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剧 窃听风暴 百度云:卧底刘斐

当年周扬企图把华君武从右派的行列里“捞”出来，惹得毛公发脾气：“如果华君武不是右派，那你周扬就是右派！”可当刘斐（为章）将要被打右派时，毛公却亲自去“捞”：“你们不要以为国家对刘斐同志待得太好了，其实今天我们能够解放全国，刘斐同志是立下了大大功劳的，因为他曾经冒了非常大的危险，勇敢地把国民党所有的军事作战计划，通通供给了我们，我们才能按原定计划把国民党打垮。”毛公大整右派之时居然还如此高调赞扬刘斐，而且，再无第二人曾得到毛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见他对中共非同一般的贡献。譬如另一位与刘斐齐名的“共谍”郭汝瑰就没有这待遇，他同样“把国民党所有的军事作战计划，通通供给了我们”，不但被打成“右派”，还被整得不轻。鉴于郭汝瑰是在抗战胜利后才当“共谍”的，我们不难推论：刘斐一定资格更老、贡献更大。

我们至今无法获得刘斐入党的准确书面介绍资料，但已有相当多介绍说刘斐1930年就秘密加入中共了。最直接的指认系杨宣诚的口述：在日本留学时刘遭遇清党，日本警方查出刘斐系共产党员，这导致日本陆大要开除他。刘走投无路，就去找时任中国驻日本海军武官杨宣诚作保。杨问刘：“怎么一回事？”刘斐说：“不瞒你，我是加入过共产党，现在我没有活动。”杨说：“你虽然没有活动，总有一个表示才成呀！”刘问：“要怎么表示法呢？”杨即要刘具结，说明自己本已加入共产党，现已脱离该组织。刘照办了。杨即交涉日方出面作保，刘始得免受开除处分完成学业。

直接当事人的述说，当有史料价值。后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的杨宣诚知道刘升任第一厅作战组组长时，便将刘斐有共谍嫌疑之事告之于郑介民，让他跟蒋介石汇报。郑认为证据不足，且刘颇得老蒋赏识，怕冒犯老蒋而压下了。

曾任新六军军长的罗友伦口述回忆文章称，到台湾后他曾经问郑介民是否晓得刘斐是共产党，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为章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与陈毅、邓小平同一个时期。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里，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中共从未承认刘斐是秘密党员，直至他的追悼会，邓公率领导人都来告别，主持人乌兰夫仍称其为非党人士。俞大维便是以此为依据不认为刘斐系“共谍”的。国民党要员不认为刘是打入其内部的“共谍”的还有白崇禧，白的理由是刘斐在建国之初还从北京辗转天津到了香港，若是“共谍”他就没必要那时还逃港。其实，刘斐1948年12月辞去国防部次长时，就肩负使命。中共湖南省委周里等游说程潜起义，程表示无军权怕搞不成。中共于是派程星龄去叫刘斐前往武汉游说白崇禧，把陈明仁调来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兵权。陈明仁是程潜的同乡和学生，两人关系较深，而且陈明仁因他在东北四平街和解放军打过胜仗后反而受排挤，对蒋介石有所不满，湖南省委已经做了工作的。刘斐奉命奔武汉果然说通白崇禧调陈明仁，奠定了程、陈长沙起义的基础。但刘斐游说白崇禧反蒋起义则未果。刘后来去香港，为的是执行劝说李、白归附北京的使命，仍未果，却搞成了数十国民党要员在香港宣布起义，刘本人亦挂名其中。

杜聿明怀疑郭汝瑰是“共谍”的一个依据，是看见郭不但洁身自好，家里清贫程度还甚于自己。刘斐则不然，不仅娶了三房妻妾，连大烟都抽。白崇禧评价刘：“他言论是左的，享受是右的，他不满现状，但自己生活不严整，吃、喝、嫖、赌、唱戏无一不来，油得不得了”。大概这也是刘斐至死未获组织承认的重要因素。当然，中共是要求党员必须无条件献身的，革命需要刘斐至死不暴露身份他也没话说。试想，即使潘汉年那样的高官也要自觉地死守秘密，何况刘斐？

但刘斐对党的功绩却有案可查：1934年春从日本留学归国即弃桂系而奔南京要求为中央尽职，负责接待的参谋本部军官事后讲述，他当时非常怀疑刘斐，因此质问：为什么回国不到广西去看资助你留学的白将军，却跑来参谋本部报到？当时，刘斐义正词严地对那位军官说，自己是国家培植的人材，绝不能去作私人的工具，虽则与白氏私交够厚，但却不愿因私而害公，所以决意在京听候分派工作。那军官看刘斐满脸是戏，极厌恶，遂拒绝了。刘然后又奔南昌欲供职剿共行营，亦未果。以当时那种各为其主的派系割据局面而言，以及随后刘的行动，只能考虑其另有所图。另据刘斐女儿怀念父亲的文章所述：1928年4月，刘与王若愚、冯璜曾回国到北平观光。某日，三人邀李任仁先生同往西山碧云寺谒孙中山灵柩并摄影留念，刘斐在照片上题字：“谁是真革命，谁是假信徒，总理之灵，实试评之。”其仇蒋心态足以证明其积极投身蒋总部所言之辞皆非本意，纯属打入性质。最终只得回到桂系的刘斐当上桂军的少将高参，成为李宗仁、白崇禧的“羽毛扇”，“绝不能去作私人的工具”之说道被其行为证伪。

