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我最新投靠落户:安徒生童话译者谈“文革”：别讲士可杀不可辱

安徒生童话译者谈“文革”：别讲士可杀不可辱

        凤凰卫视2011年9月3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译林中人——叶君健（1914-1999）

         中国著名作家

         翻译家

        儿童文学家

        解说：英国伦敦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1981年7月10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布隆斯伯里学派中的一个中国人”，文中开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英国文学史的一个章节在叶君健这个人身上浮现了出来。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人们对于布隆斯伯里学派了解很少，布隆斯伯里是英国伦敦中西部一个区域的名字，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即位于这个区，这里还居住着英国作家、画家政治评论家、经济学家、文学批评家等各个领域的精英。他们都是来自牛津或剑桥大学，文化修养很高，对学术提出的标准也很高，经历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派，在西方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英国和西欧文化的“精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隆斯伯里学派由创立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意识流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哲学家和评论家路威士·狄更生等人组成，叶君健是唯一被接受的中国作家。叶君健先生是怎样进入这个学派，他是如何被西方文学界所接受的呢，带着这个问题2010年的冬天，我们来到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6号，走进叶君健生前居住的地方。叶君健先生的儿子叶念伦先生，为我们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

        叶念伦（英国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叶君健次子）：他兼任了重庆、复旦、中央三个大学的英语系的教授，这时候正好呢认识了一个希腊文学的专家，叫道兹，他是为英国的战时宣传部工作的，这个道兹跟他翻译希腊文学中认识他，非常欣赏他，也很了解他的这个思想，就是说我这次来中国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找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外语也相当好，到英国去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为中国当时跟英国是同盟国。

        解说：接待叶君健的是英国战时宣传部中国抗战宣传组的负责人伯纳德·佛洛德，1938年他还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带领“世界学生联合会”到武汉和延安访问，叶君健那时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负责翻译和接待工作，两个人已经是好朋友了。

        叶念伦：由他们安排在英国各地，每天演讲两次，到兵营、学校、教堂、医院各行各界（演讲）鼓舞他们军民的抗战，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他一共在英国全国各地进行了六百多次演讲，那么到了晚上住的小旅馆里边，是不是晚上我来翻译和写一点小说，也在从文字上在进一步地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补充我白天讲的这个东西，加深英国大众的对中国抗日的理解，所以他就开始在旅馆里边写小说。在英国就开始陆续地发表了。

        叶念伦：他们这个作家分两大派人，一个就是阳春白雪，单纯追求高雅文学的人，还有一类呢就是关心民众疾苦的民俗文学的人。他在思想感情上，跟另一派民俗派作家也很接近，其中最有名的，被英国称为二十世纪三大文豪的叫做J·B·普瑞斯特里这个人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老舍，后来又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每星期六的晚上，大英广播公司有两个人广播宣传抗战，一个就是丘吉尔首相，一个就是这个普瑞斯特里这个作家，在国外他们认为作家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学家，要比政治家影响更大。每个周末我父亲演讲完了以后，就在这个普瑞斯特里在英国的怀特岛的家上，到他家里去过。最后他说叶君健这个人，把他亲切地称为“我家庭里的中国成员”。

        李保初（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寂静的群山》三部曲的第一部《山村》获得了世界上很高的荣誉，我只举个小例子，我们知道叶君健只是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家，别的就很少知道了。

        解说：小说《山村》是叶君健的代表作之一，1987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和湖北电视台拍摄成10集电视连续剧，《山村》描写的是中国社会，普通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故事，西方一些著名的文学出版社，主动出版《山村》等一系列作品，甚至在几十年后再版。他们没有把叶君健的这些小说，当作是政治宣传品，而是高层次的文学作品，这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有意义的罕见的现象。

        叶君健的文学作品在英国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46年短篇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被评为英国“优秀文学作品”，是面向读者的“推荐书”之一，1947年长篇小说《雁南飞》被英国收入“当代名著丛书”。

        李保初：至于《寂静的群山》三部曲88年在英国出版，还没有看到标题，还没有写完稿，就跟他签合同，保证高质量给你出版，要知道出他（作品）的出版社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还有一些尤里西斯那些著名的世界的作品在那里出版的。

