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后窗惊魂免费观看56:朱厚泽：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几点非学术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17:29:25
朱厚泽：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几点非学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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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来源日期：2010-6-11
我们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单一国有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转变……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缚，步履维艰。中国正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还进行着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
《炎黄春秋》编者按：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中共贵州省委前书记、□□部前部长、本刊编委朱厚泽同志，2010年5月9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0岁。这篇文章经作者生前多次修改，准备在本刊发表。作者希望几位学者和他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但相关文章没有准备好，等待不及，先发此文，以为纪念。
广义的说，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类印记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
在西方许多国家，文化和文明在词义上是相通的。在中国的汉语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类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并存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称为文明，不仅涵盖一定文化的特征，还涵盖一定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区分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属性，或为强调它的政治和制度的层面，又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异和文化交流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离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具体的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发展进程的全球态势。
无疑，各种文明总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作载体。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文明，势必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风貌。但是，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它们进行的观察，又无法比较出它们的高低优劣。比如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你怎么比啊？因为习俗和审美的不同，这个民族喜欢这个，另一个民族喜欢那个。
然而，由于资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绝对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对走在前头的，也有相对发展靠后的；既有处于中心区域的，也有处于边陲的。文明发展程度不一，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这与流水的落差一样，必然会从高端向低端流动，从中心向周边扩散。或周边地带也会被中心地区吸引，主动去学习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国历史上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是吸纳高端文明的例证；而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则深深刻录了这种文明流淌和扩散的轨迹。
当然，文化交流现象还不仅仅由于“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对先进的民族向相对落后的民族吸收文化营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中原地区自汉至唐，从西域各民族那里不仅学习了佛法，而且学习了许多种植技术——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还学习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等许多文化艺术。而《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玄奘最后回到长安，关起门来译经，是因为发现了和我们不同的印度文化，觉得它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吸取。这种不同文化相互流动、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历史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文化的交流、扩散、转移、相互接纳、互补、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遏制的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而文明的差异，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聚集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谓全球化的过程。什么是全球化？定义很多。我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满足、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
中国近代和现代面临西方文明的两次大规模进入，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第一次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西方文明东来，是以贪婪的经济侵略（倾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为主导，以血腥的军事侵略为手段，它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给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灾难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革命与战争时代逐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代替，西方文明东边来，是带着高新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中国人民从全球化的进程中，感受到严重的挑战并争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近代和现代两次外来文明大规模进入中，我们民族在应对上，似乎反复地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认识，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坚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两弹一星”。但是对于器物后的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则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务运动开展若干年后，我们被历史上曾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打败后，才认识到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至于从制度改革的层面进入到文化改革的层面，出现像鲁迅、胡适那一代人，则更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抓紧“两弹一星”和重工业的建设，看来也是必然的，事后看来，虽然有值得讨论之处，但难于非议。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吸纳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国文明的层次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二是我国面临外来强势文明进入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或危机四伏的时候。因此，在器物层面接受外来文明时，采取了国家主义的形式：用国家垄断资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搞“国家工业化”。对民间力量限制、削弱，甚至企图把它消灭。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民间力量的活跃，没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想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决策，正是对我们近代现代历史痛苦教训反思的结果。