是年8月，肖克率红六军团从被打垮的湘赣边根据地先行一步，途径广西时刘斐便与李、白谋划让路，最终桂系第七军六个团成了肖克的“护送队”，一直“送”到贵州施秉、石阡地区，然后奔赴贺龙的根据地。及至11月，中央红军被薛岳、周浑元部追击接踵而至。这回是老蒋亲自下令调动湘军、桂军要在湘江西岸设防截堵，意欲利用湘江天险以三路大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李、白与湘军何健商量好部署调动桂军按计划布防，刘斐立即向白崇禧分析老蒋“一箭双雕”的诡计：利用红军跟桂军激战两败俱伤，中央军跟进杀进广西腹地，一举控制广西。这一分析令李宗仁、白崇禧如醍醐灌顶，于是与刘一起商量继续“让路”之策。李、白放弃原计划，改行开放桂东北通道，让路并促使红军尽快过境。（参见：《红军长征过广西》之《刘斐谈话记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虽因湘军发现桂军撤了湘江防务，何健急调刘建绪部南下填补了部分防区，激烈的湘江战役便使八万余人的红军只剩三万多人。但桂军让路却使老蒋企图在湘江以东全歼红军的计划破产，渡过湘江的红军还得以在桂军地域短时休整，然后顺利通过广西东北角，转向湘西、贵州。老蒋怒不可扼，电斥李、白：“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之为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与匪无私交耶？”他哪里知道刘斐在其中的贡献呢？反右时毛亲自“捞”刘斐并不冤枉。

继续证明刘斐另有所图的是紧接着的“两广事变”。据民革的资料介绍，此次事变乃刘斐一手促成的。刘斐作为桂系全权代表奔湖南、广东，鼓动何健、陈济棠一起干。何健口头答应背地里却密报老蒋；而陈氏乃放红军脱离江西重围的“始作俑者”，早有异心，又有胡汉民等幕后支持，同病相怜的两广经刘斐穿针引线很快便勾结起来了。李宗仁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这“多至百余人”里，包括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自刘斐加入桂系起，桂系与日本便进入实质性合作，1934年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二十余架；日军并派现役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

刘斐向李、白、陈建议：“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白崇禧亲自向陈济棠陈述：“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闻此言陈即派胞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回报称：“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同上书，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经一系列商讨谋划，桂粤两军在日本大力支持下于1936年6月1日起事，并按照刘斐的建议高高撑起“抗日反蒋”的大旗，连同两次为红军让路之举，刘斐对党的贡献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高举“抗日反蒋”大旗正是老毛在陕北的主意，他夸赞两广事变“是值得庆幸的壮举”其实也是对刘斐的夸赞。这次事变迫使老蒋调遣原本用于攻击陕北苏区的国军，例如胡宗南部即奉调南迁，陕北压力顿时减轻，而张学良、杨虎城的东、西北军也不再有国军监督之顾虑。更有清晰的证据证明，“两广事变”同样是中共参与策划的。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1935年冬桂系萌生反意时即派刘仲容赴天津与中共华北局南汉宸、王世英、谢甫生接头密商，获得中共支持；然后他奔西安，又得知张、杨已与红军达成谅解，愿意与广西保持联系。（刘仲容：《西安事变的回忆》，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而毛、周此时一直在策动张、杨与两广同时“举事”，例如刘鼎交给张学良一份中共中央拟定的《具体行动计划书》，即是令东北军发动兵变的行动细则，而“这份计划书是两广事变爆发前夕拟定的”。6月1日两广举事，周立即电告张学良：“东北军发动时机业已成熟”，“西北国防政府之树立，此其时矣！”（毕万闻：《英雄本色》，P213）可见两者皆属中共幕后操作，并安排同步进行。只是张学良彼时尚未与杨虎城达到沆瀣一气的程度，准备不足，不能下决心“举事”。兼之“两广事变”爆发时张恰赴南京开二中全会，发觉形势不利于是便没敢见桂系派去与之接头的刘仲容，只派机要秘书、中共党员栗又文接了刘带去的李宗仁密信，另派谢参谋赴广西观察并与李沟通。（刘仲荣《西安事变的回忆》，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捎带多说几句：7月3日张学良答复周的亲笔信称：“恩来同志：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同时，张、杨分别拒绝与桂系派去西安求助的刘仲容见面，还催促他立即离开西安回广西，算是彻底拒绝了配合“两广事变”而举事。如此便惹恼了李、白，后来张杨搞“西安事变”，张要求刚抵达西安的刘仲容电告李、白支持他，谁知李白最先通电谴责张杨。算是回报吧。

可资旁证中共插手“两广事变”的还有：策动张、杨同时举事未果，毛、周等立即派云广英作为代表，带着资金、电台南下广西鼓动桂系独撑大旗坚持反蒋，以待说服张、杨“举事”配合。而云到南宁才发现潘汉年所派遣的宣侠父、胡鄂公、王杰已由香港到了南宁。接着，王世英本人亦亲自到南宁指导。“两广事变”因粤、桂两军官兵对于大批日军顾问参与其中而愤慨，尤其是其空军，民族大义促使他们起义归附中央。由于陈济棠迅速垮台，张、杨亦迟迟不能举事呼应，桂系面临各方指责惶惶不可终日时，中共改变策略主张桂系谋求和平解决。（云广英：《“六一运动”前后我党在南宁活动的片段》，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刘斐本是坚定不移的主战派，此时立即改变态度主和，中共的指示应是决定因素。刘随即主动承担起桂系与蒋谈判和解之重任，按照终获老蒋怀柔而了结。

抗战伊始，李、白皆归附中央，刘斐亦随李、白赴南京。刘到京即积极主动要求加入大本营参加作战指挥机构计划方面工作，白崇禧、黄绍竑遂向时任总参谋长的程潜极力推荐。程潜原拟令其任大本营办公厅第一部第一组（主管作战）处长，但刘嫌职位太低而不愿就任。程潜再呈蒋介石，蒋批准将原任第一组组长龚浩调总办公厅副主任，升任刘斐担任第一组组长，刘斐打入蒋最高决策层之初衷得以实现。