        解说：1914年叶君健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

        叶念伦：我的大伯就在湾子里开了个小私塾学堂，那么从6岁开始也就是教自己的弟弟，就是我的父亲，开始在那里免费地念私塾。那么14岁的时候就把他接到上海去了，送到一个教会学校学习，所谓学习新学，就是数理化还有英文，他插班插到高小班，高小就是小学五六年级，那都是10岁左右的孩子，他已经14岁了，甚至同学在他的背后贴了一个条子写叫SS，那就是英文叫SCHOOL SERVANT，就是校工的意思，说你是又高又瘦又穷的这么一个穷学生，不配来学这些东西，只能当我们的校工。当然这个给他的激励相当的大，他就决心学好英文。

        解说：1932年9月叶君健考入武汉华中大学，第二年因为生活困难，他以插班生考入教学质量很高，生活费却是最便宜的国立武汉大学。

        徐正榜（武汉大学原档案馆馆长）：这栋楼就是我们武汉大学的文学院，这里边有中文、外文、哲学、历史四个系，1933年到1936年叶君健先生就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这里是叶君健先生当年住过的宿舍。

        叶念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君健长子）：他是上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看见茅盾编的《小说月刊》上面介绍世界语，而且还有（上）函授课，他们这一代（人）世界语，世界语者还都是通过函授学的。

        解说：在大学时期，叶君健发表了小说《岁暮》这部用世界语创作的小说，后来编入他的世界语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于1937年在上海出版，在这本书之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用世界语创作的整本文学作品。

        叶念伦：《岁暮》写了一家农民因为日本的侵略家破人亡、逃亡一路上的遭遇，（他）传递中国人民受欺压受压迫的呼声，他本来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是当时国难当头，“九·一八”事变日本已经侵略占领中国东北，他看了一些鲁迅这些左翼作家联盟的小说受到感染，觉得现在首要的是唤起民众的觉悟，科学救国已经来不及了。

        解说：在武汉大学叶君健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进步青年的活动，他们在校舍印传单，在东湖边秘密聚会，与国民党右派组织蓝衣社作斗争。

        解说：1937年，叶君健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且是发起人之一。

        林绍纲（原中国作家协会秘书处秘书）：叶老是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参加了当时中国抗敌文艺协会，他也是发起人之一，他的笔名叫马耳。

        解说：1938年初国共第二次合作，武汉成立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由周恩来和黄琪翔担任。

        叶念伦：表面上那是国共合作底下的，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部门，所以还是国民党的人多，但是有少数的一些个左翼的这些抗日的知识分子，而且就是说外语才华很多的，所以主要的目的就是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援。那么他们来了首先跟政治部第三厅接触，比如说白求恩，比如说史沫特莱，比如说著名的荷兰导演伊文思，斯诺什么的，他们开始来跟他们接触，然后就这很多人就到延安去访问，或者说帮助中国的革命。那么当时在政治部第三厅（有）很少的外语人员，其中我父亲是一个，就是复杂这些接待工作，从口译、笔译做广播等等。

        解说：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叶君健与内地文化界人士来到香港，继续做抗战的对外宣传工作，叶君健当选为香港文协候补理事。香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许地山，在他的半山小洋楼里，经常与叶君健、楼适夷和戴望舒聚会。

        叶念伦：到香港呢，他的工作是在《世界知识》当编辑也是宣传中国的抗战，另外，为了进一步争取国际支援，把中国要求抗战的呼声传递出去，他们就办了一个英文的杂志，叫《中国作家》，就把中国的抗日的这些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拿到马尼拉去出版，另外还出一些延安解放区的抗日的小册子是通过宋庆龄、通过廖承志转到他们这些人手里边。

        解说：《中国作家》也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对外机关刊物，叶君健与戴望舒、徐迟、冯亦代等用外文向欧美一些国家和前苏联介绍中国抗战文艺作品，他用英文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两个十年的中国新闻学（1919-1939）》曾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美国纽约的大型刊物《新群众》，和前苏联的《国际文学》都以显著版面转载了这篇文章，这一时期，叶君健还在位于九龙的陶行知文化学校担任文学科教员。不久后，曾任美联社驻武汉记者爱泼斯坦也来到了香港，他为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中国保卫同盟”的英文刊物《新闻通讯》工作，叶君健在第三厅工作时就与他相识。

        叶念伦：爱泼斯坦他后来也留在中国，成了中国人，入了中国籍，成了政协的常委。那么他们两个人，这个，一个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最后爱泼斯坦把英文给整理润色一下，最后拿到国外去发表，当时环境据说是很艰苦，租了个房子，平常就在厕所的马桶，坐在马桶上边完了前面搭一块板就进行这些翻译工作。

