍不留神就会跌倒，但他还是穿了棉袄棉裤棉大衣，脚穿雨鞋，拄着用树枝做的拐棍，在泥泞的小路上走了四公里，来到洪左君的住处，这时他已经是满头大汗了。洪左君看到此情此景，心中异常激动，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因为工作需要，父亲没能参加完在安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回到北京。父亲对我们说：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十多年了，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贫苦，看到这些心里很不好过，要使广大农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党和政府还要做出更大努力。国家的建设将来更要靠你们啊。父亲语重心长的话我们铭记在心。他还利用工作之余，到洪左君和吴映平两家看望他们的家属，他对他们说： 我把左君和映平带到安徽，可是我却先回来了，非常抱歉。不过他们在那里一切都好，请你们放心。父亲的到来，是两家家属完全没有想到，大感意外的，因为像部领导登门看望下面的干部家属，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共产党员应该追随真理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联部的造反派一开始就把年纪较大、身体又很不好的许立副部长作靶子揪了出来，对他进行了体罚式的批判。父亲知道后，在一次大会上说： 许立同志已经六十多岁了，又有高血压，请同志们还是要照顾到这一点。再过三十年，你们也六十岁了，如果那时你们也遭到同样的情况，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办了。父亲一席话的本意是规劝造反派，谁知却反而引火烧身，不久父亲也成了他们批判斗争的靶子。造反派同时也开始对部长王稼祥采取过激的查抄、批斗，还让人民大学的一些学生到王稼祥的住处抄家，连一些机要文件也让不知深浅的学生抄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见到父亲对他说： 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稼祥同志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是有功劳的，我们要保护他。你应该在部里向干部群众讲讲王稼祥同志的历史功绩。父亲不顾自己的恶劣处境，遵照总理嘱托，在中联部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讲了王稼祥的功绩，但是造反派不但听不进去，更把父亲打成保护“黑帮”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这时康生已经掌握了中联部的大权，又有他的得意门生王力在中联部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康生曾经不止一次明目张胆对父亲说，只要你跟着我，我就可以保你不受冲击。在中联部也确实有部领导紧跟康生，开始好像也吃了点甜头。可是父亲认为： 一个共产党员不能跟某个人走，应该跟真理走，父亲没有接受他的“好意”。面对部里的混乱状况，父亲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在他和我们交流时说： 你们不知道，党内斗争有时是很残酷的，有时一辈子也说不清。但是他还是顶住了压力，表白一个共产党员公平、公正的原则，可这也使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八年，但是他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一丝后悔。

　　父亲与亲家

　　1974年的9月29日，父亲终于被“解放”了，全家人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爸爸看到我们这些孩子都安好，基本上工作、生活也都有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特别是我们四个大孩子已经成家，还有了下一代，更使爸爸高兴。

　　大姐是1967年父亲被关押以后结婚的。景贤姐夫的父亲是唐山开滦煤矿的老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退休后就住在北京，帮助姐姐照顾孩子。在我们姐妹们很困难的时候，是景贤和他的父母给了我们许多关爱，每次我们回到北京，没有地方住，就挤到大姐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柴屋里，条件虽差，但也其乐融融。父亲出来后，很感谢他们，常常会请他们到家里来做客，每次来，爸爸总要请工作人员做些好吃的东西招待他们；父亲偶尔也会到大姐家里看看(这时居住条件已有所改善)，景贤的母亲同样会做她拿手的饭菜招待亲家。父亲对他们总是和颜悦色地问些家常话： 退休金有多少，生活有没有困难……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说： 像首长这样平易近人，真是太让人感动和值得我们尊敬了。