1938年春大本营取消，改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自此始称。原大本营第一部与参谋本部合并，成立军令部，徐永昌出任部长，熊斌任次长，刘斐出任第一厅厅长。刘很有心计，首先主动揽下作战计划业务，将其他业务推给别人。每当战局需要，刘即命令属下诸参谋各拟一份作战方案，由他本人携带参加作战决策会议，探明蒋意后就拿出一份投蒋所好之略同方案，因此更得老蒋宠幸。

军令部成立时定编两名次长编制，但仅任命了熊斌一人。1939年5月刘斐获兼代次长职，6月熊斌兼职军事新闻局局长，常有他务，刘逐渐负责了最高统帅部下达作战命令的要务。次年2月蒋升刘为中将，8月正式任命为次长，至1941年6月19日熊斌调任陕西省主席赴西安，军令部业务彻底为刘斐一人包揽。白崇禧说：“总统对他赏识极了，军令部有什么事都找他。”而蒋梦麟评述蒋介石：“他并不知道真实情况。他下达的书面命令数以千计，象雪片一样乱飞，所有人都说‘是，是’，而他根本不知道命令到底执行了没有。”刘斐之高明，在于制造这些“雪片”，借老蒋的头摇下去。有文字说老蒋亲嫡系，似乎不全对，嫡系如陈明仁，不惟命是从者即便打胜仗也被冷落。非嫡系而宠信最甚莫过刘斐。蒋更像是亲小人远君子之辈，小聪明有余，大智慧不足。

刘斐身负使命便刻意奉迎，“顺毛”捋使得蒋用其制定军事计划颁布军令达11年之久。似乎巧合的是，刘斐执掌军令部之后，凡军令部插手指挥的作战，国军就没有一仗打得哪怕像点样子。台湾军史家总结道：“抗战时期，他（刘斐）身负军令重责，参与戎机。从来没有听过在那一次的大会战中，他有了不起的贡献，或是在那一次的战役中，因为他卓越的见解、判断与处置，打了个大胜仗。”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刘斐打入蒋身边时周恩来、叶剑英等也进驻国府，而这两位皆为调遣“共谍”的首脑。刘斐副手尹呈辅披露：武汉时期担任联络高参的叶剑英与刘、尹同室办公，二人常窃窃私语，尹一来便立即散开。如此便利的条件，中共各项指令可直接下达至刘，各种情报亦如探囊取物般获得。那时潘汉年同日本外交特务头子岩井英一约定，每月由陈曼云向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小泉清一交付两次大后方情报，日方则支付两千港币的交易（参见尹骐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P110-P111），根本用不着多辛苦刺探就能顺利完成了。

毛公1940年12月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结道：“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地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1937年12月会议及党的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解决。”（《毛泽东军事年谱》，P335）六中全会系1938年9月开的，所谓正确解决是指毛意志已经贯彻全党，这个意志也即洛川会议上说的：“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还可依据1939年5月4日毛电令刘少奇等：“苏北敌攻高邮与韩德勤激战中，日军岩木师团大部移江都、六合，有扫荡苏北模样，在韩与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不能支持下，为我夺取苏北良机。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至少扩大两万人枪。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同上书，P275）这表明，毛已经把消灭国军变成全党的统一意志，不仅要充分利用日军，必要时自己也要动手。毛所谓“得到正确解决”的符号就是黄桥战役，党性已经高于民族性。在此情况下，作为“立下了大大功劳的”刘斐，谁如果以为他还会为抗日出力，那一定会看走了眼。

细观刘斐的简历，不难发现在淞沪抗战、台儿庄（徐州）会战乃至武汉会战阶段刘斐在参与制定对日作战计划时还是积极主动殚精竭虑的，确实大胆提出了很切实的建议，尤其是对李宗仁所指挥的台儿庄大捷，提出了很好的参谋意见，为击败日寇做出了突出贡献。武汉失陷后，11月，蒋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与会期间周恩来对刘斐长谈数次，虽不可能知详情，但显然离不开传达并诠释刚开过的六中全会精神，毛关于“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成全党统一意志。刘斐确也大彻大悟，称此次谈话：“衡山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此以后，党交给刘的任务便是安排国军打败仗了。

例证之一是：刘斐任代次长位置之后不久即遇第一次长沙会战或曰湘北战役。此前（4月），薛岳接替陈诚任九战区司令长官时，即未雨绸缪报批作战方案，军委会4月21日电令：“湘北方面之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六集，P172）而薛岳则开始准备他自己的那一套“天炉战法“。

刘斐代理次长之后，9月1日冈村宁次下达了作战令：“军为了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九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时间内，捕捉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地区。”（日本防卫厅民国史资料丛刊：《长沙作战》，P4）为给建立汪精卫伪政权“冲喜”，组建于9月12日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司令官西尾寿造亦电令11军以“摧毁中国军之抗战企图”为目标任务。

日军集10万兵力于14日开始进攻,薛岳按照他拟定的“天炉战法“迎敌。激战至下旬，双方均伤亡惨重，日军攻至长沙郊外。蒋不知何故却改变主意令薛岳相机放弃长沙，薛不从，蒋乃派陈诚、白崇禧亲赴长沙相劝。军令部则超积极地一夜之间九次电令薛岳放弃长沙。（罗玉明：《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P117）薛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决心要求按他制定的计划打，不依不饶兼之白、陈亦帮说话，迫使老蒋只得亲准其作战到底。血战延至9月30日，冈村宁次亲自飞临战区上空，眼瞧薛岳调遣的各路援军有围歼日军危险，当晚下令撤退。虽薛岳失算未料到这一手，急令各部追歼日军已略迟，被日军作为歼灭核心的第十五集团军，此时变成追歼日军的主力军，战役到10月上旬末国军收复全部失地。虽留下些遗憾，但毕竟打了个胜仗。