前两年，在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有人讲：“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个国家那里“化”吗？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个样子吗？国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论调。2008年，在广州我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说：你说当今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这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从高新科技到“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呢？要先回答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还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18世纪、19世纪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现为“英国化”呢？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八、九、十世纪的时候的国际文明交流中，东方表现为“中国化”，或者叫“汉化”、“唐化”呢？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正是我前面说的，在不同时期，文明有中心和边陲，有高端和低端。处于低端和边陲的国家、地区，总是希望从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而居于高端和中心的国家及地区总有一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在文明扩散和转移的过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处于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和边沿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磨擦和冲突。
为什么会有磨擦和冲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从处于高端的那个民族和国家中孕育出来的，必然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这就有个价值判断问题，即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在交流和传播中就会与接受地的文化产生磨擦。
第二，从一定民族国家中孕育出来的文明，它在向外扩散、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就会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发生利益上的碰撞。此外，高端文化向外扩散过程中，也不是很纯洁的文化，难免泥沙俱下，鸦片随同英国商品进来了。因此，高端文明扩散的过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不是演奏着圆舞曲、迈着轻松舞步的过程。磨擦、碰撞有时会爆发为战争，强势的文明对弱势的文明采取征服的办法，甚至是灭绝的办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后文化发生冲突，吃亏的往往是后者。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诚心向西方学习，结果却是“先生打学生”。
既然文化传播过程有二重性，那么，对于二重性的事情就应该采取二重性方针。第一，判断清楚，那是先进的文明，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学到手，拿过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第二，对于传播中的文化磨擦，对于传播中的利益冲撞，就应该用国际间共同遵守的国际规章通过谈判、对话、协商，用订立契约的办法，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条约的办法，来界定相互之间的利益。以求得在“双赢”的条件下实现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果不能做到“双赢”，也要做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力争降低震荡，减少磨擦，避免冲突。
由此，我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创立的特区思想以及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决策。什么是开发区？一般解释是：开发区是一块地，有几平方公里，里面有很好的设施和密集的企业，实行一些优惠的政策。这是从空间上的理解。如果从人类文明的传播、转移、吸纳、扩散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开发区是为远渡重洋来到的一种新的文明提供的一个停泊的港湾，一个登陆的码头，是为一种新的文明的种子提供发芽的苗床，为新的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定植、壮大的园圃；为新的文明、新的生命的那个“蛋”，提供孵化的舒适、温暖的“窝”，让它能破壳而出，茁壮成长。如果可以这样理解沿海开放，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在当代全球人类文明扩散、转移、吸纳中，做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一个制度安排。一种减少文明传播中的磨擦、冲突的政治选择和制度安排。
关于现代文化焦虑
当前说的文化焦虑显然是指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焦虑是对心情、对精神状态的形容。文化焦虑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文化焦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近代的事。
在农耕文明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那时也有焦虑，杜甫就有焦虑，但杜甫焦虑不是文化，他是焦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他对社会不公感到焦虑，看见贫困而焦虑，看见战争带来的灾难而焦虑。我们民族号称有5000年的历史。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人工培植的稻子，说明这时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古人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明农耕社会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因为在建立农耕文明之前，人跟野生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生活资源直接取之于自然，有鱼就打鱼吃，有果子就摘果子吃，没有就搬家，哪里有哪里去。只有农耕文明的确立，才使得人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一个相对可以预期的时段里，取得自己的食物作为生存保障。这样，人就和其它动物开始明显地区别开了。
要建立农耕文明，要种农作物，就得知道寒热暑湿、风霜雨雪、阴晴圆缺、春夏秋冬，这就迫使人从这里进入对自然的了解，逐渐产生了天文和历法。我们中华大地在农耕文明延续的几千年中，从秦始皇以后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下边是农户，有乡绅，然后有一层一层的政权，一直到最上边的皇帝。在自然观上比较尊重自然，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在社会观上，有家庭、家族的一套行为规范。总体上讲，那个时候的思想、理念、价值观、社会观、自然观跟农耕文明是适应的，不存在现在说的文化焦虑。
现代文化焦虑是怎么来的呢？
说得确切一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
问题就出在现代化上。而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掉了队的，就是比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差了好大一截。当欧洲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接触，就产生了磨擦，引起了震荡，进而发生了冲突。磨擦、震荡、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焦虑。
前几年有一本书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就反映了文化焦虑的心理。
其实，自从现代化敲击中国的大门的开始，中国一直都在说“不”，一直有文化焦虑。乾隆年间，英使马嘎尔尼来访。因为下跪的问题有过一番交涉，最后得到解决，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他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比如：马嘎尔尼要求派专使长期驻扎北京，要给他们提供港口，要有固定的税率。乾隆皇帝说“不”，马嘎尔尼失望而去。20年后，英国又派人来，但是皇帝不见，还是说“不”。又过了二十几年，1840年，战争就打起来了。现在的共产党也是说“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过来了还行？绝对不搞西方那一套！
有人为当代“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而焦虑。对唐宋时代的“唐化”、“汉化”，为什么没有人焦虑？那时很安逸嘛，为什么近代以来就不安逸了？1840年前后卖鸦片的进来了，打起来了，你跑我家门口来了，我就不高兴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外国人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跟我们建立联系。最近几年大概有点感觉了，你发展了这么大个经济体，你怎么可能不到全球去寻求资源和市场呢？我们也跑到非洲挖矿去了，采油去了，那里也出现了杀中国人的事情了嘛；我们的商品也行销海外了，贸易磨擦也多起来了。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外交部也开始认识到了。
文化焦虑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传播有关系。焦虑之后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是积极的反应；焦虑以后也会产生急躁，还会产生一些极端主义的反应。如果没有东西文明的交流、碰撞、磨擦，就没有现代的文化和文化焦虑问题。进入了近代，西方商业文明发展起来，它的力量向外扩张。西方文明进来，和东方文明相遇。以工商文明作为内容的西方文明跟我们的传统农耕文明发生了磨擦和碰撞，文化焦虑就开始了，而且是越来越焦虑了，一直焦虑到五四运动。进入近代，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一步一步到文化层面，在这一系列的方面艰难地在探索和适应。器物层面上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洋枪洋炮洋船，先买嘛。后来就觉得制度不行，就进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以后就引起了文化观念上的碰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首先从少数先进人物普及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官员以及广大的群众当中。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中出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中奋起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探索中走到前边的。