        林绍纲：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了，那个时候就毛主席的著作没有向外公开的这种，他就翻译《论持久战》等等，很保密的还不是公开的，为了翻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毛主席的著作，所以那个时候在香港他就主持这个工作，他亲自翻译。

        解说：叶君健是第一位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及解放区出版的一些抗日小册子翻译成英文，使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抗战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9年叶君健经越南河内到达昆明与沈从文、白平阶、穆旦、穆木天相会。在昆明他翻译了参加中国抗战的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反映日本人民生活的三幕剧《三兄弟》，到重庆后，经爱泼斯坦的介绍，叶君健凭着英文版的《战时中国短篇小说集》，被重庆大学聘为英文系教授，这时他年仅二十五岁后来他又担任中央大学英文系教授，同时兼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就是在这个时候，叶君健与东北流亡学生苑茵相识并结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马宗融是他们的婚姻介绍人，老舍是证婚人，他们是在重庆的穆斯林“百龄餐厅”举行的婚礼。

        苑茵（叶君健夫人）：大学念完了以后么，我已经是二十多岁了，那个时候在重庆有很多的名作家像巴金啊、老舍啊，我就跟他们都很熟，所以我结婚的时候是老舍证婚，那么马宗融是我的家长，代表我的家长。我结婚的时候很苦，我没有衣服穿，因为我是流亡学生，跟家里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还借了人家的旗袍穿上的。就这样子，我们就在一起过了一生。

        解说：1944年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已被德意法西斯占领，英国是仅存的反攻基地，由于英国本土长期遭受德国空军的轰炸，英国人民的情绪和英军的士气低落，工业革命和人类文明的成果，仿佛就要被毁灭。在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战的环境极端艰苦，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甚至以大刀长矛做武器，坚持抗战。一支又一支的农民军队英勇抗日，在大片国土被占领的情况下，经过持久抗战逐步扭转了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并准备展开反攻。来自中国一个年轻大学教授不辞辛劳充满激情的演讲，一个又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鼓舞了英国人民的斗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人民沉浸在欢庆的喜悦之中，剑桥大学的英王学院，授予叶君健英国文学研究员的一个职位，他一边从事欧洲文学的研究工作，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

        解说：1949年9月叶君健踏上回国的航程，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到达香港，他并不知道这时老舍也从美国到达香港，正躲避在香港大学朋友家里，两人不约而同登上了香港岛天津的航船，在轮船的甲板上相遇，他们成为解放后第一批回国的作家。

        叶念伦：我父亲原来跟地下党啊关系非常深，他早就联系好了，你就跟着我就是了，两人一块儿又坐船从香港到天津，天津这个接待处的人来接他。他说你不要接我，后边还有更重要的人，老舍跟我同船回来了，然后人家一看更重要，马上第二天就把老舍接到北京来，周总理接见。

        苑茵：天津中央信托局解放以后就改成人民银行，那么我到人民银行以后呢，带着我这个大儿子在那，还有我妈，我姐姐，天津一打下来他就回来了。回来没有找到我，没找到我，后来是政府把我找到了。

        解说：新中国成立后遭遇敌对势力的封锁，国家迫切需要对外展示新的形象。

        解说：经过短时间的筹备，叶君健调来几个人，很快创办了一个英文刊物《中国文学》由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兼主编，叶君健任副主编，具体负责刊物的日常编辑工作。

        林绍纲：这个杂志呢一年四期，主要的对象当时亚非国家多，苏联、东欧亚非国家来往多一些，所以对象往那边发行，但是影响也很大，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

        李保初：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些新中国的作品，就通过他的《中国文学》英语版、法文版都介绍出去。

        解说：《中国文学》杂志后来改成双月刊，一年六期，根据形式的变化，读者的需求，后来又改成月刊。

        林绍纲：在1957年前后吧出了一批长篇小说，很有影响的，什么《暴风骤雨》啊，《红旗谱》啊《青春之歌》，所以这些作者的什么梁斌啊，杨沫啊，周立波啊这些老作家那都有来往，那么叶老也是跟他们约稿子，审核定稿都是叶老。叶老这个作风也是，什么东西都是亲自来动手。