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近两万人，是日军侵华以来首遭挫败的大会战，无论“歼灭国军主力”还是“摧毁中国军之抗战企图”皆未实现，反倒对日军士气打击严重，而中国军民抗战士气急遽高涨。蒋给薛岳的嘉奖电里说：“此次湘北大捷，全国振奋，诚是为最后胜利之佐证，而对于人民信念、国际视听，关系尤钜。骏烈丰功，良深嘉庆。” 大捷无疑给老蒋以莫大鼓舞，10月末至11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蒋在会上提出欧战爆发后中国应采取的战略：“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会议决定实施冬季攻势。

而日军方面则相反。11月14日，敌酋冈村宁次对军部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承认：“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长沙作战》P5）日本军部的总结报告也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不少。”日本政府不得不推延建立汪伪政权，朝野哗然，阿部内阁因此下台。如果老薛服从刘斐操持的军令部一夜九次电令放弃长沙，湘北大捷显然就变成新的悲壮了。

紧接着的桂南作战，白崇禧受命指挥之时便向蒋要求全部指挥权，蒋答应了，包括对唯一的机械化部队杜聿明第五军的指挥权在内。此战蒋、刘皆无从插手，便打出首个胜利的攻坚战――昆仑关作战。及至老蒋亲临迁江前敌指挥部，批准了白崇禧乘胜追歼已被打残了的第五师团、夺取南宁及桂南的计划。等老蒋回到柳州，一夜之间改了主意，不准打了，老刘是否参谋了意见，只有天知道。但胜仗随即变成败仗，却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向美英荷开战以后，史迪威上任中缅印战区参谋长。无数文章已经描述了盟国参战之后国军的没落，归咎于老蒋指望美国人帮他打败日本，史迪威就是这个论调的始作俑者。可没人注意刘斐此时开始包揽军令部，以及这个地位变化对指挥作战的影响。我们不难看到，1941年及以前，国军尽管不断退却却不乏可圈可点的战例。譬如台儿庄、上高、三次长沙大捷等等。即便如败退了的武汉会战，也实现了掩护大批与坚持抗战息息相关的厂矿企业战略大转移。

例证之二是：1942年4月2日，因为美军杜立特突击队奇迹般轰炸了东京、名古屋等地后，有部分飞机降落三战区在浙江的机场。日本忽遭轰炸民心混乱，裕仁震惊，更使牛皮吹破天的军部颜面扫地。杉山元下令停止进攻四川计划，改行打通浙赣线作战，目标在于摧毁浙赣境内国军机场，以杜绝美中联手再次轰炸日本本土。9.6万精锐加上地方守备队从东面攻击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日第十一军则出动4万兵力由赣西向东配合夹击。

顾部制定了诱敌深入金华、兰溪地域，集中兵力合围歼敌之计划。5月3日顾报蒋统帅部电称：“决以确保金（华）、兰（溪）要点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队逐次在金华附近及东阳、浦江、建德各既设阵地，予以打击，尔后依固守金、兰及切断敌后，诱致敌人于金、兰要点前，以主力由金华东北、西北地区合力围击而歼灭之。”下面的电文是具体的兵力部署，不赘。10日蒋复电批准，并提醒顾防止日军由淳安方向攻衢州的可能性。顾即立即按照蒋已批准的兵力部署安排金兰作战。

16日日军中路前锋深入金华地域，接近预设围歼作战区域。顾祝同也准备开始实施预设的围歼计划。鉴于蒋电一直安排王铁汉、王耀武、丁治磐三个主力军守金、衢沿线，顾16日连续两次电告蒋：“如敌无后续部队增加，似无力进犯衢州”，请准将王、丁两军前调“加入金兰会战，予敌以歼灭性打击”。谁知当晚军令部忽然以蒋名义下令三战区终止金、兰决战，各部后撤转移改行“衢州决战”。电令曰：“务将王铁汉、王耀武、丁治磐三个军皆集结于衢县附近，切勿控置在金兰一带，被敌逐次消耗，我军方针决在衢县决战，不得变更此作战方针。”稍有常识便不难发现，将三个主力军远置于金、兰战场百公里开外，恰恰是“被敌逐次消耗”的部署。次日日军进入预设围歼作战区域，而手忙脚乱的顾祝同却在命令各军放弃金、兰地域既设阵地，按军令部令西移至衢州地域匆忙准备新的“衢州决战计划”。

由于此项变更，未遭遇坚决抵抗的日军占领金、兰、龙游等地，6月3日逼近衢州。而三战区也总算部署完毕，顾祝同认定衢州决战时机已到，遂下达各部由集结地转入进攻地的命令：“战区决确保衢州阵地，消灭疲惫敌人，着衢州南北控置之主力于明日拂晓前完成出击准备，以衢州阵地为轴，夹击消灭敌人”。谁知命令刚下达，顾又收到军令部“避免衢州决战”电令，连日部署的仗不准打了！顾祝同不是薛岳，没那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魄力，遂不顾实情及严重后果，于4日下达“避免衢州决战”令，各部由“准备出击”变成仓皇撤退，堪称战争史上少有的荒唐事。辩解者称统帅部发现西线第十一军已渡过赣江进抵临川，为免腹背受敌之故。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废止金、兰决战之电令呢？临川至衢州尚有320余公里，原本定在金兰决战更远百余公里，时间上也早17天，蒋批准时已知道赣西敌军向东出击的情况，也部署薛岳出兵阻击该敌。事实上该敌被薛岳部纠缠直至衢州失陷后20余日仍不能脱身，若顾部按原计划作战，仗早该打完了。

实战是顾部撤退时东线日军已开始进攻，无所适从的各部根本无法有序作战，全凭各部自行散往铁路两侧仓促抵御消耗追击之敌。在军令部两次临战变令之混乱调遣下，参战各部皆不知所措，除招架之外只能各自为阵阻击日军。最终，日军东西两线于7月1日在上饶地区会师，浙赣线被打通，三战区总部仓皇乱逃。日军随即乘乱打通了温州地区各出海口，摧毁了可供美军潜艇浮泊的码头设施。此役，日军夺占44个县城，17万平方公里地域，这些地域的飞机场悉数遭破坏，636公里铁路也通畅无阻。（参见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上册，P619-P620）聊可安慰的是所部各自为战均给予敌以杀伤，5月28日还在兰溪炸死了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这是抗战中在战场上击毙的唯一师团长。

