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米拉热巴尊者传电视剧:胡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6:17:01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变
今天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我讲点个人学习这个文件的初步体会，主要讲三点意见：
一、关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
文件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可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内容，而是坚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和政策。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写文章都要说点新东西，但中央的一些基本政策，对一些问题的基本估计，不能随便变来变去。当然原来是错误的要改正；如果形势真是发生很大的变化，非改变不可，那就要改变。否则就不能变。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仍然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出要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确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确也犯过一些错误。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继承过去正确的东西，也接受错误的教训，从而作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提出了新时期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基本政策。这些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决不应该因为任何个别的事件或临时发生的情况而改变。文件继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东西。文件指出：“我们广大知识分子是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的，是一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能够创造丰功伟业的优秀队伍。”“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反对动乱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这就是说，1989年的政治风波确实是一场很大的风波，但是不能因此就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没有改变，也决不会改变。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点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就提出来了。他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也是劳动者。”（《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8页。）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说：“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上书，第171—172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持执行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并采取了许多措施，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即1989年6月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把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非常显著地提到全党的面前。今年5月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现在又发出这个通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并不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切方面的知识分子工作都做得很好了，我们在知识分子工作上还是有缺点的。这种缺点有的是受经济发展状况的限制，而一时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但也存在各级党组织对知识分子工作认识不足，对知识分子政策贯彻不力的问题，所以需要改进，需要发这样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是对全党说的，是对各级党的领导提出来的。总的说是要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院领导也要按照中央的规定认真检查这方面的工作。
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是过高了？这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没有疑问的。现在党中央肯定了这一点，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是决不会改变的。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一些问题。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社会科学部门的知识分子，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的确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不应首先去责备知识分子，应该着重从党的工作上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正面教育，积极引导，帮助提高的方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
所以，这个文件是从全局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虽然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它在新形势下，重新向全党认真地指出，以期引起重视，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二、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是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依据。以后党的文件一直坚持这个重要观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有阐明这一理论的任务。
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应该有正确的理解。前几年，有些人从中引伸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不能说知识分子因为有知识，文化水平比较高，因此天然就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文件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是整个工人阶级完成历史使命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对他们采取不信任甚至歧视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又指出，把知识分子说成是居于工人阶级之上的一个独立阶层，从而同产业工人割裂开来，同广大劳动群众对立起来，也是完全错误的。大家知道，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具有优秀的品质，政治觉悟高，组织性强，纪律性强，这些品质是在实际生活中锻炼出来的。并不是说一个人今天是学生，明天当了工人，立刻就有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一个青年农民，一跨进工厂，立刻就有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也是不可能的。工人群众中有觉悟程度的不同，甚至出现若干工人阶级的叛徒。有些人吹嘘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在吹嘘他们自己。这种知识分子其实够不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个别人甚至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人民的叛徒、民族的叛徒。在我们社会科学院就出了这样的人，当然这是极少数人。对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和我院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因为掌握了较高的文化知识就妄自尊大，自命为是工人阶级、人民中间天然的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知识分子主要是个人的劳动，了解实际不多，同工农群众联系不多，因此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我们既要利用我们文化知识较高的条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又要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做到无愧于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所以，文件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说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本质意义在于向知识分子提出要求，即要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自觉担负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应当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等等。我们不认为，知识分子天然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但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要努力去做，是能成为工人阶级最优秀行列中的一员的。
三、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文件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提出要长期不懈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这种对立和斗争首先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存在，如贪污、以权谋私等现象，也是使社会主义变质的现象。我们党正在大力反对这些腐败现象。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法律和行政手段以外，很重要的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来进行。因此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关系。
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整知识分子”。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知识分子都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当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变成整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中间真正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只是极少数。文件说：“广大知识分子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不是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整知识分子，恰好相反，正是要依靠广大知识分子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广大知识分子，也包括某些曾经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联系的人，思想理论上有某些模糊认识的人，正在认真地思考问题。有些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某些错误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联系，当他了解了这一点，就会起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斗争。
文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原则上是这样，但实际执行起来会遇到许多问题。文件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贯彻‘双百’方针要十分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把握好政策界限。”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这是个新提法。我们过去常常一讲贯彻“双百”方针就想要把学术和政治完全分开，但常常又分不大开。当然有些学术和政治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但有些学术问题牵连到政治，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些意识形态问题，很难说和政治无关。既然和政治有关，是不是都可以上纲上线说成是政治问题呢？现在提出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这就比较清楚了。比如说，一个人在学生中煽动闹事，尽管讲的好像是一篇学术道理，但当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就要按政治行为来处理。如果是学术行为，那么即使涉及政治问题，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政治行为，而要当作学术行为来对待。这就是要经过讨论，辩论，开展学术、艺术批评。这种批评应当是充分说理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应当有利于增进不同学术、艺术观点的相互了解，相互借鉴，有利于澄清是非和共同提高，力戒简单和粗暴的做法。这个原则，我想大家都会赞成，但是做起来的确不容易，还会发生很多问题。现在政策既然明确了，问题就在我们学术界怎样努力做到。应当看到，在我们学术界中，“文革”大批判的遗毒还是有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是简单宣布一下就完事了，而要靠我们大家的切实努力。
我认为，学术讨论应该真正是一种相互切磋、探讨、借鉴式的讨论。我过去有个经验。大约在30多年前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在一次学术界的座谈会上，我对某位同志批评胡适的一篇文章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家觉得好像不大协调；虽然我并没有因此遇到麻烦，没有说我就是“包庇胡适”，但是这样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在当时的空气下毕竟没有能推行。过去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就是只要“大方向一致”，怎么说都行。你只要批判胡适，怎么说都行，谁也不敢提不同意见。在这方面，鲁迅是一个很好的榜样。1932年左联办的一个文艺杂志上发表了一首长诗，是针对胡秋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