        解说：叶君健组织当时国内的专家杨宪益夫妇，沙博里等开展翻译《红楼梦》《水浒》等文学名著的工作。

        林绍纲：杨宪益先生亲自来翻这个《红楼梦》从中文翻成英文，三大本主要的篇章取舍等等都是由叶老同杨宪益先生研究取舍摘发一部分，推荐到国外，所以这方面的贡献也很大，当然还有《水浒传》等等的古典著作。

        解说：这是我国第一次有规划、有步骤、系统的向国外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季羡林：杂志本身呢，这也对文化交流对于促进中国人同外国，人与人的友谊起了很大的作用。

        林绍纲：六十年代初期又办了一个法文版，对法语地区的读者出版了作品。

        解说：在英国伦敦有一个《中国文学》的读书会，读书活动持续了二十多年。

        谢马克（原北京大学外国专家）：这个杂志我们早就知道了，我母亲跟我的妹妹，跟我妹妹就开始组织了一个，关于那个《中国文学》的讨论组。这个组织开了差不多20多年，我有时候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开始在图书馆组织的，后来在我妈妈家里开的，经常请一些朋友来讨论，一边讨论一边喝茶，他们一个一个地发表他们的意见，就提意见，来讨论这些关于中国的社会问题。怎么工作啊，家庭生活啊，各个方面，所以这个杂志我觉得很宝贵的。

        解说：这个时期叶君健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毛泽东诗词常常伴随中国革命一些重大事件在全世界流传，比毛泽东文选还要广泛。做翻译工作，也是向世界宣传中国革命，和中华传统文化。

        叶念伦：因为毛主席诗词是陆续发表的，刚开始五几年的时候发表十八首，后来陆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发表了三十多首。那么每一首出来，要对外宣传首先这个《中国文学》你这个对外宣传文学的，毛泽东诗词属于文学作品那是义不容辞的。

        林绍纲：要把主席诗词的精神，原原本本的翻过来，翻成英文介绍出去，所以这方面没有一定的修养和外语水平，是达不到的。所以他那时候非常认真，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那是花了很多精力。

        解说：1961年中共中央成立毛主席诗词英译文定稿小组，由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中宣部文艺处长袁水拍、叶君健和钱钟书，之后还有赵朴初等人组成。

        叶念先：人民日报一发表毛主席诗词，1962年的4月27号，发表了清平乐，那马上他们就要翻译成英文，采桑子，减字木兰花，这三个版本都是毛主席的诗词，都是他组织翻译，一共前后翻译了十几年，首先翻译的这是英文的版本，这个是德文的版本，这个是西班牙文的版本。

        解说：这项工作一直到1976年完成，有欧美五种文字，十个版本，不久后外交部把英文精装版的毛泽东诗词赠送给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李保初：我只举一个例子，中央华国锋派人把他叫回去，第二天才回来，干什么呢？是周恩来总理在医院的时候，还问毛泽东诗词的出版工作进展得怎么样。

        解说：在中南海叶君健先是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了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情况，随后又通过电话向在医院的周总理做了汇报。

        解说：叶君健翻译了埃斯库罗斯的《阿加门农王》、托尔斯泰的《幸福家庭》、哥尔多尼的《扇子》、梅里美的《加尔曼》等作品。影响最大的是他把十六卷本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从丹麦文直接翻译成了中文，为了便于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读者理解安徒生童话，他写了很多评介文章，创作了安徒生传记。

        林绍纲：168篇安徒生童话全集，他每一篇都非常从头到尾的来字斟句酌的来翻译，要负责任。就是把他的那个民间的故事那个特点都要翻出来，非常的精确，非常的准确，所以这是和其他版本不同的。那么据说有些版本，来参考了叶老的这个翻译版本，那么说参考是好听一些。

        解说：《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人心，《安徒生童话》对几代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君健的翻译充满了诗意和哲理，被认为是创造性的翻译。

        叶念伦：什么叫创造性的翻译呢，就是比原文还更有哲理还更有诗意，还更有意义，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安徒生有一个名篇叫《小人鱼》他的原著也叫《小人鱼》别人翻译都叫《小人鱼》那么我父亲把这个篇名翻成《海的女孩》这个诗意和意境就跟《小人鱼》就不一样了，这就叫创造性的翻译。

        解说：叶君健对安徒生作品的热爱，可以说他是融入到作品的易经里去了。

        叶念伦：他这个评论非常的有意思的，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他的评论是不一样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那种极左的形势，他把安徒生上升为像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似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西方文学全都禁止了，就安徒生没禁止。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个安徒生他还其本来面目，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信上帝，他根本那时候还不知道马克思是谁，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是谁。