顾祝同于7月24日致电军委会“失利请惩处电”，禁不住也要发点牢骚：“此次浙赣战役时，遵照指示与敌应战，终以计画（划）变更，诸种准备及后方区处，未及遵时完成，大军转移之际，适逢霪雨，路崩桥圮，行军极感困难，以致影响士气，并损失一部物资……,抚哀循省，咎实难辞，拟请从严惩处，以资整饬，临电惶悚，伏候示遵。”（以上所摘录电文，均引自国民党中委党史委编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浙赣会战”，P555-P583）牢骚只管发，败仗只管打，中国民众又付出25万伤亡之惨重代价，蒋昏君刘奸臣皆难辞其咎。不可估量的是心理影响，也即士气。国军各级忠勇将士经历统帅部如此昏庸的指挥，还有多少信心去拼死作战？

例证之三是，出征缅甸的国军精锐，在诸多混乱因素交叉影响之下一败涂地。如同刚被大学录取的高中生一样激动的老蒋，信誓旦旦将中国三个军交给从未当过作战军官的史迪威全权指挥；而邀请中国军队入缅的英国人只打算利用这支部队掩护他们撤出缅甸；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史迪威则满怀激情想“解放仰光”；比较知情的军委会昆明参谋团林蔚、萧毅肃不知何意删去“绝对不能同意将我入缅各师分散配置，并绝对不能同意我主力军越过曼德勒以南”这项正确的指导意见；一心讨好史迪威的罗卓英已经六神无主；唯一熟悉战争的杜聿明又唯老蒋马首是瞻事事等军令部电令；只有天知道效忠异党的刘斐是如何拿捏老蒋以实现该党意图的。

3月中旬起200师与日军激战同古，坚守同古城达12天之久。眼看日军陆空配合轮番强攻，而军令部竟下令要200师死守同古，即使全体牺牲也在所不惜。请示无果杜聿明等首脑均不敢违令撤退200师，所幸时任第五军少将参谋长的罗友伦坚持己见，不惜率先签字担责，这才迫使杜“边斩边奏”下令200师于29日连夜撤出。次晨，日军三面总攻拿下同古空城，200师躲过被全歼之劫。

4月上旬开始英军即按照放弃缅甸坚守印度的既定方针，连续放弃普罗美、阿兰庙、马圭等防地，我军陷入连续苦战，其实只是替英军撤退打掩护。因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已被打残歇息整补，12日起，由新增第十八师团继续强攻，新22师为实现史迪威制定的“平满纳决战”阻敌激战21天，结果由于英军只顾撤退“平满纳决战”泡汤，算是白打。而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迅速由东线北进，直接威胁我军后路。关键时刻，史迪威老儿又凭空搞出个“曼德勒会战”的把戏，欲将我军分布于平－曼公路三百余公里战线上，除挨打外攻守皆不得。杜聿明急电请示重庆，抵制该部署，计划率第五军移师东进，坚守棠吉、梅苗，与第六军合力保卫腊戌截击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力争御敌于国门之外兼可以保护堆集在缅北的大批美援军火物资。不料数日内重庆竟然无答复，错过戎机！

杜聿明与顾祝同一样愚忠，不敢自主决定却被史迪威、罗卓英调遣西开，只为不知所措的“曼德勒会战”其实仍是掩护英军。日军五十六师团抓住战机，连续在东线发动攻势，我军则被史迪威、罗卓英调遣往复瞎跑。直至24日，重庆始回复杜所请，却不知所云：“腊戌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戌不守，则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应以密支那为后方，第六军应以景东为后方。”罗卓英下令200师向东攻打罗列姆，其余各部北撤准备“曼德勒会战”。戴安澜只得率200师放弃要隘棠吉、余韶第九十六师放弃坚守已八日的雅美丁，各奔东西。28日，眼看着日军顺利攻占腊戌并继续北上，“曼德勒会战”彻底泡汤，罗卓英惊恐万状，30日下令全线撤退。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断了后路且打开了国门，不但掳获数万吨美援物资，还直抵怒江占领滇西广大地域。以后，杜又拒绝孙立人集中全部兵力猛扑密支那，趁日军立足未稳之时夺回此地的建议，愚忠重庆指令，抛弃重武器及辎重车辆，率领各部徒步穿越野人山归国，所导致损失与伤亡竟数倍于作战损失，十万余国军精锐丢盔弃甲仅存四万余人！

接下去1943年的鄂西会战、常德会战，国军皆以惨重伤亡告终，唯有驻印军未受军令部干扰在胡康河谷打了些胜仗。我们如今已经知道刘斐在解放战争中将国军调入共军包围圈的故事，例如淮河战役中宋希濂便指着地图对杜聿明说过：国防部的命令把我们调进共军包围圈，逐个被歼灭。廖耀湘在跟刘斐争论后也曾骂骂咧咧说国防部计划共军了如指掌，这个仗还怎么打？却没有谁敢向老蒋直言。毛对刘斐之夸赞不是白给的。却不知刘斐早在抗战期间就如此将国军送给日军歼灭的了。

例证之四是：武汉会战后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转进大别山，总司令部及安徽省政府均设在立煌（金寨）县。由于廖磊、李品仙积极收复失地，不仅在皖西恢复了十几个县政权，还延伸皖东建立了古河为中心的根据地，李部甚至把势力扩展至皖南。李、白不无得意地宣称：“国民党部队在其他地区所建立的敌后根据地都完蛋了，只有我们大别山根据地，不但能够屹立于敌后，而且还日益发展和繁荣。”他们或不知，这多少得益于毛一再指示新四军集中兵力打韩德勤占苏北，不要分散兵力主动攻击桂系，兼以维护中共统一战线形象之缘故。

