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火车结构:从“人的文学”到“儿童的文学”

——从六个人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关系说起

　　在欧洲，15世纪“发现了人”，结出了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两大硕果；18世纪“发现了妇女与儿童”，造成了“女子研究”与“儿童学”两门学科。在中国，直到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人的解放、女性解放与儿童解放三大历史进步。相比西方，儿童观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尤为缓慢。正如鲁迅揭露的，“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儿童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哪里有享受文学的权利。儿童的地位，从《周易》中对“童”的释义也可看出。“童”从“僮”，奴隶也。儿童受到重视，源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孩子历来都是光宗耀祖的工具和父母享受福气的材料。男孩被重视，因为是生命延续的“香火”；女孩受重视，因为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五四”时代，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思想革命时代，儿童问题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受到普遍关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出发，把儿童问题与社会问题、国家前途、民族未来联系起来，给儿童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关注儿童身心两方面的需求，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人的文学”和“儿童的文学”成为“五四”时代汹涌澎湃的文学主潮。“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是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中国儿童文学从她发生的那一刻起就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五四”时期对儿童文学贡献最大的有六位先驱，分别是两个安徽人：陈独秀、胡适；两个浙江人：鲁迅、周作人；两个外国人：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丹麦的文学家安徒生。没有这六人的共同影响，就无从谈起中国的儿童文学。

　　先说两位安徽人陈独秀和胡适。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胡适是安徽徽州人。巧妙的是，安徽省名的由来正是取安庆之“安”与徽州之“徽”。

　　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反对“父为子纲”的封建儿童观。1918年第1期《新青年》刊登了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1918年4月开始，《新青年》设立《随感录》，儿童文学成为《随感录》主题之一。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在这篇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里，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救救那些还没有被旧道德旧礼教吃掉的孩子！后来又发表了很多重要的关于儿童文学的启蒙文论。

　　胡适童年时最爱听《聊斋》故事，后又受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新民说》的深刻影响，1910年抱着寻求救国之路的理想，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1914年康乃尔大学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受业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门下。1915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举起新文化的旗帜，当即得到胡适在美国的积极响应。1919年7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我的儿子》，8月发表《再论我的儿子》，反对封建儿童观。与此同时，1919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反对封建的妇女观、儿童观；1918年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1919年又发表《祖先崇拜》，向封建的礼教、道德开炮。

　　再说两个浙江人——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对文学的贡献、对儿童文学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不能绕过的。鲁迅是第一次在文学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多次强调“救救孩子，这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极大！”周作人是中国研究“儿童学”第一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开拓者、奠基者，儿童文学坚定的倡导者、卫护者。他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在当时颇具世界视野、学术价值、现实意义。他们在两位安徽人搭建的文化舞台上，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空前绝后的新历史剧：呼唤人的解放、妇女的解放、儿童的解放。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5卷6期发表《人的文学》，这里的“人”就包括了“女人”与“儿童”。1921年，周作人在《小孩的委屈》中写道：“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各有差别，不能强求统一。” 1920年10月26日，他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儿童的文学》，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立宣言”。这是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以现代儿童观为理论基础，阐述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肯定“儿童有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强调儿童文学必备两个要素：“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但关于“文学的”这一层，也不可能将它看轻，“因为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种文章，所以应当注意文学的价值”，要求“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序与文学批评的标准”来为儿童选择文学，并且根据儿童学上的分期，将儿童文学分为三个层次，即1~3岁的幼儿前期文学、3~10岁的幼儿后期文学、10~15岁的少年期文学。这一分期与今天通行的将儿童文学分为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是基本一致的，可见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深刻性与前瞻性。

　　正当他们热火朝天倡导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时候，1919年5月1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前的三天，胡适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宣扬他“以儿童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教育观，为正在批判封建儿童观的志士仁人送来了理论武器，其理论功绩不亚于政治领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两年的时间里，杜威走遍大半个中国，他所宣扬的“儿童中心论”，成为冲破“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观的武器，他所宣扬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基石。1921年10月8日，胡适在给安庆教育界作《国语运动与教育》的讲演时提出，“国语运动当注重‘儿童文学’” 。12月31日，他在北京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同学会所作的演讲《国语运动与文学》中，就专门讨论了儿童文学，认为“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

　　经过这些先行者们的关注倡导，“儿童文学”一词开始引人注目，需要解决的最紧迫问题是拿什么样的文学给儿童阅读，适合儿童的文学从哪里来。创作来不及，自觉为儿童写作的人还没有产生。怎么办？救急之路是改编已有故事，翻译国外作品。改编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孙毓修编选的《童话》选刊，第一篇是《无猫国》；翻译作品影响最大的是周作人译介的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童话很快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典范，被广泛传播、竞相模仿，最后推陈出新，原创儿童文学呼之欲出，出现了中国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1921年)，黎锦晖的童话剧《葡萄仙子》(1922年)。有了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如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1922年)；有了热心推动儿童文学的集体，如《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儿童文学”一时成了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

　　1935年，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中回忆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叶圣陶在《文艺谈·三十九》中写道：“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正由于对“儿童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才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令人瞩目的“儿童热”，完成了“五四”新文学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在倡导“人的文学”的大旗下，建立了“儿童文学”的独立王国。

　　20世纪初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而生，在此以前，它还只处在萌芽时期，但此后的道路却异常艰辛曲折，跋涉了一个世纪，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经发展得绚丽多彩。新中国60年的儿童文学，为坚持“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学精神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和整个文学发展取同一步调，追寻科学理性，坚持创作自由，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儿童文学迎来千载难逢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