        解说：《安徒生童话全集》作者花了四十年完成了创作，叶君健这项翻译工作前后也用了40年。

        叶念伦：1988年丹麦女王就授予他一个勋章，这个勋章呢是很高级的一个勋章叫丹麦国旗勋章就是奖给对丹麦有功的，所有的丹麦和外国人，这也是文学史上，或者翻译史上独一无二的例子。就是安徒生生前，因为他创作的这个童话，当时的丹麦国王同样授予他丹麦国旗勋章，他死后一百多年以后在中国一个翻译家也是同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得到一个同样的勋章。

        李保初：他的目的也是为了中国的亿万儿童做贡献，这一点冰心曾经说过，我们要向叶君健看齐，他不仅是翻译安徒生童话，他还翻译了很多国家的儿童作品。

        解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叶君健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全国唯一的“党外走资派”。

        苑茵：每次挨整呢，他回去不告诉我，他从来不说，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没有什么事儿。但是我听别人告诉我说，他被斗的的很厉害，在这个，这个饭堂里头把这个桌子，吃饭的桌子再放一个凳子，让他站到上头。那么他自己的态度是这样子，我也很痛苦，我就跟他说，要不然我们就买点耗子药，大家一起死。他说我不死，我要看一看最后的结果，他说因为这不是正常的现象，有的时候回去他还很高兴。6月间开始运动，8月间我们家抄家了在院子里斗他，他昏倒了，我就把他抱到屋子里头，我就问他们，我说他有什么罪，他们说他是反动权威，国民党这个党外走资派，给他挂个牌子。

        解说：叶君健反复交代所谓的出国前的培训问题，40年代办护照必须要国民党当局批准，要参加培训班，这就成为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的借口了。

        苑茵：他上班还照旧上班，到了下班的时候因为外文局死的人太多，所以我就到13路，在北海后门，我就每天接他。周总理有个指示，就是这两个人只能批一批错，但是不能斗死。第一个人是叶君健，因为他会好几国文字，必须他最后定稿，没有他定稿不敢发。所以他运动期间还照常让他定稿。

        解说：有一天叶君健家的院墙外，贴出了打倒走资派的标语，门口停了几辆大卡车，车上跳下来很多军队造反派，砸院子的大门，叶君健夫妇吓得出了一身汗，以为要抓他们，原来这帮人是揪斗住在前院的钟赤兵将军的。这时有人送来一章纸条，要叶君健赶快烧掉英文手稿，否则就要被打成特务。

        苑茵：他叫我烧的，他说你不烧就不行了，我就成了特务了，真正的特务，伤感的很。

        解说：美丽平静的什刹海，是叶君健夫妇与老舍夫妇之间深厚友情的见证，胡絜青女士在老舍去世时强忍着悲痛，她与苑茵在这里做了一次长谈，出事那天虽有一丝迹象，但她没有想到老舍会走这条路。她要苑茵一定要保护好叶君健的安全，不能走轻生的路，回到家里，这边苑茵没有告诉叶君健，总是安慰他，那边造反派还在逼迫叶君健交代与老舍的关系。当他知道老舍投河自杀的消息，痛心疾首，几天吃不下饭。

        李保初：他和老舍高高兴兴地回国做贡献，老舍就是文革期间跳水身亡了，叶君健被斗成反动权威，还是说国民党把他留下来的，这一方面他受的委屈也就不要说了。

        叶念伦：他一方面非常的悲痛，一方面呢，他非常不赞成老舍的这个做法，他说到这种时候没有道理可讲，你还讲究什么中国士大夫说的士可杀不可辱讲究什么尊严，跟这些造反派有什么尊严可谈，讲的通吗，那你就不要讲你的尊严。他每天晚上吃完晚饭，经常在我们家附近散散步，消化一下，然后回来写东西，就是嘴里总爱念叨一句话，他是用英文念的叫做I am nobody，叫做I am nobody。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什么也不是，多少大风大浪我都可以渡过去，都可以以很平和的心态过去，前提是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解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总理指示陈毅要保护叶君健，一方面叶君健还负责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对外宣传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叶君健是非中共党员，就像当时叶挺一样，留在党外，对党的事业帮助更大。