　　我爱人彭加瑾的家在浙江杭州，他的父亲是省教育厅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一定冲击，被下放到煤矿劳动，母亲是工人。我的公婆对我是一百个好，对于父亲的关押，公公说，像你父亲这样的老革命都成了反革命，这不成了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了？！他们安慰我，事情总会搞清楚的，要有信心，有耐心。当得知我父亲“解放”时，他们立即打电话表示祝贺。父亲工作以后，第一次到杭州出差，就到加瑾家里去看望他父母亲。那时加瑾家在杭州的住处比较狭窄，房子也是老旧的木板房，地板也有些霉烂，他们觉得让父亲到这种地方很过意不去，就说还是他们到宾馆去看我父亲吧。但是父亲坚持一定要到家里来看望他们。父亲到了以后，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非常随和，同他们聊起家常。中午加瑾父母招待我父母在家吃饭，他们欣然接受，父亲对我婆婆做得一手好菜赞不绝口。两亲家第一次见面就特别开心。以后父亲每次到杭州都要去看他们，还要请他们到宾馆吃一餐饭，有时还会约他们到公园散步、游览。加瑾的父母到北京也会到家里看望我的父亲，还会带来浙江的特产给父母品尝。父亲和我公公见面时，还很关切地同他谈教育方面的各种问题。他们两人很谈得来，经常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这其实也是父亲作调查研究的一种好方式，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信息。

　　无论在学校还是工作单位，许多人都说我没有一点干部子女的架子，我知道这都是爸爸这种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品德给我的教育与熏陶。

　　严于律己关爱他人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国家经济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国内各种公司相继成立，不少人也确实赚了很多钱。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干部子弟利用各种关系，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这时，我的一个朋友，正邀我一起组建个公司，他有经营外贸业务的经验，加上我们的社会关系，公司一定会有前景。我们也想，别人能干出名堂，我们也一定能行。恰在此时陈云同志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高级干部的子弟和亲属不许经商的意见，父亲把这看作是项必须遵守的纪律，回到家后，他专门和我们讲，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坚决拥护，积极贯彻执行，但是现在党内有纪律，高级干部子女不许经商，我们家要遵守，谁个(哪个)也不许经商。我们的眼里不能只看到钱，还要有大局观念。这样我就回绝了朋友的邀请，他很遗憾地说： 大概像你爸爸这样严格自律的干部也不多吧。

　　父亲常对我们说，在战争年代，那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我们能活着看到革命成功已经是十分幸运了，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还要向组织上讲什么价钱？父亲这样说，也一直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工资改革，父亲在外交部负责评定干部级别的工作，周总理特别嘱咐，由于外交部工作的特殊，在职务评定上要低一点。父亲为了做好大家的工作，首先把自己的级别低定为行政6级，这样和他前后参加革命的同志也都很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提出的行政级别。

　　1975年父亲再次出来工作后，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为别人着想。孔原叔叔是个老革命，“文革”后父亲同他一起领导总参二部的工作，但是当时房子很紧张，孔原叔叔一直住在招待所，没有安顿下来。正好这时总参给我们家解决了住房，父亲看到给我们的住房还比较宽余，就对孔叔叔说，你搬来，我们两家住在一起吧。他也不容孔叔叔推辞，说就这样定了。从此，我们两家住在一起，不仅方便了他们的工作和活动，也使我们两家的孩子成了好朋友。

　　说起父亲的往事，真是提笔就无法停下。在这里我讲述的只是记忆中的极小部分。有许多都是我亲身体会、耳闻目睹的；也有叔叔阿姨们当面介绍给我们的。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无论亲历还是耳闻，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位父亲在女儿心目中的印象。父亲活着的时候，在女儿心中；父亲去世以后，依然活在女儿心中。同时，我也想说，我讲的不是父亲一个人，而是他们这一个群体，一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的队伍！父亲不过只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在国庆礼花绽开怒放的时刻，我们怎能忘记他们呢？！

　　伍连连简历

　　伍修权之女。中共党员。1943年出生在延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1968年在部队劳动锻炼；曾在河北省广宗县、国家海洋局、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工作，正局级干部。现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曾参与组织大型丛书《当代中国》的海洋卷；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宋庆龄诞辰10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等大型纪念活动和在南京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的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