*（未完，待续）
*.*.*.* 2010-6-12 21:46:16
文章提交者：戈壁街坊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朱厚泽：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来源日期：2010-6-11
我们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单一国有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转变……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缚，步履维艰。中国正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还进行着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
《炎黄春秋》编者按：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中共贵州省委前书记、□□部前部长、本刊编委朱厚泽同志，2010年5月9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0岁。这篇文章经作者生前多次修改，准备在本刊发表。作者希望几位学者和他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但相关文章没有准备好，等待不及，先发此文，以为纪念。
广义的说，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类印记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
在西方许多国家，文化和文明在词义上是相通的。在中国的汉语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类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并存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称为文明，不仅涵盖一定文化的特征，还涵盖一定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区分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属性，或为强调它的政治和制度的层面，又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异和文化交流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离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具体的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发展进程的全球态势。
无疑，各种文明总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作载体。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文明，势必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风貌。但是，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它们进行的观察，又无法比较出它们的高低优劣。比如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你怎么比啊？因为习俗和审美的不同，这个民族喜欢这个，另一个民族喜欢那个。
然而，由于资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绝对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对走在前头的，也有相对发展靠后的；既有处于中心区域的，也有处于边陲的。文明发展程度不一，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这与流水的落差一样，必然会从高端向低端流动，从中心向周边扩散。或周边地带也会被中心地区吸引，主动去学习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国历史上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是吸纳高端文明的例证；而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则深深刻录了这种文明流淌和扩散的轨迹。
当然，文化交流现象还不仅仅由于“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对先进的民族向相对落后的民族吸收文化营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中原地区自汉至唐，从西域各民族那里不仅学习了佛法，而且学习了许多种植技术——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还学习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等许多文化艺术。而《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玄奘最后回到长安，关起门来译经，是因为发现了和我们不同的印度文化，觉得它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吸取。这种不同文化相互流动、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历史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文化的交流、扩散、转移、相互接纳、互补、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遏制的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而文明的差异，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聚集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谓全球化的过程。什么是全球化？定义很多。我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满足、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
中国近代和现代面临西方文明的两次大规模进入，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第一次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西方文明东来，是以贪婪的经济侵略（倾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为主导，以血腥的军事侵略为手段，它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给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灾难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革命与战争时代逐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代替，西方文明东边来，是带着高新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中国人民从全球化的进程中，感受到严重的挑战并争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近代和现代两次外来文明大规模进入中，我们民族在应对上，似乎反复地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认识，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坚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两弹一星”。但是对于器物后的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则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务运动开展若干年后，我们被历史上曾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打败后，才认识到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至于从制度改革的层面进入到文化改革的层面，出现像鲁迅、胡适那一代人，则更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抓紧“两弹一星”和重工业的建设，看来也是必然的，事后看来，虽然有值得讨论之处，但难于非议。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吸纳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国文明的层次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二是我国面临外来强势文明进入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或危机四伏的时候。因此，在器物层面接受外来文明时，采取了国家主义的形式：用国家垄断资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搞“国家工业化”。对民间力量限制、削弱，甚至企图把它消灭。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民间力量的活跃，没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想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决策，正是对我们近代现代历史痛苦教训反思的结果。
前两年，在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有人讲：“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个国家那里“化”吗？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个样子吗？国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论调。2008年，在广州我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说：你说当今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这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从高新科技到“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呢？要先回答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还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18世纪、19世纪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现为“英国化”呢？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八、九、十世纪的时候的国际文明交流中，东方表现为“中国化”，或者叫“汉化”、“唐化”呢？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正是我前面说的，在不同时期，文明有中心和边陲，有高端和低端。处于低端和边陲的国家、地区，总是希望从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而居于高端和中心的国家及地区总有一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在文明扩散和转移的过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处于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和边沿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磨擦和冲突。