该集团军建制为三个正规军加一个杂牌军及若干游击纵队，形成极大牵制力量，不仅对于日军，就连新四军第五、第七两师发展皆成障碍。1942年冬，军令部忽以日军欲攻汤恩伯部以打通平汉路为由，急令二十一集团军驻扎在商城的主力第八十四军驰援汝南，归属汤恩伯指挥，以粉碎日军攻势。莫树杰率第八十四军移师汝南、正阳后，自行侦察发现根本不存在日军打通平汉线迹象，却有进攻大别山准备。于是电请军令部撤销成命，批准该军返还原驻地以抗击日军剿灭二十一集团军之攻势。几番请示却无批复，直至日军已开始攻击两日后始批准八十四军返回原驻地。

而李品仙恰出巡皖南未归，集团军由副司令张义纯代行指挥。张副司令急令各军驰援立煌，部署完各要隘防务之后便高枕无忧召开元旦庆祝大会，还搞阅兵式，夜里安排了提灯游行。配属二十一集团军指挥的杂牌第三十九军驻守防区要隘滕家堡，只因军长刘和鼎与张义纯虽属表兄弟却视若仇敌，日军一到即不战而逃，导致全局混乱。集团军却无战略预备兵力补救，待八十四军赶回原驻防地，立煌县城即已失陷。而日军闻知八十四军等皆已回援，恐被包围歼灭，遂焚毁县城后撤退。1943年1月6日“二十一集团军机密作战日记”战役总结：“乙、我军失败原因：1.本部自八四军之调豫南，即无战略预备兵力控置，致无法挽回败局。2.通信设备欠缺健全。3.各部情报均欠灵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机》，P1381）战后，各级将领均受不同程度处罚，唯独没人追究军令部责任。

例证之五，蒋的“统一军令”至抗战中期已初见成效，至少中央军已经无条件服从军令部指令了。河南作战实际上正是刘斐颁令的。日军4月17日攻河南，刘斐以军令部名义下达的命令使国军分散兵力，“未获上峰命令以前，不许移动”，致使其逐个被歼灭；国军本已在登封至临汝之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可军令部却命令国军在毫无工事的禹县、密县、许昌、漯河广大平川固守决战，不但使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构筑的防御工事白搭，且令国军伤亡惨重溃败迅速。如国军新29师受命死守许昌，以三千官兵抵御日军第37师团、第27师团、第62师团与第7旅所部万余人围攻，激战七日全师自师长吕公良将军以下皆殉国，而军令部全无增援或反包围歼敌计划。

豫中战事吃紧，蒋鼎文的四个集团军却奉命固守无战事的豫西黄河防线，眼睁睁瞧着这边吃败仗。就连日军军史也不理解国军何以顽固坚持“逐次增兵”的致命错误。若非汤恩伯、石觉等将领临机处置得当，汤兵团怕早已被刘斐调度给日军全歼了。日军第十二军作战记录：“作战目的，在捕捉汤恩伯之主力卅一集团军，尤其十三军。但虽在禹县及颖桥等地获得局部战果，而十三军主力，则在汤恩伯巧妙指挥下，仍能逸脱……虽予以封锁，反被突破，始终未能捕捉战意顽强之汤恩伯兵团主力。”

军令部还命令汤恩伯的27个师分别“死守”27个县城，不得移动。如此，河南国军均不得运动作战相互支援，更别提集中兵力歼敌，一个一个师皆成瓮中之鳖，坐待日军逐个歼灭。所幸汤恩伯及时察觉危机急令各部突围转移避免了冈村宁次围歼其主力的计划得以兑现，而汤本人因此招致“不战而逃”的恶名。还例如，老蒋原令刘茂恩部坚守洛阳7日，刘斐却变其令为“死守”，“守至最后一个人”。刘茂恩部守了12天，伤亡惨重亦被刘斐告以“不战而逃”。迎战之初李家钰愿率所部第36集团军主动出击打过黄河去搅乱日军阵线被否决，国军奉命挨打。（以上可参阅黎东方著：《细说抗战》。）4月24日，石觉将军根据敌情急令所部十三军第四师抢占登封至告城段工事，约为登、临既设阵地之1/3弱，就打退敌110师团在飞机协助下整日狂攻，并随即会同从郑州密县败退的第八十五军残部发起反攻，追击敌至密县。而本应配合进攻的中美空军却爽约未至，登封大捷遂变成相持。此乃豫中会战中唯一胜仗。

石觉将军战后报告评述军令部作战部署：“敌军集中动用如此庞大兵力及特殊兵种，我事前竟毫无所悉，战略情报完全失却效能，盲目作战，自然吃亏”；“即以敌军作战行动之半径论，已超出我军预期决战地带达三、四倍，是我军之作战意图，未能支配战局，而反为敌人之意志所支配矣。”“今以装备贫乏之国军对拥有诸兵种、配赋重装备之敌作战，在毫无依托之平坦开阔地带，敌机械化兵团横行无阻，恣意蹂躏，其成败之数自可预卜。为避其所长击其所短，决战地区自应选择伏牛山与嵩山东侧，以登封迄临汝之既设阵地为底线，以与犯敌决战，较为妥适。”“现部署处处防守，不能守之处亦强令死守，非守不可之处（如临汝），配备反形薄弱，而且分点孤立死守，不能适应情况，活用兵力，更无法集中决战所需兵力，部署与计划完全脱节，终于为敌在宽广之正面及纵深上，对我作战部队各个击破或隔绝，使其失却平衡而无还手余地。”“因兵力部署侧重平汉路方面，后勤准备亦随之犯同样错误，各类补给仓库多置于叶县至洛阳公路之线及其以东地区，以西地区全无准备，致军队进入该区，粮弹两缺，不克维持战力，而原置叶洛公路以东之军品，反委以资敌，实为双重损失。”（石觉：《中原会战忆往》，载网络资料《析世鉴》）石觉本人之后也对刘斐有所怀疑，鉴于刘乃老蒋宠信之人，石觉便采用敬而远之的策略，所有军事行动计划皆刻意避开刘斐，他本人后来坚称此乃石部始终受害甚少的要诀。