        苑茵：毛泽东的思想，假如Think加一个s，就是多数的思想，毛泽东，不加的话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毛泽东的一个人思想，他现在是加还是不加，加上去也是有罪，不加上去也有罪，所以就在这种所谓鸡蛋里挑骨头，所以他做这些事战战兢兢的。

        解说：他接受改造时的日常工作，就是早上六点到单位，清扫机关里的厕所，这种体力劳动在他看来是轻松头脑，然后他就用《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外皮，把外文字典和生词本包起来认真学习。

        叶念先：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在单位秘密的，在学外文的一些生词本，用毛主席的这个语录呀，一些红皮包起来，一般地是左边是其他的外文的生词，右边都是英文的解释。这样的书呢，我们现在有二、三十本。

        苑茵：他把那个红本里头，加上了各国的文字，一看就是那个红宝书，那么他们就以为他念红宝书念的很用功，他在运动期间他还在学这些文字，在汽车上也学，回来13路汽车到我们地安门，从这里地安门，一直就是背生词。

        解说：1984年的7月，叶君健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北红安县，创作小说《山村》的续集《旷野》和《远程》也就是“寂静的群山”三部曲。武大时期的好同学谢文耀的事迹，成为他创作的动力。

        李锐：刘邓的部队收复中原的时候，他写过报道，新华社发了他的在前线牺牲的消息，谢文耀。

        解说：在此期间徐向前元帅会见了叶君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将军，退居二线不久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将军也分别会见了叶君健先生，他们共同回顾了大别山难忘的岁月。

        1988年《寂静的群山》这部长篇小说，先由曾经推出过三名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的伦敦费伯出版社出版，1989年它的中文版本由国内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英国评论家称他为革命史诗型的小说家，又一次掀起了叶君健热。1989年他邀请英国的学者访问中国，他出国访问，应邀到欧美讲学，为向世界介绍信时期日趋繁荣的中国文学，加强中国与外国作家之间的交流，他辛勤工作，四处奔波。

        叶君健（1986年9月8日叶君健在澳洲大学关于中国文学的讲座）：今天我想给大家谈谈中国儿童文学，以及我在中国的文学创作活动，我们的儿童文学有悠久的口述历史，这些故事和童话都是我们的母亲和祖母，私底下讲述给他们的孩子。

        李保初：他被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一流的大学请去做报告，介绍中国文学和他自己创作的经验和体会。比如说美国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的剑桥大学，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这些都请他去做过报告。

        解说：1993年叶君健患病住院，组织上正式批准他从多年的对外宣传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叶君健在快要到80岁时，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在北京什刹海边的这个小四合院里，叶君健更加忙碌，他出版了70多篇的散文集《树上的小鸟》。和他第一次全部一中国妇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白霞》，他还系统的分题目整理出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出版言论集《叶君健访谈录》，总计近两百万字。1997年在全国政协礼堂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叶君健创作65周年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刘延东到会，她向叶君健表示祝贺。

        刘延东（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叶老可以说是我们当代，中国当代伟大的翻译家和文学家，同时叶老作为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的老前辈，是中国共产党真诚的朋友，叶老用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行动，团结了更多的知识分子，为建设我们现代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做出努力，所以这方面确实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解说：那时国外的朋友和媒体，总是会向叶君健提出文革的问题，发表在《泰晤士报》的文章中写到，他并没有表露出任何一点辛酸，当他谈到他所经历过的一些斗争的时候，他总是会表现出一种同样机敏的幽默感，他常常微笑，他丝毫也不隐瞒，他继续忠于青年时代的社会主义信仰。

        叶念先：他们这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还真的是爱国的，我们家倒是老来外国人，当然那时候都是替官方接待的，他一向都是从从容容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人家外国人来（问问题），咱们自己也承认有一些错误，他跟外国人说我们也犯过错。这么大个国家，一个人一辈子，总免不了犯错，犯错只要承认，下决心改，还是有希望的。

        苑茵：安南是伦敦大学校长，也是他剑桥的同学，还有两个也是他剑桥同学，都对他好。甚至我们没有钱，那么他们就，那时候我们去，除了保龙洋行给我们点零花钱，有时候他们也给我们10镑20镑的钱，叫我们买点东西什么的。你可以在国外度个很好的晚年，你到大学里当东方语系的系主任，大概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然后他说你的夫人可以在那教中文，后来我就说，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告诉你，咱俩的根是中国，多少钱都不能在外国，所以我觉得他爱国，这一点我们合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