为什么会有磨擦和冲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从处于高端的那个民族和国家中孕育出来的，必然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这就有个价值判断问题，即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在交流和传播中就会与接受地的文化产生磨擦。
第二，从一定民族国家中孕育出来的文明，它在向外扩散、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就会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发生利益上的碰撞。此外，高端文化向外扩散过程中，也不是很纯洁的文化，难免泥沙俱下，鸦片随同英国商品进来了。因此，高端文明扩散的过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不是演奏着圆舞曲、迈着轻松舞步的过程。磨擦、碰撞有时会爆发为战争，强势的文明对弱势的文明采取征服的办法，甚至是灭绝的办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后文化发生冲突，吃亏的往往是后者。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诚心向西方学习，结果却是“先生打学生”。
既然文化传播过程有二重性，那么，对于二重性的事情就应该采取二重性方针。第一，判断清楚，那是先进的文明，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学到手，拿过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第二，对于传播中的文化磨擦，对于传播中的利益冲撞，就应该用国际间共同遵守的国际规章通过谈判、对话、协商，用订立契约的办法，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条约的办法，来界定相互之间的利益。以求得在“双赢”的条件下实现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果不能做到“双赢”，也要做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力争降低震荡，减少磨擦，避免冲突。
由此，我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创立的特区思想以及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决策。什么是开发区？一般解释是：开发区是一块地，有几平方公里，里面有很好的设施和密集的企业，实行一些优惠的政策。这是从空间上的理解。如果从人类文明的传播、转移、吸纳、扩散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开发区是为远渡重洋来到的一种新的文明提供的一个停泊的港湾，一个登陆的码头，是为一种新的文明的种子提供发芽的苗床，为新的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定植、壮大的园圃；为新的文明、新的生命的那个“蛋”，提供孵化的舒适、温暖的“窝”，让它能破壳而出，茁壮成长。如果可以这样理解沿海开放，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在当代全球人类文明扩散、转移、吸纳中，做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一个制度安排。一种减少文明传播中的磨擦、冲突的政治选择和制度安排。
关于现代文化焦虑
当前说的文化焦虑显然是指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焦虑是对心情、对精神状态的形容。文化焦虑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文化焦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近代的事。
在农耕文明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那时也有焦虑，杜甫就有焦虑，但杜甫焦虑不是文化，他是焦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他对社会不公感到焦虑，看见贫困而焦虑，看见战争带来的灾难而焦虑。我们民族号称有5000年的历史。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人工培植的稻子，说明这时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古人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明农耕社会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因为在建立农耕文明之前，人跟野生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生活资源直接取之于自然，有鱼就打鱼吃，有果子就摘果子吃，没有就搬家，哪里有哪里去。只有农耕文明的确立，才使得人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一个相对可以预期的时段里，取得自己的食物作为生存保障。这样，人就和其它动物开始明显地区别开了。
要建立农耕文明，要种农作物，就得知道寒热暑湿、风霜雨雪、阴晴圆缺、春夏秋冬，这就迫使人从这里进入对自然的了解，逐渐产生了天文和历法。我们中华大地在农耕文明延续的几千年中，从秦始皇以后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下边是农户，有乡绅，然后有一层一层的政权，一直到最上边的皇帝。在自然观上比较尊重自然，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在社会观上，有家庭、家族的一套行为规范。总体上讲，那个时候的思想、理念、价值观、社会观、自然观跟农耕文明是适应的，不存在现在说的文化焦虑。
现代文化焦虑是怎么来的呢？
说得确切一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
问题就出在现代化上。而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掉了队的，就是比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差了好大一截。当欧洲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接触，就产生了磨擦，引起了震荡，进而发生了冲突。磨擦、震荡、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焦虑。
前几年有一本书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就反映了文化焦虑的心理。
其实，自从现代化敲击中国的大门的开始，中国一直都在说“不”，一直有文化焦虑。乾隆年间，英使马嘎尔尼来访。因为下跪的问题有过一番交涉，最后得到解决，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他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比如：马嘎尔尼要求派专使长期驻扎北京，要给他们提供港口，要有固定的税率。乾隆皇帝说“不”，马嘎尔尼失望而去。20年后，英国又派人来，但是皇帝不见，还是说“不”。又过了二十几年，1840年，战争就打起来了。现在的共产党也是说“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过来了还行？绝对不搞西方那一套！
有人为当代“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而焦虑。对唐宋时代的“唐化”、“汉化”，为什么没有人焦虑？那时很安逸嘛，为什么近代以来就不安逸了？1840年前后卖鸦片的进来了，打起来了，你跑我家门口来了，我就不高兴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外国人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跟我们建立联系。最近几年大概有点感觉了，你发展了这么大个经济体，你怎么可能不到全球去寻求资源和市场呢？我们也跑到非洲挖矿去了，采油去了，那里也出现了杀中国人的事情了嘛；我们的商品也行销海外了，贸易磨擦也多起来了。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外交部也开始认识到了。
文化焦虑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传播有关系。焦虑之后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是积极的反应；焦虑以后也会产生急躁，还会产生一些极端主义的反应。如果没有东西文明的交流、碰撞、磨擦，就没有现代的文化和文化焦虑问题。进入了近代，西方商业文明发展起来，它的力量向外扩张。西方文明进来，和东方文明相遇。以工商文明作为内容的西方文明跟我们的传统农耕文明发生了磨擦和碰撞，文化焦虑就开始了，而且是越来越焦虑了，一直焦虑到五四运动。进入近代，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一步一步到文化层面，在这一系列的方面艰难地在探索和适应。器物层面上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洋枪洋炮洋船，先买嘛。后来就觉得制度不行，就进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以后就引起了文化观念上的碰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首先从少数先进人物普及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官员以及广大的群众当中。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中出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中奋起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探索中走到前边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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