汤兵团河南作战死伤各两万余人，何来“不战”劣迹？又奇妙的是，豫中作战后军政部收到来自河南各地民众告状信两千余件，集中攻击第十三军，谓其军纪废弛掠夺民财等等，甚至有“每兵牵牛一头”以及“宁被日本人杀，不愿十三军扎”、“河南四害，水旱黄汤”之类歌谣。陈诚亲自审阅始发现其中竟有三百余封字句完全相同的控告，却寄自相去甚远的不同地域，诸多地方十三军根本未曾涉足过！陈诚这才明白此乃有组织的诬告，欲借此促使国府将战斗力强悍的汤兵团调离河南。然而尽管陈诚为之申述辟谣，仍挡不住军令部调走汤兵团为共军腾地盘之举措。

例证之六是，最令后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至1944年，除去中国驻印军五个师之外，国军驻扎在云南第一、第五、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共五个集团军，连同炮兵、工兵等竟然达三十余万人之众！仅中央军便有近30个师在此。这些接受美式军训并配备美械的精锐部队调进不调出，防御的仅为侵入滇西的乙种第五十六师团约2.8万人。即使加上可能构成威胁的驻越北日军第二十一师团，也用不着如此巨大兵力来防范，遑论这个师团还需防备驻广西的国军。及至远征军开打滇西，且不论六个军参战是否过分，即便确有必要仍有约二十万大军无论内地如何吃紧却始终赋闲云南。

而广大中国内地，却是轮不到多少美械的相对弱旅防卫。大陆的军史家们分析说老蒋其实欲解决龙云，用得着那么大牛刀杀一只鸡？事实上后来杜聿明率不到一个军就搞掂龙云了。台湾的军史家们则咒骂史迪威，说他硬调4/5的战略预备队去打缅甸。实际上这时的调兵就更令人难看懂，谁也不曾想军令部在这件事里所起的作用。倘若在云南赋闲的部队哪怕走路回师一两个军，至少还赶趟阻止日军狂扫黔桂吧？须知，日军在桂黔进展虽顺利伤亡亦惨重，桂林之战主攻的第五十八师团每个中队只剩下五、六十名士兵；日本防卫厅战史《广西会战》称第三师团在黔桂边界：“为了处理死者的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来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入只得将骨灰装空的火柴盒了。”仅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联队，从湖南打到广西河池，战死校以上军官32名，士官以下873名。国军若从云南就近开一两个军来战况必不同。

1944年7月12日驻印军攻克孟拱、8月5日克密支那；远征军9月7日克松山、14日克腾冲。加上在印度英帕尔之惨败，驻缅日军援军尽失，滇缅战局可以说大势已定，歼灭日军已为时不远。此时日军尚在湘桂边界，调动驻云南国军精锐东向御敌可谓毫无牵扯。可军令部直至10月始舍近求远从第六战区调87、94军；第一、八战区调9、13、29、57、98五个军，连同重庆卫戍部队97军共八个军20个师日夜兼程南下黔南以拱卫陪都。让人看不懂。等这些部队长途跋涉陆续到防，不但重复着逐次增兵的蠢招，仅独山一带被日军缴获或焚毁的军用物资就可装备48个师！那可是花了极大代价走驼峰航线运进来的，还没运到目的地就呜呼了，可就连97军这样的“御林军”也操持旧枪械作战。

我们注意到，上述部队除97军之外其余七个军皆抽自中原各战场，不但消解了延安地区的防卫压力，还使国军收复中原失地的计划落空。尤其是第9、第13、第57三个主力军撤出河南，时间上的巧合更不可思议。10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豫西根据地的部署》，决定派王树声等到河南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1页。）任命王树声为河南军区司令员和河南抗日军司令员。同月下旬国军三个军驰援黔南，同时王树声率部队由延安出发奔河南，毛亲自送行。此次调遣堪称对中共大力进军中原之最佳配合，除可将陕甘宁边区多年未打过仗的大批老部队抽出之外，其他各根据地亦倾巢而出扑向中原。日军“一号作战”未能击溃的国军主力开拔大半，剩下那些弱势军队被共军轻松地歼灭，一举攻占中原大片地域，势力骤增一倍，为后来的内战奠定胜机。刘斐之贡献何止“送情报”那么简单！

且作旁证的还有，薛岳第九战区的精锐部队接受军令部整编，按照1943年《陆军各部队改进大纲规定》，甲种军（三师制）抽一师，例如第十军抽走190师，官佐留下，老兵悉数调走，另补新兵交由训练。说是国军换装美械，其实美械之80%以上仅用于装备入缅作战之军队，而内地各军仍使用旧装备。陈纳德愿将自己支配额度内的武器弹药转1000吨转给薛岳，以备大战之需，史迪威却迟迟不批准。鉴于日军压迫日甚，史氏同意拨给，却该批军火在昆明便不知所踪。

就在日军兵临长沙之际，军令部却令薛岳赴衡阳布置防务，缘由在于重庆发言人已宣布要在衡阳发动“规模巨大的艰苦反击”。薛岳未料到日军如此迅猛，大意认为不日即返长沙故未授权临时协调主官。岳麓山炮兵首长发觉无步兵协防恐日军袭来炮阵会失守，却无人可作此调遣。果然，日军首先于6月17日晚攻长沙首先出机动部队拿下炮兵阵地，无炮兵协防原先作战计划全部泡汤，长沙城守军粤系张德能第4军连夜不战而逃。尽管有人编造了各种说法，但美军一中士是夜恰宿长沙，18日上午醒来时发现守军已连夜撤离，非但没有什么毒气弹之说道，就连真正意义的战斗也没发生过。

肩负守卫衡阳重任的方天觉第十军，该军增援常德会战损失过半，尚未得增补齐全，方天觉赶紧扣下已补训新兵的190师，这才保住“半壁江山”，担负守衡阳重任的第十军只相当于一个半师的兵力。老蒋亲曰：“你第十军常德之役伤亡过半，装备兵员迄未补充，现又赋予衡阳核心守备战之重任。”蒋原调桂系新19师增补，临战时军令部又改令第54师取代，新19师返桂另有任务。而54师仅有一个团担负衡阳机场守备，其余皆远在外地无法调集。且此团刚开战即不知去向，只剩空巢师部留在衡阳，换掉了满额的新19师。如此导致衡阳守军只有1.73万人，作战人员不过1.4万而已。

尤其不可思议的荒唐事，蒋亲准第十军炮兵营配装美制75山炮12门以坚守衡阳，该军炮兵营远赴昆明领取后赶回衡阳，途径桂林却被该地炮兵第一旅连人带炮整体“收编”，该旅居然弄得到军令部令，将该营编为该旅第29团二营建制。若非方部直接电告蒋本人，蒋复电命令该营归建投入衡阳保卫战，此等荒唐事就得逞了。该营虽归建，炮却被吃掉一半只剩六门，因战局急迫无时间讨说法，张营长紧赶慢赶，才得以在日军已开打时携六门山炮硬冲进入衡阳。在军令部一系列操作之后，如此“重任”仅靠残缺不全的第十军担负，直属军令部调遣的几个美械炮兵旅、团，全都呆在桂林附近赋闲。不要说开进一两个炮团，只要别扣掉那六门山炮，再补充后来被自毁或日军缴获的炮弹的若干分之一，衡阳保卫战必是另一种局面。（参阅：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

方天觉部尽管骁勇，死守衡阳达47天，横山勇第11军连同增援十余万兵力屡攻不克，伤亡达七万之多，师团长佐久间中将、参谋长原田贞三少将重伤；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阵亡，还有和尔基隆等两位死后追授少将衔的主力联队长。国军六个军轮番解围皆无果而终，桂军第四十六军已进抵衡郊，一触即西撤；粤系第六十二军进至离第十军仅两公里处，也是一触即撤，方部按无线电约定派直属特务营百余人冲出防线接头，该军已不知去向，该营只得再杀回包围圈。周围数十万国军倘若反包围，日第11军灭顶之灾恐难免。什么都没发生，只有第十军苦战杀伤十余倍敌军直至弹尽粮绝停止抵抗。而国军则坐待日十一军休整经月补充十万新军然后开始新的进攻。

整个湘桂作战，日军投入三个甲种师团，六个乙种师团，一个丙种师团加两旅团，总兵力约20万。国军投入十六个军约50万。衡阳失守后军令部令各部撤往粤省，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闻令大怒，因日军已中止韶关方向作战，专事打通湘桂线，照此令行事无异于为日军让路。在薛岳的批准下杨森部抗命转进黔桂方向，多少还抗击了日军。问题在于，军令部所有命令都是分兵死守，恰合日军各个击破之意图。日军主力南下，调几个军攻长沙或衡阳，至少可起围魏救赵之作用。现在看军令部的调遣，国军基本属于分兵防守逐次挨打之状态，刘斐操持的军令部至少该负愚蠢责任，本该由军事法庭审判，却因老蒋宠信，乃至发现问题的国军将领均不敢言。唯有胡宗南部参谋长盛文将军直斥刘斐为“匪谍”，却遭蒋停职审查，居然委任刘斐做审查者！

日酋畑俊六本以为会在长衡作战时蒋会调滇缅作战之美械部队在湘南桂北激战，方面军作战令不准第十一军冒进，更没有向黔省进攻的打算。结果什么都未发生，横山勇即兴发挥违背方面军军令，却出乎意料地打得连老蒋都慌了神。

但愿只是一种偶然，自刘斐上任军令部次长以后，国军统帅部就没能指挥打一场稍微像样的仗，直至败走台湾。而刘斐不能直接插手下令的作战就没有屡战屡败的晦气。缅北的作战由盟军联合指挥部指挥作战，滇西战场归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都是胜仗。而1944年冬建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出任总司令，大幅度改变了指挥系统，军令部不能再包揽作战部署。该司令部立即空运廖耀湘新六军返湘，一改军令部“八年一贯制”的分兵死守，逐个被歼的老套路，廖耀湘还重操首次入缅的成功尝试，并参照美军特种部队经验，组建、训练王楚英突袭队奔袭敌后日军，连续获得奇效。陆军总司令部所指挥的湘西会战获得几近歼灭性的雪峰山大捷，其所属部队在广西等地追击作战也即大反攻，也都节节胜利。而同时段作战的湘鄂赣边区作战、豫西鄂北作战，仍由军令部直接指挥，前者被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南段，攻克郴县、三都、莲花、永新、英德、韶关、遂川、始兴、赣州、南雄等城镇摧毁上述地域的机场。后者虽有美军飞机助战，仍被日军占领大片土地并摧毁老河口机场，达成战役预定目标。及至日军撤走，国军始恢复战前态势，充其量是一场消耗战。

纵观整个抗战，号称国军头号军事战略家并手握实权的刘斐，根本没有计划过任何一次稍微像样的作战，无论共军还是日军，授予他一吨重的纯金勋章也不冤枉。可是蒋公抗战胜利后又是“整编”又是“统一军令”，愣是绕着弯子把军令大权继续交给刘斐，直至亡命台湾。